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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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情绪疗法三十余年来受到心理治疗界的极大重视，成为认知—行为治疗取向中最知名的疗法之一。这与它的一些特点及其对临床心理学的贡献有关。但理性—情绪治疗也有一些明显的局限性。作为中国的治疗者，对这一疗法的长处和短处，以及这一疗法在我国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问题，应该有所认识。下面就这些问题，作些简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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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RET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它对情、理关系的见解和处理，强调情从理生，以理驭情。这一见解虽非RET的创见——诚如埃利斯所说，它与古代东西方的哲学思想有渊源关系；另一方面，在基础心理学中，从阿诺德（Arnold）、沙赫特（Schachter）、拉扎勒斯（Lazarus）到伊扎德（Izard）和曼德勒（Mandler），也有一条清晰的理论主线，主张知觉、评价等认知过程在情绪反应中起着支配性的作用。但RET的作者们结合临床心理障碍对这一思想作了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的阐发，它表明在心理障碍患者这一特殊人群中，是哪样一些非理性信念，通过怎样的认知评价过程，来影响当事人，产生情绪失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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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实一方面表明，RET的基本理论假设有相当牢固、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表明，RET对人类关于理情关系的知识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这一基础理论仍留下一些值得质疑的问题。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何为“理性”？像这样的说法，“理性思想是……使人生活得更长久、更快乐的思想”，是循环定义；而如果说“有理性”就是能对信息进行客观、合逻辑的加工，那许多正常的人，无心理障碍的人并非就是有理性的人，因为几乎人人都经常会有非理性的观念和思维。这并非只是个理论思辨中的问题，在实际治疗中，虽然我们可以按照埃利斯所指出的非理性信念和思维的特征来发现非理性信念，但仍然不时会感到识别困难。这与上述问题不一定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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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特点是RET的积极、主动、明快和追求速效的咨询和治疗风格。相对于心理分析和以人为中心疗法，RET的确显得非常有力，有一种不断推进的动感。RET的治疗者像一个强有力的辩论对手，对对方的非理性思维步步进逼，直到对方投降。但这种风格也有一个重大隐患。由于RET不太重视咨访关系的作用——事实上，埃利斯曾认为即使来访者对咨询者感到反感，仍然能实现有效治疗，在没有信任、温暖、共感等因素支持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以下结果:1咨询者的话的影响力会打折扣；2来访者可能因承受不了这种咄咄逼人的会谈压力而中途中断咨询。埃利斯认为不能过于强调关系因素的理由是，咨询者小心翼翼、过于关心情感支持的态度会向来访者暗示:他（她）是软弱无力的，不能承担改变的责任，不能承受改变的痛苦的。这有一定道理。但不能说咨询者就无法做到既取得积极的关系支持，又避免消极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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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的第三方面的贡献在于它对待方法和策略的折中主义态度。它主张“有效即可用”的原则，综合采用认知的、情绪的和行动定向的治疗策略。但这种折中是一种“以我为主”的折中，坚持把与非理性信念和思维辩论作为RET的核心治疗策略。在这种原则下，RET开发了一些自己独有的技术和方法，如理性—情绪想象、羞耻—攻击练习、RET自助表等，这些方法丰富了心理治疗手段的储备。  最后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RET的再教育的、价值干预的倾向。RET的治疗者又像一位教师，他或直接或间接地告诉来访者哪是理性信念，哪是非理性信念，并极力说服来访者用理性信念代替非理性信念。我们知道，人的价值观与信念总是紧密联系的，有时候二者简直无法区分。改变信念事实上也是改造价值观。我们在前面曾区分了价值的功能干预和内容干预，并认为咨询应以功能干预为主。依此原则衡量RET，可以发现，RET的价值干预虽然在理论上也是功能性的——表现为以逻辑的、经验的准则来区分理性和非理性，但在实践上RET治疗者常常容易超出功能干预范围，而进行内容干预。这一点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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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是一个较重现实、重理性的民族，中国人这种“讲理”、“说理”的特点与RET的基本精神非常符合。所以，RET治疗从总的倾向看比较适合中国文化的特点。这从RET介绍到我国来以后，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获得不少治疗者的好评，可以得到印证。但从一些咨询者的经验看，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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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事人和问题的选择

  理性—情绪疗法偏重从认知环节入手，以逻辑方法来解决问题；这就使得它的治疗效果与来访者是什么人，他（她）的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有一定依存关系。从经验看，RET对受过较多逻辑思维训练的当事人比较适合，对文化程度低的人比较费力（不是不能应用）。在治疗的适应症方面，虽然迄今为止RET几乎应用于任何心理治疗，但有证据表明，它并非在所有方面都同样成功。例如，它在治疗考试焦虑和社交焦虑方面非常成功，但在治疗单纯恐怖上不如现实脱敏。另外，用RET结合行为管理方法矫正强迫障碍比单独运用其中任何一种效果更好。一个总的感觉是，RET在处理诸如爱情、婚姻、家庭、学习、工作等方面由明确可辨的现实事件引发的心理困扰上，显得更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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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理性信念的文化差异

  信念，不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基本上都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由于文化环境不同，社会化条件不同，不同文化中的人的非理性信念自然也会不同。这一点在逻辑上是很容易证明的。中国的当事人有哪些常见的非理性信念？这些非理性信念是否也符合埃利斯在美国人身上发现的那些特征？这是中国的RET治疗者应该引起重视的一个大问题。从现有的一些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结果看，已经表明中国人的价值、信念取向与西方人有很大差别。例如，与自我价值感有关联的一些非理性信念，美国人常表现为对个人成就的过分要求，中国人则更重品行，在道德方面出现绝对化的要求。美国人的非理性思维中，“我不能忍受”是一个突出特征，中国人的非理性思维则以“我必须忍受”为特征。另外，埃利斯概括的美国人三类非理性信念之一:“我的生活环境、条件必须样样合意，使我能轻松、迅速、方便地得到一切我想要的东西，免除任何我不想要的东西”，在我国来访者中并不典型。凡此种种，都需要我国治疗者认真思考。实践者应该有意识地观察、总结我国来访者的非理性信念及其独特特征，这样才能使RET在我国站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