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咦？你原来不是一直在打听地理吗？
钟敬文先生生平
钟敬文先生(1903-2002)是我国著名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教育家、诗人、散文家，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等职。
钟敬文先生，原名谭宗，又名静闻、金粟。1903年3月20日出生于广东海丰。
1920年，先生年仅17岁，就读于海丰陆安师范学校，因感受了“五四”的春风，与同学们一道宣传演讲，抵制日货。正是这样的人生实践，使先生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1922年陆安师范毕业后，他留在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这一时期他受到新文化思潮和北大歌谣学运动的影响，对民间文学发生兴趣，开始搜集、整理民间歌谣故事等，并在北大《歌谣》周刊陆续发表了《读〈粤东笔记〉》、《南洋的歌谣》、《海丰人表现于歌谣中之婚姻观》。同时开始写作白话新诗，1923年与两位好友共同出版新诗集《三朵花》。
1926年夏，受彭湃、聂绀弩的影响，为了寻求更充沛的思想滋养，先生来到了当时的国民革命中心广州，这是先生走上治学生涯与追求真理之路的关键一步。在岭南大学工作、学习之余，先生利用图书馆开始了民间文化的研究工作，整理了《粤风》等民俗文献。并结识了冼星海、刘谦初等进步人士，开始阅读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革命书刊，给《少年先锋》写稿。这一年他整理的第一本故事集《民间趣事》在北京北新书局出版。
1927年春，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鲁迅先生来到广州，钟先生兴奋地邀约一批青年朋友拜见了鲁迅先生，并广泛搜集有关鲁迅先生在羊城的行踪，编成《鲁迅在广东》一书，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同年秋天，先生经顾颉刚介绍，转入中山大学，担任中文系助教并教授预科国文。这时一批原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与风俗调查会的骨干如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等聚集中大，他们继续开展在北方从事的新学术事业，钟先生便成为积极参与者与组织者。他协助顾颉刚等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研究组织——民俗学会，创办民俗学讲习班，编印《民间文艺》、《民俗周刊》及民俗学丛书，积极宣传与推进民俗学这门新学问。 这一时期钟先生出版了《荔枝小品》、《民间文艺丛话》等文艺与学术专集，在文艺界学术界崭露头角。
1928年夏，正当先生努力追求思想与学术进步的时候，遭逢了涉世以来的第一次打击，学校保守势力借口钟先生经手付印的《吴歌乙集》问题，解除了他的教职。在钱塘江潮水高涨的时候，钟敬文应朋友刘大白之邀，到了杭州。
在杭州，钟先生热心于散文、小品的写作，出版了《西湖漫拾》（1929）、《湖上散记》（1930）等散文集，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郁达夫对钟先生的散文有很高的评价：“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之后武”（1935）。阿英在《现代十六家小品》（1935）中认为钟先生的散文不少篇章是“新文艺的小品中的优秀之作”。钟先生这些散文创作成就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钟敬文先生在热衷于文学创作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自己研究草根文化的使命。在杭州他团结了一批同志，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编印了《民间》（月刊）、《民俗学集镌》及民俗学丛书。这一时期，是钟敬文先生学术迅速成长的时期，他致力于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写下了多篇民间文学的研究文章，如《〈山海经〉神话研究的讨论及其他》（1930）、《中国民间故事型式》（1931）、《中国植物起源神话》（1933）、《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1933）等，从而奠定了他在神话学、故事学方面的学术地位。并注意吸取国外的理论研究成果，同外国同行建立学术联系。一时间杭州成为继北大、中大之后民俗研究的重镇。1928年至1933年间，钟敬文先生先后任教于杭州高级商业学校、浙江大学文理学院、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此时，他十分强调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的社会教育功能，认为这是民众教育的重要内容。钟敬文先生还创办了《民众教育季刊》（后改为月刊），在季刊上专门出版了“民间文学专号”。1933年夏，他曾应江西教育厅之邀，远赴千里之外的南昌，作民间歌谣的公开演讲。
1934年春，钟先生辞去浙江大学专任讲师的教职，与夫人陈秋帆一道东渡日本深造。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研究院，钟先生成为一名出色的研修者，他每天伏在那九层楼的图书馆里，耽读着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著作。每天的午餐是一毛钱一碗的荞麦面，为的是省下一点买书的钱。生活是清贫的，但精神却是快乐的。在跟随著名神话学家西村真次学习神话学期间，钟先生在当地的《民族学研究》、《民俗学》月刊等学术杂志发表了《老獭稚型传说之发生地》、《盘瓠神话考察》等多种关于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论著，钟先生在日本结识了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的实藤惠秀教授和增田涉、竹内好诸君，参加了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活动，并发表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现状》的专题演讲。在日本期间，他始终保持着与国内民俗学界的联系，在《艺风》杂志上主编《民俗园地》，向国内介绍民间文学、民俗学理论，从而有力地推进了中日之间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学术交流。他在《艺风》上编辑了数期学术专号，特别是撰写发表了《民间文艺学建设》这篇重要学术文章，首次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民间文艺学的问题。为建设中国自己的民间文艺学学科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6年夏，钟先生从日本回到了杭州，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民俗学、民间文学事业。他除了担任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专职讲师外，还兼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文艺导师。在《民众教育》月刊编辑了《民间艺术专号》和《民间文化专号》。他与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的同事一道举办了“民间图画展览会”，展出了约3000件浙江及部分外地搜集来的民间绘画、木刻艺术品，此举得到社会舆论和各界的好评。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钟敬文先生投笔从戎，到广州四战区政治部作视察专员，从事鼓动群众、宣传抗日的文字工作。他跟随部队转战粤北，亲赴战地采访收集军民抗敌事迹，与陈原共同编辑《新军》杂志，还与同志一道创立了中华全国文艺抗战协会曲江分会，被选为常务理事；钟敬文先生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写出了《抗日的民族老英雄》、《指挥刀与诗笔》、《牛背脊》等多篇报告文学。他的这些战地篇章，鼓舞着南国抗战军民。钟先生本人对有着同样爱国激情的“欧罗巴的良心”罗曼·罗兰无比崇敬，他在《纪念罗曼·罗兰先生》的一文中说：“他是我灵魂的深切的关与者。读着他的作品，我完全被带入一种比现实远为严肃和深邃的世界。”
1941年钟敬文先生重返当时设在坪石的中山大学，先后任副教授、教授、文科研究所指导教授等职，讲授民间文学、文学概论、诗歌概论等课程。1945年中山大学迁回广州石牌，钟敬文先生继续在中大执教。1947年钟敬文先生因思想“左倾”再次被中大解职，7月在批阅完研究生考卷后，悄离广州，前往香港，任教于进步人士云集的达德学院文学系。
949年5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应党的邀请，钟敬文先生回到北京参加第一次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见到了久所敬仰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周恩来给钟敬文先生写下了“为建设人民文艺而努力”的亲笔赠言。8月，应北京师范大学校委会主席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之聘，钟敬文先生就任师大中文系教授，并兼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1952年教育部任命钟敬文先生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务长，1954年又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科研部主任。
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钟先生与郭沫若、老舍一道满腔热情地筹组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宣告成立，大会选举郭沫若为理事长，老舍、钟敬文二位为副理事长，钟敬文先生主持该会的日常工作。经历了数十年的努力，中国终于有了全国性的研究民间文艺的专门机构，钟先生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他心身畅快地工作着。他先后主持创办了《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学》等刊物，为民间文艺研究提供了园地。在北京师范大学等大学讲授民间文学（后改名人民口头创作）课程，并创建全国第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1953年他率先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了民间文学研究生班，为新中国培养该领域的高级人才。
1954年他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并参加了政协全委会组织的宪法草案（初稿）座谈会，钟敬文先生充满了参政、议政的热情。可惜好景不长，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将他打入了冷宫，1957年钟敬文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其研究部主任、校务委员、学报编委职务也被撤销，此后一段时间，钟敬文先生失去了政治权利，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自由。1962年，“右派”摘帽，他悄悄地开始了学术研究，撰写了《晚清时期民间文艺学史试探》、《晚清革命派作家的民间文艺学》等至今为人称道的学术论文。接着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钟先生的学术生命又被无情地中断了十年之久。
岁月蹉跎，先生弘毅之志未坠，改革开放之后，钟敬文先生获得了第二度的学术青春。1979年，年近80的他为恢复民俗学的学术地位而呼吁奔走，亲自邀约顾颉刚、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白寿彝、罗致平等七位著名学者，联名倡议恢复民俗学的学术地位，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术机构。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钟先生当选为理事长。为了推动和协助各省市这类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他北至丹东，西至兰州、成都、贵阳，南至广州、桂林，东至上海、杭州、宁波，参加成立大会，参与学术讨论，进行学术演讲。
1979年钟先生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常委，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评议组中国语言文学评议组成员，为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
钟先生十分重视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教学科研工作，为了推进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学科建设，钟敬文先生先后两次组织全国高校教师编写《民间文学概论》（1981年出版，1988年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民俗学概论》（1998年出版，1999年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作为专业教材与理论普及读本。并在北京先后六次举办民间文学、民俗学讲习班及高级研讨班，为全国培养了数百名民俗学学科急需的人才。80年代初，钟先生还承担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民间文学部分的主编工作。在钟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共同努力下，1988年中国民俗学被列入国家二级学科目录。钟敬文先生为之奋斗了近80年的民俗学事业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作为中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第一批文科博士后流动站的合作导师钟敬文先生，为了培养学科建设所需的人才，始终坚持在教学科研第一线。
新的20年，是钟敬文先生获得巨大丰收的时期。1988年他所领导的民间文学的学科点，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
1994年北师大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建立，钟敬文先生亲任所长。1997年中国民间文学学科进入了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行列。2000年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在这一时期，钟敬文先生领导的学科点培养了近五十位博士、博士后，以及来自国内外的访问学者，其中绝大部分成为民俗学民间文学教学研究的骨干力量。他主持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创建与实践”的教学改革项目分别获得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2000）、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2001）。
1979年以来，钟敬文先生在科学研究上登上新的高峰，取得了丰硕成果。先后出版了《新的驿程》、《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钟敬文学述》、《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等十余部著作和数十篇具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论文，这些成果标示着民俗学科的不断进步，具有重大理论指导意义。他的《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论文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获民间文艺山花奖首届学术著作奖最高荣誉奖（2001）。此外，在钟敬文先生的率领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成为中国民俗学建设的重要基地，北京师范大学的民间资料库、以及建设中的民俗博物馆，已经成为开展中国民俗研究的信息与资料中心。
钟敬文先生是一位学者，又是一位诗人。他一生嗜好诗艺，读诗、作诗、评诗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割舍的精神内容。幼年开始学习古典诗词，青年时代对新诗发生兴趣，比较起来，他尤爱古体诗词。清人王渔洋、近人黄节的诗集是他随身必带的书籍。他具有深厚的诗学修养，一生创作了大量动人诗篇，发表了精美的诗论。他的新、旧诗集仅单行本就有《三朵花》（1924）、《海滨的二月》（1929）、《东南草》（1939）、《未来的春》（1940）、《天风海涛诗词抄》（1982）等7部。他对诗歌创作理论十分重视，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陆续写下了大量的诗话、诗论，如《盲人摸象式的诗谈》（1928）、《天风海涛诗话》（1941）、《诗心》（1942）、《蜗庐诗谈》（1947）等，后来这些诗学理论著作汇集成《兰窗诗论集》一书（1993）。这些诗歌与诗论表达了钟敬文先生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生的体悟，以及对社会的责任与对事业的抱负。他的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在中国现代诗学界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风貌。钟敬文先生有着诗人的本色，曾说：将来在自己的墓碑上刻“诗人钟敬文”。钟敬文先生对自己的学问十分谦虚，对关乎性情、表达志向的诗艺颇为自得。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钟敬文先生学问深厚、品行高洁，是一位名符其实的教育家。在长达80年的教师生涯中，始终坚持教书育人的教育原则，始终重视民众教育事业。他将教育看作是人格学识提升的过程，对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职责十分看重，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在人才培养上，他有着独到之处，人品是第一看重的标准，其次才是学问，因此对学生的道德品质有着严格的要求；因材施教是他培养学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则，他根据民俗学学生来源不同学科、程度各异的实际情况，区别对待，为他们制定不同的培养方案，确定不同的培养要求，力求使学生按阶段性目标不断进步，有效地促成了学生的成长。为了快出人才，出好人才，钟敬文先生将自己一生积累的教学、研究资料与研究心得无私地奉献出来，让学生去完成一篇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看到学生的论文受到学界好评，有的还获得全国性学术著作奖，他感到由衷的喜悦。钟敬文先生一向重视少数民族民俗学人才的培养，在招收博士生时，注意招收少数民族学生，特别关心他们的成长，并鼓励他们学成之后回去从事本民族民俗文化的教学研究工作，他已为国家培养了包括蒙古、藏、彝、维吾尔、壮、朝鲜、纳西、满、鄂伦春、白、土家等民族的十多名高级研究人才，他们大多成为本民族文化研究的学术骨干。钟敬文先生在教育事业上作出了卓越贡献，为此他曾获得北京市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1982）、曾宪梓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一等奖（1999）。
钟敬文先生十分重视民族民间文化资料搜集、整理工作，1984年他被推选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主席后，便亲自领导组织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纂工作。这是一个有“文化长城”之誉的大工程，作为民间文学集成的常务副总编、故事卷主编，他在完成这项工程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全国各省故事卷的审稿中，钟先生不顾年迈体弱，参加每一次的审稿会，认真阅读文稿，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为了表彰钟敬文先生在集成编审工作中的重大贡献， 1997年文化部向他颁发了文艺集成志书编审工作特殊荣誉奖。钟敬文先生对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有着特殊的情感，他始终关注、指导着民间文艺家协会工作。在病重住院期间，他多次向前来看望他的民协领导建议，应尽快恢复协会的学术期刊，加强学会的学术研究力量。由于钟敬文先生长期致力于民间文艺建设事业及作出的突出贡献，2000年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向钟先生颁发了首届民间文艺山花奖终身成就奖
志存高远的钟敬文先生，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他曾在95岁的《自寿诗》中表露自己的心迹：“事功未竟意难安”，认为自己所倡导的民间文化事业还远远没有成功。他不断地思考着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方向，在1999年他推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理论新著，提出了建立多民族一国民俗学的新主张。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为了深入研究有深厚历史渊源的中国民俗文化，2000年钟先生承担了国家重点课题《中国民俗史》。中国民俗学学派的旗帜已经举起，钟敬文先生热切期待着中国民俗学早日成为一门成熟的民族文化科学。
2001年11月22日，由钟敬文先生亲自发起、由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举办的“民俗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隆重开幕，钟先生十分兴奋，他在会见来自全国各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代表时说：“这是我住院以来最高兴的一天，也是我80年来最高兴的一天！”钟老面对民俗学学术队伍的壮大与学科建设的发展，他有着发自内心的喜悦。他郑重地嘱咐民俗学工作者：“大家要有一种民族的自觉，将中国的精神视为命根子，将中国的优秀文化视为我们的命根子。”最后勉励大家：“我希望大家努力，努力，再努力！民俗学是一种重要的学科！”钟先生就是这样挚爱着他的事业，他的学问人生与祖国的民族文化血肉相连。2002年1月3日，由钟敬文先生的老朋友启功先生的提议，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北京友谊医院为钟先生庆贺百岁华诞，钟先生面对前来祝寿的学界与新闻界同仁，说:我要养好身体，回去讲课。最后，他使尽全身的力气，喊出了常在胸怀激荡的肺腑之音：“人民的事业是最伟大的事业！”
钟敬文先生经历新旧社会不同的时代，他的一生是追求进步与文明的一生，他与祖国、民族同呼吸、共命运。钟敬文先生常讲自己是五四的儿子，五四精神是钟敬文先生永远青春洋溢的精神血脉。他经常说：“我喜欢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为人类工作。”钟先生就是以这样的情怀孜孜不倦地工作着，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在医院里，他时刻挂念着教学科研工作。嘱咐教研室的老师代他为新来的博士生开设民俗学史课程，并亲自帮助二年级博士生选定博士论文题目，检查毕业论文的进展情况。钟先生一向对学生学业有着严格要求，他轮流约见18名同学到病房汇报学习情况。他惦记着学科建设的大事，一再询问北师大民俗学科申报国家重点学科的进展情况，还与出版社商谈出版一套中国古代民俗史志丛刊。2001年9月他在作《拟百岁自省》一诗以铭志：
历经仄径与危滩，步履蹒跚到百年。
曾抱壮心奔国难，犹余微尚恋诗篇。
宏思竣想终何补，素食粗衣分自甘。
学艺世功都未了，发挥知有后来贤。
人生与学问在钟敬文先生的生命历程中是那样水乳交融。钟先生的百年之旅不仅为创造了生命的奇迹，而且以其对民族文化的挚爱，对学问的虔诚，以及他与生俱来的人类善良品性，为我们树立了人生的典范。为了表示对他的崇敬，有人用“国瑞文宗”来赞誉，可谓实至名归！
他毕生致力于民族文化的研究与建设事业，直到百岁仍然筹划着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大事，在临终前的几小时还在说：“我有好多事没做”。钟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视事业、工作为生命的超凡脱俗者，他是一位纯粹的人、高尚的人，一位真正的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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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先生生平
顾颉刚(1892—1980），江苏苏州人。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古史辨”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民俗学家。笔名有余毅、铭坚等。
顾颉刚传略
顾颉刚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0年北京大学本科哲学门毕业。以后留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社会教育学院、兰州大学等，并任北平研究院历史组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燕京学报》、《禹贡半月刊》、《边疆周刊》、《齐大国学季刊》、《文史杂志》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顾颉刚受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从二十年代起即从事中国历史和古代文献典籍的研究和辨伪工作。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吸收近代西方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箱。与钱玄同等发起并主持了古史辨伪的大讨论，又广集当时的研究成果编成《古史辨》八册，形成了“古史辨”派。顾颉刚在其研究中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认为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周代时最古的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朝有三皇，汉代以后有盘古，古史系统的形成，主要出于战国到西汉的儒家之手。他以疑古辨伪的态度考察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指出孔子的“正乐”与社会上没有关系，批评梁启超把孔子说得太完美；断定六经决非孔子“托古”的著作，六经没有太大的信史价值，也无哲理和政论的价值；否定了儒家利用六经（尤其是利用《尚书》）编成的整个古史系统。又提出，必须打破中国古代民族只有一个、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以及古史人化、古代是黄金时代等观念。这些观点今天看来虽不尽正确，但在当时却具有反封建、反对经学偶像的意义。
顾颉刚一生著述颇丰，除所编《古史辨》之外，重要的尚有《汉代学术史略》、《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尚书通检》、《中国疆域沿革史》、《史林杂识》等等。
顾颉刚生平
1893年5月8日,顾颉刚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一个读书世家,1897年入私塾读《四书》。祖父、祖母和家仆都极能讲故事,顾颉刚从小就听了许多神话传说故事。1906年入当地一所公立高等小学,1908年转苏州第一中学堂,1912年秋,入上海神州大学,醉心于文学。1913年,入北京大学预科,沉迷于戏剧,发现一个故事会因时、因地、因人而流迁变化。1915年顾颉刚因病回家,完成《清代著述考》二十册,对清代学术有较深领会。1916年转北大本科,读哲学。1918年北大教授刘半农等人发起征集歌谣运动,征集各地民歌,并按日在《北大日刊》上发表一二首。此事引起顾颉刚的兴趣,时值夫人病逝,他回家闲居,心情郁闷,无法着手古史研究,于是便搜集起歌谣来。先在家中搜集,逐渐向邻居亲友搜集,一二年间竟搜到歌谣数百首,并其他方言、谜语、谚语、唱本、风俗、宗教等资料若干。1919年5月,顾颉刚续弦,他写了一篇《一个“全金六礼"的总礼单》的民俗文章。至此他开始考虑民俗学、民间文艺的一些问题,发现歌谣也和小说戏剧的故事一样,会随时随地变化。
1920年,顾颉刚在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计划长期编纂一部《中国书籍目录》,约二三百卷。冬,开始点校《古今俗书考》,同时,将自己收集的歌谣，对方言加注后陆续发表在《北京晨报》上,颇获学界好评。1921年,顾颉刚改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任《国学季刊》编委,编点《辨伪丛刊》。同时常与胡适、钱玄同等人书信来往,讨论古史、伪书、伪事等问题,着手撰写“古史辨"论文。这时顾颉刚也致力于《诗经》研究,认为《诗经》中部分诗是徒歌的民谣,先后撰成《汉儒的诗学和诗经的真相》、《歌谣的转变》、《诗经的厄运与幸运》、《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等文章,研究《诗经》的过程中,在《通志·乐略》里读到郑樵论《琴操》的那段“杞梁之妻"的话,引起注意,后又看到有关这个故事的材料,便下决心对这个故事作一番深入的研究,1922年,顾颉刚为商务部书馆编纂中学历史教科书,拟将《诗》、《书》等古籍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初孕“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学说,认为古代的史实记载多由神话转化而成。
1923年底，顾颉刚离开商务印书馆、回北大研究所，担任《歌谣》周刊编辑，专心从事民俗学、民间文艺研究，成为《歌谣》周刊的主要撰稿人。曾先后发表《郑樵对于诗词与故事的见解》、《东岳庙的七十二句》、《两个出殡的导子帐》、《各种方言标音实例（苏州音）》等文章。1924年，《吴歌甲集》在《歌谣》周刊连载，反响很大。同年底发表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惊动了中外学术界,一时应者蜂起,提供资料、书信讨论纷至沓来。顾颉刚决定就孟姜女故事作一系列专题论述,他主编的九期“孟姜女"专号,将征集到的孟姜女故事资料和自己的研究文章陆续登出,成为《歌谣》周刊所出专号中成绩最突出的一种。1925年4月,顾颉刚等人到北京西效妙峰山进行社会民俗调查,后发表《妙峰山的香气》等文章。“五卅"惨案后,顾颉刚为《京极》主编《救国特刊》。9月,撰《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开头》。1926年初,《吴歌甲集》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室出版。4月《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受到各界瞩目,使顾颉刚成为史学界的核心人物。在所撰长序中,顾颉刚备述自己治学因缘,治学甘苦及治学方向。5月发表《孟姜女故事之历史系统》,6月撰成《苏州的歌谣》。秋天,赴厦门大学任国学院研究教授。年底,游泉州考察风俗,撰成《泉州的土地神》。1927年初,发表《孟姜女故事研究》,比之以前,对孟姜女故事的见解更加成熟,体系更加完整,使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学术界的地位更加巩固了。4月,赴广州中山大学,后担任学校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代理语言历史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等。年底,与何思敬、钟敬文等创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民间文艺》（后改名《民俗》周刊）顾颉刚撰写了发刊词。民俗学会还成立民俗物品陈列室,派员到韶关、云南等地考察、搜集唱本等民间文艺资料,创办民俗学传习班,顾颉刚主讲“整理传说的方法"又编辑出版民俗丛书。顾颉刚关于孟姜女故事的论著及其与师友的通信资料曾汇编成三册《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相继出版,《妙峰山》和《苏粤的婚丧》〈与刘万章合作〉也出版了。
1928年3月,顾颉刚赴岭南大学演讲《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阐述民俗研究的意义和目标。同时,顾颉刚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丛书》的总编辑,负责历史学和民俗学两类丛书的编纂。在中大期间,顾颉刚还先后为刘万章《广州儿歌甲集》,周振鹤《苏州风俗》、钱南扬《谜史》、谢云声《闽歌甲集》、陈元柱《台山歌谣集》、魏应麟《福州歌谣集》、吴藻汀《泉州民间传说》、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等书作序,发表《天后》及《东莞城隍庙图》等文章。
1929年5月，顾颉刚到北京，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又兼在北大上课，主编《燕京学报》。自到燕大后，顾颉刚专心于古史研究,决定对旧系统的古史作出清理,先后撰写了大批论文,如《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论易系辞传中现象制器的故事》、《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洪水之传说及治水之传说》等。治史过程中,顾颉刚曾以很大的精力研究《尚书》,发现其中《禹贡》等部分牵涉问题很多,必须进行全面的历史地理研究,才能搞清有关问题。这样,顾颉刚于1933年在北大和燕大开设了“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1934年初与谭其骧等人筹备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制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为挽救民族危亡致力于边疆和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禹贡》刊物成为当时中国历史地理、边疆和民族史研究的总汇,培养了一代历史地理学人才,并创立了中国的历史地理这门学科。同年,顾颉刚将自己研究《尚书》的成果分辑为《尧典评论》、《尧典问题集》和《禹贡讨论集》等出版,相继发表《五藏山经试探》、《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汉代学术史略》、《王肃的五帝说及其对于郑玄的感生说与六天说的扫除工作》、《三统说的演变》、《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夏史三论》、《九州之戎与戎禹》、《鲧禹的传说》等篇〈其中少部分与童书业合作〉。1935年初,顾颉刚曾担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主编《史学集刊》；7月,调查河北省古迹,编纂《北平志》,1936年5月,当选为禹贡学会理事,秋,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主编《大众知识》。从1929年顾颉刚到燕京大学至抗战前夕,他曾做过民间文艺研究,1931年与吴立模合作写成《苏州唱本叙录》。1933年参加燕京大学教职员学生抗日会,成立“三户书社"〈后改为通信读物编刊社〉,出版通俗读物,宣传抗日。接着,发表《鸣凤记中的吴歌》、《明俗曲琵琶调》、《王恩任拟歌谣》、《北平说书分类》、《滦州影戏》、《孟姜女故事材料目录》等文章,又点校冯梦龙《山歌》等。
“七·七”事变后,顾颉刚赴西北工作。9月,任甘肃“老百姓社”社长。编印《老百姓》旬刊。1938年春曾先后赴临洮、渭源、康乐、岷县等地考察。1938年10月,顾颉刚到昆明,任云南大学文史教授,在《益世报》上辟办《边疆》周刊1939秋,顾颉刚到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先后到郫县、双流、新津等地考察。1940年3月,创办《责善》半月刊,陆续发表《虞幕》、《乘龙》、《丽江禹迹》等《浪口村随笔》中的一些篇章。4月,被聘为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1941年春,赴重庆主编《文史杂志》。5月,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8月，任中央中文系和历史系教授,兼出版部主任。冬,迁北碚,任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社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教授等职。1944年秋,受聘齐鲁大学重任国学研究所主任,同时考察大足、合川等地,该年,与娄子匡主编《风物志集刊》。
1945年任交通书局总编辑,1946年主编《文讯》,完成《晋文公》等著作。是年秋,赴西北,任兰州大学教席。1947年担任大中国图书局总编辑,创办《民众周刊》,完成《当代中国史学》等重要著作。1948年7月,任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兼复旦大学教授。1949年,上海合众图书馆油印出版了他的《西北考察日记》、《上游集》、《浪口村随笔》等著作。秋，任诚明文学院中国语文系教授兼主任，又兼震旦大学教授。
解放以后,顾颉刚任上海市文管会委员、上海图书馆筹备委员、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常务理事。1951年任上海学院中文系教授,1952年任复旦大学教授。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员,担任《资治通鉴》总校。1955年,开始标点《史记》。1956年,加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57年,发表《息壤考》。1958年,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1959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发表《禹贡注释》。1962年发表《尚书大浩今译》,1963年出版《史林杂识初编》,内含《蚩尤》、《颛顼》等篇。1965年冬,因病到北京香山疗养院疗养。1971年开始,担任“廿四史"和《清史稿》的总校工作,1977年完成,先后由中华书局出版,1979年,发表《柳毅传说与遗迹》、《嫦娥故事的演变》、《〈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尚书·甘誓〉校释译论》等论文。该年,担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学术委员、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中国民研会副主席等职。
50年代， 顾颉刚“到京8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 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 苦闷已极。 ”到了“文革”，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顾颉刚的后半生基本还在做学术工作。
1980年12月25日,顾颉刚因病逝世。之后数年内,遗稿《〈禹贡〉中的昆仑》、《酒泉昆仑说的由来及其评论作》、《〈山海经〉中的昆仑区》、《中国影戏略史及其现状》、《〈六月雪〉故事的演变》等陆续得到发表外,顾颉刚尚有数百万字的笔记未曾面世。
顾颉刚作为一个史学家,享誉中外学术界,影响深远。他将史学上的创见运用到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来,为之贯注新血液,探讨新方法,同样取得了极大成就。他在孟姜女故事和歌谣学、民俗学诸方面的研究,赢得了很高的荣誉。
1924年,顾颉刚在《歌谣》周刊上连载《吴歌甲集》,历时三月,获得学术界好评。《吴歌甲集》于1926年由北大歌谣研究会出版单行本,这是一部科研价值很高的歌谣集子,不但出版的时间较早,而且有比较详尽的注释等,还附有研究文章《写歌杂记》多篇。刘半农写信给他说：“中国民俗学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
在民俗方面,顾颉刚作过很多考察研究。对妙峰山的考察,对土地神的探究以及对苏州婚丧礼节的论述,都不断有文章发表。在风气未开的当时,影响颇大。其中《妙峰山的香气》对群众朝拜碧霞元君女神的盛况作了考察研究,分析各种人朝拜、祈福的迷信心理和庙主假神戚敛财的实质,发现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祈福心理的关系。这体现了顾颉刚不是为调查而调查,为研究而研究的学术观点。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我国是首次对传说故事进行精细和系统的考证。他对记载于各种古籍和流传于当时口头的有关材料进行分析,对这个故事的产生、传播及变异状况进行系统的考证,意在对孟姜女故事起源的时间、地点和情节变化以及与历史的关系,作出尽可能科学的阐释。其《孟姜女的故事转变》和《孟姜女故事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从纵横两方面提出了故事的历史系统和地理系统。特别是后文,更加全面而系统地体现了顾颉刚的见解,他最重视“演变法则",试图由此来认识故事的源头、发展及变形。显然,他是将其古史学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运用到这个故事的研究中来的,这使其在这个研究领域里的成就卓然不群。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结论,一直很有影响,特别是其中对故事历史系统的研究成果,多年来一直成为定论。后来的许多民间文艺研究者,多在上面作些补充与发挥,他的“演变法则",也成为我们至今还在沿用的研究方法。
当然,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主要目的是“为研究古史方法举一旁证的例",是将传说作为研究历史的资料。研究结果表明,从孟姜女故事已看不清杞梁妻的真正历史面目了。既然如此,传说中记载的其他古史现象也便不可信了。这才是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真正目的,文章中贯穿了新疑古派的思想与方法。 在古史研究中,顾颉刚还涉及到许多古神话传说故事,对尧、舜、禹等神话传说均有研究。
顾颉刚为中国民间文艺理论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他那种对民间文艺作出了很大贡献。他那种对民间文艺作动态考察的眼光（“演变法则”）和对古籍资料搜求鉴别的真知灼见,曾给我国民间文艺研究以巨大影响,他研究中被及到一些神话传说人物、事件等,成为后来一些人的研究课题。除此,单就他在主编杂志、主持学会、宣传民间文艺、提醒带动同人进行民间文艺研究方面作的辛勤努力和所起的倡导性作用而言,其功劳也是异常卓著的。
附： 顾颉刚学术行年简表(辑自顾潮、顾洪《顾颉刚评传》)
1893年 1岁
5月8日(阴历三月二十三日)生于江苏省苏州市。
1894-1897年 2-5岁
在家中由祖父、母亲、叔父教识字、读书。
1898一1905年 6-13岁
入私塾，读《四书》毕，又读《诗经》、《左传》毕，读《礼记》未毕。读书之余喜听家人讲民间故事及苏州的掌故旧闻，由此启发了对历史的兴趣。读书不肯盲从，喜在书上批抹。8岁时根据《四书》中之历史系统及祖父所讲天地开辟的神话，串联成一篇《小史》。又读《古文翼》，学父亲学作文。自读《新民丛报》，喜爱梁启超的文章。
1906-1907年 14-15岁
考入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校，接受新式教育。入校不久，因患足疾在家养病两月，阅《汉魏丛书》及《二十二子》，略识古书全貌。病愈返校，英文、算学遂不及人，故益致力国学。始读《国粹学报》，接受章太严"整理国故"的思想。
1908-1912年 16-20岁
考入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受师友影响，极爱诗文，并常到玄妙观旧书肆阅览。二年级时，每晚由祖父教读《尚书》、《周易》、《礼记》，半年余读毕。翻阅《国朝先正事略》，从阎若璩传中得知其已把《古文尚书》辨明是魏晋间人伪造的；感到《今文尚书》中《尧典》等篇与《伪古文》文气相似，亦欲辨之。又读姚际恒《古今伪书考》，知其将《汉魏丛书》中不少书列为伪书，深感古书中问题之多。
1913年 21岁
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因报农科，编入二部。制图、数学功课吃力。12月，每晚到化石桥听章太炎讲学，得知今古文经学的分歧，愿从章太炎"六经皆史"的观点。嗜观京戏。
1914年 22岁
因欲改入文科，休学半年，每日看戏，由此认识到戏剧故事的变迁。秋后入预科一部，始正式用功。听马裕藻国文课、沈兼士文字学课，甚得益。自读八种书，依次按日圈点诵读，其中从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里得知上古有"神话时代"和"传疑时代"。受章太炎攻击今文家"通经致用"的启发，敢于为求真而治学。
记《寒假读书记》，此为毕生所记200册读书笔记之首。
作《〈古今伪书考〉跋》 (《古史辨》第一册)。
1915年 23岁
因病休学在家。始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受其"上古事茫昧无稽"的观念影响；知今文家自有其立足点，古文家亦有不可信处。
1916年 24岁
作《清代著述考》，成稿20册。编《学览》、《学术文抄》。夏，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听陈汉章中国哲学史课、崔适春秋公羊学课、陈大齐西洋哲学史课。
1917年 25岁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聘陈独秀、胡适任教。听章士钊逻辑课、胡适中国哲学史课、修辞学课，胡适讲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丢开三皇五帝而从周代讲起，在学生中产生极大震动。又读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从胡适学作白话文。
1918年 26岁
因妻病故而患失眠，休学在家。北大教授征集歌谣并在《北京大学日刊》陆续发表，读后感耳目一新。冬，参加北大同学傅斯年等发起成立之新潮社，为首批社员。
1919年 27岁
在家养病，搜集歌谣，方知歌谣也和小说戏剧中的故事一样，会随时随地变化。又将搜集范围扩大到方言、谚语、谜语、唱本、风俗、宗教各种材料。9月，到校复学。作《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 (《中国哲学》11辑，1984年)。
1920年 28岁
夏，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为图书馆编目员。读胡适《〈水浒〉序》及辨论井田的文字，认识到故事的来历和演变有许多层次，研究古史也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冬，应胡适嘱，搜集姚际恒辨伪资料，标点《古今伪书考》，欲总结前人辨伪的成绩。
1921年 29岁
任北大图书馆职，兼管国文系参考室。秋，兼任北大预科国文讲师，授作文课，旋辞。11月，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开办，任助教，兼图书馆事。
与胡适、钱玄同讨论辨伪书、伪事，计划编辑"辨伪丛刊"(通信刊《古史辨》第一册)。始有推翻古史的明了的意识和清楚的计划，提出《伪史考》设想。标点《四部正讹》、《诸子辨》等，辑录《诗辨妄》，决定标点《崔东壁遗书》。助胡适搜集曹雪芹家世资料，与胡适、俞平伯讨论《红楼梦》(通信分刊《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4辑、《红楼梦学刊》1981年3期)。自本年起，始记《颉刚日程》，历60年。
1922年 30岁
因祖母病，请长假归苏。为商务印书馆编中学语文、历史教科书，由此研究《诗经》、《尚书》、《论语》中古史资料，从尧、舜、禹的地位的演变发现古史是层累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个反背，由郑樵诗说启发了对《诗经》的怀疑，并敢于以歌谣去研究《诗经》。始识王国维，与之通信讨论《尚书》(通信分刊《文献》15、18辑，1983年)。始标点《崔东壁遗书》。
又作《郑樵著述考》 (《国学季刊》1卷1号，1923年)。 《郑樵传》 (《国学季刊》l卷2号，1923年)。《〈非诗辨妄〉跋》 (《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周刊》6期，1925年)。
1923年 3l岁
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刊《古史辨》第一册)，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引起一场古史大辩论。在辩论中又提出打破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人化、古代为黄金世界四个观念。标点姚际恒《诗经通论》 (中华书局，1958年)。与友人成立朴社，欲自行出书。12月，回北大研究所复职。年底，赴河南参观新郑出土文物。
又作《〈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 (《古史辨》第三册)。《郑樵著述考》(续) (《国学季刊》1卷2号)。《〈红楼梦辨>序〉 (本书首，商务印书馆，1923年)。《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古史辨》第一册)。《答刘胡两先生书》 (《古史辨》第一册)。 《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 (《古史辨》第一册)。《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 (《古史辨》第三册)。
1924年 32岁
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编辑《国学季刊》、《歌谣》周刊。作神道、风俗文多篇入《歌谣》。又作《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入《歌谣》(《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引起巨大反响，一时成为数十位学者共同的课题；编《孟姜女专号》。前几年所集《吴歌甲集》被北大歌谣研究会作为该会歌谣丛书第一种，先刊于《歌谣》，遂整理之。 兼任孔德学校教员，作《国史讲话》。为《语丝》、《现代评论》作文。
又作《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 (《古史辨》第一册)。《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 (《古史辨》第二册)。《宋王偃的绍述先德》 (《古史辨》第二册)。
1925年 33岁
《歌谣》周刊扩张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后，继续编辑。受北大风俗调查会之托，与同人到妙峰山调查进香风俗，归后编辑《妙峰山进香专号》，作《妙峰山的香会》入专号(刊《妙峰山》)。
作《吴歌甲集附录·写歌杂记》发表(《吴歌甲集》)。作《尚书》单篇译文发表(《〈盘庚〉中篇的今译》、《〈盘庚〉上篇今译》、《〈金滕〉篇今译》均《古史辨》第二册)，受到学术界好评。
"五卅"惨案发生，承北大同人推作文字向民众宣传，因以通俗文字作传单，效果甚好。又任北大救国团出版股主任，编辑《救国特刊》刊于《京报》。
与友人在京重组朴社，任总干事。开门市部景山书社，预备出书。
又作《论古史研究答李玄伯先生》 (《古史辨》第一册)。 《虞初小说回目考释》 (《古史辨》第二册)。《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 (《古史辨》第三册)。《答柳翼谋先生》 (《古史辨》第一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一九二六年始刊词》(本刊13期，1926年)。
1926年 34岁
编著之《古史辨》第一册由朴社出版，作长篇自序，说明自己研究古史的方法和所以有这种主张的原因。此书在学术界及社会上引起轰动。《崔东壁遗书》大致编讫，交上海亚东图书馆待印。《吴歌甲集》由北大出版。《诸子辨》由朴社出版。到华文学校讲演，始识恒慕义(A．w．Hummel)、博晨光(L．potter)。
8月，抵厦门。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史学研究教授，编《国学研究院周刊》；兼国学系名誉讲师，授"经学专书研究"课，讲《尚书》，编《尚书讲义》。
又作《孟姜女故事研究》 (《孟姜女故事研究集》)。 《瞎子断匾的一例--静女》 (《古史辨》第三册)。《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 (《古史辨》第二册)。《苏州的歌谣》 (日本《改造杂志》8卷8号，1926年)。《〈诸子辨〉序》 (《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 <《古史辨》第二册)。
1927年 35岁
4月，应中山大学之聘，抵广州。校中派往江浙一带购书，作《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刊《文献》8辑，1981年)。10月，返校，任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兼主任，授"中国上古史"、"书经研究"、"书目指南"课及文史导课，编讲义《中国上古史》、《尚书学》。又主编《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编《图书馆周刊》。在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内发起成立民俗学会，议决刊行丛书。
又作《读李崔二先生文书后》(《古史辨》第二册)。《悼王静安先生》 (《文学周报》276期，1928年)。
1928年 36岁
又任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事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出版物审查委员会委员、图书馆委员会委员、图书馆中文旧书整理部主任。编《民俗》周刊，办民俗学传习班。编《妙峰山》、《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三册、《苏粤的婚丧》，作为民俗学会丛书出版。9月，任"古代地理研究"、"春秋研究"、"孔子研究"、"中国上古史实习"、"三百年来思想史"课，编讲义。12月，任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
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邀，与傅斯年等共同筹办该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后因与傅意见不合退出筹办。 校点《子略》，由朴社出版。 又作《〈民俗〉发刊词》 (本刊1期，1928年)。《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 (《民俗》5期，1928年)
1929年 37岁
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2月，离广州北返。9月，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导师研究员及学术会议委员。又任燕大历史学系教授，授"中国上古史研究"课，编讲义，至次年编毕。又任《燕京学报》编辑委员会委员。
在朴社议决出版《辨伪丛刊》，《四部正讹》出版。标点《诗疑》入《辨伪丛刊》。 始识钱穆。
又作《〈四部正讹〉序》 (《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 《〈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 (《古史辨》第三册)。《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 (中华书局，1988年。其中：25章《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又刊《古史辨》第三册；32章《王肃之五帝说及其对于郑玄之感生说与六天说之扫除工作》又刊《史学论丛》2期；1935年；33章《三统说的演变》、34章《潜夫论中的五德系统》又刊《古史辨》第七册；《第二学期讲义序目》又刊《古史辨》第五册)。
1930年 38岁
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及学术会议委员，研究《尧典》、《禹贡》之著作时代问题，《周易》经传之著作时代问题，三皇五帝之系统问题。任《燕京学报》编辑委员会主任，主编此刊第七、八期。仍授"中国上古史研究"课，并就讲义所论"帝系考"扩展而写成《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刊《古史辨》第五册)，专门研究王莽时代的五帝说，揭露古史体系层累构成的经过。任燕大图书馆中文国学书籍审购委员会委员。
编著之《古史辨》第二册由朴社出版，作自序。陆续编校《书序辨》、《诗辨妄》、《左氏春秋考证》等书入《辨伪丛刊》。《古今伪书考》、《诗疑》由景山书社出版。始与徐文珊合作整理《史记》。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会员，兼北平志编辑委员。
又作《〈诗疑〉序》(《古史辨》第三册)。 《〈古今伪书考〉序》(《古籍考辨丛刊》第-集)。
1931年 39岁
因燕大国学研究所结束，则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春，与燕大同人组成考古旅行团，到河北、河南、陕西、山东四省调查古物古迹，其中专去大名访问崔东壁故里，归作《辛未访古日记》(刊《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开明书店，1947年)。8月始，作《〈尧典〉著作时代考》(刊《文史》24辑，1985年)。9月，授"尚书研究"课，讲《尧典》，编《尚书研究讲义》。编辑《尚书学》。
9月，始任北京大学史学系兼课讲师，授课同燕大编著之《古史辨》第三册由朴社出版，作自序。 任北平图书馆购书委员会委员。
1932年40岁
1月，赴杭省亲，以淞沪抗战，交通阻隔，留杭5月在杭为燕大图书馆购书，于一藏书家处发现姚际恒《仪礼通论》钞本，乃借抄之。9月，在燕大、北大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讲《禹贡》，编《尚书研究讲义》，至1934年。又任北大"中国通史"课，讲神话中的古史、秦汉宗教等。据燕大《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所论三皇部分始撰写《三皇考》，至1935年写毕(刊《古史辨》第七册)。
又作《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古史辨》第四册)。《读〈周官·职方〉》 (《禹贡》7卷6、7合期，1937年)。
1933年 4l岁
2月，又在燕大历史系代"秦汉史"课，据《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及上年在北大所讲编讲义，此讲义后以《汉代学术史略》为题多次出版(五十年代后，又以《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为题多次出版)。9月，又任两校"春秋战国史"课，编讲义。
《古史辨》第四册由罗根泽编著，由朴社出版。为此书作序，提出拟写帝系、王制、道统、经学四考的设想，欲分别打破古史中种族、政治、伦理、学术的偶像。
请人绘制《地图底本》，至1937年止。 任燕大教职员抗日会宣传干事，发起征集抗日鼓词，以"三户书社"名义出版，又办金利书庄销售之。后书社改名为通俗读物编刊社，任主任，其目标除提倡抗日救国外，并注意于国民道德之培养及现代常识之灌输。8年间出版通俗读物小册子．600余种，行销5000多万册，以大鼓书体裁为多。
又作《州与岳的演变》 (《顾颉刚选集》)。《读〈尚书·禹贡篇〉之伪(孔传)与孔氏〈正义〉》（《禹贡》7卷1-3合期，1937年)。
1934年 42岁
2月，因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便以学生课作为基础，创办《禹贡》半月刊，与谭其骧合写发刊词。夏，与燕大同人去绥远参观，了解到边疆和民族问题的危机，归后便将《禹贡》半月刊的方向转到这方面。至"七七"事变时，此刊共出七卷81期，造就了"禹贡学派"。
作《古史辨》第五册自序。 编辑《大公报·史地周刊》，至1936年。 任故宫博物院理事。又作《〈五藏山经〉试探》 (《史学论丛》1期，1934年)。作《两汉州制考》 (《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5年)。《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和辨伪》 (《古史辨》第七册)。《读〈尔雅·释地〉以下四篇》 (《史学年报》2卷1期，1934年)。《古史中地域的扩张》（《顾颉刚选集》）《王同春开发河套记》(《禹贡》2卷12期，1935年)。
1935年 43岁
编著之《古史辨》第五册由朴社出版。 以燕大规定教书满5年者可休假1年，3月，应北平研究院聘任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
10月，任北大"春秋史"课，编讲义。
作《〈崔东壁遗书〉序》 (本书首，亚东图书馆，1936年)。
1936年 44岁
主编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
7月，任燕大历史系主任。9月，任两校"春秋史"课，重编讲义，童书业助之。又在燕大新开"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课，为养成学生自动搜集材料之兴趣，俾所学不受书本限制，率领学生调查北平及涿州、宣化等地古迹古物。
编订之《崔东壁遗书》由亚东图书馆出版，此项工作前后历15年。
与徐文珊合理之《史记》(白文本)由北平研究院出版，为此书作序。主编之《尚书通检》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为此书作序。
5月，成立禹贡学会，任理事。八月，任理事长。 5月，与胡适、钱玄同等发起成立风谣学会。 9月，与冯家升在燕大发起成立边疆问题研究会，任理事。 11月，与北平研究院同人赴陕西出席考古会年会。
又作《禅让说出于墨家考》 (《古史辨》第七册)。 《夏史三论》(与童书业合写) (《古史辨》第七册)。《吴歌小史》 (《顾颉刚选集》)。《墨子姓氏辨》 (《史学集刊》2期，1936年)。有仍国考》 (《古史辨》第七册)。
1937年 45岁
始识平冈武夫。 4月，西北移垦促进会成立，任主席理事。 5月，风谣学会开年会，被选为会长。
作《苏州近代乐歌》 (《歌谣》3卷1期，1937年)。《九州之戎与戎禹》 (《古史辨》第七册)。《春秋时代的县》 (《禹贡》7卷6、7合期，1937年)。《鲧禹的传说》 (与童书业合写)(《古史辨》第七册)。
"七七"事变后，与通俗读物编刊社迁绥远。 8月，应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聘，任补助西北教育设计委员。9月，抵兰州，考察甘肃省及西宁市教育。任甘肃青年所办"老百姓"社社长，出版《老百姓》旬刊，以西北民歌方式作抗敌宣传。
1938年 46岁
至甘肃临洮、渭源办小学教员讲习班，至陇西10余县考察。10月，抵昆明，任云南大学教授，授"经学史"、"中国上古史"课。 北平研究院在昆明重组吏学研究所，仍任历史组主任。 在昆明《益世报》创办《边疆》周刊。
罗根泽编著之《古史辨》第六册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七七"事变后朴社停业。
1939年 47岁
在云南大学以语体文编《上古史讲义》，并将专题研究结果以注语形式附正文后(刊《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 住昆明北郊浪口村，尽力读书，记笔记《浪口村随笔》。
9月，抵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任齐大"中国古代史"课。
又作《中华民族是一个》 (《益世报》1939年2月13日)。
1940年 48岁
上半年任齐大"中国古代史"、"古代史实习"课。秋，在研究所任"目录学"、"春秋学"、"经学"、"古物古迹调查实习"，"编辑方法实习"课。 创办《责善》半月刊及《齐大国学季刊》。12月，应四川省政府古物保存委员会邀到外县视察古物古迹。任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
1941年 49岁
3月，中国边疆学会成立，任理事长，后该会与重庆等地边疆学会合并，任总会副理事长。
作《古代巴蜀与中原之关系说及其批判》(刊《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6月，抵重庆，任文史杂志社副社长，主编《文史杂志》，至1949年。
11月，至中央大学兼课，授师范学院国文系"古代文学"课、文学院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课。《古史辨》第七册由吕思勉、童书业编著，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1942年 50岁
任中央大学专任教授，秋，授文学院史学系"春秋战国史"课，讲课笔记后以《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为题出版(巴蜀书社，1988年)；又授师范学院国文系"史记研究"课。任中大出版委员会委员、出版部主任。 代理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又作《秦汉时代的四川》 (刊《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
1943年 51岁
辞边疆语文编译会、中央大学职。 4月，与人合办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任社长。11月，大中国图书公司成立，以史地图表社为编辑所，任所长。主编"中国名人传"。
3月，中国史学会成立，任常务理事。
1944年 52岁
3月，任复旦大学史地系教授，授"史记研究"课。秋，授"春秋战国史"、"历史地理"课。 作《西北考察日记》 (合众图书馆油印，194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3年)。
任北碚修志委员会常务委员。齐鲁大学又邀任国学研究所主任，11月，抵成都，任齐大"中国地理沿革史"、"春秋史"课。后以校中起风潮，即返重庆。
又作《〈诗经通论〉序》 (《文史杂志》5卷3、4合期，1945年)。
1945年 53岁
秋，在复旦授"历史地理"、"方志实习"课。 任北碚修志委员会主任委员。
11月，任文通书局编辑所所长，编《文讯》。
1946年 54岁
2月，抵北平，查寻为日人所掠去之藏书。拟恢复禹贡学会，主编《禹贡》周刊。
7月，大中国图书局在沪开办，任总经理，至1953年。
8月，任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教授，授图书博物馆系"中国目录学"课、社会事业系"中国古代社会史"课。11月，任复旦大学"中国史学名著选读"、"商周史"课。任兰州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 编辑《益世报·史苑》。 文通书局编辑所迁苏。
1947年 55岁
1月，辞复旦大学职。
春，在社会教育学院授"民众读物"、"考古学"课；秋，授"中国社会史"课；
又创办《民众》周刊。6月，民众读物社成立，任理事。7月，任理事长。
与丁君l主编"中国历史故事小丛书"。 《文史杂志》改由文通书局出版。为此刊作《复刊词》(刊6卷1期，1948年)。
1948年 56岁
在社会教育学院又授"上古史料研究"课。3月迁居至沪，课由人代。
6月，抵兰州，就职兰州大学。授"上古史研究"课，编讲义。12月，返沪。
当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
1949年 57岁
理《西北考察日记》、《上游集》、《浪口村随笔》交合众图书馆油印。
5月，任诚明文学院教授，授"目录学"、"春秋左传"课。8月，任该校中文系主任。9月，授"校勘学"、"传记研究"、"中国文学史"。
12月，任震旦大学教授，授"专书选读"课。
1950年 58岁
在诚明文学院又授"史记比较研究"、"尚书研究"课。 在震旦大学又授"考证学"课。
作《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其中：《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刊《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1期；《(山海经)中的昆仑区》刊《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1期；《〈庄子〉和〈楚辞〉中的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刊《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2辑；《穆天子传及其著作年代》刊《文史哲》l卷2期，1951年；《〈禹贡〉中的昆仑》刊《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昆仑和河源的实定》刊《历史地理》3辑，1983年；《邹衍及其后继者的世界观》刊《中国古代史论丛》1981年1辑；《〈水经〉中的河源》刊《文史集林》1辑，1985年；《酒泉昆仑说的由来及其评价》刊《中国史研究》1981年2期；《伪东方朔书的昆仑说》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辑，1985年)。
8月，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 任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上海分会干事。
1951年 59岁
8月，诚明文学院并入上海学院。秋，授"古籍整理"课。
作《尚书·周诰》校释译论(其中《酒诰》刊《文史》33辑1990年)。
1952年 60岁
任复旦大学兼任教授，授"中国民族史料"课。9月，上海学院被取消，任复旦大学专任教授，请假一年。
作《尚书·顾命》节译(见李亚农《欣然斋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任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理事。
1953年 61岁
春，与复旦大学师生到苏州考古。
与章巽合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55年）
1954年 62岁
8月，抵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此后任职未再变。
11月，任标点《资治通鉴》之总校对。
1955年 63岁
任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校点《资治通鉴》毕。始校点《史记》。
将《辨伪丛刊》十种编为《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本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并作?lt;子略>序》入此书。又编第二集，未出版(其中：《〈周官辨非〉序》刊《文史》6辑，1979年，题《"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周官辨〉序》刊《文史》37辑，1993年，题《方苞考辨〈周官〉的评价》；《〈礼经通论〉序》刊《文史》38辑，1994年，题《〈仪礼〉和〈逸礼〉的出现与邵懿辰考辨的评价》)。
结束禹贡学会。
1956年 64岁
始整理读书笔记。
1957年 65岁
应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邀，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
作《息壤考》(刊《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
1958年 66岁
校点《史记》毕。
2月，出席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和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会。
3月，应北大邀任朝鲜留学生李址麟导师。 7月，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
1959年 67岁
着手整理《尚书》。
作《〈禹贡〉(注释)》(刊《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科学出版社，1959年)。
5月，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60年 68岁
始整理《尚书·大诰》，其中校勘、注释、章句、今译四部分一、二稿毕。
1961年 69岁
编定《史林杂识》初编。
《大诰》之史事考证初稿毕，其中《武王的死及其纪元》一章抽出，修改后另刊(《文史》18辑，1983年)。研究《逸周书·世俘》及古代历法。
1962年 70岁
改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
将《(尚书·大诰)今译》摘要发表(刊《历史研究》1962年4期)。作《〈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刊《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继续撰写《大诰译证》，至1966年。调刘起釪为助手，整理《尚书》。
1964年 72岁
春，至北大为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讲"经学通论"，编提纲。
1965年 73岁
作《由"蒸"、"报"等婚姻方式看社会制度的变迁》(刊《文史》14、15辑，1982年)。
因病，手术后至疗养所，为何启君讲中国历史，以后由何启君将笔记整理为《中国史学入门》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又修订版，1986年；又增订版，1993年)。
1966年 74岁
8月，《大诰译证》被迫暂停，此项工作历时7年，成70万字。其中史事考证部分以后陆续刊出(《"三监"人物及其疆地》，《文史》22辑，1984年；《周公执政称王》，《文史》23辑，1985年；《三监及东方诸国的反周军事行动和周公的对策》，《文史》26辑，1986年；《周公东征和东方各族的迁徙》，《文史》27辑，1986年；《康王以下的东征和北征》，《文史》29辑，1988年；《三监的结局》，《文史》30辑。1988年；《奄和蒲姑的南迁》，《文史》31辑，1988年；《徐和淮夷的迁留》，《文史》32辑，1990年；《周公东征胜利后东土的新封国》，
《中国史学集刊》1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
1971年 79岁
始主持标点二十四史工作，至1978年此部书出齐。
1976年 84岁
与刘起釪继续《尚书》整理工作。
1978年 86岁
与刘起釪合写《〈尚书〉校释译论》(其中：《牧誓》篇，刊《中国史研究》1979年1期；《盘庚》篇，刊《历史学》1979年1、2期；《西伯戡黎》篇，刊《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1集，1980年；《汤誓》篇，刊《郑州大学学报》1980年1期；《微子》篇，刊《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2期)。
调王煦华为助手，整理积稿。9月始，将旧稿付刊。拟三、五、八年工作规划。与钟敬文等倡议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
1979年 87岁
作《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至次年毕(刊《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导师。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
1980年 88岁
审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目录。任中国史学会理事。
12月25日，逝世于北京。
一生所写《顾颉刚读书笔记》以后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1990年)。
附：顾颉刚研究书目
顾颉刚先生学述 刘起釪 中华书局 1986年5月出版。
顾颉刚先生著述年谱 郑树良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7年4月出版。
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 巴蜀书社 1990年4月。
顾颉刚年谱 顾潮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3月。
顾颉刚评传 顾潮、顾洪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5年11月。
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 刘俐娜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年9月
古史辨学说评论讨论集 陈其泰、张京华 京华出版社 2001年2月
港台研究书目：
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民族主义与取代中国传统方案的探索
(美)施耐德著(1971年) 梅寅生译 台北华世出版社 1984年1月。
《古史辨》——中国一次科学论战的结果 (德)吴素乐
顾颉刚最后三十年 (德)吴素乐
顾颉刚与中国古代历史的考证 (德)吴素乐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 王汎森 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 1987年。
疑古思想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 彭明辉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1年9月。
据刘俐娜《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增补
附：顾颉刚研究重要论文索引
答顾颉刚先生 钱玄同 《读书杂志》第10期，1923年6月。
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 刘掞藜 《读书杂志》第11期，1923年7月1日。
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 胡堇人 《读书杂志》第11期 1923年7月1日。
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 钱玄同 《读书杂志》第12期，1923年8月5日。
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 刘掞藜 《读书杂志》第13—16期，1923年9月一12月。
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胡适 《读书杂志》第18期，1924年2月22日。
论禹治水说不可信书(1924年2月11日) 丁文江 《古史辨》 第1册。
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 柳诒徵 《史地学报》第1—2期，1924年4月。
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 李玄伯 《现代评论》第1卷第3期，1924年12月27日。
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决疑录)之一) 《学衡》第40期，1925年4月。
新史料与旧心理 魏建功 《北京大学国学周刊》第15期 1926年1月20日。
顾著《古史辨》的读后感 周予同 《文学周刊》第233期，1926年7月11日。
《古史辨》第一册 孙福熙 （《北新周刊》第1期，1926年8月21日。
读《经今古文学》和《古史辨》王伯祥 《一般》诞生号，1926年9月5日。
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 胡适 《现代评论》第4卷第9l期，1926年9月。
评顾颉刚《古史辨》 陆懋德 《清华学报》第3卷第2期，1926年12月。
评《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像》 傅斯年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集第2期，1927年11月8日。
谈两件《努力周刊》上的物事 傅斯年 《中山大学语言研究所周刊》第1集第10期，第2集第13期。
评顾颉刚《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像》 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8期，1928年2月27日。
评顾颉刚《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 张阴麟 《大公报·文学副刊》第8期，1928年2月27日。
整理古史应注意之条件——质顾颉刚的《古史辨》 绍来 《益世报·学术周刊》第6期，1928年12月3日。
北大风俗调查会《妙峰山进香专号》书后 江绍原 《妙峰山》，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8年9月。
读《妙峰山进香专号》 何思敬 《妙峰山》，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8年9月。
读《妙峰山进香专号》 崔载扬 载《妙峰山》，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8年9月。
评《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 傅斯年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集第7期，1929年12月13日。
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钱穆 《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70期，1931年4月13日。
与颉刚论五行说的起源 范文澜 《史学年报》第3期，1931年8月。
写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之后 陈槃《古史辨》第5册下编，北京朴社，1935年1月。
读《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 杨宽 载《古史辨》第7册下编，开明书店，1941年6月。
评古史辨 郭沫若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三版书后》，载《古史辨》第7册下编，1941年6月。
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 童书业 《文史哲》1952年第3期。
古史辨的学术思想批判 杨向奎 (文史哲》1952年第3期
批判古史辨派的疑古论 李锦全 (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
古史辨派史学思想批判 吴泽、袁英光(历史教学问题》1958年第10期。
五四前后疑古思想的分析和批判 吴泽 《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第4期。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逝世 《人民日报》1980年12月30日。
论“古史辨派” 杨向奎 《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
顾颉刚先生与禹贡学会 本刊资料室 《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悼念顾颉刚先生 白寿彝 《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
忆顾颉刚先生二、三事——本刊记者访常惠先生 《民间文学》1981年第2期。
可贵的治学精神——悼念顾颉刚先生 李民 《郑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顾颉刚先生二三事 王湜华 《群众论丛》1981年第3期。
顾颉刚与日本 (日)小仓芳彦 顾洪译 《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3期。
终身以发展学术为事业的学者——纪念顾颉刚先生 郑天挺 《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
顾颉刚创立的新疑古派——《古史辨》派作用的具体分析 蔡尚思 《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
当他远行的时候(记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 郑重 (文汇报》1981年1月7日。
发扬破除迷信、追求新知的研究精神(悼念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 白寿彝 《人民日报》1981年2月19日。
顾颉刚先生与《文史杂志》 方诗铭 《历史知识》1981年第6期。
顾颉刚先生治学的几个特点 蔡尚思《文史哲》1981年第6 期。
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 （美）余英时《中国史学研究动态》 1981年第8期。
顾颉刚先生主要学术活动年表 王煦华 《文献》1981年第8期
从《古史辨》看顾颉刚的洽学方法 庄葳等《苏州大学学报》 1982年第1期。
回忆禹贡学会——纪念顾颉刚先生 韩儒林《历史地理》1982年第2期
回忆顾颉刚先生 容肇祖 《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3期。
回忆顾颉刚先生 张紫晨 《民间文学》1982年第3期。
顾颉刚先生与西北 李得贤 《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
我的老师顾颉刚 王威 《新民晚报》1982年2月12日。
顾颉刚与《古史辨》 冯菊年 《文汇报》1982年6月7日。
顾颉刚先生与《古史辨》 杨宽 《光明日报》1982年7月2日。
重读《古史辨》仍然使人们感受到热烈的挑战精神 程兆奇 《读书》1982年第8期。
悼念颉刚 郭绍虞 《读书》1982年第10期。
《禹贡》半月刊的爱国史学思想 吴怀祺 (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1期
顾颉刚与《古史辨》 方诗铭 《书林》1983年第4期。
顾颉刚先生和所著《西北考察日记》 吴丰培 《西北史地》1983年第4期。
考辨古史，廓清迷雾——评《古史辨》庄葳郭群一《史学月刊》1984年第1期。
论古史辨派的史学 周春元 《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1期。
顾颉刚先生的“人生一乐” 吴丰培 《人物》1984年第4期。
怀念我们的父亲顾颉刚 顾潮、顾洪 《人物》1984年第4期。
我所知道的顾颉刚先生 崔锅堂 《历史教学》1984年第7期。
顾颉刚先生与《禹贡》半月刊 朱士嘉 《晋阳学刊》1984年第4期。
顾颉刚先生与《尚书》研究 刘起釪 《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期。
多所见闻，以证古史——记顾颉刚先生对我的启迪和帮助 汪宁生 《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期。
书海得贝识贤师——兼忆顾颉刚先生 喻权域 《书林》 1984年第5期。
顾颉刚与胡适 黄艾仁 《艺谭》1984年第3期。
顾颉刚先生的治学经验和方法 载《学人谈治学》 浙江出版社，1984年。
顾颉刚早期历史教育思想和方法初探 金相成、朱志明等 《历史教学问题》1985年第2期。
论顾颉刚古史观的形成 孔智华 《华东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
张元济、昌广生、顾颉刚等关于《门簿》与《廉泉录》的题跋 文津、 权儒学《文献》1986年第3期。
评顾颉刚的孟姜女研究 潜明滋 《民间文艺季刊》1986年第4期。
短衣射虎顾先生：怀念顾颉刚先生 刘蕙孙 《人物》1986年第4期。
古史辨派与先秦史研究 王煦华 《文史知识》1986年第6期。
先父顾颉刚先生的读书与治学——纪念父亲逝世五周年 顾洪 载《古今掌故》(一)，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
一本论述汉代学术与政治关系的名著：读顾颉刚先生的《秦汉的士与儒生》王煦华 《文史知识》1987第6期。
颉刚先生与角直保圣寺罗汉像 顾洪 《文物天地》1987年第7期。
试论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 陈寒鸣 《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顾颉刚与古史辨派 刘俐娜 《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
顾颉刚先生访书 江澄波 《人民日报》1989年5月1日。
古史辨派科学方法简论 丛小平 《陕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2期。
五四时代的胡适、傅斯年、顾颉刚三位先生 杨向奎 《文史哲》 1989年第3期。
怀念顾颉刚先生 王树民 《河北师院学报》1989年第4期。
顾颉刚与古史辨派的新考据学 鲁毅 《史志文萃》1989年第5期。
胡适与顾颉刚的师生关系和学术情谊(上、下) 季维龙 《徽州社会科学》1990年第1、2期。
王国维治史思想、方法与古史辨派 刘俐娜 《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3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
古史辨派对孔子的研究和评价 王煦华《孔子研究》1990年第2期。
晚成堂主人，史家顾颉刚：《古史辨》遗想 吴方《读书》1991年第1期。
顾颉刚教授在燕京大学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 李固阳《阴山学刊》1991年第2期。
顾颉刚与俞平伯 孙玉蓉 《名人传记》1991年第7期。
我的父亲顾颉刚 顾潮等 《文汇报》1991年7月24日。
顾颉刚先生的前两次婚姻 壮澜《人物》1991年第6期。
顾颉刚与《古史辨》赵光贤《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1期。
顾颉刚在辛亥革命前后 顾潮等《民国春秋》1992年第1期。
顾颉刚古史观的形成与其古今文经学认识的关系 余兼胜 《历史教学问题》1992年第3期。
顾颉刚疑古辨伪所体现的学格人格略论 周明武《历史教学问题》1992年第6期。
八十年的交谊：顾颉刚与叶圣陶 顾潮《人物》1993年第1期。
寓伟大与平凡的教诲：记顾颉刚先生二三事 王湜华《团结报》1993年6月16日。
近代新文化和顾颉刚先生的史学思想 吴怀祺《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2期。
顾颉刚对我国民俗学事业的杰出贡献：纪念顾杰刚先生诞辰100周年 王文宝 《民间文学论坛》1993年第2期。
顾颉刚先生在西北：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00周年 王煦华 《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2期。
怀念顾颉刚先生 白寿彝 《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2期
《古史辨》在史学上的贡献 斯维至 《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2期。
略论“古史辨”派的古史研究方法 胡新生 《史学月刊》1993年第6期。
风雨飘摇九十年，长留风范在人间：记顾颉刚诞生100周年学术研讨会 张青
《学术月刊》1993年第8期。
顾颉刚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 臧知非 《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崔述与顾颉刚 路新生 《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顾颉刚先生与中国民俗学 吕静 《史林》1993年第3期。
顾颉刚先生诞生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简述 臧知非《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3期。
时代的象征性人物与顾颉刚 周明武《武凌学刊》1993年第3期。
在纪念顾颉刚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胡绳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年第5期。
钱穆与顾颉刚的《古史辨》 罗义俊 《史林》1993年第4期。
严谨治学，勇于修正：赞顾颉刚先生的治学风尚 王湜华 《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4期。
中国民俗学的先行者：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00周年 段宝林 《民俗研究》1993年第4期。
试论学术流派的意义及其价值：兼论顾颉刚创建的古史辨学派 高增德 《学术论丛》1993年第5期。
由顾颉刚的“古史辨”提出一个问题 胡绳 《北京日报》I993年11月30日。
顾颉刚与傅斯年治史异同论 张书学 《东岳沦从》I994年第1期。
顾颉刚先生在云南 王煦华 《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2期。
顾颉刚古史辨学说的历史价值：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00周年 胡绳 《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3期。
以救国自任的顾颉刚甘肃之行 汪受宽 《西北史地》1994年第1期。
论顾颉刚的史学思想 杨善群 《江汉论坛》1994年第7期。
《顾颉刚年谱》评介 松滨 《传统文与现代化》1994年第6期。
论古史辨学派产生的学术思想背景 顾潮《中国文化研究》 1995年第2期。
素业专精，诲人不倦：回忆顾颉刚先生 王玢玲《文史知识》1995年第6期。
深入浅出，史家绝唱：读《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讲史录》 李正中 《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一个历史学家和一个文学家的选择：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中的周作人与顾颉刚 赵世瑜 《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古史辨派”疑古思潮中的科学性及其偏颇 路新生 《北京日报》1996年8月24日。
一位历史学家的历史：《顾颉刚年谱》 陈福康 《书与人》1996年第2期。
以疑古为旗帜：记古史辨学派 高增德 《社会科学报》1996年9月19日。
顾颉刚抗战期间的学术活动述论 田亮 《淮北煤师院学报》1997年第1期。
《古史辨》评议 王树民 《河北师院学报》1997年第2期。
一部求真、求实的学术人物传记：《顾颉刚评传》读后 钱宗范 《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4期。
论“古史辨”派史学评价的几个问题 侯云灏 《史学史研究》 1997年第2期。
顾颉刚先生与《禹贡》半月刊 顾潮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3期。
以上资料来源：http://www.guoxue.com/deathfamous/gujiegang/gujiegang.htm
※ 修改：想考师大的小子于2003-11-08 14:37:38修改本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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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3-16 23:07
，而且书目不变:D，这对我们考民俗的同学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但小子认为，从长远来看加上综合是必然的事情，而且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加综合也是个科学的选择，可以强迫学生提高综合素质。因为民俗学本来就是一个和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就研究范围打过很多嘴仗、起过很多争议的学科。如果我是主考者，明年我也会加综合的，不光加中文专业的综合，还要加上人类学和社会学，虽然我也不喜欢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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