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碎念——随便谈谈我对目前古代史研究的一些看法

月光的森林

以下为即兴而书，天马行空，难免疏漏，诸位吐槽拍砖莫过犀利。

A
大致可以确定，中国古代史经过百年的研究（即现代史学）的局面如今呈现出二种研究势头，一种是依靠新的材料的解读来进一步深入，一种是转向新的研究方法。前者早些年来说以敦煌文书，晚些如天一阁天圣令的发现可为代表。后者受欧美史学观念的影响，开始将研究对象细致化、具体化、微观化，还有就是学科交叉化，典型如社会史的兴起。

二种研究趋势的长处自不必说，但是我想说的是，前者的研究在实际的操作中并不现实。因为一般来说，除去金石类，大部分新材料来源于两个地方：地下或者较大的图书馆。说点内幕的话，这两个地方发掘出来的东西，一般都要经过某些特定人物的手，虽然这些人寥寥可数，但材料在他们的手中完全得以消化后，才会慢慢得以公布，基本上价值都已经被那批人化为成果。比如帛书的出土，发掘蛮早的，帛书的具体内容却被捂了好久，原因呢？还需要说？遵循传统的研究方法在传统的研究领域内生存颇为不易，尤其是在成果颇丰的中古研究（3—9世纪），前人的成果已经形成无法逾越的高峰。更多的老师开始转向我上面所说的第二种研究方法。如社会史、环境史、公共卫生史等等。如果想以后从事一直从事学术，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前景和价值的领域。

B
个人觉得，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裹足不前，思维保守。至今还有人沿袭清代汉学考释之路，进步点的沿袭兰克实证主义方法，再好点的消化下年鉴派等一些西方思想。毫不客气地说，百年前中国理工人文社科等学科遵循西方研究道路后，如果说现在的理工科研究落后于西方三十年的话，那么历史学科至少落后于五十年。中国史学不会有人写出《地中海》之类的里程碑似的史学名著，也不会出现剑桥学派和年鉴学派之类的群体，因为我们现在所认为的新思想其实是在炒人家几十年前的冷饭。

所以，大部分人买书都会买如古籍可以长久保存的书籍，而时人的史学著作去图书馆借来看看即可，不必刻意收藏。

当然，历史不是最惨的，古代文学的研究甚至比历史研究的形式还要严峻。

C
有人认为，外语对中国古代史研究来说基本没用。但是，如果你想做一个好的史学研究者，必须抛却这种偏见，没有交流，永远都是裹足不前。古人在出行艰难的情况下仍然跋山涉水求学交流，而今天合格的史学研究者至少能够关注、明白和跟紧全球前沿的脚步。至于能不能消化，就靠自己了。你要明白一点，中国史学在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之后，就完全走向了西方研究范式的道路，这种潮流在今天裹掖了基本所有的主流史学研究者，不可逆流。所以，无论是哪个领域，如果想在主流史学界生存，你必须面朝西方，而不是脚下。

D
排除个别情况，整体而言台湾顶尖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远超大陆顶尖大学的，原因只有一个，对岸的接受了更为活跃的、开阔的、发散的史学研究方法、理念。去知网随便下载一个大陆硕博士论文，很少很少有人会在研究综述中说清楚他写的对象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可以如此形容。学生如此，老师亦如此，大部分普通院校的导师们并不比他们的学生好到那里去。

一个可怕而扭曲的共识是：中国古代史，国内研究是最好的，外国人只是凑凑热闹。

可能自家人觉得稀罕，实际上如今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成果基本在国际学界上是拿不出手的，是的，也许我们占有别人所没有的新材料，但是占有不等于就能创造出史学成果，诸位大佬们的研究仍然像是古材料整理者，本质而言和图书馆管理员没啥区别。就我所知，可能国内对宗族社会的研究大概还拿得出手，常建华07年在法国大名鼎鼎的《年鉴》上发表过长达50多页的一篇论文，而这，也是《年鉴》创刊七十多年来中国史学界所发表的唯一一篇，是空前，但希望不是绝后。

E
我并非极端主义者，亦非虚无主义者。前几天听傅璇琮（国内唐宋文学泰斗）讲座，他说，每一代学人都有不同的学术追求和超越精神，而不是拘束于前辈的框架里。可能造成以上诸多问题的还有体制等大的社会背景，但整个史学界自身也有问题。

与诸位共勉！

PS：欠87版主的另一篇还得拖几天，见谅：）

mali850224

尝试着针对楼主的观点发表下看法：
关于A，两种研究势头都是19世纪后随着考古新发现以及西方史学理论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发展、交流而产生的。对于第一手资料方向的研究，不太赞成楼主的观点，原因如下：1、二十四史对我国史学界的影响不言自明，通过考古资料来印证或推翻史书的叙述，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严谨的态度和充分的史料来支持。再者，对考古资料的研究不能以发现时间的长短来衡量，比如马王堆帛中涉及战国故事的那部分内容，其和史书中的战国故事有什么关系？从中如何理解战国故事的形成与发展？这些问题我想再过个50年，也未必能弄清吧。再者关于接触第一手考古资料的人就那么几个的观点，目前针对出土的简帛，文物出版社都会在清理释读工作结束后，出版考古报告和释读的简文，只不过这些书价格颇贵，一般的学子不能承受。至于过去发掘的那些帛书，的确存在出版不及时（时代背景原因，大家懂的）考古报告有瑕疵等问题。比如睡虎地秦简，出了好几个版本，却多少有些遗憾，而且在考释方法上存在不科学的地方，这些遭到了以永田英正为代表日系历史学者的批评。再如居延汉简，20世纪初发掘了第一批，但是到了40年代才通过石印发表简文和研究成果，50年代才发表图版。去年我购买到了当年的原书的影印版，前言中作者劳干写到由于时局，该书印制颇为艰难，质量也不易，如果有脱字或者模糊的地方，可以给他写信，标示页码，他和研究人员会将漏掉的内容抄好寄回。
至于接触这些材料的就那么几个人，我觉得首先得问，目前还有哪些学者有这个资格和能力接触这些东西呢？就好比文物对于去博物馆的观众和专业人员，其意义还是有不同的地方的。目前国内虽然研究简帛的人很多，但顶尖的，能有突破性成果的，就那么几个。而这些学者年纪都很大了，缺少高级人才才是问题的关键。至于一般的学者，我觉得通过博物馆去看，或者图书馆借阅图版和简文的书籍就可以了。
关于公共史、社会史的发展，推荐大家看看《结构与解构》一书。随着萨特存在主义的式微和结构主义的兴起，“无意识”开始占据了学界舞台。但是，结构主义的狂妄以及消灭传统史学的尝试也最终导致了自身式微。马克思韦伯说过，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界限，超过了界限，学科自身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了，虽然是存在主义式的回答，但确实很好解答了结构主义对待传统史学不正确的地方。因此，虽然在结构主义影响下，文化史、社会史、妇女史等新兴史学兴起了，但是碎片性和模糊性始终伴随着它们。在我看来，这些新的史学研究方向是一把犀利的刀，具有深刻的批判性，但是在解构传统体系的同时，要建立新体系就显得吃力了。
关于B
我觉得史学学者看待问题首先要客观，不能有主观色彩。楼主“如果说现在的理工科研究落后于西方三十年的话，那么历史学科至少落后于五十年。”这句我实在不敢苟同。首先，差距的时间您是怎么算出来的？再者，史学和科学不一样，科学讲的是规律，而规律是可以通过观察和实验得出，并且可以借助规律去预测未来。史学却不存在规律，历史更多的是偶然，历史更不能预测。这点在杜先生的《史学方法论》里已经讲的很清楚了，史学就是史学，不是其他。另外，关于中西史学的比较。首先，必须承认中西史学必须进行交流和互相借鉴，才能有新的发展。但是，这不意味着彻底否定中国的古史研究手段。西方的研究手法，在宏观上是有其出色的地方，特别是高度的概括性、抽象性。但是，中国古代史还是有其特别的地方，不依据乾嘉学派的手法，我想未必能研究出什么来吧。研究中国历史，最丰富的史料还是古籍，而上古的古籍，尚书、诗经、春秋之类的，文法晦涩难懂，如果不一一考据清楚，怎么弄从宏观上得出结论呢？国内古代史研究确实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不是研究方法落后，而是......大家都懂的。而且，要推翻一样东西很简单，但是推翻的过程是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想到这里，我觉得学者们都会慎重行事吧。
关于C
同意楼主的中西交流观点，但要指出的是，第一，国内古代史的研究并没有排斥西方，如简帛学，和日本，美国等知名大学和学者的互动就比较频繁。再者宗族研究方面，也大量借鉴了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楼主说“你要明白一点，中国史学在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之后，就完全走向了西方研究范式的道路，这种潮流在今天裹掖了基本所有的主流史学研究者，不可逆流。所以，无论是哪个领域，如果想在主流史学界生存，你必须面朝西方，而不是脚下。”这句我不太明白。梁之后中国史学是否完全走向了西方研究范式还待商榷吧。至于研究方法上，我想国内的学者多少都吸收了西方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而西方的学者也如是，毕竟互相学习和交流是绝对必要的，但是要在主流史学界生存，就必须面朝西方？什么是主流史学界？概念不严谨。即使是按照一般意义理解，那乾嘉学派应该放哪里？再早点刘知几、杜佑放哪里？我们的史学是自古流传的，推翻了他们，我们这些学历史的那才叫不能生存，都要被关牛棚了。
关于D
同意论文质量和对岸的说法。但是我觉得论文不是衡量历史学科发展的唯一指标，而且史学研究需要长时间的消化，发表论文背后是职称、利益关系，讲的是及时、高效和数量，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关于E
同意要有超越的精神，但是我还想说，超越之前首先要严谨、更应当有负责的态度，所谓史学、史才、史实、史德，缺一不可。

月光的森林

A  
关于考古发掘那个事情，我指的不是上个世纪，而是近一二十年，你的例子不具有代表性。以近些年为例，无论是考古还是天圣令之类，不存在出版问题。我直白说吧，很多材料在某些群体研究透彻后才得以公布，其带来的延迟导致其他人在此领域并无多大作为。
B
不能有主观色彩？想必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的观点里面不带有主观色彩，圣人也不会如此。任何的观点和立场都必然带有自己的主观的色彩，历史不是数学，不是可以计算的。古往今来，你找一篇不带有主观色彩的论文和著作？
乾嘉学派诚然为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它和兰克史学有什么区别吗？本质上而言并没有，都是实证主义史学，都推崇证据说话。
说到这里，我明白，我和你的分歧在于：你认为历史的目的在于考据清楚事实，也就是求真。我认为历史是不可能得到最真实的还原，史料的存在在于合理地解释历史（解释非还原），考证史料只是第一步，也并非终极。
国内古代史为何在过去的六十年里裹足不前？民国史学大家在近六十年内哪个焕发出青春了？（如果你认为这六十年超过了上世纪前50年，请举例，除了经济史部分），最大的问题在于研究理念和范式。
我不认为繁缛的考证能够推动中国史学前进，清代汉学是小学的极限，在如今的教育体系下，不可能再出现一个类似的高峰。
C
你所谓的互动频繁只能说是一种表象，请人做个讲座不代表领悟了整个西方学界。因为，考虑下国内目前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有多少，再算下频繁对外交流的又有多少？这个比例有多大？个别的学校不能代表所有，个别的顶尖人物也不能代表所有。你如果了解国内中部、西部的学校你就知道，绝大部分的中古史研究者并不是熟知前沿动态。 如果你是老师，我想知道下你对你研究领域动态的了解有多深？如果你是学生，你可以问问你导师他了解又有多深呢 ？
章太炎之后，新史学嚆矢于梁启超，中国史学道路开始向西方靠拢。统治学界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西方传过来的？至今，除了研究对象和材料不一样，说一个例子，近些年历史学科很多写论文，开始流行加副标题，这个做法就是从西方传来，此外文章格式 结构什么的，和乾嘉学派有什么关系？
请你举出西方史学学者吸收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哪个方面？具体点，最好注明人物 和他的原话的出处。
主流史学界指的就是我上面说的那种按照现行的研究理念、范式来进行研究的群体，也就是能够被大部分研究者所认可。
D
论文和成果不是衡量发展的标准，那么什么是标准呢？长时段内没有成果拿出手，难道不觉得有问题？

希望在基层

先占个楼，有时间再拜读

月光的森林

我认为，自兰克以后（可能再加上阿克顿的剑桥学派），历史哲学的兴起将整个西方历史研究从单纯的考证带到了更高的层次，因为在哲学层面上，才会考虑历史是什么以及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从而引导具体的研究摆脱传统的对历史的认识。传统的中国史学精神有着自身的优点，但是缺乏对史学本身的追问，从而在乾嘉学派时达到了最高峰，但也开始了衰落期和停滞期。无论如何，现代史学理念（指引进来的）将史学家关注的目光从帝王将相转向下层，将聚焦在政治史上的目光开阔到经济史、社会史等，无疑对我们认清和了解过去大有裨益。综观清代汉学，其煌煌成果背后，缺乏对小人物和底层的关注，缺乏对微观世界的观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时代局限。如果还没有意识到“过去的历史事实究竟能不能被完全客观重建？”这个命题的存在，而认为历史的终极目的就是考据和还原事实，可以说缺乏对历史在哲学层面的认知，其实质也就是没有跳出乾嘉学派的范畴。

mali850224

楼主的回复让我深感惶恐，首先要感谢您耐心细致的指教，受益良多。
还是想继续发表下观点，有些浅薄，望批评指正。
A，您说的是原始资料的垄断问题。确实，这阻碍了史学的发展和进步，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似乎也没有太好的改变办法，算是一种悲哀吧。
B，同意您的观点，史学学者无时无刻都在面对价值判断，在历史问题上要勇于做出价值判断。对于您和我之间的分歧，我想补充的是：我强调了求真，在求真之后才再追寻历史的真谛，尽管不可能完全的得到真实，但也要无限接近吧。我从未说将求真作为历史的终极目标，这种观点无疑是有害的。关于史学大家这个问题，您指出了时间是最近60年，这我就明白了，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不用细说，确实是个大问题。不过，在教育层面，我仍然坚持不能轻易的否定和丢弃乾嘉学派的东西，如果离开它们，上古的史籍显然就晦涩难懂了，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和发展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C，您说的教育层面问题比较大，确实目前我国急需扭转这个局面，办法如何，不好说。关于第二部分，我想中国史学向西方靠拢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是这种靠拢是否意味着要全盘西化？我还是存有怀疑的。我并不想否认普遍性，但是我也不能不对中国史学的特殊性视而不见。经历了几千年几乎不间断的发展，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还是有其固有的价值和存在必要的，在面对西化的同时，如何升华自己才是关键。至于乾嘉学派我更愿意把它看做一把钥匙，丢弃它我想后面的追寻历史真谛也就会受到影响吧？另外西方学者受到乾嘉学派的影响这方面，如果是论文写作，那确实没有。在研究中国史上，确实受到了影响，比如左传方面，高本汉对一个字的训诂就是乾嘉学派的手段，不过由于粗心，未能翻到是第几页，以后补上，先致歉。不过西方学者研究西方史学方面，确实没有乾嘉学派的影响，我想楼主要表达的应该是这层意思，这点是我钻牛角尖了。
D，确实论文是一个衡量标准，但是我还是觉得中国古代史，特别是上古史，要很快的拿出论文和成果，实在是有点为难，当然这也涉及到楼主说的原始材料垄断问题，但更大程度上，我觉得还是原始材料原本就短缺、晦涩导致的。当然我讲的这个应当是特殊性了，楼主要表达是对目前学界现状的担忧，这确实值得我们警示。

西方史学，特别是历史哲学对整个世界史学界的进步和升华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在面对中国古代史方面，我还是坚持不能轻易放弃乾嘉学派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史学的源流，中国古代文学、哲学的追寻，所涉及到得史籍，若是离开了乾嘉学派的研究方法，实在是难以想象。有些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定论，倘若再放弃训诂学，面对生涩的古籍应当如何入手呢？我想只有先理解史籍材料，然后再建筑高层架构，这个方法应当是不会错的。对于历史教学也是有益的。
另外，我并不想否定其他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和切入点，相反正是它们丰富了史学。然而面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上古时期的社会史、经济史，除了考古资料，最丰富的还是传统的史籍，对史籍的了解，包括对出土文献的解读，仍然逃不出训诂学。因此，在目前史学学者整体素质下降的情况下，若再不打好基础，实现中国史学的飞跃我想难上加难吧。
我能理解楼主对学界状况的焦急之情，但是针对中西史学方法的取舍上，我还是认为要慎之又慎。

齐鲁小卒

今儿一大早爬起来写论文作业，发现月光前辈的文章，特来拜读一下。文章是凌晨两点多写的，月光确实辛苦！

月光说中国史学研究者就像图书管理员，说的精辟！当今史学貌似就是乾嘉史学的再版，中国当代的历史学者只能搞搞“历史是什么”，而在“历史为什么”方面没有什么成就。而历史学的归宿恰恰不是局限于史实本身，而是史实背后的规律。

LS的朋友质疑月光提出的中国史学落后西方五十年的说法。我倒是想就此问题跟大家算一笔时间账：试问中国当今之史学比一百年前的晚清民国时代如何？固不如也。那民国时代比欧美如何？亦不如也。如此看来，中国今天的史学研究落后西方何止五十年，虽言百年不为过也！ 这个现实我们必须正视！

月光文章有遗篇，面对今天中国的史学研究现状，我们这些芸芸之辈应何去何从呢？（不谈专家，就谈我们平庸的人）我觉得如果在国内从事史学学习和工作，应当力图面对现实而又规避现实。既然现有环境限制我们在学术上的作为，不妨多在史学的社会功能上做做文章，发挥史学对现实社会的引导作用。就像晚清诸如魏源那一带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家，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比较糟糕，他们的学术水平其实也不高，但他们却利用极其有限甚至畸形的学术，给当时社会以发聩震聋的影响，可谓末世英雄。

中国史学今日的任务，不是学习西方力图赶超西方，而是学习西方来解决自己的现实社会问题。纵览西方的史学，尤其是文艺复兴、近代民主革命以及世界大战时期的史学家，他们都深刻关注着自己的时代，著书立传以资当世。就像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哪一部著作不是深切关注他们自己所处的时代，力图探索当世之真理呢？

说句极端的话，我读中国学者的书，是为了考试，不得不读。读外国学者的书，是种享受。

玄铁柿子

"试问中国当今之史学比一百年前的晚清民国时代如何？固不如也"这个不能同意

nbwangchao

守教了。

uch

拜读。楼主神帖多多益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