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碎念——随便谈谈我对目前古代史研究的一些看法

青灯伴古佛

学姐的帖子必定是精品帖，不然她不会写的，先留个位置慢慢看。。。

solonlee

LZ哥么你太严肃深刻了。
留着慢慢看 。

古道炊烟

是啊！！！很久没有见到论辩性质的文章了！！！

qingmiaosandai

至今还有人沿袭清代汉学考释之路，进步点的沿袭兰克实证主义方法，再好点的消化下年鉴派等一些西方思想。
可能自家人觉得稀罕，实际上如今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成果基本在国际学界上是拿不出手的，是的，也许我们占有别人所没有的新材料，但是占有不等于就能创造出史学成果，诸位大佬们的研究仍然像是古材料整理者，本质而言和图书馆管理员没啥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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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眼界当然越宽越好 固步自封不是办法 谁都不愿做陋儒俗儒 攻错本是个好事
说得圆滑点 银样蜡枪头和本土功夫是需要互动的 事实上 也正在进行着 不管做得深入还是浮于表面
但驾驭问题则是见仁见智 更得看清实际条件 区别对待
批评别人很容易 自己立得住很难
新史学也好 再新的范式、视角、理论、方法也罢  
考证史学依旧是不祧之宗

至于说古代史的研究成果基本拿不出手 整理者如同图书管理员 恐怕有些过头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再牛的人也不能兼顾一切 大佬需要的是意识和眼光 未必面面俱到
就年轻学人来说 不是缺追新族 倒是缺具备读懂、驾驭原始材料基础的人  

KISSARMY

好久没来论坛了。今天是听了别人介绍，特意来看楼主文章的。看到其中其中有关大陆与台湾研究水平的比较那段文字。想起了我自己以前转载的一篇文章，借此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晚上买了一本李幼蒸的书，又一次激发了我对这位大佬的兴趣。顺便在网上找了他的一些文字来读。老而弥坚，言他人所不敢言。《论80年代人文学术的先天不足及其后果》是他的一片长文，我从中摘录出论述台湾人文学术的一节，和大家一起研读学习。其实还可以参考汪丁丁评论香港学术的一篇旧文来看。
3、台湾人文学术的发展潜力问题
谈到新时期中国人文科学的发展，自然会提到港台美华学术问题，对此我已颇多论述。但在此可再予补论一二。港台美华三地的人文学术的中心实为台湾学术。台湾学术问题包含两部分：民族主义国学传统和欧美留学生学术。前者的本质是功利主义（民族主义是对峙于异域之学的一种实用工具），后者的本质是西学跟随主义。前者由于其落后的传统实用主义而欠缺介入世界学术的能力，后者由于其满足于职业性制度要求而永远难以有面对西学进行创新的能力。欧美世界以外，本身历史断续并曾经长期为西方殖民地的印度除外，最成功的西学跟随主义国即为日本。在人文科学领域，百年前日本学者的眼光和努力与今日无别，均远远超过其他非欧美地区，但是其欠缺创造力的倾向，也一如往昔。台湾西学人文科学（文史哲）界的水平比起日本来当然不如。同样具有中华人文传统却难以创造性前进的原因在于：台湾社会的彻底商业化转型已经完成。地域窄小而全民朝向科技工商实业的社会结构是不可能产生仁学人文创发精神的。具体而言，上述趋势的运作背景为：西学人文科学的留学生在国外留学时其学术地位仅为（例如）五级、六级，而回国后很快提升为一级、二级，其本人学术水平却不需要相应提升。教育制度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一切按照形式化的外在要求（学历，年资，论文级别等）进行安排，根本阻塞着个人创造性思维的机会。

台湾早期的国学民族主义今日比起二三十年前当然已逐渐蜕化，但仍然成为社会和学界的历史资产，今后可能需要依附于大陆相应领域借以存立。此一学术民族主义传统含有不同历史阶段的“遗产”。各种遗产都具有前述实用主义背景：当局不区分学术本身要求和社会意识形态要求，而是致力于“学以致用”。据说两蒋当初败退台湾后，蒋氏曾对陈立夫说：“我们败就败在读书不够”。但蒋氏并未对“书”与“学”的现代涵义具有任何理解而即如此笼统立论。据说张其昀氏（正如我已谈过多次的港台新儒家派一样）据此而力倡“文化救国”，配合蒋氏的阳明学而在所建文化大学中企图发扬所谓浙东学派精神。表面上看，这岂非正是（阳明）的诚学和（宗羲）的实学（史学）之结合？其心术学的大方向岂非也与传统仁学精神合辙？让我们在此长话短说。史语所，新儒家，阳明学，浙东学等“国民党学术文化”的根本问题是“泥古不化”：不能区分历史精神和现代实践，不懂得二者之间的“解释学”区别的绝对必要。不懂得：“学为己”之学字，不能局限于历史上的具体（直指）内容，而应将“学”字扩展至（涵指到）人类一切相关学术。不懂得：如是方为“尊孔”，否则则为“泥孔”和“泥儒”。有没有这种区分意识，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见识，也关系到当事人的“诚学”品质。不能做此解释学的语义扩展，岂非正表现出其“诚学成分”之不纯？岂非正暴露出其为学之不诚和深刻意义上的“自欺”？现举一例。本来是要发扬国学本位主义，而结果中研院的文科院士反多为“外国人”（美籍华人）。当然存在着一个表面的理由（局限于此表面层次，岂非也属不诚？）：外籍文科院士所治之学的课题也是广义“国学”（国际汉学）范畴。于是完成了一个巧妙的结合：国学的意识形态至高点和西方国籍的至高点结合了起来。结果：本来要强调国学的最高地位，结果这个地位倒让具有西方身份者所拥有；也就是，只有能够先取得西方资格者才能享有最高的国学地位！这样的“中西结合”能够产生仁学精神么？这是真的民族主义么？我多次指出，海外广义汉学是不能够和大陆的“一国之学”（中国人所治之学）目标混同的。当然谁都明白，台湾一隅，客观上也是难以形成某种积极的人文科学基础的，所谓“中华文化复兴”大计，其尖峰也就只能移至西方来安置了！这难道不是一种巨大的历史性、民族性的讽刺？重要的是，各处中国人都似乎是一个脾气：没有自省之诚，只想弥缝以往错误，并一味夸赞自身和本派之过去成就。海外中文媒体至今仍以台湾国民党报业系统为主，其读者主要是历年来从台湾移民美国的科技工商人士。这些人中虽然颇有爱好文史者，却完全欠缺现代人文科学的知识。他们把能够在美国大学汉学界任教者就当成是已走向世界的“人文科学”大师了（在西方不过是一名教授，到了本土就“晋升”为“大师”了。崇洋慕外如是，却自认为最尊重民族传统！中国人的阿Q精神何时才能终结？）。海外的台湾移民学者的普遍心态是：极力为自己的现状和过去辩护并加以颂扬，而对大陆人文学界几十年来追求新知新学之事，不闻不问，也根本不懂现代人文科学为何事（把“理论无知”当作“无所不知”，已成为一些“海外科技精英”自以为是的媒体言谈风格）。

等到两岸交流开通后，港台美华人文学界的最大自信，不仅来自其西方制度化背景，而且来自对大陆旧时期学术的否定。在此，我们再次看到中国学人，不分内外的普遍毛病：通过对对方的正确批评以作为自身正确性的理由和根据！他们不是面对西方主流和时代历史需要以正视自身缺欠，而是以自身未经历大陆旧时期诸阶段而“廉价地”自满自足。然而也正如大陆被平反者在新时期的作用一样，海外被大陆今日“正名”者，也被大陆一些人视作有“正规学术训练”者。当然，也同样因为将文化统战的要求和学术交流的要求混为一谈，关注眼前实利之“小”，忽略民族学术发展之“大”，此可谓国人一贯之习。

再回过来谈台湾人文学术的前途问题。本来有港台美华新儒家运动几十年的鼓吹，今日正应该展开或强化仁学精神传统，怎么六十年后台湾学界反成一片功利主义呢？我们先不谈台湾人文学术在知识论上的长短，而只考虑其仁学精神之有无。因为没有仁学精神，就谈不到学术思想之真实创发，就谈不到学术上的知难而进。港台学界和大陆学界的关系中，为什么老是出现比高比低的意识，而不是在仁学的高度上检讨自身的新知新学的缺欠？为什么台湾学者对于大陆某些高层学术明显超出他们的成就不是心悦诚服，虚心学习，而往往是不以为然呢？欠缺“学为己”心态，就等于“说儒违孔”，即为“因泥儒而违孔”。因为他们不能本至诚而面对社会、历史、思想、学术之“真实”（今日之“实学”内容不可能再是历史上的某种“实学”内容了。今日一切打算通过圣化古人以借之轻易谋利的思想史学者，应该对此特别警惕）。

台湾人文学术及其美华分支遭受着多重传统和现代积习的压力：美国的学术实用主义，台湾社会的彻底商业化，国民党文化中含有的“假大空传统”，社会上下一体的追名逐利，以及到处弥漫着的土洋迷信风俗。因为幅员窄小，颇可发展为成功的商业化社会，随之科技工商知识继续提升。政经法自然向美国看齐，并肯定会不断进步。那么文史哲呢？上述诸商业化环境因素，与赚钱文化自然相互合拍，彼此相得益彰。而人文科学则必将日渐成为附庸。大陆学界对此应该充份吸取教训。仁学是向内之学，是自诚之学，学术事业方向不可能由各种权势力量加以左右。台湾社会文化全面商业化的外在标志是什么呢？还不是人人比“身价”、人人做股票之事。而是：遍地歌舞和各寺“拜拜”，这是社会文化商业化后的民众自然情感需要和表现。我们能够据此以期待于大陆未来文化发展的方向么？这种商人化文化社会能够成为高级人文科学发展之环境吗？

台湾人文科学状况可资大陆借鉴者反而是其教育制度全面西化后之后果检讨问题。应该注意，百年来，大陆人文学术界最有成就者，或为并无留学经历的家学渊源者，或为虽留学而并未受西学科班训练者。这就是说，在哪怕是有关西方人文科学学术领域内，直接来自西方教授训练的部分比例并不高。我们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留学生的知识主要来自西方教育程序的训练，其后果会是什么？我的观察和推测是：平均水准一定程度上的提高，而创造性思考能力的反而降低。一些呆板的教育程序只能产生某种“标准型”的优等学术，而“留学生路径”这一生要花费多少时间来获取与“创造性思考能力”无关的职业性努力呢？如外语读听说写能力，维持国际关系的工作（与其升等和扩展知名度的目的有关），遵行统一教学规范，发表学界认可的学术著作等等。学术活动方式和质量评比的标准化，日渐向国际标准看齐，也就可能日渐失去个人独创性（学者力求符合国际标准，必将严重约制学者自我人生选择的意志和能力）。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制度化，标准化当为行之有效的科学教育程序。但对于人文科学而言，标准化教育虽然有利于一般教育目标，却不一定有利于高级教育目标。人文科学精神的本活力来自个人创造性的发挥，其主要实践目标是排除各种非相关外界势力和惯习的阻碍。而标准化教学及其相连职业化过程本身已经形成为一种外界势力源，后者可能迫使学者很早就得选择“顺从态度”，而于塑造了个人标准化的学术实践形态和路径，从而限制了个人人文学术创造能力的形成。总体来看，台湾人文学术发展的借鉴意义，本来主要应该是两蒋时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现代人文科学形成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但是这一部分现在看来已经失去价值（或者其价值反倒要在港台大陆“国学联合体”中去体察了）。如今重要的部分反而是其按照西方标准逐渐完善和强化着的人文科学制度性发展的效果问题。因为这一部分与大陆人文科学教育制度按照“国际标准”的发展方向可能会逐渐合流。这一现象却包含着前述正反两方面的涵义：对于平均教育目标而言，因制度化强化而达到的教育水准的逐步提升；对于高级人文科学发展而言，因制度化强化而导至的创造力逐渐弱化。对此问题，台湾近年来的人文学术教育发展的经验颇多可借鉴之处，因为他们的欧美博士人口比例比大陆多多了。一方面，他们有较普遍的西方教育训练和目标，另一方面，他们有日渐制度化的职业人学术实践方式。二者都可能成为大陆人文学界未来乐于效法的“榜样”，这是促使我们关注台湾人文学术教育及其后果的主要理由所在。

月光的森林

KISSARMY 发表于 2011-6-1 20:52
好久没来论坛了。今天是听了别人介绍，特意来看楼主文章的。看到其中其中有关大陆与台湾研究水平的比较那段 ...

不知道你引用这些话的时候是否有过自己的想法？

月光的森林

应该注意，百年来，大陆人文学术界最有成就者，或为并无留学经历的家学渊源者，或为虽留学而并未受西学科班训练者。这就是说，在哪怕是有关西方人文科学学术领域内，直接来自西方教授训练的部分比例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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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着陈寅恪旅欧多年是观光看风景去了？
合着辜鸿铭这位从小受西学训练的算不上顶尖学者？
考古大家李济十年美国留学，难道受的不是西式教育？留学十年的语言学赵元任呢？留学七年的傅斯年？都不算顶尖学者？

月光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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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留学生的知识主要来自西方教育程序的训练，其后果会是什么？我的观察和推测是：平均水准一定程度上的提高，而创造性思考能力的反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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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充满矛盾的话也能说的出来？
大陆现在的教育程序难道不是仿照西方的吗？除了授课内容，还有哪个不一样呢？某非这个人认为，正是西方的这种教育程序在摧毁着学生的思考能力？这反话说的太高深了吧。

抑或是，这位“大家”认为，西方教育程序在“毁人不倦”？
如果说，主要受西方教育程序的训练可能会导致一些对传统东西的判断失误，这可理解。而“创造力”……中国现在有创造力氛围？

月光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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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是汪丁丁
知道那篇论文的写成背景吗？
那是被香港大学经济系辞退的时候写成的怨妇之作。他在哲学圈子里说自己是搞经济学的；在经济学圈子里说自己是搞哲学
的。我无权评价他，也许他思维活跃，知识深渊，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他那篇对香港的评论是基于经济学方面，是社会科学，而非人文科学中的历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