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点今古文经学

杨一波 · 发表于 2014-5-10 03:44

这是我准备一道论述的答案。
题目：从文献整理和学术史两个角度评析两汉经学今古文
坛子这几天有说今古文经学的，我这算是凑个热闹。另有坛友的一些问题，目前实在没时间成文，先凑合看看这个吧吧。

先明两汉经学今古文之概念，两方面言之，有今古文，有今古学。今古文者，《易》有施、孟、梁丘今文之本，有费氏古文之本；《书》有伏生今文之本，有孔壁古文之本；《诗》有齐鲁韩之今文本，有毛公之古文本，《礼》有后仓今文本，有鲁淹中古文本；《春秋》三传中，《左氏》为古文本，《公羊》为今文本，而《榖粱》之性质存有争议，或称今文，或称古文；《论》《孝》亦皆备古今异本，《礼记》多取古文，亦存今文（如《王制》）；《孟子》为古文。今古文之差别在于篇章之多寡，文字之异同，如《书》之今文本二十八篇，古文多出十六篇；今文由秦汉隶书书写，而古文由六国古文书写；今文由诸经师口耳相传，最终写成定本，古文则大多从山崖屋壁（如孔壁）与民间私藏（河间献王从民间搜求古书）所得。先有今古文，而后有今古学。今古学者，十四博士与《左氏》、《周礼》、毛公（三者并出河间）、古文《尚书》之学。十四博士者，《易》之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氏，《书》之欧阳、大小夏侯，《诗》之齐、鲁、韩，《礼》之戴德、戴胜，《公羊》之严彭祖、颜安乐。今学者，由汉初诸儒学大师以其思想托之于经文而成经说，故今学重师说家法，其治学态度，不专为注释经文；自刘歆倡诸经之古文，古学诸大师后起，其主于训释文字，而少谈微言大义。
今学注重于阐释经文的微言大义，故对于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影响颇大；而今学偏于经文字词的训释，故于文献整理方面的影响突出。言经学之“义”者，西汉今学、宋明理学为最，若言注释之功，清人功高而东汉古学导夫先路矣。今学明大义，古学重训诂；今学学者为学多专一经，而古学学者多兼通数经；今学学者多墨守师法家法之章句，而古学学者多富于著述且兼通多门学问，故通经致用（学术史层面），今学为优；释文正读（文献整理层面），古学为最。此为今古学与文献整理、学术史关系的主要方面。然正如李学勤《<今古学考>与<五经异义>》中提出今学与古学并非是泾渭分明的两大学派，论及今古学与文献整理、学术史之间的关系问题，古学与今学对二者的影响亦非一对一的简单模式，即今学亦有对文献整理的贡献，古学亦对学术史产生了重大影响。首从文献整理方面述之。历经秦火、挟书律的影响，汉初诸儒如伏生取出藏于老屋夹壁并已有缺损之《书》，重新整理以便教书授学。而至刘向、歆父子整理文献，刘歆提倡诸经之古文本，古文遂大盛于东汉，古学大师辈出，最后，汉末大儒郑玄不主一家、兼采古今之学，混合师法家学，成为遍注群经的第一人。郑学行而今学渐亡矣。由上可见，古学重经文训释，整理文献是其工作的重心；而今学虽为明微言大义，然欲明大义亦需以文献为基础，故今学亦需整理文献。再从学术史方面述之。首先两汉学术风气由今学向古学的转移是学术史上的重要问题。今学发展至东汉，其自身在学术与政治方面都有表现出腐化，而古学之大师辈出，其大多先通今学，后兼备今古之学（关于古学诸师的此点情况，当为东汉古学学者之通例，非独郑玄如此），故在学术史上取代了今学的地位。虽今学十四博士之学俱不存焉，然其在学术史上造成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例如通经致用、纬侯足征的影响（此需辩证地看待，其包含了古代之政治学，民族信仰与信仰的仪式，夹杂着古代学术与经说）便贯穿古代的学术思想，而这两点，一直到清末皮锡瑞著《经学历史》亦颇为强调。另外，自南北朝发展到唐初，解经之情况为“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自清初顾炎武高倡“舍经学无理学”至乾嘉学派的兴盛，其俱以古学为宗师。由上可见，从中国古代学术史的角度看，今古学之影响皆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