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文学院考研联盟之——民俗学

想考师大的小子

　　　　　　　　　　　　　　　　　　　　　　关注民众，贴近民生，再创辉煌

　　　　　　　　　　　　　　　　　　　　　　　——《民俗学刊》发刊词

　　　　　　　　　　　　　　　　　　　　　　　　　　　叶春生

　　发韧于20世纪初的中国民俗学运动，经历了风风火火的将近一个世纪的洗礼，借助于近年改革开放的春风，方步入可与世界民俗论坛对话的时代，用钟先生的话来说，它已　“到了成人期”，“中国民俗学已经正在接近世界的民俗学”，为了“有利于本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他呼吁：“要建立中国的民俗学学派。”[1]这是钟老的殷切期望，也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

　　回顾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历史，如果从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第61号发表由刘半农拟定、校长蔡元培批发的《北京大学征集我国近世歌谣简章》算起，确已有80多年的历史；如果从1927年11月由中山大学的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钟敬文等发起成立的我国第一个民俗学会算起，也有70多年了。民俗学史家王文宝先生把我国民俗学发展分为三大时期，即1918—1927的“发端与开拓时期”，1927——1949的“奠基与开展时期”和1950至今的“新兴时期”[2]。就中对“奠基与开展时期”评价很高，认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为我国民俗学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广州成了我国民俗学运动新的中心”，“中山大学民俗学运动的历史功绩，赫然彪榜于史册”。日本学者直江广治也说：“由于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蓬勃发展，使民俗学进入科学研究的轨道。”[3]③

　　顾颉刚先生在《民俗》发刊辞上喊出了时代的口号：“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我们要探检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的社会!……我们要把几千年埋没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这可贵的“民众”精神，正是当时“五四”民主、科学精神的反映，也是《民俗》的创业者们克服各种困难的动力。历史的车轮转到了今天，半个多世纪过去，我们是否完成了先辈们提出的任务，完成了历史的使命?没有!远远没有!我们离民众还很远，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心理，他们的呼声，他们的歌谣、谚语，我们能真真实实反映的也还不多，不说像日本柳田园男那样带着“日本农民为什么穷”的问题来打开民俗研究的天地的人不多，就像顾颉刚先生那样，用中国人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感情、自己的人生理念来做《孟姜女故事研究》，像江绍原先生那样，精细地做些“发须爪”的迷信研究的人也很少。西方民俗理论的引进，使国人找到新的理念，新的方法，也带来了浮躁的作风。有人生吞活剥几个词以炫耀自己渊博，有人以“洋瓶装中酒”来权充自己的成果，这种情况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有过，八九十年代又热闹了一阵，都经不住历史的考验。要建立中国的民俗学派，还得有自己的东西，就是要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理论、自己的方法，针对自己国家

　　具体的民俗事象作出的结论，有别于他国的民俗学，也就是钟老所说的“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这并不是说中国只能有一个民俗学派。我国56个民族，各有不同的民俗文化；汉族各人群社区的文化差异也很大。广东的广府、客家、福佬三大方言区，语言、民俗各异。人们可以有不同的思想、方法和研究习惯，形成一定的流派，但现在还没有。谁能用一两句话概括出中国民俗流派的特点?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谁?学院派、跃进派，都还没有形成，正需要我们去努力，去建树。

　　钟敬文先生指出：“中国民俗学的旨趣和目的，主要是清理中国各民族的民俗文化财富，增强国民的文化史知识和民族意识与感情，运用民俗科学的知识资助国家新文化建设的科学决策，以及通过自己的整理、研究成果丰富世界人类文化史与民俗学的宝库。”又告诫我们：“民俗学者不能没有民族情感，要从民族民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去选择学术道路，才能达到较高的造诣。”[4]这些精神都与早期中大《民俗》周刊一脉相承。作为中大民俗学会的传人，我们要宏扬的就是这种精神。

　　它要求我们去关注民众，贴近民生。去反映他们的心理、愿望、呼声，帮助他们提高文化，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使民俗文化的发展与现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并行不悖。岭南文化素有开放兼容，经世致用的特点，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一翼，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民俗文化，更应该发扬这一传统，在经世致用上下功夫，凸显民众与民生的聚焦点，使这门本自民众的科学更好地为民众服务。改革开放以来，不少人已经意识到达一点。就广东来说，许多民间诞会得以恢复，广州的波萝诞、悦城的龙母诞、官窑的生菜会、小榄的菊花会，还有增城的荔枝节、阳江的风筝节，广州还办起了民间艺术欢乐节等，使许多涅没已久的民间艺术得以重见天日，潮汕的英歌舞、化州的跳棚、吴川的貔貅上牌山、东海的人龙舞等，先后被挖掘整理出来，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搞活了经济，各地也紧紧抓住“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个纲，使民俗与旅游联姻，提高旅游的文化品位，也使民俗的复兴找到了经济支柱。但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这些诞会的复兴不仅仅是“唱歌跳舞做买卖”，如果没有深沉的文化底蕴，没有更高的理想寄托，只是某些领导头脑发热，用行政的手段办起来的一些所谓的“节”，肯定是没有生命力的。什么“大蒜节”、“辣椒节”、“豆腐节”、“禾花雀节”，注定是短命的。广东民间艺术欢乐节也几易其名，什么“艺术旅游节”、“旅游购物节”，可见主事者心中没底，没能抓住它的文化内核，办得很艰难，弄不好也是要天折或者变味的。这里面牵涉到许多问题，从民俗学的角度讲，首先要探寻一下民间节日形成的规律，它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底蕴，这就是把一个民族、一个社区的居民共同体凝聚在一起的文化迫力。民间节日的兴衰，就取决于它本身所包含的意义和具体可感的事象是否能激发人们不同的审美机能，使不同层次的人得到不同层次的满足，而且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快感，而是某种理想境界的达成。

　　我们民俗工作者的任务，就是通过我们的参与研究，帮助决策机构寻找一个切合点，既展示民俗的魅力，又助旺旅游的市场；既宏扬了文化，又振兴了经济。人家看到了民俗的力量，才不会忽视我们的存在。我们关注了民众，民众才会关注我们；贴近民生，民俗才有生气。不要像出土文物那样，只中看，不中用。

　　岭南地区特殊的人群结构产生了许多特异的民俗事象，站在改革开放前列的广东，又出现了许多新的民俗事象。我们要把这些民俗事象，有道理的，没道理的，都搜集起来，整理出来，加以分析研究，好的东西就交予主事部门推广应用。但切勿急功近利，要得到真正的好东西，一般的田野调查还不够，要亲身参加，全情投入。要以民俗先辈们的执着的学术追求，精细的务实作风，拿出高品味的著作来。我们的刊物和丛书，正企盼着大家的成果。

　　十五年前，我曾欣喜地多谢改革开放给中文系带来的生机，用中文刊授给我的兼职酬金，内部出版了两期《民俗》，得到了钟敬文、罗致平、王季思、楼栖等前辈及同仁的大力支持。当我把第三期编好准备付印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有人怀疑我用公款来办“私事”，差点蒙受了不白之冤。但我始终相信，“民俗”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十年过去，终有一位不愿扬名的有识之士，默默地支持我们出了三期，使新编的中大《民俗》出到了第5期。今年5月，学校正式批准我们成立了民俗研究中心，又得到东莞、广州的领导和企业家的资助，我们的《民俗学刊》终于公开出版了。我不敢欢呼，因为不知道她能支撑多久。但我相信一条：民众的事情依靠民众来办，其生命力是无限的。同志们辛勤笔耕的成果，一定不能让它埋没。


   　　 愿《民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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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钟敬文：  《建设中国民俗学学派刍议》，  《广东民俗》1999：1。

[2] 王文宝：  《中国民俗学发展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

[3] 直江广治：  《中国民俗学》  (林怀卿译)，台湾庄家出版社，1980，10。

[4] 《广东民俗》1999：1。




※ 修改：想考师大的小子于2003-03-23 23:04:02修改本文

想考师大的小子

　　游民兄，上面两篇文章是很不错的，我建议你读读。
　　但对于叶先生文中的“我们民俗工作者的任务，就是通过我们的参与研究，帮助决策机构寻找一个切合点，既展示民俗的魅力，又助旺旅游的市场；既宏扬了文化，又振兴了经济”一句我不太同意。我的认为那只是民俗工作者的任务之一，而非全部。

午夜游民

其实我一直在人文地理和民俗学之间徘徊，因为两个都喜欢（都接触的时间不常），所以不知道该考哪一个。很高兴认识你，你在民俗学这方面的功底要比我好的多，以后要多向你请教的。

午夜游民

推荐一个网站http://www.guoxue.com/，最近一直忙，没时间去，你可以看看。

想考师大的小子

好，不论你学什么，祝你成功！

祝你成功！

想考师大的小子

[center]民间文化青年论坛开坛白[/center]


　　　　　　　　　　　　　　　　　　　　　　陈泳超


　　民间文化研究，积千百年民众文化之丰厚底蕴，乘“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凌厉罡风，一日破土而出，遽成洪波之势。其间随时局变化，亦坎坷浮沉，运命多舛。赖数代学人黾勉同心，穷达以之，终20世纪，昔日濯濯童山，竟作平川绣野，芳草萋萋矣。吾辈其生也晚，瞻仰前贤，不胜唏嘘屏营感佩之至。星转斗移，世纪新矣，学术根脉，薪火相传。吾辈身当此时，敢不激扬高蹈，磨砺以须，续先辈已创之业，发后劲新啼之音。唯是今日之民间文化学坛，学术阵地颇见萎缩，青年之声尤难聚鸣。吾辈数人，感斯困局久矣，思有以匡之，遂递相商榷，决联合自身之力量，创“民间文化青年论坛”，俾有志于此之青年学人，得一切磋砥砺之空间，化零为整，聚蚊成雷，众所努力，或可籍此有所汇聚，流播广远。抑且值此寰宇倏忽、全球一村之势，尤愿以此绵薄，为团结同人、沟通中外而芹献微劳，“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其庶几乎。
　　噫吁！学问性情之事，嘤嘤求其友声。光风霁月，岂甘袖手。论知求道，勿作调人。牛刀新发于硎，未可小觑；沧海不捐其流，终成大观。青梅煮酒，惟使君与孤耳；华山论剑，舍我辈其谁欤。熠熠髦士兮正慷慨，龙骧鸾翥兮盍乎来！


民间文化青年论坛：http://chinese.pku.edu.cn/teacher/chenyc/index.php



※ 修改：想考师大的小子于2003-07-31 15:25:47修改本文

想考师大的小子

　　　　　　　　　　　　　　　　　


　　　　　　　　　　　　　　　　　　　　　　　　我的老师钟敬文先生


　　　　　　　　　　　　　　　　　　　　　　　　　　　刘异云
　

　　4月22日，中国文化教育界的老寿星钟敬文先生已去世百日了。抗日战争前，我在浙江省民众教育实验学校读书，钟先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讲课有独特的风格，很受同学欢迎。这半个多世纪，我们的来往断断续续地没有断过，有些事情很值得回忆。

　　第一件是介绍一首校歌，歌词是：

　　这儿是十字街头的学堂，
　　我们来受新的教养，
　　劳动的操习，
　　科学的研求，
　　还有那艺术的鉴赏。
　　这一切活动，
　　要造成我们身心的健康。
　　去！去！去！
　　快深入群众中间，
　　使他们身心愉快，生活改善。
　　民族前途，永庆安全！

　　这是上一个世纪30年代浙江省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创建时，钟敬文先生为学校写的校歌。一看就明白，作者是什么思想，学校是什么样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将是什么样的青年。

　　这首校歌从今天的眼光看，还是很有先进性、创造性和政治性的。我们学校规模很小、历史很短，变化很快，学潮不断。校长也不断更换，从较有名气的主张新民主自由的学者、教育家如孟宪承、尚仲衣、胡寄南等不断换人，到我们那几年，又换上了当时国民党省党部委员，总之，民主自由空气日衰，思想统治不断强化。

　　抗战前夕，浙江杭州的抗日救亡思潮日趋蓬勃，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也很凶狠。当时我们组织了一个“共学社”，出了一个墙报，组织进步同学学习唯物论、辩证法，研究时事，讨论抗日救亡的问题，并暗中动员进步同学投奔延安参加抗战等，受到校当局的监视和压制，也受到同学中的一个国民党军统蓝衣社的外围组织叫“复兴社”的监视和打击。我们“共学社”的处境困难，很想得到有声望的老师支持。我去找过钟敬文先生，他当时很忙，还在浙大等校兼课，又不在学校住，对学校情况不大了解。我把学校和同学的情况向他简要介绍，他没有多说什么，只说了几句，大意是青年人有抗日救亡的思想和行为是大好事，自由思想才能追求到真理，不过要注意环境，不要锋芒太露了，这些话都是很珍贵的。不久我去了延安，就和钟先生没有了联系了。

　　1957年春，中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主席在大会上讲话，中间休息时，碰到了敬文先生，他也被邀请参加了会议。当时休息室里人很多，挤来挤去，没有时间多谈。他对毛主席说的“双百”方针，非常高兴、非常赞成，对人民日报的邓拓受到批评，有些看法，他说，很想听听邓拓的意见。看来他的精神活跃，态度明朗，很敢表态。我知道他，他从来不是一个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他很关心政治、关怀大局。不久，听说他也被打成右派，去劳动改造，就又失去了联系。

　　粉碎“四人帮”后，我去北京开会时拜访过他一两次。他住在北师大小红楼，房子又旧又小，有点荒凉。一进门我有些吃惊，楼梯靠墙的一边，一层层满堆着书，能踩脚的地方很窄。面对如此著名的学府，如此著名的学者，如此清苦的生活条件，顿时使我很不安，甚至有一种愧疚感。他已习以为常，显得怡然自得，我们坐在他狭小书房的旧椅子上，一边喝茶，一边谈话。当时我的工作岗位处在辽宁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的第一线，到北京开会有很多话要说，情绪也高昂而自信，那次相见是我说的多，他插话也不少，我们谈得很融洽，很高兴。

　　1984年春节，敬文先生给我寄来了一首《饯岁词》，在一张小宣纸上用毛笔写的：

　　万骥腾骧态势雄，繁忙不觉岁星终。
　　垢讦净濯民魂健，丰产频传国力充。
　　胜友如云凭义结，同胞隔海自心通。
　　豪情莫怪随年长，双拓文明要老翁。

　　看得出来，钟先生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国势发展是很拥护、很高兴和信心百倍的，他对国家、人民、学校和青年人对他的希望，了解很深，对于完成自己的责任也很有信心，而且很自豪。我看了这诗也很受鼓舞，立刻回了他一首：《迎一九八四年——步钟敬文老师〈饯岁词〉》：

　　勃勃生机又一年，狂澜已挽力无边。
　　物质精神齐奋进，党心民意更相连。
　　形势应推今日好，前程可断胜当前。
　　天既有情人不老，豪情白发共频添。

　　我自知诗意不足，政治味道浓，感情还是不错的。记得敬文先生没有说过我的诗是不是诗，倒是说过我的诗很有气势。我的有些老领导、老师先后辞世时我都要写一首短诗为他们送行。写时很沉痛，往往热泪盈眶，但我都是哀诗壮写、从不哭哭啼啼，因为这比较符合他们的经历和品格。这次钟敬文先生骑鹤云游去了，可他的思想和精神都没有死，都活得很有生命力，所以我不想另外写悼诗了，还是用我的这一首代替悼诗，为他送行，以壮行色吧！

想考师大的小子

　　　　　　　　　　　　　　　　　　　　
　　　　　　　　　　　　　　　　　　　　　　　纪念钟敬文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 2003-3-19 22:01 )


　　　　　　　　　　　　　　　　　　　　　　　心灵深处的怀念　
　　　　　　　　　　　　　　　　　　　　　　　　　
　　　　　　　　　　　　　　　　　　　　　　　　　　　　杨利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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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敬文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而我依然恍惚觉得先生还活着，依然活在我们中间。家里的书架和冰箱上贴满了我们夫妇和先生的各种合影，每天在客厅里来来往往，都会看到先生熟悉的身影，看到先生善良、温和、宽厚的微笑；每次抱着我们那刚刚“呀呀”学语的女儿在照片前驻足，都会指点着告诉她：“这是太爷爷，这是爸爸，这是妈妈……”

可是，每当我遇到学术上的问题需要讨教、写完文章后需要指教交流、遇到人生中的各种困扰需要倾诉与开导的时候，我才强烈地、真切地意识到如今那一片巨大的真空：先生不在了，先生永远地离我而去了！

先生去了，我的求学生涯中少了一位良师，我的个人生活中少了一位亲人。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的文章中，曾经说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我以为先生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先生是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走上民间文化的学术研究之路的，从此毕生以民族民间文化的“发采扬辉”做为历史赋予自己的神圣职责。正是这种超越了个人私利的高贵理想，使得他能够轻视一切尘世间的蝇营狗苟，不为厚禄高官所诱惑，不为世易时移而动摇，虽清贫于斯，困顿于斯，但无怨无悔，奋勇向前。先生曾经教育我：对待学问要“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还亲笔写了一副小笺给我，告诉我“要具备坚忍不拔的志节，才能顺利地度过人生与学艺的海洋”。每次见到先生，无论是在他狭小的书斋里，还是在他打着吊针的病房里，他都会在简单的寒暄之后，马上把话题转移到学问上来：我最近又写了什么文章，你觉得怎么样；最近出了什么好书好文章，你应该找来看看；哪位著名的学者到北京来了，应该“借机拔拔毛”，请他（她）来师大做个讲座，听听近来学界有什么新动态；应该组织个什么会议，就近来国内民俗学界的一些关键问题，提出方向，引起讨论；应该开个研讨班，探讨些问题、培养些人才……

每次与先生的会面和交谈，都会使我如沐春风，耳目一新，感觉到一种超越了个人“小我”、向着一片清朗绝俗、纯粹安详、不断进取的境界攀升的愉悦和快乐。记得在读先生的博士生时，有一次看到一位地方学者写了一篇关于先生的文章，明是在褒赞钟老，实际上却是在借机吹捧自己，许多是不实之辞。我那时20多岁，少不更事，而且年轻气盛，看了十分生气，卷起报纸就去找先生，把这种做法大大批驳了一番。我预料先生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不想先生听了，只是微微一笑，说：“这种事，别去理它。”我不解先生为什么对这种不义之事这么姑息。先生解释说：“我告诉你，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事，如果你都去认真计较，那就别想干正事了。”如今，随着我的年龄和阅历的不断增长，我越来越能够理解先生当年的那分感慨，而且越来越觉得先生的伟大：身为社会中人，要想一直超越世俗生活的困顿和人际关系的困扰，始终保持宁静清朗、不断向上的心态，谈何容易？！先生一生的际遇之坎坷，远过于寻常人，而他取得的成功也远高出于寻常人，究其原因，恐怕主要就在于他这种以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博大胸襟和为此锲而不舍、顽强执着的精神吧。

我在先生身边求学问道11年，其间有大量和先生密切接触的机会，我得以从中直接观察、学习先生的治学和为人处事之道，获益良多。

我是1991年夏考入北师大攻读民间文艺学的博士学位的，导师原本是张紫晨教授。张先生次年不幸因病去世，我被转入钟先生门下继续读书。我的毕业论文原打算写女性信仰方面的问题，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题目。正巧钟先生一直想做一篇研究女娲神话的《女娲考》，而且他已为此准备了多年资料，可始终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撰写。于是，先生就将这个题目推荐给了我。我查阅了一些资料，觉得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就接受下来。从此，“女娲”以及神话研究成为了先生和我的共同爱好。先生慷慨地把他多年积累起来的资料卡片借给我看，有时侯他在亲笔抄录的卡片上还特意夹上字条，提醒我阅读时应该注意的问题。他看到了什么新资料，也马上交我复印阅读。先生对我开玩笑说：“小杨，先生是你的资料员啊。”有时侯我写论文正焦头烂额时，忽闻楼下有人传呼，跑下去一看，是先生拄着拐杖来看我了，于是师生二人一起，一边在校园里散步，一边探讨我的写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先生的建议总是高屋建瓴，能使我茅塞顿开；先生的鼓励总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使我能在艰苦的日子里感到温暖，并获取不断前行的勇气和力量。

博士论文的草稿完成时，已经是四月末了。先生并不因为自己年高体弱而推卸做导师的职责（按说他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恰恰相反，他丝毫不肯放松对我的要求。在“五一”节休假的几天里，我就在先生的书房中，一字一句地把论文念给先生听。记得那几天正下着雨，淅淅沥沥的雨声伴着我的念诵声，在狭小的书房里显得格外单调。然而先生听得很认真，遇到他觉得错误或者需要斟酌的地方，他就会马上打断我说：“等一等，这里有个问题……”于是我就停住、询问、讨论、补充、修改。有一次，在讨论女娲的神格属性的时候，我和先生的意见产生了分歧。我认为女娲神格的基点和中心是她的始母神的神格，先生有些不以为然。先生要我改改自己的意见。我死钻牛角尖，执拗地坚持己见。先生说：“那你回去再想想，补充一些材料来证明你说的有道理。”我随后又找了许多材料，对那一章做了补充。这次先生听了，笑着说：“唔，你讲的有道理。”

先生想写的《女娲考》，原本打算从原始文化史的角度，通过女娲在神话中的各种活动，去论证这位女神及其神话所由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他期望我的博士论文能完成他的这种构想。但我因为自己的学术功力不逮，加上对于文化史的方法有些看法，所以没有按照先生的意思去做，而是使用了田野调查的方法，把研究范围扩展到女娲信仰的领地。我想先生心里可能多少有些失望，但他并没有勉强我照他的思路和设想发展。后来先生在为我的博士论文做的序言中，还夸我敢于坚持己见，“洁身自爱”，“不因人热”。我很惭愧，觉得自己没有完成先生交给的任务，反而得到先生的过奖；同时觉得自己很幸运，遇到这样宽厚包容的导师。

记得一位名人说过：历史是不计较细节的。我不知道历史学家对此是否赞同，我以为此话有些偏颇：历史不是由许多细节所筑成，伟大不也体现在许多细小的事情上面么？每当我想起先生的时候，总会想起和他有关的许多细节，心中总是满溢着亲情和温暖。从先生与我交往的许多点点滴滴的小事中，我感受到一个血肉丰满的钟敬文：一个善良正派的人，一个亲切随和的人，一个细腻丰富的人。

我自1994年夏博士毕业后，进入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导师依然是钟先生。我那时常为家事烦心，闷闷不乐。先生探知我的情况后，常劝我要宽心，还写诗安慰我说：

不如意事常八九
可与人言无二三
在尔两难诚所苦
然谁一世免挑愁

先生门下的青年学生大约都知道先生的一个特殊要求：学习要集中精力，最好不要谈朋友，以免牵扯精力。这话当然有它的道理，但听去似乎有些不近人情。我和后来成为我爱人的安德明博士都是先生的弟子，不敢违抗师训。我们很老实，直到我博士毕业后才正式谈恋爱。记得我毕业后的一天，我陪先生散步，看先生高兴，就忐忑不安、支支吾吾地对先生坦白道：“我有朋友了。”先生似乎并不觉得太突然，自然地问：“是谁呀？”我说：“您猜，您认识的。”先生马上说：“是不是小安？”我大为诧异先生如何能一语中的。先生有些得意地说：“我早想过了。”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方才落了地。后来一天我去先生家里，先生顺手递给我一个信封，说：“这里有篇文章，你拿回去看看。”我一看，是一篇题为《怎样使爱情地久天长》的文章。我非常感动。1995年末我们结婚的时候，先生还做了我们的主婚人。婚礼上他讲了很长的话，语重心长地告诉了我们许多有关家庭生活艺术的道理，例如夫妻双方要着眼于大方面的一致，不要计较些微琐事；要彼此宽容，才能有稳定和睦的家庭生活。这番来自生活的经验之谈后来对我们很有帮助。

我在师大工作的时间不算长，住房却换了几回。第一次从学生宿舍搬到博士后公寓（当时叫“鸳鸯楼”）时，先生已经是91岁的高龄了，还亲自爬上三楼来给我“贺新居”。说来好笑：先生要德明陪他一起去，还特意准备了茶叶，要德明拿着，并让德明说是自己的贺礼，他的意思是要德明在我和母亲面前表现表现。结果德明来后主动坦白道：“这是先生要我拿来的。”先生又好笑又好气地说：“哎呀，你这个人太老实了。”后来德明博士毕业，我们从师大校园搬到校外的静淑苑，先生还为我们做了一副对联：

民俗学方兴 进业欣看双博士
京华居不易 栖身幸得两间房

2000年夏天，我们夫妇获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要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民俗学系访学进修一年。当时先生已经98岁了，正在西山八大处的工人疗养院疗养。先生早和我们打过招呼，要为我们和也将去美国访学的博士生巴莫·曲布嫫饯行。先生和我开玩笑说：“我还不知道能不能等到你们回来。”这话让我们感到分外沉重。记得那一天非常炎热，先生在八大处的药膳房订了一桌酒席。菜肴许多是我从没吃过的：鹿排、牛髓汤、裹着黑蚂蚁的炸蟹排……。告辞的时候，我不敢转身去看那在女儿和助手的搀扶下缓缓前行的老人的身影，泪水湿润了我的眼眶。

2001年夏，我们正收拾行装准备回国，突然得到先生重病住院的消息，心急如焚，生怕不能够见先生最后一面。8月底，我们回到北京，第二天就去看望先生。先生的状况让我们大感欣慰：他精神很好，思维一如既往地敏捷，记忆一如既往地清晰。先生询问我们留学的感受和收获，并嘱我抽空为他编辑文集《婪尾集》。我们乐观地以为：先生多次生病住院，但每一次都能逃离危险，恢复健康，这一次也一定能化险为夷的。不想这一次，先生的病越来越重。去年1月9日，我们又一次去友谊医院看望先生，德明还带着他刚刚完成的《钟敬文传》。先生躺在病床上，鼻孔里插着氧气管。看见我们，他很高兴。问德明：“哦，书写好了？有多少字？你辛苦了，谢谢你。”他看见我，解释说：“现在大的局面还好，比较稳定，小的问题还不少”。我知道他在说他的病，于是安慰他说：“大的局面好就行了，小的问题咱们一个个治。”先生又让我们把刚刚出版的《婪尾集》的样书拿给他看，说这本书“大体还象样”，问我出版社的同志反应如何。我答“他们很高兴”。先生要我代他谢谢责编同志。

他的女儿小宜老师告诉我们：《婪尾集》的样书昨天刚送来，先生看过，马上就要叫人送给启功先生去鉴赏——他说启先生一定最明白他取名“婪尾集”的意思，这第一本书，应该送给他。我再一次为两位老学者的相知之谊而感动。

我坐在床边，握住先生的手。他的手有些发凉，而且有些浮肿，和他平时温软的手大不一样。

中午，我们把带去的鸡汤喂给他喝，他只喝了几口就不喝了。我们带去的饺子，他一个也没动。

后来巴莫来了。我们眷恋地守在床边不忍离去，看着先生痛苦地睡着了。

直到下午3点多，我们夫妇才离开医院，当时护士正给先生吸痰。我心中充满不祥的预感，叮嘱先生的助手康丽：如果发生什么事，马上给我们打电话。

半夜2点多，电话突然响了。康丽告诉我们：先生于10日凌晨0时1分去世了。

我们睁着眼睛，再也无法入睡。德明在想什么，我不得而知。我的脑海里时而一片空白，时而回想起与先生交往的许多往事，先生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目前。

先生去世后，曾经有位记者问我：钟先生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自己当时哽哽咽咽地回答了些什么，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不过安静下来之后，我常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有幸在20岁出头、事业和人生刚刚开始、思想和世界观、人生观尚未成型的时候，遇到先生这样的学术大师，从此得先生谆谆教诲，耳提面命，我的学问和人生观都打上了深深的“钟氏烙印”。在治学的领域上，我最初是接受了先生的建议、并在先生的大力扶持下，开始研究女娲神话的，由此走上了神话学的教学和研究之路；在治学的方法上，我竭力遵循先生教诲的“一切从材料出发，用材料来说话”的实证方法，虽然后来也逐渐接受了一些其他的理论和方法，但实证的精神始终不敢丢弃；在文章的风格上，努力做到严谨、平实、清楚，不说过分的话。在做人方面，先生多年来勉励学生们要“正直、勤奋、淡泊”的话，已成为我的座右铭；先生那种“生命不息，奋进不止”的人格精神，已成为激励我不断前行的巨大力量；先生对待事业的那种“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的劲头，也将成为我终身学习的榜样……虽然先生的勤奋、敏锐、坚忍、执著，以及胸怀祖国和民族事业的博大胸襟，都常常令我自愧弗如，不能望其项背，不过，有先生的伟大榜样在前，学生又怎敢妄自菲薄，偷懒不前？！自当奋力鼓棹前进，如先生所训导的那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先生一生都在为了所钟爱的事业不知疲倦地工作，如今，他回到了大自然母亲的怀抱，大概可以好好休息了吧？

愿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 修改：想考师大的小子于2003-03-25 10:57:16修改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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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想考师大的小子于2003-03-25 10:59:30修改本文

想考师大的小子

　　好消息！好消息！在北大中文系办的《北大中文论坛》里，北大民间文学方向的研一学生“盘叶忍冬”刚刚升任了《中文专著期刊》版的新版主！这可是在“未名扁舟”之后的又一个学民间文学的版主噢！

http://chinese.pku.edu.cn/bbs/forumdisplay.php?fid=13
　　
　　祝民间文学、民俗学人丁兴旺！！！祝我考研顺利！！！！

　　但愿不光是我自个儿高兴  [em:24] ... ... ... ...
◎系统提示:此贴在 2003-04-07 01:42:47 被 想考师大的小子 编辑过

想考师大的小子

　　哎... ... 其实还是学民间文学和关注民间文化的人太少啊，要不北大中文论坛里早就有了《民间文化版》了！
　　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http://chinese.pku.edu.cn/bbs/index.php


◎系统提示:此贴在 2003-04-07 01:37:18 被 想考师大的小子 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