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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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心理咨询与治疗理论和方法进行本土化改造

这一途径是试图结合中华本土文化与社会背景，对于那些根植于西方的文化系统之中不能贴切地解释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西方心理咨询与治疗理论和方法进行本土化改造，以使得这些理论和方法能够更好地运用来解决本土中国人的心理问题。当然，心理咨询与治疗本土化改造不应停留在理论探讨上，而应着重于本土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的概念分析以及实际应用。季建林曾以《心理治疗在中国:西方治疗技术与东方文化思想的结合》为题进行了探讨，其中特别谈到中国心理治疗工作者如何对待西方心理治疗理论和方法，并以认知行为疗法和精神分析疗法为例作了如下说明［19］，他的观点富有启发。

（一）认知行为治疗技术

  认知行为疗法是近三十年来发展、应用最广的一大类心理治疗方法，它的基本理论假设是人类行为、心理问题的产生是后天习得的，与个体的态度或认识问题的角度（认知偏见）有关，可以通过再学习或认知改变（换个角度看问题）来纠正其心理障碍。因为方法直观、实用、技术比较简便、易操作、疗效易见、可测量等特点而得以被广泛接受和应用。国内对这类方法也进行了大量的系统介绍和应用研究，认为可能是目前应用最广和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类心理治疗方法。然而在实践应用过程中，如果治疗者仅机械式生搬硬套这类技术方法，那是不恰当的，应该考虑结合中国的文化底蕴，例如，在做系统脱敏和暴露疗法时，用“一回生，二回熟”、“熟能生巧、”“少见多怪，多见则不怪”、“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通俗易懂的道理来代替“交互抑制”、“经典/操作条件反射”学习理论的介绍更能被患者接受，因为诊室毕竟不是教室，患者毕竟不是学生。同样，做认知转变疗法时，用“瞎子摸象”、“塞翁失马，焉知祸福”等典故来代替“自动性想法”、“功能失调性认知图式”等专业术语的灌输更为恰当。再如，自信心的训练、社交应对技巧指导和行为强化等实际操作，治疗者多用些“该出手时就出手”、“要做先生，先做学生”等语汇，可以减少或避免简单的说教和生硬的指导。如此看来，在运用西方各种疗法进行心理咨询与治疗的过程中，要会变通，把一些让患者不解的理论术语，变成耳熟能详、简单易懂的生活性用语，这样做就使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方法具有了本土化的色彩，更有益于中国人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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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神动力学与分析性治疗技术

现代心理治疗的发展与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学说密不可分，这也是一类大的心理治疗方法，它在历史上曾经风靡一时。它强调成年期心理障碍的产生与潜意识的内心冲突、童年期的创伤经历等有关。在过去的近百年里，其治疗技术和方法经历了重大的改变:从最初的长程经典精神分析到目前包括短程动力学心理疗法在内的数十种技术方法。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翻译著作很多，但大多数中文译作只是介绍早期的精神分析和动力学理论，很少具有系统性和实用性，甚少介绍7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新进展，结果是如同观众进剧场看古装戏，戏虽精彩、动人，但终究是演员在台上，观众在台下，没有贴近现实和注重融合，结果是剧终观众散，没有形成固定的治疗团体和对象。分析性治疗的技术掌握与否与治疗者的悟性、人格品质等有关，其基本的一些技术已成为诸多心理治疗方法的基础，学习和灵活应用这种技术已成为中国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者水平提高的关键。但对一些传统的分析理论的解释有必要结合中国的文化和实情做很大的改良和修正，否则患者难以接受和认同。再者，国外近二十年来已逐渐放弃冗长、费高的经典精神分析，代之以趋于实用和手册指导的短程动力学心理治疗。意识的分层、人格的解释与梦的释义等可以在书本、教学上详细说明，但在实践上需注意“中国化”和患者的可接受性；这方面已做了较好探索的是对心理防卫机制的阐述，如“掩耳盗铃”、“阿Q精神”、“指桑骂槐”、“此地无银三百两”等中国典故有机地结合到理论中去，使得更多的人能够理解和接受。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已在心理咨询中得到广泛应用，其中亦可借用“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等加以形象化和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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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挖掘和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心理保健的思想和方法

系统地挖掘和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心理保健的思想、方法，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但是，要防止用中国古代心性修养的思想、方法取代现代心理咨询与治疗理论和方法的做法。因为二者在名词概念、理论体系、研究路径、适用范围等都各不相同。中国传统心性修养之学的特点是:着眼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接近常识，一般人容易掌握，主要依靠自己而不依靠他人，能充分调动当事人自身的能动性［20］，而西方心理咨询与治疗理论和方法的特点则是，除了某些理论和方法之外，大多数强调咨询者和治疗家的主导作用，专业性较强，对有较严重心理障碍者效果显著。所以两者应相互借鉴、补充，而不能彼此替代。

  

四、借鉴祖国医学的治疗方法，实现心理治疗的本土化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其中不乏有值得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者“古为今用”的内容。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者应该努力挖掘祖国医学中有关心理咨询与治疗方面的精髓，并以此为出发点，开展本土化研究。在这方面，杨鑫辉先生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他总结出的祖国医学有关心理治疗的方法［21］，对于心理咨询与治疗本土化研究和实践富有启发和借鉴价值。这些内容包括:

1.开导劝慰法

即通过言语来开导劝告与安慰以调节心理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以人“恶死乐生”的心理本能倾向为理论基础,又提出了此疗法的要旨是“告”、“语”、“导”、“开”，意思是告诉病人不遵医嘱的危害，讲清遵从医嘱的好处，引导病人创造治愈疾病的条件，指出不从医理会带来更大的痛苦。总之，这种疗法着重转变患者对医治疾病的认识和态度，以取得治疗效果，它和现代的心理疏导和支持性疗法是相近的。

2.以情胜情法

是一种利用情志相互制约的关系来进行治疗的心理疗法，即运用一种情志来纠正相应所胜的另一种失常情志，很具独特性。

3.习见习闻法

是一种通过反复、习惯的方式，使受惊敏感的患者恢复常态的心理治疗的方法，实则为现代医学心理学的系统脱敏法。

4.以欺制欺法

是对诈病和疑病症者，以欺骗方法制伏其欺骗行为而取得疗效的心理治疗方法。在现代医疗中，对疑病症者用注射蒸馏水等安慰剂而有疗效，也可视为一种以欺治欺方法的变式。

5.消愁怡悦法

是通过怡情移志帮助患者调节情绪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此法的机理是，通过山水花草的赏玩，以及文艺、清谈、琴棋书画的爱好、茶酒的适当品用，使环境变幻多端，令人赏心悦目、怡情移志，从而达到对抑郁、焦虑、紧张等情志疾病的调治。它同现代治疗中的音乐疗法、娱乐疗法相似。

6.移情变气法

是一种祝说疾病来由的心理疗法，即通过语言、行为、舞蹈等祝由形式，调动病人的积极因素，转移患者对局部痛苦的注意，形成良好的精神自守状态，移易精气，变利血气，发挥人体自身的治疗作用。

7.气功导引法

是通过气功导引的调心养神对生理发生调节作用的心理疗法，兼备心理治疗与运动治疗，是值得进行科学总结和推行的疗法。

  

五、走多元化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发展道路

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本土化研究和实践，不论是舍弃西方心理咨询与治疗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研究，还是改造西方心理咨询与治疗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研究，最应考虑的是如何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既不能因为着眼于本土性而不重视科学性，也不能因为注重科学性而忽视本土性；既不能因为本土化而否定西方心理咨询与治疗理论和方法，也不能因为本土心理咨询与治疗理论和方法尚未形成而否定其发展的价值。这种心理咨询与治疗观的变革必将有助于中国心理咨询与治疗本土化的发展，以及与其他文化圈中的心理咨询理论的沟通和衔接，最后使得中国本土式心理咨询与治疗理论和方法成为世界多元化心理咨询与治疗理论中的一元。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认清心理咨询与治疗本土化与全球化同步发展的趋势。时至今日，对于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本土化已很少有人提出异议，但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全球化又成为关注的焦点。因此我们认为，心理咨询与治疗本土化与全球化应该是平衡发展的。事实上，经过这么多年中西文化的交流，中西文化一直处在冲突和融合之中，我们很难单纯从中国传统文化看待当代中国人，也很难说在他们身上就已经全部体现西方文化的特点。当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已经出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杂合，而且这个杂合体中充满着矛盾，他们的心理活动同传统中国民众有明显差别，所以我们不能仅以传统文化下的中国人作为对象来对心理咨询与治疗进行简单的本土化。我们在大谈本土化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全球化问题，也就是说不能离开全球化来谈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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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曾文星、徐静:心理治疗:理论与分析，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第220—229页

［2］钟友彬:中国心理分析，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李黎、俞锦宾:试论心理咨询的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绍兴师专学报，1994，1:67—71

［4］［6］郑泰安:华人常见的心理症与社会心理问题，见曾文星主编:华人的心理与治疗，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7版，第160—163页

［5］ 杨德森:中国人的心理与中国特色的心理治疗，见曾文星主编:华人的心理与治疗，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7版，第26—30页

［7］Hsu，F.L.K.（1985）:The Self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In: Marsella，A.； DeVos，G.；and  Hsu，F.L.K.(Eds):Culture and Self. Tavistock Publications，New York

［8］曾文星:从文化的角度谈华人的心理治疗，见曾文星主编:华人的心理与治疗，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第286—287页

［9］（美）F.D.沃林斯基:健康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页

［10］景怀斌:中国人心理调节模式及其文化心理原因研究，社会心理研究，1998，4:2

［11］李强:中国人的心理病理与求助方式的文化根源初探，社会心理研究，2000，3:40—45

［12］李崇培、李心天、陈仲庚、张伯源等:神经衰弱的快速治疗，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1958，2（5）:351—356

［13］钟友彬:认识领悟疗法，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4］张亚林、杨德森:中国道家认知疗法—ABCDE技术简介，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8（12）3:188—190

［15］张亚林、杨德森等:中国道家认知疗法治疗焦虑障碍，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0（14）2:62—63

［16］钟友彬:认识领悟疗法，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17］龚耀先、李庆珠:我国临床心理学工作现状调查与展望，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6，（4）1:1—9

［18］曾文星、徐静:心理治疗:理论与分析，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第220页

［19］季建林:心理治疗在中国:西方治疗技术与东方文化思想的结合

［20］周一骑:心性修养与心理治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21］杨鑫辉:中国传统心理治疗探讨，南京师大学报，1995，4: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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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心理治疗是在后现代主义心理学思潮影响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心理治疗实践活动。1988年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格根(K.J.Gergen)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国际心理学会议上，应邀作了《走向后现代心理学》的专题报告，这是心理学界就后现代心理学问题所作的最早、最有影响的系统研究。报告指出心理学正面临深刻的变革，以及建构后现代心理学的具体设想。国外学者对于后现代主义心理学主要有如下观点:后现代心理学大师、丹麦著名教育心理学家斯丹纳·苛费尔(Steinar Kvale)在为《心理学和后现代主义》论文集所写的序言中，概括了走向后现代的心理学的诸多特征［1］。他指出，在后现代话语的影响冲击下，心理学在对专业知识、专业实践、研究方法、学科性质等的认识上将发生一系列的改变:走向后现代的心理学将越来越重视具体的、实用的知识，重视知识的实践功能；心理学家的专业实践(如临床治疗、儿童教育等等)将越来越被看作心理学知识的重要源泉；在后现代学术话语下从事研究的心理学家拒绝将所谓客观的实证方法视为惟一合法的方法，倡导多方法的(如叙事学的、阐释学的、解构学的等等)研究取向，强调互动的、投入参与的研究。研究过程不再被看成是对某种客观被动的对象的不偏不倚的摹写，而是在具体的情境中通过与对象的对话、互动而共同建构对象的过程；后现代心理学还将超越人们所熟知的关于心理学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的分歧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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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在对实证论的批判中深刻地指出，现代理性倾向于把知识和真理视为中立的、客观的、普遍的，认为它们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的力量。而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这是20世纪的知识观被实证论所垄断的结果。哈贝马斯剖析了上述观念的形成，指出实证论之所以为人们所接受，主要由于它反映着一个人类普遍认同的“真理”观念。实证论有两个基本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实证论者以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研究的典范，认为任何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可以还原为一些基本现象，基本现象只需感官便可以了解。因此，事实陈述不需要价值介入就可以被验证。第二个假设是，认为有一个独立于人的存在的客观外在世界。因此，一个理论或语句的真假值，是取决于该理论或语句的描述是否跟外在世界吻合。这是一种“相应真理观”（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的观点。相应真理观的致命问题在于无视社会现象（social reality）与自然现象（natural reality）的根本区别。由于社会现象无法脱离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因而不可能用自然科学的法则去检验社会科学的理论。哈贝马斯发展了“共识真理观”（consensus theory of truth）,指出语句的真假值并非建基于人对外在世界的纯感官的客观性上，而是由参与讨论者在没有内外制约之下而达成的共识（consensus）来决定。任何对外在世界的了解都必然涉及了解者的演绎，不需演绎的基本社会现象是不存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思想家们普遍认为，“真理就是一致性，谬误就是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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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后现代心理学家格根从后现代的视野出发，对现代心理学的合法性危机进行了深入剖析。格根指出，客观的、个人主义的、与历史无关的西方知识观已经渗透到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很少追问其合理性与合法性。现在很有必要用一种建立在社会建构论基础上的科学的元理论取而代之，这样一种元理论会将知识从依仗数据、专注实证的向度转向处于相互联系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活动上。可以说，在心理学领域，社会建构论代表了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换言之，“社会建构论”一词与后现代主义心理学是同义的。社会建构论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通过社会过程获得它们的意义，而这些意义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不存在超越社会群体之上的普遍性。知识的构成是一种以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一致。所谓真实(reality)就是用描述真实的语言构成的。我们生活在社会文化中，无法摆脱深植其中的意义系统。这些文化中的或“地方性的”意义就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一切。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话语中流行的客观性、中立性、确切性和严密性等目标进行了彻底的解构，“他们把一切事物都界定为文本，从文本与文本的关系中、从文本的上下文中探讨文本的意义”［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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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作为继萨特之后法国最重要的思想家和后现代主义大师，向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些基本假设提出了挑战。他认为，所谓真实或真理不过是包藏着权力意志的话语，他以消解“主体”的中心位置和解构西方的真理价值观为目标［3］。在研究了人类的疯狂史后，福柯力图表明，疯狂是“社会空间”中的一个知觉对象，是在历史过程中由多种社会实践构成的，而不是由一种集体感觉所捕捉到的。更重要的是，它不能简单地成为思维理解的分析对象［4］。另一位后现代思想家罗兰·巴尔特( Roland Bartthes )在评价福柯的《疯癫与文明》时指出，“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福柯从未把疯癫当作一种功能现实，在他看来，它纯粹是理性与非理性、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所产生的效应”。简言之，社会建构论动摇了现代心理学所标榜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用后现代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医学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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