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中国历史系列

楚文斐

序言

本来我以为，我明年可以去顺利读研。然而我却不得不面对无奈。
选择放弃，真得是一件很痛苦很痛苦的事情。但是，我无权抱怨，人生中总有那么些无可奈何。将来有机会，我会再重新开始的。
这段时间认识了一些朋友，也有很多的朋友加我，给我支持和鼓励，真得很感谢很感谢。
只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必须的命运，每一个人都有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这是我无权回避的。毕竟我是个男人。
这段时间，我写了些东西，表达了我对中国历史一些粗浅的看法，现在发在论坛上，算是表达我对论坛的简单感情。
这个帖子发过一次，今天再次系统发一下。

楚文斐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人类记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约170万年前的元谋人。从元谋人到18000年前的山顶洞人，如此漫长的时期内，人类社会的发展速度极其缓慢，其变革常常以十万年乃至百万年记。而当人类社会跨过原始群，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发展到氏族公社时期后。其发展速度，远远胜过先前的数百万年，历史不再以百十万年记。等到进入新石器时代，时间大约是一万年前，母系氏族公社进入了繁荣阶段，其发展速度又是一变。短短五六千年内，人类社会迅速掌握了农业，分化出畜牧业和手工业，实现人类社会的两次大分工，然后从母系氏族公社时代跨入父系氏族公社时代，进而发展出阶级社会，导致早期国家的出现。
为何在先前的数百万年内，人类社会发展如此缓慢，而等到原始社会末期，速度忽然快了起来，其原因究竟何在？
我们首先来思考一个问题，即人类是如何产生的。
关于这个问题，本身存在着两重含义：第一，生物学上的人从何而来；第二，社会学上的人从何而来。
《新全球史》中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考古学家、进化生物学家以及其他学者为我们增加了大量的关于人类起源以及我们远祖生存状况的知识。一方面，他们的研究说明人类与大型猿类具有明显的相似性，不仅形体等外部特征如此，就连构成基因的最基本元素、化学成分——DNA、染色体、维持生命的蛋白质和血型也极为相似。科学家在对比了人类和黑猩猩的DNA后发现，他们之间的差别只有1.6%。生物学家因此将人类与猴子、黑猩猩、大猩猩以及其他大型猿类一起归于灵长类动物。”由此来看，生物学上的人是由猿类进化而来的。
那么，为什么人类可以从猿进化成人？普遍的观点认为，是劳动产生了人。既是劳动促使了猿向人的进化，也是劳动促使了人类向社会人转化。那么人类为什么要劳动？这似乎是一个很多余的问题，劳动自然是为了生存。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类为求生存，不得不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向抗衡，从而锻炼出灵巧的双手和脑容量逐渐的增大。并且因此有了氏族社会以及国家的产生。但是，不仅仅人类的先祖从事着与自然抗争的劳动活动，生活在地球上的其他种族也在从事着相类似的行为，他们所面临的环境既不比人类的先祖恶劣，也不比人类的先祖优越，他们也不都比人类的先祖更具力量和智慧。那么为什么只有人类的先祖最终成为了万物的灵长，地上的国王？真得仅仅是劳动创造了人吗？
这是一个值得人深思的问题。人类的天性中是否存在着一种与其他动物不同的品质？
孟子主张人性趋于善，荀子主张人性趋于恶，庄子认为人性天真，韩非认为人性本恶。关于人性的讨论，先秦诸子早有议论。人性究竟是本来就有，还是在后天的环境中逐渐形成？人类和黑猩猩那1.6%的差距是后来进化过程中产生的，还是本来就有的？人类究竟是来源于猿类，还是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种族？
事实上，对于人类起源的问题，现在的考古学并不能完全给出结论，其中仍然存在着很多未解之谜。也许在人性中本就存在着与其他种族不同的品质。
原始群时期，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人类社会不得不结合成一个个集体，相互依存，亦毫无羞耻心，一起过着杂居的生活，依靠采集、狩猎为生。然而，人类的追求似乎与其他种族有着显著的不同。众所周知，过着群居生活的不仅仅有人类，狼群、猴群也一样过着群居生活，但是数百万年来，他们的生活状态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而人类不同，并不能满足于饥寒交迫的生活，他们总想着改变现状。于是，人类开始打制石器，进入了旧石器时代。
不过，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发展依然缓慢，在漫长的一百万年间，已经进化为直立人的人类不过12万人。但是，到了约10000年前，这个数字变成了532万。而此后的8000年内，人类的总数更是激增到了13300万。面对如此人口激增，仅仅靠互助，已经无法满足需要。迁徙、疾病、抛弃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口激增的问题。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人类开始动用逐渐变得聪明的大脑，观察动植物的生长，以求新的谋生之道——这一点可以从现代印第安人原始部落的发展模式中得到证明。当人类懂得种植和畜牧的时候，迁徙不定的采集、狩猎生活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类社会也就从原始群跨入了氏族社会阶段。
氏族社会初期，人类社会以女性为主，这由女性在农业和畜牧业中担当主要角色决定的。
此刻人类的婚姻制度也开始发生变化，由原始群时期的杂交，演化为族外群婚制，即一个氏族的同辈男子和另一个氏族的同辈女子相互通婚。等到母系氏族公社发展到繁荣阶段，族外群婚变为对偶婚。男女双方存在一个固定的主妻或主夫。对偶婚是一夫一妻制产生的前提。
当今中国考古遗迹中，最具代表性的母系氏族文化即仰韶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其时期分别在约5千年前和6到7千年前。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耕地面积扩大，蓄养量扩大，女性渐渐失去其主导地位。而男人体能上的天生优势，必将导致此后的父系氏族公社阶段。定居生活带来的相对舒适，使得人们不可能不去追逐更多的食物。这就需要人们加大劳动力的投入，于是，拥有体能优势的男人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逐渐取得主导地位。男性在经济作用上的主导，必然导致其社会地位的变化，于是，男人开始领导女人。以女性为主的对偶制也就被以男性为主的一夫一妻制所取代。家庭式生产取代了氏族公社式的生产。
人类在追逐更多食物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剩余产品。这就为私有制的出现提供了基础。初时的贫富分化应该是来源于耕作能力和土地上的差异。而剩余产品的产生的导致了交换，存在交换即可能存在无可交换。当相对富裕的人用自己的产品去交换，而相对贫穷的人无从交换时，那么穷人只能出卖自身，以获取所需的产品。由于，对富人来说，这种交换是温饱之余的交换，并不会决定其生死存亡，而对于穷人来说，可能是必需品，因此主动权就必定掌握在富人手中，那么剥削的基础就产生了。在频繁的交换中，最终穷人失去了所有——土地和自由，从而沦为奴隶。富人也就成了奴隶主。
在另一个层次，由于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存在着战争，因此就有了军事民主制，有了军事民主制下的首领。这些首领人物虽然有公选产生，但是随着人类欲望的增大，通过战争获取奴隶、生活生产资料的愿望增强，部落战争也就变得日益频繁。因此，本来任期不长的军事民主制首领，任期逐渐增长，在部落或联盟中威望逐渐提高，久而久之，便成了终身制的首领。这虽然依旧是基于民选的首领，但是已经由初时的不定期不专职的军事首脑变为终身专职的军事首脑。由于掌握了暴力机器，军事首脑们所能掌控的就不仅仅是军事，还将涉及到经济、文化等诸多部分。于是，军事首脑开始逐渐演变为具有国王性质的人物。财富激增，人口激增，私有制产生，必然导致部落规模扩大。原来的军事首脑或称部落首领，已经不可能独自一个人管理整个部落，他需要帮手，需要一帮人和他一起治理整个部落。于是，有了政府的雏形。
生产力继续在发展，人类的欲望继续在膨胀，追求日益提高，奴隶和奴隶主出现，政府日益完善，征服愈加扩大。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势力越来越大。等到了生产力足够发达的时期，国家也就应运而生了。
对此，法国学者卢梭有过经典论述，他认为，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存在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于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了财产上的不平等，从而有富人和穷人的差异。富人不断扩大对穷人的剥削，穷人越加贫困。富人和穷人之间产生统治和反抗，出现了可怕的战争状态。为了维持这种状态，富人欺骗穷人，打着“维护公民与和平”的幌子，诱骗穷人参与制定了法律，建立了国家。于是，从经济上的不平等发展到政治上的不平等，有了不平等的第二阶段。此时，国家和法律成了帮助富人和强者奴役并统治穷人和弱者的工具，用以确保私有财产和不平等状态永远存在下去。随着派系的冲突和内战的尖锐化，政府首领必定制造种种事端，扩大自己的权力，政府也会逐渐腐化败坏，出现了专制权力。一小撮最有钱有势的人达到了富贵的极点，民众则陷入更黑暗的困境中。到头来，暴君把一切个人变成盲目地服从的奴隶。也就到了不平等的极点，进入了一个封闭圆圈的终极点。
父系氏族公社阶段末期，大禹治水有功于天下，其地位逐渐提高，在诸部落中建立了威望，涂山之会后，夏王朝正式建立。从此中国社会进入了奴隶制国家时代。

楚文斐

中国进入王国时代后，开始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为什么中国可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这种特色的历史文化是什么？
人类最初的发展是相当的，但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这里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应该是地理因素。地理上的差异性是造成历史文化不同的第一要素。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代希腊、罗马不同，中国的边疆很难逾越。中国的北部是一片高寒的荒原，数以万里的土地基本上不适合人类的生存——俄国的强大也只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中国西边和西南边有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和高原，连绵的雪峰和5000米以上的高原，几乎成了人类生存的JQ，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很难形成强大的王权国家，而西北边更有著名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即使是在今天，想要逾越这样的沙漠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至于东部和南部，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大洋太平洋——直到十五世纪后期，新航路的开辟，人类才开始跨越太平洋的阻碍。中国所需要面对国家，大概也只有日本、越南、缅甸等一些蕞尔小国。即令这些国家，它们的发展基本是在中国强大之后的事情。可以说，直到甲午战争前，在东亚、东南亚还没有哪个国家对中国构成过真正的威胁，最多也只能做出一些骚扰边界的事情——当然这不包括北方的游牧民族。
这样天然的封闭环境，为古代中国营造了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而黄河、长江等若干水系自东向西流入大海，在中国东部形成了一片片肥沃的土地，这些土地成为中国文明的起源。
中国最初的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在经历魏晋南北朝的永嘉之乱、唐朝的安史之乱以及南宋的靖康之变后，中国的经济重心才彻底转移到了南方。因此，关注中国文明，首先应该关注中国的北方。
我们无法从史籍和考古遗迹中得到太多关于夏王朝的历史记载，对于夏王朝以后的朝代商朝，我们的了解却要多很多，这要得益于文字资料的出现。
中国最早的具有大规模使用价值的可考的文字应该是甲骨文。十九世纪末，甲骨文的发现和被认识，引起中国古文字学、历史学的巨大变革。显然，甲骨文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文字，不大可能是初创时期的文字。中国最早的文字究竟是什么，尚无定论——仅仅可以从史料中作一些推断。在马天瑜等人合著的《中华文化史》中提及，中国最早的成形文字出现于夏代初期。不过，终究只是推断，并无佐证，不便深入讨论。甲骨文上承陶符，下启金文，已经具备了“六书”的特点，是我国研究商人历史的重要资料之一。其实，对于世界上其他文明来说，文字的出现基本都代表文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因为有了甲骨文，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商朝的历史。
《礼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商文化中最具特色的便是鬼神文化。不论是中国，还是世界，最早的一批文化人都是巫师，他们代表苍天与人类进行沟通和交流，传达神旨，给民以启示。在自然科学出现之前，人类对苍天和神灵总有一种敬畏——即使在科技如此昌明的今天，对于很多问题，我们依旧无解，只不过我们相信科技，认为一切未解之谜，总有揭破的一天，却也因此少了几分敬畏之心。古代人类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神使的身上，即巫师。当我们提及巫师，能够想到的常常只有祭祀、算卦一类的事情。事实上，巫师所承担的工作远远不止这些。总得来说，巫师的工作包括占卜、祭祀、观测天象、书写历史、传播教育和行医问药等。在古代社会里，巫师有着崇高的地位。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演进，神本主义的文化逐渐向人本主义文化过渡。
而国家体制、社会结构也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发生转变。
夏朝、商朝与周朝相比，有一些不同。夏商两朝的国王更像联邦中一个大邦的首领，并没有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周朝则不然，身为天子，便是天下共主，关于这一点，则要从从井田制、分封制和宗法制说起。而周朝也自此进入了封建社会。
什么是中国的封建社会，这个问题在学界是有争议的。观点各不相同。钱穆先生认为秦汉以后的社会不应该被称作封建社会，而是以郡县制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社会，这个社会不妨称作“四民社会”（四民者，士农工商也）。主流的观点则认为，自从春秋战国时代以来，中国便进入了封建社会，并且有了两千余年黑暗漫长的封建时代。
然而这一种封建社会与西方中世纪时代的封建社会并不相同。《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封建主义”的解释是：“一种以土地占有权和人身关系为基础的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封臣要为领主尽一定的义务，并且必须向领主效忠。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封建主义一次指‘封建社会’，这是特别盛行于闭锁的农业经济中的一种文明形式。在这样的社会里，那些完成官方任务的人，由于同他们的领主有私人的和自愿的联系，接受以领地形式给予的报酬，这些领地可以世袭。封建主义的另外一个方面是采邑制或庄园制，在这种制度中，地主对农奴享有广泛的警察、司法、财政和其他权利。”从这个解释看，西方中世纪的封建传统与西周以来的分封制度是最为符合“封建主义”的定义。
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之战中，商朝战败，周朝取得了胜利，从而成为天下共主。为了稳固西周王朝的统治，周天子实行了分封制度。分封的对象主要有同姓贵族；异性亲戚；元老重臣；古代圣王后裔。分封的国家主要有卫国、鲁国、齐国、晋国、宋国、燕国等。周代封建诸侯，要举行隆重的仪式。“授土授民”，谓之“锡（赐）民”，受封者接受周天子的册命，称为“册封”。在分封制下，周天子是天下共主，有权任命诸侯国重要官吏；定期巡狩，到各诸侯国视察；并有保护各诸侯国免受外来侵袭和调解其内部纠纷的权力和职责。重要诸侯国的国君兼任王室的卿士，表示服从王室；要派遣技能队戍守周王的都城或随王外出征讨，定期朝聘，到王廷述职；定期向王室交纳贡品；派人为王室服役。在各诸侯国内，国君将都城附近的土地或军事要地留归自己直接管理，其他地方分封给卿大夫作为“采邑”。卿大夫再拿一部分土地分封给士，作为他们的“食地”。这样上至天子，下至士，形成了一种按宗法原则进行等级分封。
通过层层分封，周王朝在各地建立起政治、军事据点，形成了一个以同姓贵族为主体，联合异性贵族的遍及全国的统治网，它加强了周王室对四方疆土的控制，明确了周王室“天下共主”的地位，使国家朝着统一的方向前进一步。同时也密切了中原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联系，有利于各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边远地区的开发。
但是由于这种制度带有武装殖民性质，由此形成国家，不是一个有机的政治经济整体，而是蕴含着分裂割据的因素。等到春秋时期，终于酿成诸侯割据的局面。
而与之相适应的还有一套宗法制度。宗法就是宗族之法。处理宗族内部成员间的亲疏、等级和世袭权利的制度，便是宗法制。宗法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它起源于氏族社会，由家长制演变而来。宗法制形成于商末，在西周充分发展。
其大致内容：周天子为天子大宗，王位由嫡长子继承，别子为小宗，受封为诸侯；诸侯在受封国内位大宗，嫡长子继承权位，别子为小宗，受封为卿大夫；卿大夫在其采邑内位大宗，权位由嫡长子继承，别子为小宗，受封为士；士亦由嫡长子继承，别子不再分封，为平民。宗法制通行于百姓贵族，以姬姓宗族为首。姬姓贵族与异性贵族之间通过婚姻结成的甥舅关系，也包含在宗法制范围内。
宗法制规定，嫡长子为宗子，具有绝对的继承权，别子只能接受宗子的分封。按照这个原则分配权力和财产，避免了贵族子孙之间的矛盾冲突。所以宗法制是分封制得以实行的理论基础，其本质在于确定权力和财产的分配原则，稳定奴隶制的统治秩序。它和分封制相结合，构成了奴隶等级制。它以“尊组”、“敬宗”为信条，严格规定了自下而上应承担的义务，建立起一个金字塔式的统治网，从而确保了周天子天下大宗和政治共主的地位，宗法制将宗族关系和政治关系相结合，以族权强化政权，从而加强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
本质上来说，所谓的封建社会是一种贵族社会，一种从血统门第出发的贵族社会。因此，毋庸置疑，西周到秦汉这段时间是当之无愧的封建社会。至于西周以前，似乎还不具备完整的封建意义。因为夏商两朝并没有形成形式上的统一政府，即不存在周天子这样一个形式上的中央权威。夏商两朝虽然也有夏王朝和商王朝，但是这并不具有中央王朝的意义，更像一个联邦制国家中的大的邦国。放大了看，则有些类似东亚封供体系中的中国地位，显然，我们不能认为当时的安南、高丽、日本等是中国的诸侯国，只能说，在外交上，这些小国家与我们结成了一种同盟，而中国是盟主。夏商两朝亦是如此。周王朝则是利用伐商的机遇，建立了形式上的统一，然后，以天子的名义将土地分封给贵族子弟和功臣良将。故而，对于夏商周三朝的历史划分，可以将夏商两朝划分为奴隶社会。从西周到春秋则是属于封建社会。
公元前221年，秦国灭山东六国，乃建秦王朝。秦王嬴政号皇帝，自称始皇帝，后世称其为祖龙。始皇帝接受了李斯的建议，进一步推广了自商鞅变法以来便在秦国有的县制（窃以为秦国对六国的战胜，也是制度上的战胜，六国尚是封建社会时，秦国已经走入了郡县社会），在整个中国范围内推广了郡县制，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基本脱离了传统的封建，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
现在来讨论下中国的地主和西方的领主。
西方的领主，其实不必详细讨论，基本上参照中国的诸侯王和公卿大臣就可以了。他们有自己的领地，在自己的领地里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制度，自己的臣民和家臣，可以选用官吏，分封土地。但是有一点，他们的土地是通过政治上的分封得到的，即不可能任意扩大或缩小。
中国的地主，首先土地来源就不同。不错，确实有一些大臣和将领因为功劳，被皇帝赐予了土地。但是，大多数地主的土地是通过购买兼并等手段得到的。而土地的大小是变化的，是可以买卖的，用途也只能限于经济目的，或者说生活生产目的。你不可能划分出一块土地出来，在上面建立一套制度，再摆上二三十万大军。而就土地面积来说，封建地主的土地再大，也不大可能大过一城一郡。他们的一切言行都是在国家制度体系内，受到制约的。他们并不是贵族，或者说不是以血统而成为贵族的，而是以经济实力或者名望成为地方的领袖人物。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地主是不同于西方的领主。
其实，看当今中国，仍然存在这样的地主。所谓地主，简而言之，就是拥有大批土地的主人。如果以此为理论，中国当今社会的很多人似乎都可以被称为地主了，那么将今天的中国称之为封建社会，恐怕不合适吧。
所以将中国近两千年的古代社会称之为封建社会，根本上是中国学者在用新史学观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的将西方理论引入了中国。用西方的历史发展模式来套用中国的模式。
可以这样说，中国社会，夏商以前乃是原始社会，夏商则为奴隶社会社会（或可以称为初级联邦社会），西周乃至春秋战国，为封建社会。秦汉以降，则主要为大一统下的郡县社会。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制度的确立必定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制度，西周时代封建制赖以存在的经济制度即是“井田制”。井田制是西周土地制度的主要构成形式，是奴隶制国家的经济基础。井田制具有国家土地所有制性质，土地不能随意转让、买卖，即“田里不鬻”。因纵横交错的道路和水渠将田地分成棋盘状的方块田，故曰井田。井田上的劳动者被称为“庶人”、“庶民”，他们随着井田一起被封赐给各级奴隶主贵族，因此人身是不自由的，实际上已成为贵族的奴隶。不过，他们的地位比家庭奴隶高些。井田制下的土地分为“公田”和“私田”。所谓“公田”实际上是奴隶制确立后保留下来的原始公有地的残存。农村公社成员通过共同耕作一定面积的“公田”，向国家承担缴纳赋税的义务。所谓“私田”，则是公社成员的份地。公田的收获物完全归国家或奴隶主所有；私田上的收获物归公社成员所有，以维持公社成员生命和再生产。
通过井田制的实施，旨在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而，事实究竟是否如此？从历史的发展已经可以看出，这个目的最终是没有达到的。原因何在？
原则上，每家自耕百亩，以其产出供一家的温饱，再由八家共耕百亩公田，以其产出作为田税，此一方式即被称为“助”或“籍”。由于当时农业以外缺乏就业机会，故农业劳力的机会成本近于零，且因公田与私田同井，交易成本也等于零，以致助法，等于是农民以几近零的劳动成本，去支付必须的义务，田税或明显的制度成本几近于零，对农民当然有利，此所以孟子引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然而由于人类自利的本性，共耕私田用心，共耕公田偷懒，必然导致公田产量低下。所以西周政府改变彻法，即以九百亩地的平均产量为一亩公田的产量，若公田实际产量低于此，则有农民分担，其所谓“皆什一也”。由此来看，井田制似乎无弊端可言，于公于私，尽皆有利。
然而，有一个问题却是无法解决的，即土地是有限的，人口是无限增长的。在西周时代，尚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尽管生产力低下，人口仍然是在增长的。但是井田制的推行，在一开始就已经将土地划分完毕。初始，百亩之田，尚可以养家。等到后来，人口激增，人地矛盾就突出了。久而久之，必然导致井田制的瓦解。当井田制趋于瓦解的时候，那么建立在井田制上的封建体制也就必将瓦解。

楚文斐

公元前476年，齐国田氏代齐。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瓜分了智氏土地，实际控制了晋国。公元前403年，周王室正式承认赵、魏、韩三家为诸侯。公元前376年，赵、魏、韩三家废除晋静公，将晋国公室剩余土地全部瓜分。自始，战国时最为强大的七个国家秦、楚、齐、赵、魏、燕、韩全部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大兼并时代开始。
战国时代，首先称雄于天下乃是魏国，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三世奋战，称雄于诸侯国。魏国任用李悝变法，迁都大梁，与赵、齐、秦三国多有战事。先占秦国河西之地，又灭中山之国（中山国后又重建），再以三晋之军攻入齐国。而后伐郑、败宋、破楚，至文武两朝，已然初具霸业规模。到魏惠王时，虽因桂陵之战，魏国败于齐国，霸业稍受挫折，然依旧为七国之强。及至马陵之战，孙膑以佯败之策，于马陵一战，尽破魏国十万大军。此一战后，魏国国力大损。之后，秦任商鞅变法，国力大增，商鞅计擒公子昂，再败魏军。自此之后，魏国乃失霸主地位。齐国会诸侯，代魏而称霸。
与此同时，秦国也因为商鞅变法，摆脱了“诸侯卑秦”的局面。
于是，齐秦两大强国，进入了对峙的局面。各大国也陆续称王，周天子的权威几乎丧失殆尽。在三晋中形成了两大派系，即联齐而抗秦或联秦而抗齐。合纵连横成为一时风尚。上下为纵，东西为横。当时秦居于西，齐居于东。燕、赵、魏、韩以及楚自上而下成为一纵。所谓合纵，乃“合众弱以攻一强”，所谓连横，乃“事一强以攻众弱”。战国之初，连横既可以联秦，也可以联齐，而合纵自然既可以攻秦，也可以攻齐。直到长平战后，合纵才变为只对秦国。当此之时，乃有张仪、苏秦善辩之士游说于诸国，宣传合纵连横之策。
几番争斗，秦破三晋，败楚国，逐渐做大，由一普通强国，渐成七国首强。而齐国因乐毅破齐七十二城，齐国仅余莒和即墨两城。后虽经田单复国，亦不复强盛，终于无力与秦争霸。
公元前278年，秦国又破楚国都城，楚被迫迁都于陈，国力大大削弱。
于是，历史进入了秦赵相持阶段。然长平之战，赵国战败，四十万大军毁于一旦，赵国再无力与秦相争。秦国开始踏上一统天下的步伐。
公元前256年，秦国灭西周，公元前249年，秦灭东周。周天子不复存在。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病死，13岁的嬴政即位。公元前238年，22岁的嬴政从吕不韦、嫪毐手中夺回大权，重新部署对付六国的战略和策略，开始了统一中国的战争。公元前230年，韩国被灭，韩地置为颖川郡。公元前228年，邯郸破，赵王室逃至代郡，自立为代王，与燕军合并一处。公元前225年，名将王翦之子王贲率军征伐魏国，引汴河的水灌淹魏国都城大梁。三月，大梁城垣塌毁，魏王魏假投降，为秦军杀死。魏国遂告灭亡。公元前224年，王翦率六十万大军进攻楚国，破楚军，俘虏楚王。公元前222年，王翦率军渡过长江，平定了楚国在江南之地，降服越君，设置会稽郡。楚国亡。公元前222年，秦国大举兴兵，派王贲率兵进攻辽东，俘获了燕国国君姬喜。燕赵两国彻底灭亡。秦始皇二十六年，秦将王贲率军从燕国向南进攻齐国，突然攻入都城临淄，齐人懦弱，竟然毫无抵抗。秦国派人诱降齐王，约定封给他五百里的土地。齐王投降，齐国灭亡。而齐王被迁移到共地，安置在松柏之间，最终被活活得饿死。这一年是公元前221年，至此秦国统一了天下。回顾七国战史，除韩国外，几乎都有极盛之时，而终究归于秦。
魏国乃战国七雄中首雄之国，自公元前424年魏文侯在位，有吴起、李悝等人助魏国强盛，使得“诸侯莫能与之争”。而后又经过武侯、惠王，三代经营，魏国的国力达到了巅峰。但是，桂陵之战、马陵之战严重挫败了魏国的国力，自此之后，魏国在七国之中便沦为中等强国，没什么特别的作为。期间又经过魏襄王、魏哀王、魏安厘王、魏景湣王，到魏王假，前后延续了差不多两百年的魏国终于覆灭。想文侯、武侯时代，何其强大，迫使秦人拱手而让河西之外，然而就是那个边陲小国，在两百年后吞并了魏国，这又有谁想得到呢？
战国时代第一个被灭的国家韩国。韩国同为三晋之一，史上最强的时代便是韩昭侯时代，当时，有法家申不害为相，内政修明，也曾使得韩国显露头角。然而韩国北有赵、魏，南有强楚，东有大齐，西有霸秦，毫无发展空间可言，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终战国近三百年历史，未见韩国有所作为。公元前403年，韩、赵、魏得到周天子承认，韩国正是列于诸侯。等到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掉了郑国，建都新郑。此后，韩国的历史便是不断的挨打，不断的求和，不断的委曲求全，直到韩非死后三年，公元前230年被秦国灭亡。地缘政治对一个国家的生存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想二战时的德国，因为地缘政治问题，不得不面对两线作战问题，两次大战都告失败。而当今中国，北有俄罗斯，东有日本，西有印度，大国环伺，周边安全同样不容乐观，所幸中国还算强大，可以自保，但若想外扩，举步维艰。
赵国列居战国七雄之一，不论从疆土、人口，还是实力上来说都不是最强的。楚地方千里，带甲百万，地处南方，战略地位可攻可守；齐占东方，国家财富居战国之首，民众粮足；魏铁甲步兵称雄七国，数次攻赵，甚至占据邯郸三年之久；秦地势险要兵伍善战。只有燕，韩实力稍逊。而赵地处各国之要冲，可谓争地也！北有胡林匈奴，南有悍魏，东有强齐，西有霸秦。环境如此恶劣，比之韩国，更见艰难。然而，赵武灵王不愧为古今第一雄主，胡服骑射，两立君王。一时间，强大如秦国，也不得不对其唯唯诺诺。然而其分裂国家，复兴封建，大权不明，终于导致沙丘之乱，丧尽一生英明。饶是如此，赵国在改革之后仍然不失为战国时代的强大国家。至长平战时，就军事实力而言，几乎可以说是战国第二强国。先有名将廉颇，后有名将李牧，战国四大名将，赵国据有二人。也只有赵国在与秦国的作战中能有一些值得夸耀的战绩。若非主上昏庸，谗言作祟，或许七国是另一番景象。
至于燕国，其历史源远流长，自西周时，便是中国北方的一个诸侯国。据《史记》记载，周武王灭商以后，封宗室召公于燕。燕国的都城在“蓟”。周的贵族和当地旧商的贵族以及当地土著建立了联合政权。最终使该地区原来的东胡民族逐渐融入华夏族。燕国建国以后与中原各地来往甚少，文化较中原落后，在春秋初年的外族入侵中更是险些亡国，凭借齐国“尊王攘夷”的军事帮助才得以保全，方才有日后的发展。然燕昭王时，重用大将乐毅，几乎灭齐，燕国的势力发展到了极致。田单苦苦支持，难有胜局，直到燕惠王即位，听信谗言，迫走乐毅，才有齐国复国。而燕国也自此一蹶不振，虽曾妄图攻赵，终不敌老将廉颇。太子丹策划刺秦事件，终招杀身之祸。
楚国是自春秋时代便有的诸侯国，楚国祖先姓芈，熊氏，最早兴起于古荆州之地，故楚国又作荆楚。辖地广阔，包括现在湖南、湖北全部、重庆、河南、安徽、江苏、江西部分地方。其祖先出自帝颛顼高阳氏。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春秋时代，五霸更迭，其中便有问鼎中原的楚庄王。到楚怀王时，灭掉越国，楚国的势力范围达到了巅峰。然而正是由于楚怀王的失策，才使得楚国一步步走向下坡路，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最终招致亡国之祸。
齐国同样是春秋时代就存在的诸侯国，它的先祖便是愿者上钩的姜太公。后来齐国田氏政变，取代了姜氏。春秋中期，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首霸春秋。由于齐国与秦国相距遥远，一向为秦国远交。基本上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发展态势，公元前288年，曾经与秦国并称东西帝。直到燕昭王时代，乐毅破齐，才给齐国造成了几乎致命的打击。后来田单复国，但元气大伤，再无力与秦国争夺天下。于是，偏安东海一隅，不求进取。而国人多懦弱，遂为秦所灭。
秦国原为西陲小国，为诸夏所不齿。魏国初霸之时，秦国在魏国的连连打击之下，几乎亡国。然而秦国自秦献公时，便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经过秦孝公、秦惠王、秦武王、秦昭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秦王政七代人的努力，重用商鞅、范雎、李斯、白起、王翦等一批良臣武将，终于完成了一统天下的千古大业。
秦王政也自此一改称号，登上帝位，自称始皇帝。
秦国统一六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历史自此是一变。封建制到此遂告灭亡，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秦国创立和实施的多项政治举措，为后世沿用，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年之久。其实，自战国后期，井田制便已破灭，县制普遍推行，分封近乎消亡，重赏主义思想逐渐盛行，中国历史已经处在大变局之中，此等变局早已预示着封建制的灭亡，此等内容，将在下一章予以讨论。
六国一，四海平，自是千古盛事，这场持续了三百年的大兼并战争，终于结束。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联系加强，为日后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此等统一是否达到了真正的统一，则又是一说。
疆土的统一，并不代表人心的统一；政权的统一，并不代表思想的统一；县制的推行，并不代表封建的彻底灭亡。统一大业自秦始皇时，是一开创先河之伟业，但是，统一信念深入，尚须进一步的民族融合、政治融合、经济融合，乃至思想文化融合，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恒久之一统。

syaki

真的是你一个一个字打出来的吗，如果是，那辛苦了。如果不是请注明出处或参考文献

LeeZKing

楼主我深深的明白的压力  如果有女朋友了 她不考的话 如果你选择考研 必定是分手的 因为你没有工作 不能给她一个有希望的未来 她也不会等待你3年 还有如果家庭条件不好 也是不允许的  哎 为了考研我付出太多 但是不知道结局是什么····英语不太好 如果真的失去了很多 又没有考上 真是很悲剧的事情···
    不希望你放弃  但是我明白 现实是残酷的 你没得选··

楚文斐

政治制度的建立离不开经济的变革。政治制度往往是静态的，经济变革往往是动态的。先有经济之变革，然后有政治之革命。自西周以来，经济上推行井田制，政治上推行分封制，与宗法制度相结合，实现家国同构的体制。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封建社会。然而等到东周伊始，井田制趋于崩溃，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封建体制也就趋于瓦解。
关于东周社会属性之讨论，学界是存在争议的。郭沫若先生认为，东周乃是奴隶制到封建制之转变；范文澜先生认为东周乃是由封建的领主制变为地主制；还有一种意见则认为，东周是由不发展的奴隶制转变为发展的奴隶制。
对于此三种观点，台湾学者侯家驹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国经济史》中一一作了反驳。
侯家驹先生援引多位学者的观点，认为西周乃封建制建立之初，至春秋中后期，封建制便趋于瓦解。因此东周时代乃是一个封建制渐趋瓦解的阶段。钱穆先生、萨孟武先生、陈登原先生、童书业先生等均持有此观点。
侯家驹先生在他的《中国经济史》第六章《东周——由封建社会到重商主义》中如此论述道：
“西周明明是封建制度，到春秋中期以后，封建制度才趋于崩颓，但郭沫若等人却将西周与春秋都划入奴隶社会，而将当时封建制度业已崩颓的战国时期视为封建制度。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固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毛泽东语录，郭氏抓着毛泽东一句话，‘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
对于第二种观点，侯家驹先生认为：“此一看法在表达现象上虽甚正确，但只显示封建制度在趋于崩颓，而难以掌握该时代的脉动，盖因在整个东周，土地只是非正式的与零星的由公有转化为私有，而正式的全面有，则发生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是以，‘地主制’难以代表战国时期的特征。”
至于第三种观点，侯家驹先生则极为反对，他说：“‘东周的奴隶来源，买卖是一个主要途径’，是和后世奴婢买卖相同，而‘在我国历史上，不但两汉由很多关于奴婢的记载，就是到明清时代，奴婢仍在大量存在。清代有一些外任官员在赴任时，还携带‘奴婢有多至数百人，甚至千余人者’。是以，若是此一看法得以成立，岂不是意味，从东周到清末，中国都是处于‘发展的奴隶制’时期？这该是多么荒谬！”
由此来看，战国时代只能是封建制度的崩颓时期。
西周发源于今陕西渭水中游的黄土高原上，西周的建立的是中国北方的文化，而中国南方文化则被视为外来力量。所谓南方文化，主要是楚、吴、越三国。在第四章业已说过，此三国在西周时代是被看作蛮夷的，直到东周时代，方才崭露头脚。后来吴为越所灭，越又为楚所灭。南方文化之代表则主要为楚国了。
秦之商鞅变法，重农抑商，而其他诸国，也多推行“士农工商”四民划分，以士农为先，工商为末。但在楚国却是另一番气象，其四民为“商农工贾”。（关于商和贾的区别，郑玄注《周礼》大掌九职曰：“行曰商，处曰贾”，注“地官司市”时曰：“通物曰商，居卖物曰贾。”）由此可见，在南方的楚国是存在重商主义传统的。
楚国灭越之后，地方几千里，物产丰富，中原各国多须通商于楚，以获得所取商品，其中重要的工业原料——青铜，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产于楚国”。而北方诸国货币多为铜币。楚国却已经有金、银、铜三种货币。金币曰郢爰，银币曰空首布、铜币曰蚁鼻钱。蚁鼻钱以个计值，为当时各国金属货币最轻小者，这在当时铜币四大体系（刀、布、圜、贝）中最为先进，也最为便利交易，足见楚国当时商品经济之发达。且因楚国使用金币，促使各国普遍以黄金为计价单位。
楚国的商业文化是因为其疆域扩大而对中原诸国的封建制度产生了冲击
在前文中，已然说过，县制的推行并非首创于秦，早在春秋时期，已经有县制。楚国本为西周封建下一四等子爵国，地方不过五十里，经数代开拓，乃有千里地方。而楚国亦不服周，自称楚王，意在与周并驾齐驱。故而楚国政制与周不同。东周初期，“楚武王克权，使斗民缗尹之”，后又“迁权于那处，使阎敖尹之”，由此楚国开县制之风，到了楚文王时期，则以俘虏彭仲爽“为令尹，实县申、息”。而这一制度的推行，对中原各国亦产生了影响，这才有了后来列国盛行的县制。
因商业文化的发展，促使了县制的形成，因县制的发展，冲击了封建制度的根本——世卿世禄制。从而导致了整个封建体制在中原各国的垮台，重商主义横行于世。
及至春秋战国时期，黄金成为重要的流通物。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黄金有着天然货币的特质。它的流通一方面说明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极大的促进了商业的发展。《管子•地数篇》中说：“夫齐衢处之本，通达所出也，游子胜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币，骐骥黄金……然后天下之宝壹为我用。”这“天下之宝”便是黄金。从这里可以看出，外来商旅所支付的饮食等费用，须用齐国货币，则应用黄金兑换。由此可见，齐国在追求国际收支顺差，并视黄金为至宝或国富。
而秦国虽云“士农工商”，实则追求财富，重视商业。《史记•货殖列传》载：“秦文、孝、繆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孝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狄，栋通三晋，亦多大贾；武、昭治咸阳……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在这种情况下，秦之咸阳，当然为大都市。至于其他，《盐铁论》亦云：“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宛，陈，郑之禹县，三川之两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
至此，已足见重商主义在列国的蔓延。即令从战争角度考察，亦可见春秋和战国之差别。春秋之战，在于霸；而战国之战，趋于利。当然，战国时期重商主义精神发生蔓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政治改革所带来的后果，同时也是技术革新引起结果。
其中最大的技术革新，第一在于铁器，第二在于牛耕。铁器的大规模使用，牛耕的推广，促进了农业文明的发展，从而为商业的发达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
战国时期重商主义的盛行，所带来的积极意义颇多。大致来说有以下几点：第一，突破了封建制度的世袭统治，促使阶级的流动性。依照封建体制，士农工商名份已定，各个阶层不得逾越。而重商主义盛行，导致了经济的发展，贫者不恒贫，富者不恒富。从而为社会个体创造了平等的机会，亦带来自由讲学之风气，开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先声。第二，重商主义之发展，促进了手工业之发展，因为有商业之流通，则带来消费之需要，有消费之需要，则必定促进新商品之开拓，而欲开拓新商品，则必导致手工业之创新，之发展。第三，重商主义之盛行，则有货币之发展，而货币之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商业之发展，同时亦有利于信贷之发达。这样一来，势必又会促进经商之风，促进经商之风，则一切皆可购买，土地的私有化，劳动力的出卖，新的雇佣关系的出现，又将促进商业兴隆。第四，重商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符合人逐利的本性的，而列国各自独立，不成一统，经商之路势必要遭逢重重的关卡，为求商业之发达，通货之顺畅，则民心必趋于一统。此重商主义盛行根本之利也。
不过，战国时代，重商主义发展是不充分的，仅仅是一个开始。而重商主义固然因列国的对立征战，发展有所限制，但同样因为列国的对立，才有自由之思想，自由之风气，因此也才有自由之商业。等到了秦汉一统，商业关卡虽然渐趋消亡，但是因为重农抑商政策的大力推行，商人地位比之战国时，实际有所下降。
此中利弊，孰轻孰重，实在令人深思。
礼乐的崩溃、列国的混战、商业的盛行、信义的缺失，使得春秋时代既是一个残忍野蛮的时代，又是一个开明尚学的时代。于是百家争鸣，乃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阴阳家等诸学派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掀起了一场思想界的风暴浪潮。

楚文斐

90%是我打出来的，引用部分，内容中有注明。

楚文斐

儒墨之争，还在礼乐之争。儒家重礼乐，墨家却反对礼乐。儒家重厚葬，认为厚葬才能表达出礼，所谓“慎终追远”。墨家提倡节俭，反对厚葬，此一点恰与儒家对立，更符合了下层人民的愿望。
因为思想的不同，儒墨两家所提倡的社会也大有不同。
孔子认为，应当复礼，回到西周时候的社会；墨家认为，崇尚兼爱，应该回到氏族时代。
但是到了道家，又有不同。道家主张清净无为，回到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更为妥帖。
道家的代表人物乃是老子和庄子。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就是老子的“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对于儒家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欲拯救社会于狂澜中，道家是嗤之以鼻的。道家认为，社会所以会坏，正是因为儒家大讲特讲的仁、义、礼、智，正是人为的产物。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上天即以无为而长存，那么人类也应采取无为的法则，方可以长存。
然而老子的无为和庄子的无为实则不同。
老子假无为，庄子真无为。
老子说“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无为而无不为”。“无为”的目的并不是真得为了“无为”，而是为了无所不为。庄子的无为才是真的无为，《庄子》开篇即云《逍遥游》，又有《齐物论》。在庄子看来，是非、生死、可与不可，其性质、差异都是相对的。以“道”观之，它们的性质、差异、矛盾关系都是不断变幻的，都是处在循环无尽的运动之中，“道通为一”，故庄子得出万物齐一的结论。“从道的观点看事物的人，好像是站在圆心上，他理解的圆周运动着的一切，但是，他自己则不参加这些运动。”
老庄二人虽都强调人的价值，但却有所不同。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矣。”老子虽强调了人之大，但是出于纯粹理性之说。真正从人的本性的意义上突出个体的地位、个体的尊严、个体的价值的，却是庄子。
春秋战国时代，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精神上的丑恶。面对这样的现状，道家强调从人的个体自身价值入手，呼唤人性的回归。老子向往回到“小国寡民”的社会，庄子则更为彻底，要回到“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的母系氏族时代。
庄子反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黑暗现实，同时又反对儒家为改变这一切而强加给人们的“仁义礼智”的精神枷锁。因此庄子虽然包含着对人类的同情，却又不愿为官。这点与他差不多同时代的孟子相比，大不一样。
孟子是孔门高足；庄子乃道家真人。
孟子的道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庄子的道是大道不行，何不归隐？
楚威王曾经想用重金邀请庄子来楚国做丞相，却被庄子拒绝了，庄子说：“千金，确是厚礼；卿相，确是尊贵的高位。您难道没见过祭祀天地用的牛吗？喂养它好几年，给它披上带有花纹的绸缎，把它牵进太庙去当祭品，在这个时候，它即使想做一头孤独的小豬，也不可能办得到。您赶快离去，不要玷污了我。我宁愿在小水沟里身心愉快地游戏，也不愿被国君所束缚。我终身不做官，让自己的心志愉快。”
庄子似乎是在自命清高，其实他的心中却有莫大的悲哀，他把这个时代看得通通透透，再多的挣扎，不过是百姓受苦。于是选择放纵，选择逃离，选择自我放逐。
庄子说：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也。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两句话看似不同，却又明显让人感受到了相似。庄子是社会之于个人，孟子是个人之于社会。
庄子是自由主义的，孟子是集体主义的。
然而战国时代，是个有强权无公理的时代。韩非也说，上古争于道德，中世争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庄子所目睹都是战乱和纷争，即使有心报国，也无力回天。于是他选择了退出，冷眼旁观，用看似漠视的态度对待芸芸众生。
庄子不是没有孔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只是他将那个时代看得太通透了，通透到心痛，到绝望，到哀莫大于心死。所以他不想再做无谓的挣扎。而孟子也将这个社会看得很通透，很绝望。只是个性不同，庄子来得潇洒，孟子来得执拗。孟子仿佛就义赴难的死士，宁肯一死，也绝不向现实屈服，他要在激荡的历史大潮中，尽情挥洒最后的光辉。
这既是孟子和庄子的区别，也是儒家和道家的区别。
然而，不论是道家，还是儒家，抑或墨家，他们的学说都解救不了当时的社会。最终将分裂之中国引入一统的，乃是法家。
儒墨道三家皆主张复古，法家却以为当求新。儒墨道将“民道弊”归结为道德沦丧，法家虽然也承认古人的淳朴道德，却认为那是由于当时的物质条件使然。韩非说：“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劳力而供养薄，故民争。”（韩非：《韩非子》）
儒家崇尚文王、周公；墨家崇尚更早的大禹；道家则崇尚比大禹还要早的伏羲、神农。法家对此很是不屑，法家先驱商鞅说：“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世。”韩非更是做“守株待兔”之寓言，以嘲笑那些泥古不化者。
所谓“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古今情势不同，自当因势而变法。正因为如此，法家的学说与儒墨道三家都不一样。儒墨道三家的学说与其说是政治学，倒不如说是哲学。而法家的学说切中时弊，不但有学说，更有实践。将政治理想与社会实践合二而一，成就法家之霸业。
法家曰法，曰术，曰势。
“法”的思想首倡于商鞅。商鞅主张政治要“一任于法”，统一的法令“为治之本也”。他在秦国的变法取得了大成。但韩非子认为商鞅只讲“法”而不讲“术”，虽然民富国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商鞅自己最后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术”的思想，源于申不害。申不害主张君主要“藏权术于心中，玩臣下于股掌”。韩非子认为他只讲权术，不知立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
“势”的思想，始于慎到。他认为“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韩非则认为慎到的所谓“势”乃是自然之势，还不能保证天下之治，必须代之以“人为之势”，即用善恶赏罚的手段来抱法处势，才能一匡天下。
韩非综合了“法”、“术”、“势”思想之大成，构成了诸子百家中最切实有效的政治学说。韩非说：“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也，皆帝王之具也。”
法家为求实践学说，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春秋战国，以学说而身死者，唯有法家。前有商鞅，后有韩非。商鞅死于法，韩非死于术。这是法家的悲哀和无奈。
除儒墨道法四家之外，还有阴阳家、兵家、农家、名家、小说家等诸派思想盛行于世。
虽诸子百家争鸣，思想多有不同，但是均本着和而不同的精神共同存在。虽彼此批评，相互辩论，亦承认其思想或辩辞有可取之处。
就总的哲学观来说，各家都不约而同的信奉“道一元论”。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说：“道通为一。”管子说：“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韩非说：“道无双，故曰一。”《易传》说：“一阴一阳谓之道。”
从学术渊源上看，诸子学说，则源于六经。事实上，诸子百家虽然思想各有异处，但是亦多相通。而就其用心来说，皆为救助当时之世。
及至吕不韦编纂《吕氏春秋》一书，糅合了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纵横家、兵家、阴阳家等百家思想，成就一部杂家之作。这对我们看待诸子百家思想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启示。诸家思想各有长短，我们对待各家思想，自应取长补短，结合当代之现实，使之百家思想发扬光大。

楚文斐

汉文帝是刘邦的儿子，他的母亲薄姬并不受刘邦的宠爱，母亲的家族也没有庞大的势力。这几个条件凑在一起，促使他登上了皇位。
汉文帝之前还有过三个皇帝，不过除了汉惠帝外，其他两个皇帝基本上仅仅作为傀儡，未见任何政绩，也不见谥号，故不必细究。事实上，高祖之后，掌握汉朝军政大权的人乃是高祖的妻子吕后。吕后是一个很有手腕和能力的女人，尽管由于外戚内宫专政，正统的史家对其评价并不高，但是，事实上，吕后是继承了刘邦的政策的。
刘邦临死之前，对汉王朝的人事制度作了安排，即萧何死后，曹参、王陵、陈平可以为相，周勃可以为太尉，以安刘室天下。吕后对这一人事安排基本没有反对，承袭了下来，这也就意味着吕后承袭了汉初时黄老无为的思想和休养生息的政策。这为文景之治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当吕后想用吕家的势力取代刘室的江山时，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就发生了。吕后死后，刘邦的郡国并行制立刻发生了效用——藩王之一的齐王刘襄立刻起兵反对诸吕，被刘邦认为可以安刘室江山的周勃、陈平也在内起兵相应。诸吕很快被平定。刘室的江山得到了稳固。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谁为帝国的新首脑。刘襄作为首倡诛吕者，又是刘姓子弟，被立为新的首脑，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当时汉朝的权力并不完全掌握在皇家手中，真正可以决定谁当皇帝的是朝中的大臣。在经历了吕氏的外戚专权后，朝中大臣不想在经历一次这样的祸端。而刘襄的母亲家恰好很有势力，因此刘襄就被排除在外。另一位皇位的有力竞争者淮南王刘长也因为“家母恶”被否决。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文帝方才得以脱颖而出，继承了汉朝的江山。
正因为母亲的不受待见，汉文帝在年轻时代便已经养成了谦谅恭谨的性格，也比较能体会百姓的疾苦。因此，汉文帝能够继续休养生息的政策，发展汉朝的经济。
但是，诸吕的乱政以及他的登基，让他看到了外戚和功臣的能量，这两股势力对皇权构成的威胁是巨大的。汉文帝时代，大概是不不存在外戚干政的可能，因此这个问题就不大为汉文帝重视——事实上，终汉朝一朝，都未能解决外戚专权的问题。汉文帝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从大臣的手中收回权力。为此，他一方面封赏功臣，另一方面将皇宫宿卫换成了心腹之人，同时又继续分封刘姓子侄。
不过，此刻的中央朝廷并不具备足够的实力，进行彻底的中央集权，很多的事情，汉文帝终究还是有心无力，不得不作出妥协。汉文帝时，曾爆发过济北王刘兴和淮南王刘长的叛乱，先后被平定。但是，汉文帝依旧没有借此机会，进行大规模的削藩，依旧保持中央朝廷的隐忍。
当时，28岁的贾谊曾上《治安策》，陈述封国对朝廷的危害，汉文帝虽十分欣赏，却并没有采纳。更甚至将贾谊贬至长沙，使得这位汉初的政治家郁郁寡欢，英年早逝。
在匈奴问题上，汉文帝依旧是以和为贵，但与此同时采纳晁错的建议，募民实边，又大力兴建马苑达36所，养马多达三十万匹，其目的不言而明，自是在为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作准备。
另外，汉文帝威服南越，减轻刑罚，其在位的二十余年，基本上为百姓生产营造了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
中国古代一直都是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从来都占据着主导地位。汉初时，人口很少，人地矛盾并不突出，基本上不存在土地兼并的问题，如此一来，只要政府对人民尽量不予理会，经济就很容易得到繁荣和发展。汉初的无为思想正满足了这一要求，因此才可能有文景之治的产生。
汉文帝死后，继承汉室江山的是汉景帝。和他的父亲一样，汉景帝也是一个不长寿的皇帝，仅仅比他的父亲文帝多活了一年，四十八岁时，便离开了人世，而其在位也不过16年。但是，汉景帝是汉朝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皇帝。正因为他的存在，才可能有汉武帝时的极盛。七王之乱的平定以及此后一系列的削藩政策，使得汉武帝时期的诸侯王们基本无力与中央对抗，汉武帝的“推恩令”才可能得到全面的实施推广。
在对外政策上，汉景帝与汉文帝相比，已经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从高祖、文帝时期的“以和为贵”变成了“以和为主，战和相辅”。在反击匈奴的战争中，涌现出来诸如李广、程不识等名将。同时，继续推行文帝时期的马政，使汉朝的马匹数量进一步扩大。
汉朝始建于汉高祖，从汉高祖到吕后称制，前后不到三十年，是西汉王朝的第一个阶段，此一阶段是帝国草创的阶段，皇帝、外戚、功臣、封国四种势力并存，权力争夺上各有擅场，尚未能形成有效的中央集权，这时的朝廷依旧是平民化的，这也是汉朝的特点之一，草创阶段如此之长，在以后的大一统王朝里是少见的。这可能是由于这是第一个由平民创立的朝代，一切皆无经验可循，需要在探索中曲折前进。在外，对匈奴和其他少数民族，基本呈现出收缩的态势，难以有所突破。
文景两朝，前后约四十年，是汉王朝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皇权开始被加强，封国和功臣的权势逐渐被瓦解。等到七王之乱后，皇权的加强达到了一个阶段的高峰，汉王朝的国力也在这一阶段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口数量、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对待匈奴问题上，已经开始逐渐向主动靠拢。新的国策和战略在酝酿中，“无为”而治的思想渐渐不能与时代相适应，新的思想呼之欲出。及至汉景帝时期，道家和儒家之间的争端日趋激烈，彼此间的辩论时有发生。朝中的一些重臣逐渐由儒家、法家的人物担任。卫绾即是其中的一例。被汉景帝诛杀的晁错，似乎也应该算作儒法的行列。
从汉武帝到昭宣中兴，前后近百年，是汉朝国力的极盛时期，也是汉朝国力由盛转衰，政治逐渐走向昏暗的时期。这近百年里的历史充满了辉煌和荣耀，司马迁的《史记》，张骞的凿空之旅，卫青、霍去病的击匈奴于漠北都堪称一个时代最夺目的光环。然而，这个时代辉煌背后所隐藏的丑陋不堪就像是蛀虫一般，悄悄的瓦解着帝国的根基。
此后元帝、成帝、平帝和王莽的近七十年，是西汉王朝的末路时代。这七十年的历史，谈不上辉煌，不论是思想文化，还是内外政治，抑或经济发展，都乏善可陈。
然而，作为中国第一个长久存在的大一统王朝汉朝，留给后人的是太多自豪和荣耀，迄今为止，“汉人”这一称谓依旧是中国人的代称。
当然汉朝的辉煌和荣耀不是成就“汉人”的唯一因素，根本上来说，是因为汉朝赋予了我们这个民族以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恢弘的气度，大国的情怀，傲立于世界之巅的姿态，让我们振奋不已，即使在最艰难的时代，我们依旧可以因为追忆昔日的繁华和光荣而热血沸腾，从而激发出内心深处的民族自豪感和上进心，始终不屈不挠，始终相信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落后是不被允许的，那只是一段插曲，骄傲的面对整个世界，才是我们唯一正常的状态。
不过，也正因为这种近乎于本能的骄傲，让我们在近现代的历史中由骄傲变成了自大，造成了一时间的衰落。然而，这种衰落仅仅是一种短暂的状态。中国的日渐强盛，实现大国的复兴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与其他新近崛起的大国不同，因为这种骨子里的骄傲，让我们即使在强大后，也不可能产生某些国家的岛国心态，“远人不服则修文徳以来之”始终是我们心中一个不变的理念。强大的武力，始终是被作为辅助手段，以经济、文化等要素为基础的软实力，才是我们缔造引力的最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