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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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苛费尔所指出的，后现代心理学超越了人们所熟知的关于心理学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的二元对立。因为科学主义心理学所推崇的客观主义和人本主义心理学所追求的主观主义，原本就是同一枚现代硬币的正反两面。从表面上来看，后现代思潮的语言学取向、释义学取向及文学的取向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题比较接近，但从深层意义上看，后现代主义对自我的解构又消解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内核，即自我实现的目的性个体。人本主义心理学虽然作为行为主义的对立面出现于60年代，但究其实质仍处于现代思想的框架体系之中，它同样追求外在合法性、普遍性，并且人本主义心理学所张扬的自我也是与历史、与社会无关的（ahistorical and asocial）。科学主义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都将人从其特殊的文化背景中抽取、抽象出来，行为和意识都与其内容，即它所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无关，社会文化的内容被视为偶然的、局部的，而心理过程则被看成本质的、普遍的了［5］。简言之，现代心理学十分注重个体内部的认知机制，而后现代心理学转向了对心理生活的背景性考察，更注重心理生活的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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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运动中，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ism）作为一项重要的理论建树，在元理论的层次上对西方传统的二元主义认识论进行了批判和解构，把关注的焦点从二元主义认识论所专注的心灵与世界的关系转移到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进而，社会建构论通过语言的社会性而说明存在于语言中的知识的社会根源和社会功能。可以说，在心理学领域，社会建构论代表了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换言之，“社会建构论”一词与后现代主义心理学是同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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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心理治疗与现代范式的心理治疗相比有以下几个主要的变化:

第一，对心理问题定位的视角转换。与现代范式的心理治疗着眼于个体的感受，把心理问题定位于个体内部有所不同，后现代心理治疗把心理问题定位于人际之间，即以语言为媒介的种种关系构成的社会空间, 强调的是语言的社会过程［6］。在建构主义者看来，“心理障碍往往只是人际关系障碍的副产品”［7］。以抑郁为例，建构主义的观点认为，对于抑郁的症状，应该从人际之间的、社会过程的以及心理动力学的方面寻找原因，而不是从个体内部、生物学的方面寻找原因［8］。由于建构主义把疾病和问题都看作是一种文化的建构而不是独立的现实，所以，以往所谓的“功能障碍”、“焦虑”、“压抑”、“痛苦”等都被看作是社会的观念（social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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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治疗任务的不同。对于心理问题定位的变化，必然导致治疗任务的相应变化。后现代心理治疗的任务就是对固有的社会观念进行重构，即建构新感受的过程。也可以说是通过治疗师与来访者的对话，建立和发展新的意义的过程。面对新的治疗任务，治疗师要问的问题是某种特定的自我描述能否被改造成一种新的形式，或是用另外一种替代的描述能否同样处理好同一个事实［9］。有人把后现代心理治疗看作是一种教育事业［10］。“教师”与“学生”通过协商达成一种可以在社区范围内操作运用的一致性意见，并建立目标与步骤。治疗师与来访者并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共同的参与者。他们所进行的思考、感受及想象并不是个体的内心事件，而是通过参与而建立起来的过程。参与的媒介是语言。治疗师要对他本人的意见、价值观的后果承担责任，并且也要鼓励来访者这样做。在这样的治疗方案中，治疗师帮助来访者把症状或问题看作是生活的社会形态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疾病或是个体的内部问题。这种“生活中的冲突”并不是发生在思想与情感之中，而是在不同的冲突性的社会情境之中［11］。治疗师要做的是通过采用各种互动方式，以帮助来访者建立并发展新的意义；通过与来访者合作，以创造出一种新的、令人满意的、可发展的情境［12］。一些后现代取向的心理治疗师已采纳了卡尔·罗杰斯的非指导性的原则。治疗中，治疗师鼓励来访者探讨对问题的多种不同的叙述方式，但是不必认定（承认）某一种是真实的。对问题的叙述是一个制造意义的过程，同时，也能帮助治疗师与来访者了解到，意义作为文本的一部分，其中并不存在终极的真实。通过叙述的体验，他们将认识到，没有哪一种叙述比另外一种更真实或更重要。叙述的方法通过表达生活意义的新的文本从而获得一种转化的力量。来访者向治疗师所寻求的帮助是寻求生活的改变，治疗师可以这样要求来访者，他们要做的第一个改变就是把治疗师看作专家的这种社会期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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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治疗师角色的变化。后现代主义心理治疗要求治疗师放弃对心理问题无所不知的权威的态度，要采取一种不知者的立场，不对问题做任何预先的假定、期望以及回答，这样可以排除他们以往的知识和偏见，以免对新的意义关上理解的大门。他们要做的是，尽可能多地倾听来访者，鼓励来访者带来新的意义和理解。治疗师的角色可以称之为“话语艺术家”或是“对话过程的建筑师”、“助长者”、“促进者”［14］。

在治疗方法方面，可以说，在社会建构论这个大原则的统摄下已经发展出多种多样的形式和方法，不同的疗法各有侧重。例如，以解决方案的讨论取代对问题本身的讨论［15］；协助来访者以书面表达的形式重新建构他们的生活［16］；协助来访者以表演的形式重新建构生活，该疗法称为表演疗法或社会治疗；通过治疗师与来访者之间各种不同的对话方式建构新的意义［17］；把治疗的着眼点集中于来访者的积极特征和发展潜力上［18］，即积极心理治疗，等等。本文将重点介绍并讨论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疗法，即社会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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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社会治疗(sociotherapy)是指强调社会环境和人际方面而不是精神内部方面治疗形式的总称。它包括群体治疗、心理剧以及其他种种形式［19］。狭义的社会治疗（social therapy）是指由美国当代心理学家、后现代心理学思潮的倡导者弗莱德·纽曼（Fred Newman）、路易斯·赫兹曼（Lois Holzman）等人自20世纪70年代所开创的以表演理论为基础的社会治疗，也是本文所重点讨论的一种疗法，因其反对现代心理治疗中的诊断方法，并强调表演方法在治疗中的使用，又称为表演疗法（performance therapy）。由于社会治疗的理论重心由现代心理治疗对个体内部认知结构的注重转向了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方面，并在方法上充分体现了后现代精神的超个体性、创造性以及视角多元性，因而成为美国心理学界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影响最大的理论流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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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纽曼对现代范式心理治疗的反思和批判

20世纪70年代中期，纽曼加入到对现代西方社会主流的心理治疗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行列中去，加入到反精神病学运动（anti psychiatry movements）中去［20］。批判主要针对心理治疗的形式和目的展开:

（一）对诊断形式的批判

现代心理治疗有几个必经阶段，其中心理诊断阶段是不可逾越的。心理诊断的任务，主要是对患者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和确认，治疗师对患者的帮助和改变是在心理诊断的基础上展开的。心理诊断这种形式包含着两个致命的问题，一个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另一个是心理语言的图式论。

首先，心理诊断的实质，就是治疗师以权威自居，对来访者进行贴标签、分类、说明、解释，做病理学的分析，并告诉他们解决情绪“问题”的办法。实际上，贴标签、分类、说明、解释、诊断等方法是心理学从传统医学中借用来的，而医学又是从自然科学那里借用来的。当然，在自然科学中，这些方法用于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是有着巨大的价值的；在医学中用于解决人们身体上的病症、器质性的疾患也是有效的；然而，把这种正式的标签强加于人们的心理领域、解决情绪问题却是很少能够奏效，甚至常常会带来无可挽回的消极影响。

具体说来，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受人类语言描述所影响的。当人们把一颗恒星命名为小丑或侏儒，这颗星不会因此而改变它本来的运行轨迹。而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则不同。正如维果茨基所指出的，人文学科必须考虑到人类自我参照（Selfreflexive）这个基本事实，即人类自己研究自己。因此，拿心理诊断来说，当治疗师依据《诊断与统计手册》的最新版本，以专家、权威的姿态对来访者的症状进行对号入坐，贴上诸如“学习障碍”、“低自尊”、“临界智商”或“抑郁症”、“焦虑症”的标签时，很容易使来访者形成对自己的消极、否定的认识，极大地限制了人们成长的发展的能力。

第二，心理诊断是以语言的图式论为依据的［21］。图式论认为心理语言的基本功能是真实、准确地描述心理状态，包括动机、态度、心理事件等。与这些描述相应的是内部的客观状态，有时是外部的“现实”。图式论的观点代表了长期以来心理治疗的临床实践，在西方文化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依据图式论的观点，在心理治疗中，来访者被要求对心理的所谓客观状态努力进行描述，治疗师则不停地敦促对方诉说病情，对“内部现实”作出尽可能详尽、忠实、深度地描述，并对来访者所表述的真实性、意义、一致性、清晰性、价值等进行盘问和质疑。可以说，诊断的大部分时间是对心理事实进行描述、再描述的过程。一些反对心理诊断的意见认为，这样的诊断实际上已经改变了来访者的处境，或者说对其生活形式发生了影响。来访者一旦被贴上诸如此类的标签，便构成了其个人生活史的一部分。这是现代的心理治疗难以理解，也无法改变的一个基本事实。简言之，诊断本身在给来访者造成心理压力的同时，也把消极影响渗透到他们未来的生活中去，造成更多的心理问题。

近年来在心理学界，语言的图式论观点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心理诊断的有效性已受到许多直接或间接的批评，特别是受到有哲学背景的“哲学心理学家们”的严肃批评。其中大部分批评是与维特根斯坦后期的思想密切相关的。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思想彻底否定了语言图式论的观点，提出了关系性的活动理论（relational activity）,指出语言不是对事物的本质特征的描画，而是“一个活动或一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随着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在心理学中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已放弃了语言的图式论，主动探索活动论的方法。

（二）对“适应性”目标的批判

纽曼指出，现代范式的心理治疗一般认为，人们的心理问题往往是由于对社会生活的适应不良所引起的。因而治疗的根本目的在于帮助人们适应现存的社会环境，即使这个社会是落后的、保守的、种族主义的、性别歧视的甚至是异化的。现代社会对适应性的片面强调，显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社会事实，那就是社会始终是发展变化着的。如果心理治疗仅仅是帮助人们适应现存的社会，只会误导人们，忘却人类不同于动物的根本特性，那就是人类不仅能够适应环境，更重要的是能够改造环境。这种改造环境的活动就是人类所特有的历史活动。纽曼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22］,赞同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人类不是被环境所决定的、被动的、惰性的，而是处于与环境之间辩证的、矛盾运动之中。人类在与环境的关系上，不仅具有适应性，还应具有革命性。

纽曼在批判单方面强调适应性的心理治疗的同时，把革命性的概念引入了社会治疗的实践之中。社会治疗的特点在于，它并不是用动听的理论解释和掩盖人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差别，而是作为一种创造新的环境的方法。在社会治疗中，也就是创造新的环境的过程中，首要目的是让人们学会，不能再把自己看成是社会环境的牺牲品，而要把自己看成有能力改变自己生活状况的建设者。以美国社会为例，在这样一个异化了的后工业社会中，对于穷人、有色人种、女性、同性恋者等弱势群体，社会治疗可以做的工作是，帮助他们把自己认同为生活环境的改造者。社会治疗不是指导人们去适应现存社会，而是要指导人们去适应历史。因为社会只是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特定时空的特定的组织形式，而历史却是社会的一个连绵不断的发展过程。适应历史意味着革命性重于适应性。当然，这里的革命性不是指特定历史时期的激进的、暴力的革命，而是代表了人类改造自己生存环境的能力。所以，社会治疗的目的在于帮助人类发展自己的根本特性——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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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临床实践背景

社会治疗在临床实践方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形成的心理剧(psychodrama)。心理剧由维也纳精神病学家莫雷诺（Moreno J. L.,1898～1974）于1920年首创，1925年传入美国［50］。莫雷诺对戏剧感兴趣，但他认为大多数戏剧的结构过于僵化，以致于演员无法在角色中呼吸生活的空气。他于1921年创立“自发性剧院”，舞台上的角色可以边演出边编造角色［51］。莫雷诺发现，“自发性剧院”不仅对崭露头角的年轻演员具有非凡的训练手段，而且也大大改善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快，心理剧发展成为一种集体心理治疗技术。治疗师充当心理剧的“导演”，心理剧在真正的戏剧舞台上演出。接受治疗的人在剧中表演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受过训练的演员和治疗师协助演出。有时，一个家庭的成员或一个团体演出他们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同时邀请观众来观剧。这样可以对观众中存在的类似问题起到间接的帮助作用。

此外，社会治疗在技术层面与行为疗法中的模仿学习和角色扮演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与认知－行为疗法中的认知改变技术也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继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