咨询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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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许多行为学者开始认识到，直接学习（学习者对刺激作出反应并给予直接强化而完成的学习）并不是获得新行为的惟一途径，班杜拉（A.Bandura）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人类许多复杂的行为都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通过观察学习获得的，学习者无须事事通过亲身接受外来的直接强化进行学习，而可以通过观察别人的行为及行为的后果，替代性地得到强化。他通过研究证实，恐惧反应、攻击行为等适应不良行为均可通过观察学习而习得和消除。为了支持这种论点，一些学者特别提到疑病症儿童往往来自具有特别关注疾病的家庭背景。沿这条途径寻求来访者问题产生的原因，就要重视环境因素对来访者心理与行为产生的影响作用，不仅要了解来访者个人生活史，还要了解其生活环境，包括微观环境（包括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居住社区环境）和宏观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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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本主义途径

这条途径是依据有关心理障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而提出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派代表人物马斯洛（A. H. Maslow）提出“需要层次论”和“自我实现论”，认为人类有五种基本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每一时刻最占优势的需要支配着一个人的意识，成为组织人的行为的核心力量。他认为，不重要的愿望遭受挫折不会产生心理病理方面的后果，冲突和挫折未必是致病之因，只有当它威胁和挫伤基本需要，或者威胁和挫伤与基本需要密切有关的部分需要时，才成为致病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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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主义心理学派另一代表人物罗杰斯（C. R. Rogers）也认为自我实现是人类最基本的动机。人类都具有一种自我实现的需要，即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各种潜能的内在趋向。精神病态是个体在不良社会环境（主要是不良的人际交往过程）影响下偏离自我实现的方向所致以罗洛·梅为代表的存在分析治疗认为，现代人心理障碍的原因在于个人存在感和自由选择能力的丧失，在于意志和责任感的丧失。所以治疗就不仅是个心理学问题，更是一种哲学问题：那就是寻求人生的意义，发现存在感。心理治疗的首要目的是使患者重新发觉和了解自己的存在意识，认识和了解自己的潜能并发挥这些潜能。沿这条途径寻求来访者问题产生的原因，就要了解来访者的基本需要及其满足情况；了解来访者成长过程中的人际交往情况，特别是人际交往对来访者自我概念形成的影响；了解来访者是否感受到自己的潜能与存在价值，是否发现生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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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认知途径

这条途径产生于行为主义内部的认知派和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认知心理学（也称信息加工心理学），目前已成为西方心理咨询和治疗的重要流派之一。这一途径反对行为途径的简单机械的S－R公式，认为认知有决定情绪、行为的重要作用；它也反对精神分析途径的潜意识（本能）决定论观点，强调理性和认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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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认为，对外界刺激和人行为的后果进行分析是必要的，但这不足以用来解释人的复杂行为。人不是环境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牺牲品，人是有理性的，人能反作用于环境，改造环境；一个人如何看待、认识评价环境事件，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人生中会遇到无数的心理社会性刺激，不同人对同一刺激可以有截然不同的情绪和行为反应，因为不同的人对同一刺激有不同的认识评价。之所以有不同的认识评价，是由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知结构、需要、动机、态度、信念、价值观和生活经历。因此，这条途径主张将人的行为同其内在的心理过程与心理结构联系起来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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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途径认为个体认知上的歪曲与局限是造成其情绪障碍和行为适应不良的主要原因，为此，治疗的关键在于纠正错误的认知过程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错误观念。采用认知途径寻求来访者问题产生的原因，就要了解来访者的认知特点，尤其是来访者是否持有不合理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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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物医学途径

　　这条途径是依据心理障碍的生物医学模式而提出的，心理障碍的生物医学模式强调心理障碍产生的生物学因素，包括遗传、体质、解剖结构、生理生化及脑与躯体损伤等方面，尤其是遗传因素在心理疾病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同时着重于采用生物学方法消除和控制心理障碍。沿这条途径寻求来访者问题产生的原因，就要了解来访者及其家族既往病史，特别是精神疾病史；了解来访者当前的躯体健康状况，许多患有躯体疾病的病人的认识、情绪和意志过程乃至人格等都可能发生变化，这些由躯体疾病引发的心理改变，正是采用生物医学途径的咨询者所要探明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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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会文化途径

　　这条途径产生于心理障碍的社会模式。该模式认为大多数心理障碍与正常心理一样都是个人的社会生活的产物，都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强调诸如社会制度与体制、社会发展水平、阶级阶层差别、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社会变迁、生活事件等社会因素在心理障碍发生与发展中的作用，并认为社会因素的这种作用尤其突出地表现在社会急剧变迁的过程中。例如，许多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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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群，如经济条件差、教育程度低、职业不好、生活环境不良等，心理障碍的发生率高［5］。

(2)由于社会动乱、社会解体、文化冲突、战争、高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等社会性应激源的急剧增加，极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心理负荷，使人们长期处于过度应激状态。此外，由于急剧社会变迁所带来的严重社会失范（anomie），使个体在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方面无所适从，出现焦虑、恐惧、抑郁、愤怒等情绪反应，损害人的身心健康，导致各种心身症状的出现［6］［7］。

(3)社会支持与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在缓解心理压力、消除心理障碍、增进心理健康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8］。处在社会转型期的我国，原有的社会支持系统正迅速瓦解失去作用，新的社会支持系统正在构建之中，仍很薄弱，难以发挥心理保健的作用［9］。

(4)社会文化因素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精神分析理论中的社会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妮（K.Horney）认为，产生神经症的个人内心冲突，虽然不排除个人因素，但本质上却来源于一定社会的文化环境对个人施加的影响。也就是说，神经症的根源要从社会文化中去寻找。霍妮强调了三种主要的文化矛盾：一是竞争、成功与友爱、谦卑的矛盾，二是人们不断被激起的享受需要与人们在满足这些需要时实际受到的挫折之间的矛盾，三是所谓的个人自由与实际受到的各种限制之间的矛盾。这些社会文化困境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产生难以调和的内心冲突，正常人与神经症病人的区别仅仅是程度上的。可以说，神经症患者的内心冲突是一定文化内在冲突的缩影，神经症是时代和文化的副产物［10］。当代中国人心理疾患的产生除了由于人类“现代文化”所固有的矛盾和缺陷所致以外，也与我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尤其表现在传统文化对个体早期社会化的影响［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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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的社会取向，即个体服从整体，淹没于整体。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取向又可具体分为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和他人取向等四个方面［12］。来自文化上的上述特点直接影响到中国人早期社会化的内容与方式。在传统文化的指导下，中国人的早期社会化多经历依赖、求同、自抑等方面的训练和塑造，神经症中的强迫症、抑郁症、焦虑症的形成便与此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