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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斐

秦汉时期，中国始为大一统之国家，中国经济也开始呈现出大一统的特点。中国历史向来是治乱相交的。统一谓之“治”，分裂谓之“乱”。秦汉时期，则可算中国第一个治世。然而，所谓治世，仅从政治角度考虑，若从经济角度考虑，则未必尽然。因为缺乏必要的制约机制，大一统之国家则益发趋于政治上的专制，而政治上的专制，则容易诱发经济上的专制，如此一来，经济发展势必受到限制，走向经济上的统制。
商鞅变法以来，秦国政策乃是重农抑商。但是，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使用的都是商业手段，此即《韩非子》所云：‘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事实上，统一前秦之先公先王多为重商，‘及秦文、孝、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孝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侯家驹：《中国经济史》）
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开始了真正的重农抑商，于琅琊刻石云：“上农除末”。其后，汉高祖亦复如是。于是，弥漫于战国时代的重商，变成了重农。不过这种情形并没有持续多久。
“自西周至汉武初年，中国经济发展进程，大致上是和第10世纪到现代，西欧的经济发展阶段相契合。就西欧而言，900——1300年为封建制度或庄园经济；1300——1500年为灰暗时代或过渡时期；1500——1750年为重商主义；1750——1780年为重农学派领导风骚时期；1780年起，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的西周，是典型的封建制度；春秋是过渡时期；战国是重商主义；秦始皇与汉高祖推行重农或农本主义；汉惠帝起至文景之治，是资本主义在中国萌芽。但汉武帝推行国营等统制经济手段后，刚萌芽的资本主义即被扼杀，而几成绝响。”（侯家驹：《中国经济史》）
汉高祖时初建国时，原本推行的是重农抑商之策，这应该也是汉承秦制的一个方面。然而，因为汉初时，封建制和郡县制相结合，导致中央政权受到地方政权的威胁。当时，天子直辖的郡县只有十五个，而各王国，比较大的，往往有五六个郡。久而久之，必定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为了抑制地方政权，加强中央集权。中央王朝不得不改变国策，改重农为重商，从而发展自身的实力，争取到民心。而地方诸侯为了与中央对抗，则也须大力发展商业，实行“铜盐故，百姓无赋”等策略，从而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这种竞争虽然主观上是中央与地方的对抗，但是客观上却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短暂萌芽，不能不说是竞争之利。
直到汉景帝时，七王之乱被平定，再到汉武帝时，推行推恩令，封建对中央的威胁方才渐趋于无。另外，为了对匈奴的作战，汉武帝又不得不想法设法扩大政府财源，遂实行多种统制经济手段，争利于民，资本主义萌芽遂被扼杀。
汉武帝时期统制经济手段之一便是“盐铁专卖”。
“经济的基本问题，乃是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为谁生产？以及产品如何分配？经济制度是系于这些问题如何决定：若是完全决定于市场机能，则是自由经济，若是完全决定于中央政府的计划单位，则是统制经济。”（侯家驹：《中国经济史》）
自古以来，不存在纯粹的自由经济或统制经济，这两种经济总是同时存在于一个社会中的，所不同的只是哪种经济更为主导。
无为而治下的经济往往是趋于自由经济的，一旦政府加大对经济的控制，便是统制经济了。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孔）仅筦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救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司马迁：《史记》）
这便是汉武帝时期实施的盐铁专卖、均输和平准公营，除平准只限于京师外，其他则遍及地方。
盐铁专卖是汉武帝拓宽财源的一个方法，然而对人民来说，此举并无利益。盐铁乃是人民生活和生产的必需品，此等物品关系到民生大计，对一国之政治稳定颇有影响，收归官营，本也无可厚非。然而，武帝盐铁专卖的政策却有诸多弊端。盐铁未专卖之前，盐价不高，铁器精良。究其原因，只因存在竞争，商人为求建立信誉，扩大利益，则必定以质量为本，又不会让价格抬得过高，并且可以为农民提供赊欠，于民大有利益。盐铁一旦收归国有，则用垄断的方法强行消除了竞争，价格也相应提高，导致人民购买到的盐铁价高质低，无法满足人民的需要。从而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因盐铁收归官营，人民失去了从事此业的机会，正常的商业机制被破坏。
所谓“均输”，方法有二：
第一，对于距京师比较远的地方。人民需要缴纳的实物赋税不再直接缴纳，而是按照当地物价最贵时商人贩卖的零售价，把人民要缴纳的实物赋税折合成钱或帛，交由官员在京师重新购买实物，再缴纳给中央，免除了运输的费用；
第二，对于距京师比较近的地方，仍然要求人民缴纳实物赋税，但是由当地人民运输到通往京师方向的邻境，邻境人民再加上其本身的输纳之实物，朝同一方向，运往其邻境，作接力运输，以运到中央。
所谓“平准”，即中央政府主管财政的大农诸官，既可拥有折为代金“货”币，又拥有充当赋税之实“物”，故可可于京师“坐市列肆”，“贵即买之，贱则卖之”，以维持物价之稳定。
“均输与平准相辅相成，再加上盐铁专卖，就把整个国家建立了一个由地方到中央的统制经济。”（侯家驹：《中国经济史》）
按照，桑弘羊的设计，试图通过这些做法，达到“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
然而，这毕竟是一种理想，实际操作起来则是另一种效果。盐铁之弊已经说过，而均输之法的弊端则在于：一、由于人民是按照零售价的最高价来计算应缴纳的赋税实物，因此导致人民事实上缴纳的实物是多余应缴纳的实物，人民的负担无形中加大；二、邻境在帮助上一地的人民运输时，除了承担实物赋税外，还承担了运输的劳务，负担又加大了。
而平准之法，表面看来似乎可以平抑物价，但是由于平准机构是在京师，很可能于物贱时派员到各地收购，导致物价上涨，并诱发富商囤积。因此平准未必有平准之利。
除了盐铁专卖，还有对酒的专卖。
至王莽改制，其六筦（盐铁专卖，铸钱专权，对山泽产物征税，五均赊贷）使得经济统制达到了极点。
这些政策的实施，对于当时的政府来说，本质上是为了与民争利，扩大税赋。这些政策也非完全不可取，时至今日，一些相类似的政策仍在实施推行。然而，因为目的不同，同样的政策，具体实施起来则大有差异。
均输法乃是针对赋税而实施的，秦汉时期的赋役制度主要有田赋、力役、人头税和杂税。
关于秦代的赋役，史书上没有翔实记载，仅可通过史料推测，秦汉的赋役是比较重的。
汉高祖时，田租大为降低，“什伍而税一”，景帝时，再降为“三十而税一”，并成为定判。至光武帝时，为了筹措军费，又恢复到了什一之税。不过，建武六年，则又恢复到了“三十税一”。
我国古代的赋税主要以田赋为主，但是秦始皇却舍地而税人，即被称之为口赋。汉代的人头税被称之为算赋，始于高祖四年。
这种“算赋”，是课征劳动人口的人头税，对于幼童所征的人头税则称“口赋”。口赋钱始于汉武帝以前，对七岁至十四岁童子每人征收20钱，武帝时增加3钱作军费。除算赋和口赋之外，还有一种更赋，就是“践更”与“过更”，成年男子很可能接受每年在当地服役一月的义务，而毋须付出2000钱的“践更”，但是却不会往返跋涉至边疆每年服役三天，而须付出“过更”钱300——这便是更赋。此外还有户税，亦类似人头税。
除此之外，秦汉还有杂税，这种杂税多为农业以外之职业或产品的负担。诸如盐铁税、渔税、市税、工税、酒稅等。
与赋役制度相关的乃是户籍制度。
汉高祖于四年“八月，初为算赋”，所以两汉每年均于八月调查人口，称为“算人”或“案比”。当时户籍称为“名数”，又简称“名”或“数”。清算人口，编户齐民，户籍制度的推行，对于国家征税是大有裨益的。但是，户籍制度对人身自由的束缚却是千古遗害。
自从户籍制度在中国的推行，至少带给人民两大不自由：
其一，迁徙的自由；其二，不迁徙的自由。
失去迁徙的自由，比较容易理解。
至于说不迁徙的自由，秦汉时候，中央政权为了达到“强干弱枝”和“移民实边”的目的，往往会大规模迁徙人民，例如，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天下后，即迁徙天下富豪于咸阳12万户。武帝时，元朔二年，募民徙朔方10万口。
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人民被束缚在了土地上，无法自由迁徙。在古代，中国人的主要职业是农民，因编户齐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尚情有可原。至于现在，户籍制度依旧大行于世，只怕未必符合时宜。
提到户籍制度，则涉及到一个人口问题和治乱问题。根据史料记载，战国时期人口最高峰曾达到2500万人。到了汉初，这一数字锐减到880万。事实上，文景之治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因为无为而治的后果，更是因为汉初人口仅880万，人地矛盾大为降低。
中国古代总是治乱相交替的，固然有政治腐败、外敌入侵等原因，但是从经济角度来考虑，人口数量的变化乃是治乱交替的一大要素。
大一统的中国往往容易重农抑商——因为农业社会易于稳定，商业社会易于流动；农业社会是静态的，商业社会是动态的。一个稳定的、静态的农业社会自然要比一个流动的、动态的商业社会更易于管理。因此越是大一统的时代，越是大的国家，则越易于选择农业社会，趋于重农抑商。这样政府才能够长久。而重农抑商，所抑制的不仅仅是商业，这个商业还包括手工业。因此，技术就很难改进。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无法突破的循环怪圈：
土地面积基本上是不变的，而人口数量是不停增长的，那么土地和人口之间就存在一个不可突破的矛盾，这也是井田制瓦解的原因。
要想突破这个矛盾，只有三个方法：
第一，尽可能的扩大土地面积；第二，通过技术提高，增长土地单位面积产量；第三，实行计划生育，使得人口与土地比例协调。
第一和第二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法子，而第三种方法虽然可以治本，但是古人还无法接受这样的思想，也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思想。更何况，在古代，通过前两个法子提高粮食产量的效率都不高。
如此一来，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粮食以算术级增长，矛盾便会日渐突出，等到了不可调和阶段时，则必有乱世产生。汉初人口仅880万，等到了公元2年，人口数达到了近6000万。此时爆发大乱，人口锐减，至汉光武帝中元二年（公元57年），人口仅两千余万。等到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人口数又激增到了5000万，终于导致黄巾之乱，遂裂为三国。
简而言之，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的治乱相交，乃是人口、技术、土地之间不可调和矛盾所引发的必然结果。
秦汉时期，既是我国政治制度的创制时期，也是经济制度的创制时期。秦朝的建立，为后世王朝提供了一个可供改造的政治模式。而秦汉的货币制度，也为后世确立了一种规范，从更细处说，则是汉武帝时的创制。
秦朝的钱币有两种，一种是黄金，一种是半两钱。汉初，以“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铁”，意在准许人民铸造钱币。吕后二年，行八铢钱，以整理钱政，可能同时颁布钱律，禁止人民私铸。到了文帝五年，“除钱律，民得铸钱”，即意味着人民又可以私自铸钱了。不过文帝对此有规定“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最黥”。不过，因为铸钱利厚，虽有规定，依旧是钱法混乱。到景帝时，铸币权再次被收回。
汉武帝时，始铸五铢钱。
在中国货币史之中，汉武帝是罪人，亦是功臣。说他是功臣，是他于元鼎四年，“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惟真工大奸巧乃为盗之”。这段记载，说明汉武帝建立了近似一千多年以后全值货币的规则，那就是：（1）铸币机为政府独占；（2）政府收购铸钱材料；（3）使钱币面值与其实际价值相同。这一制度大致为后代所遵循。（侯家驹：《中国经济史》）
说他是罪人，乃是他不仅使币值紊乱，而且也是中国历史上制造真正通货膨胀的第一人。
汉武帝虽然曾导致了货币膨胀，但是终究在痛苦的经验中，摸索出一套健全的币值制度。王莽改制却因其复古癖，破坏了业已上轨道的币值，使币值达到史无前例的混乱。他更改武帝以来的五铢钱币制，即于五铢钱外，另铸值五十的大钱，以刀形的两种高面值通货：一为值五百的契刀；一为值五千的错刀。错刀虽用铜铸，但其面上“一刀直五千”五字，是用黄金铸，且因其贵重，“四方或用金或用桃着革带佩之”，佩上有文曰“正月刚卯”，表示是该日作佩，民间乃习称此类金刀为“卯金刀”。由于此三字可构成“刘”字，王莽忌之，故于受禅后，将此二刀币废除，亦废除五铢钱，以免“人心思汉”，随后重建币制，共有金、银、鬼、贝、钱、布六名二十八品。此等币值，将货币发展史上所有的钱币一次性出现，纯属超时空妄想。
光武中兴后，重铸五铢钱。
秦汉经济值得研究的地方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尽述。总体而言，秦汉时代的经济颇多得失。就所得而言，秦汉时代乃是中国的第一个大一统时代，因此不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种种制度都是初创，固然颇多创新，然亦多经验上的不足。财经制度的创立，农业技术的提高，文化的发展，币制的健全都可以看作秦汉经济之所得。但是，因政治一统而导致的经济统制，从而使政府开始与民争利。另外，由于政府为了巩固自身之稳定，推行重农抑商，不利于经济之成长。户籍制度对人身的限制，更是流毒千古。

楚文斐

王莽是西汉末年值得注意的一个人物，他是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成帝时，王家便已经显赫一时，王政君的兄弟王凤、王商、王立、王根等人相继为大司马、大将军。家世的显赫为王莽的篡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就王莽本人而言，他似乎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面对汉朝末年贵族们的骄奢淫逸，他却可以洁身自好，以“折节”向学，疏散家财、赡养儒生闻名于世。其担任大司马后，除了排除异己，还采取了一些很得人心的政策，诸如兴太学，为退休公务员制定养老金制度，又在地方兴办教育事业。当他得知地方发生灾难的时候，慷慨捐田30顷、钱百万。又在长安城内造五个里，建住宅200区，安置贫困居民。
这一系列的措施为王莽赢得了口碑和名望，促使其由“安国公”到“假皇帝”，最终于8年，他自立为皇帝，改国号“新”。
“新”朝名号的确立，似乎也蕴含着王莽的志向，他提出了新政。王莽的新政颇具一些吸引力，以至于“王莽的故事触动了西方作家的好奇心。他们以为中国在这样洪荒之古代，竟有如此‘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不免叹为奇迹。倾慕之余，他们也和王莽自己一样，忽略了当中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近代西方可以用数目字管理，中国传统的官僚组织不能用数目字管理。”（黄仁宇：《赫胥河畔谈中国历史》）
王莽新政涉的内容有很多方面，究其要点而言，大概有以下三个要点：
其一是称天下之田为王田，即土地国有，各家室占领的面积及使用奴隶人数都有限制，也不得自行买卖。其二是作“五均”“六筦”，即将盐、铁、酒的经营权，铸币权收归国有，并征收山泽税，同时创立政府贷款制度和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其三，推行币制改革，共有金、银、鬼、贝、钱、布六名二十八品。此等币值，将货币发展史上所有的钱币一次性出现。
这三项政策，似乎非但无可厚非，而且是颇有创见，大有现代经济的味道。其理想是农民人人有田种，货物流通通畅，价格公道，高利贷自此绝迹。
然而任何一项改革的推行，都必须符合时代的发展，必须把握住时代的势。超前的思想可能值得夸奖，更可能为人诟病。秦始皇统一天下，废封建，置郡县。他的思想超越了封建，但是他的行为却符合了大势，是建立在“势”的基础上的超越。
而王莽改制不同，他的理想牵涉国家社会的根本，目标远大。可是根据这改革者自己所发诏书的揭示，汉初以来假设全民平等的赋税制度，因为“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已经名不副实。新莽由于财政困难，公卿以下月禄才得帛一匹，“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这时候还以为所要的改革可以一纸文书颁布，则天下怡然景从，也未免太乐观了。（同上）
东汉末年，由于外戚、宦官的相继专政，士族政权的兴起，政府的控制力大为下降。士族集团作为一个新兴的政治势力，在汉朝的政治中已经占有不可撼动的地位。王莽在推行他的政策时，却忽视了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以他力量并不足以与累世公卿的大家抗衡。尽管，他的政策已经涉及到了社会的一些根本问题，但是，他的解决之道，却只能将问题进一步扩大。对世家大族利益侵犯，使他的变法遭到了抵抗。更何况均田则应在农村着手，政府经商也要组织普通商人作第二线及第三线的支持。他对这些事全未在意。
前文说过，汉武帝时期经过痛苦的教训后，终于摸索出一套完整的货币制度，而王莽推行的币制改革，却将这一已经成型的货币制度彻底打破，从而造成了社会经济的大混乱，导致社会危机更加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王莽还发动了对周边少数民族，主要是高句丽、匈奴的战争，又极大了消耗了政府资源和民力，使得人民对政府更加的不满。
如此一来，贵族和平民都无法接受王莽的新政。新政的失败就是必然了。
就王莽的新政本身来说，除了货币政策，其他的政策都有可取之处，但是，颁布政策和推行新政有着本质的区别。仿佛戊戌变法，虽有变法之内容，却无变法之执行。王莽新政即存在着执行的问题。
在推行新政上，王莽本身便不坚定，他可能是一个理论家，但是绝不是一个实践家。
王莽提出改革时未曾作任何细密的准备。他尽信中国古典，真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他满以为自己在西安执行天子之职权，其圣旨即可以在边区远处全部奉行。等到事与愿违，他又慌忙的全面退却。尽管王莽并非惰于政事之人，甚至经常通宵达旦的工作。但是，一个人如果不具备某方面的才能，却在某方面拼命工作，其结果只能是将问题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们读《汉书》里的王莽传，会发现此人是有些书呆子习气的。比如他用“五威将”巡行各处，乘“乾文车”，驾“坤六马”，各人“背负莺鸟之毛”。他又分大郡为五，郡县以亭为名者三百六十，以应符命。匈奴单于被他改为“降伏单于”，所辖国土人民也被分为十五部。高句骊则降为“下句骊”。（黄仁宇：《赫胥河畔谈中国历史》）
可能，也正是因为他书呆子的习气，才带动了古文经学的发展。
当改革不见成效，社会矛盾加剧的时候，王莽这个篡位的改革者，只能面临下场的局面。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揣度一下王莽改革的心理。王莽所以可以登上天子位，简单来说，依赖的是人缘和家族势力。这在两汉时期，并不是不能被民众和公卿所接受。光武帝刘秀所以可以南面而王，所依赖者与王莽相似。在当时，篡权可能并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行为。但是，篡权之后的政绩则是对新皇的考验。倘若新皇与旧皇之间并无差别，甚至比旧皇还要差，那么要你作甚？
出于这样的考虑，处在这样的位置中，王莽面临的压力是巨大的。他必须实施他的改革策略，解决社会矛盾，以达到民心归一的目的。因此，不可避免的产生急功近利的心态，一旦新政无所成，又不免焦躁，立刻改弦易张，以至于新法缺乏连贯性，实施更无从谈起。
《隋书》经籍志说：“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从此也看出新莽与光武帝刘秀同以原始型的信仰带有神秘性的色彩，去支持他们的帝业，并无基本的差别。可是除此之外，刘秀注重实际的组织，有步骤的达到他的目的。王莽则眼高手低，只能宣扬天下大局应当如是，做事经常文不对题，可能被他自己的宣传所蒙蔽。作他的传记者只要把他的诏书书前后摘录，也可以给人看出这位改革专家，实际上仍是一个大书呆子。（黄仁宇：《赫胥河畔谈中国历史》）

楚文斐

全文共五十二章，先发到这里吧。

duwei1988

你怎么放弃呢？可惜了

楚文斐

我面对的是来自家庭的深深的不理解。在他们看来，我选择考研是一种罪过。也许你可以想象，当家人不停的指责你二十多岁了，还在花家里钱的感受。
有时候我觉得无言以对。我家有房子，我家人不需要我赡养，我也没有女朋友——曾经深深爱过一个女孩，至今仍然放不下，几年内也不想再去爱谁了。
说实在的，对我来说，我想要的生活，仅仅是读书学习写作。可是，我的家人不希望这样。从我第一天开始考研，到现在，一直在指责我的选择的错误。
我无力说服他们。
我的很多朋友都在工作了，他们是我家人心中的优秀分子。而我的坚持，在他们看来，不过是浪费青春。
我可以无视他人，可是我无法无视家人。
我想反抗，想抱怨，可是我凭什么？父亲会告诉我，老子，房子给你买了；老子不要你养，你还折腾什么。
去年，在他老人家的指责下，我考了地方公务员。说实在的，我很不想考。行测和申论全都提前半个小时把卷子交了。结果，两次均被我爸堵在了考场外。偏偏我多事的亲戚还帮我查分，偏偏居然只差0.5分入围。为此，我被批评了半年。
我从小到大就不是那种听话的人，一贯的我行我素，读我爱读的书，学我爱学的东西。
父子之间的战争持续了二十多年。
最终，我投降了。

内阁首辅

楼主的遭遇令人唏嘘

andy.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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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用户

长文我没看，也懒得看。至少楼主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

就个人而言，经济上还没独立。如果又不能说服家人，的确只好暂时放弃了

如果一定要考

要么边工作边考（如果工作清闲，的确可以考虑）

要么工作一两年，攒点钱再考（工作繁忙的，只好如此了）

当然不一定非搞什么学术研究，我们国家的体制，也不一定适合搞研究（很多人都在混）
当年明月那种，平时上班，晚上写写小说，也不挺好

[ 本帖最后由 党指挥枪 于 2009-12-26 19:29 编辑 ]

ayun84

楼主，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从上次你发的总结的复习资料，到这次这个历史系列，都看出你有很深邃的思想，让我很钦佩。
  本来想等考试完，时间不再这么紧了之后，和你认识一下的。但你现在却做了这种决定。

  对于你的决定也不能说什么。有时候家人的期待对一个人也是很重要，可以超过个人的梦想和生命。因此，坚持或放弃的都能体现你人格的伟大。

  并且学问并不是一定要在学校才能学到。我觉得像你思维这么开阔的人，即使工作了，只要还坚持读书、思考，你仍能拥有深厚的学问。

  祝[福你，朋友。

清晨微光

是金子总要发光，不一定非要考研，我看好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