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我的梦我来圆

作者: （美）贾雷德・戴蒙德

译者: 谢延光

录入：棺材里伸手


作者简介

　　贾雷德・戴蒙德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以生理学开始其科学生涯，进而研究演化生物学和生物地理学，被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会员，曾获得麦克阿瑟基金会研究员基金及全国地理学会伯尔奖，在《发现》、《博物学》、《自然》和《地理》杂志上发表过论文200多篇。



内容简介

    一九九七年让贾德·戴蒙一夜成名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在普立策奖的加持下，以超级畅销书之姿，雄踞排行榜数十周。在那部极具影响力的作品中，他从地理和环境的因素切入，独到地解释人类的发展史上，为什么某些族群繁荣发展、卓然胜出。

    作者带领读者回到人类自然史作一趟旋风之旅，直到冰期结束，约当一万三千年前－这是人类共同的身世。帝国的起源、宗教、文字、农业和枪炮也都在本书中。鑑往知来，在研究现代世界形成的经过有助于我们放眼观未来。

    为什么现代社会中的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是以今天这种面貌呈现，而非其他形式？为何越过大洋进行杀戮、征服和灭绝的，不是美洲、非洲的土着，而是欧洲人和亚洲人？各族群间的生活差异为何如此之大？对于现代人类、国家间的种种不平等现象，连史学家都存而不论。许多大家熟悉以及想当然耳的答案，在作者的论述中都产生截然不同的意义。本书提出的结论必然会引起争议，但这只是个开端，引领我们用全新的角度来看世界。作者是抽丝剥茧，解开种种历史发展之谜，其巧心慧思与博学多闻，使本书读来生动有趣，逐步带领我们深思人类社会未来的命运。

    不平等的斗争起源。为什么是欧亚大陆的族群前往美、澳、非各洲进行“征服大业”，把那些土着连根拔起，甚至诛灭全族？而不是倒过来，由那些土著越过大洋到欧陆进行杀戮与征服？在本书中，主角就是五大洲的所有族群，时间的起点是一万三千年前冰河开始消退时。

    故事就从一万三千年前说起，原本所有的人口清一色是石器时代的狩猎－採集族群。就从那时起，人类社会各个族群开始分道扬鑣，在各走各的阳关道和独木桥后，日后有的成为强国、富国，有的仍停留在不识文明的石器时代。肥沃月弯，中国、中美洲等地区一马当先，进行野生动植物的驯养。这些地区得天独厚，拥有小麦、玉米、猪、牛等动植物资源，不平等的根源就此种下……

    大跃进发生的时候，人类地理也扩张了，人类自从在欧亚大陆殖民以来，那是第一次可以证实的主要地理扩张。仍连成一块大陆的澳洲和新几内亚这时有了人迹。这多遗址的碳十四年代在四万年前和三万年前之间。在很无的时间内，人类已经遍布整个大陆，而且适应了那里多样的栖境，从新几内亚的热带雨林、高山、仍至澳洲乾燥的内陆和潮溼的东南端。

    人类历史充满了不平等的斗争：富国与穷国斗；有农业的族群和没有农业的族群斗，有的族群很早就获得农业的技能，有的族群晚，他们也斗。地球上大部分地区从未发展过粮食生产业，理由很简单：生态条件欠佳。些地方至今仍难以生产粮食。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地区自行展出农业，农业萌芽的时间也不一致，有很大的差距。在那些核心地区的四周，有些狩猎－採集族群学会了生产食物的技能。其他邻近地区的族群，则给连根拔起，最后族群使生活在生态条件良好的地区，即没有在史前时代发展出农牧业，千百年来他们继续过着狩猎採集生活，直到现在世界将他们拋弃了。在粮食生产方面取得先机的族群，在迈向枪炮、病菌、钢铁的路途上，领先群雄。结果就是历史上一连串富国与穷国的冲突。


前  言

耶利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对于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各个民族来说……在上一次冰期结束后的13000年间，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发展成为使用金属工具的、有文字的工业社会，另一些地区仅仅发展成为没有文字的农业社会，还有一些地区则仍然保留着使用石器的狩猎采集社会。这种历史上的差异对现代世界投上了持久的阴影，因为使用金属工具的、有文字的社会征服了或消灭了其他类型的社会。虽然这些差异构成了世界史的最基本的事实，但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始终是不确定的和有争议的。关于这些差异的由来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在25年前以一种简单纳的个人形式向我提出来的。

    1972年7月，我在新几内亚这个热带岛屿的沙滩上散步，当时我正在那里研究鸟类的演化。在这之前我已听说过有一个叫做耶利的当地知名政治家，这时候他正在这个地区旅游。那一天，耶利和我碰巧沿同一个方向散步，而且他追上了我。我们在一起走了一个小时，始终在交谈着。

    耶利身上焕发着领袖的气质和活力。他的眼睛闪耀着迷人的光芒。他充满自信地谈论自己，但他也问了许多尖锐的问题，并且全神贯注地听我说话。我们的谈话从当时每个新几内亚人都关心的问题，即政治事态的迅速发展开始。耶利的国家现在叫做巴布亚新几内亚，那时仍然是联台国的一块托管地，由澳大利亚管理，但独立已是迟早的事。耶利对我说，他的任务就是使本地人作好自治的准备。

    过了一会，耶利话锋一转，开始考问起我来。他从来没有去过新几内亚以外的地方，他的最高学历是中学，但他却有着一种无法满足的好奇心。首先，他想要了解我对新几内亚鸟类的研究工作(包括我做这工作拿多少报酬)。我就告诉他，在几百万年的过程中，不同种群的鸟是如何移居新几内亚的。接着，他又问我，在过去的几万年中，他的人民的祖先是怎样到达新几内亚的，以及在过去200年中，欧洲的白人是如何开拓新几内亚的。

    谈话始终是友好的，虽然我们俩都了解耶利和我所代表的两个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两个世纪前，所有的新几内亚人仍然“生活在石器时代“。就是说，他们仍然使用着几千年前即已在欧洲为金属工具所取代的类似的石器，而他们所居住的也不是在集中统一的政治权威下组织起来的村庄。白人来了，他们建立了中央集权政府，带来了各种物资，从钢斧、火柴和药品到服装、软饮料和雨伞，应有尽有，而新几内亚人立刻认识到这些东西的价值。在新内亚，所有这些物品被一概称为“货物“。

    许多白人移民公开蔑视新几内亚人，说他们是“原始人’。在新几内亚人的白人“主子”[他们直到1972年还被这样称呼)中，甚至是最无能的人，他们的生活水准也运远高于新几内亚人，甚至高于像耶利这样的极有性格魅力的政治家。然而，耶利就像当时考问我那样考问过许多白人，而我也曾考问过许多新几内亚人。他和我都十分清楚地知道，新几内亚人通常至少和欧洲人一样聪明。耶利想必考虑过所有这些问题，因为他又一次用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洞察一切似地瞥了我一眼，问我道，“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将它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

    正像耶利所体会的那样，这是一个虽然简单但却切中要害的问题。是的，在普通新几内亚人的生活方式和普通欧洲人或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类似的差异同样把世界上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区别了开采。这些巨大的差异必定具有人们可能认为显而易见的重要原因。

    然而，耶利的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当时就回答不出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专业的历史学家们仍然意见不一：大多数人甚至不再问这样的问题了。在耶利和我进行那次谈话后的许多年里，我研究并用文字说明了关于人类进化、历史和语言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在25年后撰写的这本书就是试图对耶利的问题作出回答。

    虽然耶利的问题只涉及新几内亚人和欧洲白人的生活方式的差异，但它可以推而广之，联系到现代世界上更大规模的一系列悬殊差异。来自欧亚大陆的民族，尤其是仍然生活在欧洲和东亚的民族，以及移居到北美的民族，控制着世界的财富和权力。其他民族，包括大多数非洲人，已经摆脱了欧洲人的殖民统治，但在财富和权力方面仍然远远落在后面。还有一些民族，如澳大利亚、美洲以及非洲最南端的土著居民，甚至已不再是自己土地的主人，而是遭到欧洲殖民主义者大批杀害、征服，有时甚至被斩尽杀绝。

    因此，关于现代世界的差异问题可以再次系统地阐述如下。为什么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不是某种别的方式呢?例如，为什么不是印第安人、非洲人和澳大利亚土著杀害、征服或消灭欧洲人和亚洲人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回顾一下历史。从公元1500年开始，当欧洲在全世界的殖民扩张刚刚兴起时，不同大陆上的民族业己在技术和政治组织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欧洲、亚洲和北美洲的许多地区成了一些用金属装备起来的国家或帝国的基地，其中有些已经呈现工业化的端倪。两个印第安民族——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统治着一些使用石器的帝国。撒哈拉沙漠以南一些地区被划分为一些使用铁器的小国或由酋长管辖的部落。其他大多数民族——包括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许多大平洋岛屿、美洲的许多地区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小部分地区的所有那些民族——都是一些农业部落，甚至仍然是一些使用石器的靠狩猎采集为生的族群。

    当然，从公元1500年开始的这种技术和政治上的差异，是现代世界不平等的直接原因。使用钢铁武器的帝国能够征服或消灭使用石制和木制武器的部落。然而，这个世界又是如何成了公元1500年时的那种模样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再一次毫不费力地回顾一下更早的历史。直到大约公元前11000年上一次冰期结束时，各个大陆上的各个族群仍然都是靠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从公元前11000年到公元1500年，不同大陆的不同发展速度，成了导致公元1500年时技术和政治差异的原因。虽然澳大利亚土著和美洲印第安人仍然靠狩猎采集为生，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美洲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许多地区，己逐步地发展起农业、畜牧、冶金技术和复杂的政治组织。欧亚太陆的一些地区和美洲的一个地区，还独立地发明了文字。然而，这些新发展中每一个发展，在欧亚太陆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出现得更早。例如，青铜器的大规模生产于公元1500年前的几个世纪在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带还刚刚开始，而在4000多年前已经在欧亚大陆的一些地区开展起来。欧洲探险家是在公元1642年首次接触到塔斯马尼亚人的，那时他们的石器制作技术比几万年前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普通使用的制作技术还要来得简单。

    这样，我们最后就能用别的措辞把现代世界的差异重新表述如下：为什么在不同的大陆上人类以如此不同的速度发展呢？这种速度上的差异就构成了历史的最广泛的模式，也是我这本书的主题。

    虽然这本书归根到底是要讨论历史和史前史问题，但其主题不光是具有学术性，而且在实践上和政治上也是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的。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就是通过征服、流行病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来形成现代世界的。这些冲突产生了回响，而这些回响在经过许多世纪后仍然没有消失，并且在今天世界上的某些最混乱的地区仍在活跃地继续。

    例如，非洲的广大地区仍在与近代殖民主义留给它的余孽进行斗争。在其他地区——包括中美洲、墨西哥、秘鲁、新喀里多尼亚和前苏联的许多地区，以及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地区——社会动荡或游击战争，使甚至更多的本地居民起来反对由外来征服者的后代所控制的政府。其他的许多本地居民——如夏威夷的本地人、澳大利亚土著、西伯利亚本地人，以及美国、加拿大、巴西、阿根人数已经锐减，现在在人数上已被入侵者的后代大大超过了。虽然他们因此而不能发动内战，但他们仍然日益坚持维护自己的权利。

    除了各民族之间由于过去的冲突而引发的当前这些政治和经济反响外，当前还存在着语言方面的反响——尤其是现代世界上现存的6000种语言中的大多数语言即将消亡，而由英语、汉语、俄语和近几个世纪以来使用人数大大增加的其他几种语言所取代。现代世界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由于耶利问题中所暗含的不同历史轨迹造成的。

    在为耶利的问题寻找答案之前，我们应该先停下来考虑一下根本就反对讨论这个问题的某些意见。有些人见到别人仅仅提出这个问题就会生气，这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种反对意见如下。如果我们成功地说明了某个民族怎么会统治另一民族的，那么这会不会就是为这种统治辩护呢?这会不会就是说这种结果是无可避免的，因此在今天试图改变这种结果可能是徒劳无益的呢?这种反对意见的根据是一种把对原因的说明同为结果辩护或承认结果混为—谈的普遍倾向。怎样利用历史的阐述是—个和阐述本身完全不同的问题。为了努力改变某个结果，了解是比再现或保持这种结果更经常使用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学家要努力去了解杀人犯和强奸犯的心理，为什么社会历史学家要努力去了解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为什么精神病学家要努力去了解人类疾病的起因。这些人之所以去调查研究，并不是想要为谋杀、强奸、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以及疾病进行辩护。相反，他们是想要利用他们对因果链曲了解来打断这个锁链。

    其次，回答耶利的问题是否就必然涉及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方法，涉及对西欧人的美化，并念念不忘于西欧和欧化了的美国在现代世界中的突出地位?这种突出地位是否就是过去几个世纪的一种短暂现象，而现在正由于日本和东南亚兴起而变得暗淡起来呢?事实上，本书大部分篇幅将要讨论的是某些民族，而不是欧洲人。我们不只是把重点放在欧洲人和非欧洲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上，而是还要研究不同的非欧洲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尤其是发生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东南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内部的和发生在这些地区的土著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我们绝不是要美化来自西欧的民族，而是要看到，他们的文明的最基本因素是由生活在别的地方的其他民族发展起来并在以后输入西欧的。

    第三，诸如“文明”之类的字眼和“文明的兴起”之类的词语是不是传达了虚假的印象，即文明是好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部落人是悲惨的，而过去13000年的历史已经朝着人类更大的福祉前进了。事实上，我并不想当然地认为工业化国家就一定比狩猎采集部落好。，不认为放弃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来换取以使用铁器为基础的国家地位就是代表“进步”，也不认为就是这种进步为人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幸福。根据我在美国城市和新几内亚村庄不同的生活体验，我的印象是：所谓的文明的福祉是由正反两方面的因素构成酌。例如、同狩猎采集部落相比，现代工业化国家的公民享有更好的医疗照顾，他们被人杀害的风险较低，他们的寿命也较长，但他们从朋友和大家庭那里得到的社会支持却要少得多。我对人类社会的这种地理差异进行调查研究的动机，不是为了赞美一种类型的社会和贬低另一种类型的社会，而完全是为了了解历史上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耶利的问题是不是真的需要用另一本书来回答?我们是不是已经知道答案?如果已经知道了，那么答案是什么呢?大概最普通的解释就含蓄地或者明确地假定民族之间在生物学上的差异。在公元1500年后的几个世纪中，由于欧洲探险者们认识到世界各民族在技术和政治组织方面的广泛差异，他们就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差异来自天生能力的差异。随着达尔文理论的出现，原来的一些解释就按照自然选择和演化遗传有了新的含义。在技术上原始的种族被认为是人类从与猿相类似的祖先那里遗传而来的演化遗存。由来自工业化社会的移民来取代这些种族，正是适者生存的例证。随着后来遗传学的兴起，这些解释就按照遗传学的字眼又一次被重新叙述。从遗传学的角度看，欧洲人被认为比非洲人聪明，而比起澳大利亚的土著就尤其如此。

    今天，西方社会的某些人在公开地批判种族主义。然而，许多(也许是大多数)西方人私下里或下意识地在继续接受种族主义的解释。在日本和其他许多国家里，仍然有人在公开提出这种解释，而且是毫无愧疚之感。甚至是受过教育的美国白人、欧洲人和澳大利亚人，每当提起澳大利亚土著这个话题时，总是认为澳大利亚土著的身上有着某种原始的东西。他们看上去肯定与白人不同。在这些土著的仍然健在的后裔中，有许多人虽然在欧洲人殖民时代活了下来，但现在却发现在澳大利亚白人社会中难以在经济上取得成功。

    一个看似有理的论据是这样的：到澳大利亚来的白人移民建立了一个以金属工具和食品生产为基础的、有文字的、工业化的、在政治上集中的民主国家，这一切都是在对一个大陆进行拓殖的一百年中完成的，而生活在这个大陆上的土著至少有4万年之久一直是一些没有金属工具的狩猎采集部落。这是对人类发展的两个连续实验，实验的环境相同，唯一的变量是居住在这环境中的人。澳大利亚土著与欧洲人社会之间的差异是由民族本身的差异产生的，这一点难道还需要进一步来证明吗？

对这种种族主义解释的反对意见，不仅仅是因为这种解释令人生厌，而且也因为它们是错误的。人类在智力上存在着差异，但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足以证明这种差异是与技术上的差异平行发生的。事实上，我马上还将说明，现代得“石器时代“的部落通常可能比工业化的民族更加聪明，或至少一样聪明。虽然这听起来可能有点荒谬，但我们将会在第十五章看到，对于建立一个具有上述其他优点的、有文字的工业化社会来说，来到澳大利亚的白人移民对于通常给予他们的荣誉是受之有愧的。此外，直到最近在技术上仍很原始的部族——如澳大利亚的土著和新几内亚人一只要给他们机会，一般是都能掌握工业技术的。

    一些认知心理学家以巨大的努力研究了生活在同一国家的来自不同地理区域的民族之间在智商方面的差异。尤其是，有许多美国白人心理学家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试图证明，非洲裔美国黑人在智力上天生地就低于欧洲裔美国白人。然而，众所周知，用作比较的这两个民族在社会环境和教育机会方面是大不相同的。这个事实使检验智力差异引起技术差异这种假设遇到了双重的困难。首先，甚至我们成人的认知能力也要受到社会环境的严重影响，而我们在孩提时代就已经历了这样的环境，因而难以觉察先天遗传差异的任何影响。其次，认知能力的测验（和智商测验一样]往往都是测量文化学习，而不是测量纯粹的天生智力，不管这种天生智力究竟是什么东西。由于童年环境和所学得的知识对智商测验结果所产生的这些无庸置疑的影响，这些心理学家迄今为止所作的努力，都未能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非白人民族的智商中被视为当然的遗传缺陷。

    我对这一争议的观点，是我和新几内亚人在他们的未受外界影响的社会里一起工作了33年的结果。从我刚开始和新几内亚人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们给我的印象是，他们通常都要比一般欧洲人或美国人更聪明，更机敏，更富表现力，对周围的事和人也更关心。对有些工作，人们完全可以认为是反映了脑功能的某些方面的，例如在脑子里对陌生环境勾画出一幅图像的能力。在做这样的工作时，新几内亚人在很大程度上显得比西方人更加出色在行。当然，对于那些西方人从小就训练去做而新几内亚人从来没有做过的工作，新几内亚人也常常做得不好。因此，来自偏远村庄的未上过学的新几内亚人在进城时，在西方人看来他们显得呆头呆脑；反之，当我和新几内亚人一起在丛林中时，我表现得连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如沿着丛林小路行走或搭建一个遮蔽物)都不能胜任。在这种时候，我始终明白，我在新几内亚人看来又是多么地呆头呆脑。对这些工作，新几内亚人从小就接受了训练，而我则从来没有。

    为什么我觉得新几内亚人比西方人聪明这种印象可能是正确的，有两个理由容易得到认可。首先，几千年来，西方人一直生活在有中央政府、警察和法制的、人口稠密的社会里。在这些社会里，稠密人口中传染性的流行疾病(如天花)在历史上是导致死亡的主因，而谋杀则比较罕见，至于战争状态则是例外，而不是普遍情况。大多数逃脱了致命的传染病的欧洲人，也逃脱了其他一些潜在的死因，并把他们的基因传给后代。今天，西方大多数存活的婴儿同样逃过了致命的传染疾病，而且不管他们的智力和携带的基因如何，一样地传宗接代。相比之下，新几内亚人所生活的社会，由于人口稀少，稠密人口中发生的那些流行疾病无法形成。相反，造成新几内亚人传统的高死亡率的，是谋杀、长期的部落战争、意外事故和在获取食物中出现的问题。

    在传统的新几内亚社会中，聪明人比不那么聪明的人更有可能逃脱导致高死亡率的死因。然而，在传统的欧洲社会中，流行性疾病造成的死亡率的纳差异与智力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与取决于人体化学细节的遗传抵抗力有关。例如，血型为B或O的人比血型为A的人对天花有更强的抵抗力。就是说，促进智力基因的自然选择，在新几内亚比在人口稠密、政治上复杂的社会可能要无情得多，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对人体化学组成的自然选择反而更有效力。

    关于为什么新几内亚人可能会比西方人聪明这一点，除了这种遗传上的原因，还有第二个原因。现代欧洲和美国的儿童花费大量的时间，被动地接受电视、广播和电影所提供的娱乐。在一般的美国家庭中，电视机每天开7个小时。相比之下，传统的新几内亚儿童几乎没有机会去接受这种被动的娱乐，而是把他们醒着的时间几乎全部用来从事积极的活动，如和其他几童或成年人谈话或游欢。几乎所有的对儿童发展的研究全都强调童年刺激和活动在促进智力发展中的作用，同时着重指出了与童年刺激减少相联系的不可逆转的智力障碍。对于新几内亚人表现出来的这种较优越的一般智力作用，这种影响无疑提供了一种非遗传成分。

    这就是说，就智力而言，新几内亚人可能在遗传方面优于西方人，他们在逃避对成长极其不利的条件时也肯定优于西方人，而工业化社会的大多数儿童如今就是在这种条件下长大的。当然，关于新几内亚人在智力方面的任何不利条件，没有丝毫可以用来回答耶利的问题。遗传和童年成长这两个因震，可能不仅区别了新几内亚人同西方人，而且也区别了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以及技术上原始的社会成员同一般说来在技术上先进的社会成员。因此，必须把种族主义素来的那种臆断颠倒过来。欧洲人尽管在遗传方面存在着不利条件，而且[在现代]他们在成长中也毫无疑问存在着不利条件，那么为什么他们最后却能生产出很多货物?而对于新几内亚人，尽管我相信他们具有较高的智力，但为什么他们最后在技术上还是那样原始呢?

    遗传学上的解释不是对耶利问题的唯一可能的答案。另一种受到北欧人欢迎的解释是求助于想象中的气候作用，说什么他们家乡的寒冷气候对人的创造力和精力具有刺激作用，而炎热、潮湿的热带气候则对人的创造力和精力具有抑制作用。也许，高纬度的这种季节性的多变气候比不随季节变化的恒定的热带气候提出了更多的各式各样的挑战。也许，寒冷的气候要求人们为了生存必须具有更多的创造才能，因为人们必须建造保暖的住宅和缝制保暖的衣裳，而在热带人们只要有较简陋的住房并且不穿衣服就能生存下去。或者，可以把这种论点颠倒过来以得出同样的结论：高纬度地区谩长的冬季使人们有大量时间可以坐在家里搞发明创造。

    虽然这种解释以前曾流行一时，但它同样经不起推敲。我们将要看到，直到最近的1000年前，北欧各民族对欧亚大陆文明没有作出过任何极其重要的贡献；他们只是由于运气好才生活在某一个地理位置上，使他们有可能接受在欧亚大陆较温暖地区发展起来的一些先进的东西（农业、轮子、文字和冶金）。在新大陆，高纬度的寒冷地区则甚至更是人类的一个落后地区。唯一的发明了文字的印第安人社会出现在北回归线以南的墨西哥；新大陆最古老的陶器来自位于热带的南美洲赤道附近；而通常被认为在艺术、天文学和其他方面最先进的新大陆社会是在公元第一个一千年中位于热带的尤卡坦半岛和危地马拉的历史上有名的玛雅社会。

    对耶利的问题的第三个答案提出了所谓干燥气候下低地河谷的重要性问题，因为这种地方的高产农业依赖于大规模的灌溉系统，而这又需要有权力集中的政府机构。之所以提出这种解释，是因为有一个事实是无庸置疑的，即己知的最早帝国和书写系统出现在新月沃地（指西亚伊拉克两河流域连接叙利亚一带地中海东岸的一片弧形地区，形如新月，故名）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在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地区，包括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河流域、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中美洲的马雅人居住的低地和秘鲁的沿海沙漠，水利系统也似乎与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密切有关。

    然而，详尽的考古研究表明，复杂的灌溉系统并不是同权力集中的政府机构一起出现，而是在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才到来的。就是说，先是由于某种原因出现了政治集权，然后才有可能建设复杂的灌溉系统。在世界上的这些地区，在政治集权之前发生的至关重要的发展，没有一个是同江河流域或复杂的灌溉系统有任何联系。例如，新月沃地的粮食生产和乡村生活源于丘陵和山地，而不是源于低地河谷。在乡村粮食生产开始在新月沃地的丘陵地带兴旺发达之后3000年左右，尼罗河流域仍然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地区。美国西南部的江河流域最后还是对灌溉农业和复杂社会起了支撑作用，但只是在有了许多为社会所依赖的发展成果之后才做到达一点的，而这些发展成果却是从墨西哥引进的。澳大利亚东南部的河谷仍然为没有农业的部落社会所占有。

    然而，还有一种解释列举了使欧洲人能够屠杀或征服其他民族的直接因素——尤其是欧洲的枪炮、传染病、钢铁工具和工业制成品。这种解释是正确的因为显而易见，这些因素都是造成欧洲人征服的直接原因。然而，这种假设是不全面的，因为它仍然只提供了确定直接原因的一种近似的（初级阶段的）解释。它使人不由得想去寻找终极原因：为什么最后带来枪炮、凶恶的病菌和钢铁的竟是欧洲人，而不是非洲人或印第安人?

    至于在确定欧洲征服新大陆的终极原因方面，虽然已经取得了某些进展，但非洲仍然是一大难题。在非洲这个大陆上，原人进化的时间最长，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可能也起源于那里，那里的地方病如疟疾或黄热病使欧洲的探险者失去了生命。如果长期的领先优势有什么价值的话，那么为什么枪炮和钢铁不是首先出现在非洲，从而使非洲人和他们的病菌得以征服欧洲?同时，又用什么来说明何以澳大利亚土著未能超越使用石器的狩猎采集阶段呢?

    在世界范围内对人类社会进行比较所出现的问题，曾经引起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们的极大关注。说明这方面的努力的最著名的现代例证，就是阿诺德·汤因比的十二卷本的(历史研究＞。汤因比对23个先进的文明民族尤其感到兴越，这23个民族中有22个是有文字的，19个是欧亚大陆民族。他对史前史和比较单纯的没有文字的社会兴趣较少。然而，现代世界不平等的根源却要追溯到史前阶段。因此，汤因比没有提出耶利的那种问题，也没有去认真讨论我所认为的最广泛的历史模式。其他一些研究世界史的可资利用的书，同样会把重点放在以往5000年中先进的、有文字的欧亚大陆文明民族身上；这些书都是十分简略地提到哥伦布以前的印第安人文明，除了谈到最近与欧亚大陆文明民族的相互影响外，它们对世界其余地区的讨论甚至更加简略。在汤因比的尝试后，全世界对历史因果关系的综合研究已经受到大多数历史学家的冷遇，被认为提出了一个显然难以解决的问题。

    来自几个学科的专家对他们的问题提供了全球性的综合研究。尤其是一些生态地理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研究动植物驯化的生物学家和研究传染病对历史的影响的学者们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这些研究已经引起了人们对这个难题某些部分的注意，但它们所提供的只是那一直缺乏的必要而广泛的综合研究的零碎片断而己。

    因此，对于耶利的问题不存在可以普遍接受的答案。一方面，这种近似的解释是清楚的：有些民族在其他民族之前就已有了枪炮、病菌、钢铁和带来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的其他因素：而有些民族则根本没有过这些带来影响力的因素。另一方面。这种终极解释——例如，为什么青铜器很早就在欧亚大陆一些地区出现，在新大陆是很晚才在局部地区出现，而在土著人的澳大利亚则从来没有出现过——仍然是不清楚的。

    我们目前缺乏这种终极解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知识缺口，因为最广泛的历史模式仍然是这样原因不明。然而，更为严重得多的是道德缺口没有得到充填。对每个人来说，不管他是不是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者，至为明显的是，历史上不同民族的情况是不同的。现代美国是一个按照欧洲模式创建的社会，它占有从印第安人那里掠夺来的土地，吸纳了数以百万计作为奴隶运到美洲来的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黑人的后裔。现代欧洲却不是一个由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黑人塑造的社会，他们并没有把数以百万计的印第安人作为奴隶运入欧洲。

    这种结果完全是一边倒的：这里的情况不是百分之五十一的美洲、澳洲和非洲被欧洲人征服，而百分之四十九的欧洲被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土著或非洲人征服。整个现代世界都是由一边倒的结果来塑造的。这些结果必须得到不容变更的解释，这些解释应该比几百年前谁碰巧打赢了某个战役或谁在某一次发明了什么东西这些细节更为基本。

    假定历史模式反映了民族之间的天生差异，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当然，我们得到的教导是，公开地这样说是不礼貌的。我们读到了一些声称证明了天生差异的专门性研究成果；我们也读到了声称这些研究具有专门性谬误的反驳意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在发生征服和奴隶贩运的几百年之后，有些被征服民族仍然构成了下层社会。我们听说，这一点同样不应归咎于任何生物学上的缺陷，而应归咎于社会不利条件和有限的机会。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感到疑惑。我们始终看到的是所有那些引人注目的持久不变的民族地位差异。有人向我们保证说，这种对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上的不平等所作的貌似清晰的解释是错误的，但却没有人告诉我们正确的解释是什么。在我们对历史的广泛模式有了某种令人信服的、详尽的、得到一致同意的解释之前，大多数人将继续认为，种族主义的生物学解释终究是正确的。对我来说，这似乎就是写这本书的最强有力的论点。
新闻记者总是要求作者用一句话把篇幅很长的书加以概括。对本书来说，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

    当然，环境地理和生物地理影响社会发展，这并不是什么新的观念。然而在今天，这种观点己得不到历史学家们的青睐；它被认为是错误的或过分简单化的，或者被讽刺为环境决定论而不屑一顾，或者把企图了解世界范国内的差异这整个问题看得太难而束之高阁。然而，地理显然对历史产生了某种影响；有待回答的问题是这种影响的程度如何，以及地理是否能够说明历史的广泛模式。

    由于有几门从表面上看似乎与人类历史毫不相干的科学学科所提供的新的知识，以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的时机己经成熟了。这些学科首先包括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和涉及农作物及其原始野种的生物地理学；这些学科再加上涉及家畜及其原始野种的行为生态学；研穷人类病菌及有关动物病菌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人类疾病的流行病学；人类遗传学；语言学；对所有大陆和主要岛屿进行的考古研究；以及对技术、文字和政治组织的历史研究。

    这种学科的多样性向想要写一本书来回答耶利的问题的未来作者提出了一些问题。这样的作者必须具有包括以上各学科的广博的专业知识，这样才能把相关的各种先进知识加以综合。每个大陆的历史和史前史都必须同样地加以综合。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历史，但所用的方法则是科学的——尤其是诸如演化生物学和地质学之类历史科学的方法。这样的作者必须根据直接体验来了解一系列人类社会，从狩猎采集社会到现代的太空时代文明，都要有所了解。

    这些条件初看起来似乎是要求多个作者协同工作。然而，这种办法从—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因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要建立一种统一的综合体系。这种考虑就规定了只能有一个作者，尽管这样做会引起种种困难。不可避免的是，这个作者为了从许多学科吸收材料将不得不浑身冒汗，并且将会需要许多同事对他进行指导。

    甚至在耶利于1972年向我提出他的问题之前，我的经历已经使我涉足这些学科中的几门。我的母亲是教师兼语言学家；我的父亲是儿童遗传疾病专科医师。由于有了我的父亲做榜样，我怀着当医生的志向完成了我的小学和中学学业。在7岁时，我还成了一个狂热的观察和研究野鸟的人。因此，在我大学本科的最后一年，我很容易地就从起初想要从事医务工作这个目标转向生物研究这个目标。然而，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我的训练主要在语言、历史和写作方面。甚至在决定要取得生理学博士学位之后，我在研究院的第一年还差点放弃科学而去做一个语言学家。

    1961年我完成博士学业后，就把我的科学研究分成两个领域去进行：一个是分子生理学，一个是演化生物学和生物地理学。演化生物学是一门历史科学，只能使用一些不同于实验科学的方法，这对于我写作本书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帮助。要设计出一种研究人类历史的方法会有许多困难，但我在这方面的经验使我对这些困难了然于胸。从1958年到1962年，我在欧洲生活，我的一些欧洲朋友的生活曾经遭到20世纪历史的严重伤害，生活在他们中间使我开始更加认真地思考在历史的展开中因果链是在如何起作用的。

    在过去的33年中，我作为演化生物学家的现场调查工作，使我同范围广泛的人类社会产生了密切的接触。我的专业是鸟类演化，我在南美、南部非洲、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特别是新几内亚，曾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通过同这些地区的土著人在一起生活，我熟悉了许多技术上原始的社会，从狩猎采集社会到不久前还依靠石器的部落农民和渔民们的社会。因此，大多数有文化的人认为不可思议的、遥远的史前期生活方式，却是我的生活中最鲜明生动的部分。新几内亚尽管只占世界陆地面积的很小一部分，但它所包含的人类多样性却大得不成比例。在现代世界上的6000种语言中，有1000种只在新几内亚使用。在我研究新几内亚鸟类的过程中，由于需要用近100种新几内亚语言列出一些鸟类的俗名，我对语言的兴趣被重新激发出来了。

    所有这些兴趣产生了我最近的一本书，这是对人类进化的一种非技术性的描述，书名叫做＜第三种黑猩猩＞。这本书的第十四章叫做＜意外的征服者＞，是试图了解欧洲人同印第安人接触所产生的后果。在我完成这本书之后，我认识到无论是史前时代还是现代，民族之间的接触产生了同样的问题。我明白，我在那本书的第十四章中努力解决的问题，实质上就是1972年耶利问我的那个问题，只不过把问题搬到世界上的一个不同的地方罢了。就这样，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我终于可以试一试去满足耶利的——也是我自己的好奇心。

    本书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题为＜从伊甸园到卡哈马卡＞，它由3章组成。第一章提供了一次关于人类进化和历史的旋风式的旅行，从大约700万年前我们刚从类人猿分化出来时开始，一直延续到大约13000年前上—次冰期结束为止。我们将追踪人类的祖先从我们在非洲的发祥地散布到其他大陆。以便弄清楚在那些常常用“文明的兴起”—语来加以概括的事件开始前世界是什么情形。结果表明，某些大陆上的人类发展经过一段时间后取得了对其他大陆上的人类发展的领先优势。

    第二章简要地考察了岛屿环境在较小的时空范国内对历史的影响，从而使我们为探究过去13000年中大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作好准备。当大约3200年前波利尼西亚人祖先向太平详迁移的时候，他们碰到了一些和他们原来环境大不相同的岛屿。在几干年之内，波利尼西亚人祖先建立的这个社会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岛屿上产生了一系列子社会，从狩猎采集部落到原始帝国，形形色色，应有尽有。这种辐射性进化可以起到模式的作用，用来说明自上次冰期结束以来，在不同的大陆上时间更长、规模更大、但更少为人所了解的社会辐射性进化，为什么有的成了狩猎采集部落，有的却成了帝国。

    第三章通过同时代目击者的描述，再讲一讲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诸如此类的遭遇，从而向我们介绍来自不同大陆的各民族之间的冲突。历史上的这次遭遇是：独立的印加帝国的末代皇帝阿塔瓦尔帕在自己的整个军队纳护卫下，在秘鲁城市卡哈马卡被弗兰西斯科·皮萨罗和他率领的一小撮西班牙入侵者俘虏。我们可以确定一些近似因素的锁链，正是这些因素使皮萨罗得以俘虏阿塔瓦尔帕，并在欧洲人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征服中发生了作用o这些因素包括西班牙的病菌、马匹、文化、政治组织和技术(尤其是造船和武器制造)。这种对近似原因的分析是本书中容易做到的部分；困难的部分是确定终极原因，因为正是终极原因产生了近似原因，产生了实际结果，而不是产生可能相反的结果，即阿塔瓦尔帕到马德里俘虏了西班牙国王查理—世。

    第二部分题为(粮食生产的出现和传播)，包括第四章到第十章。这—部分专门讨论我认为是只重要的一组终极原因。第四章概述了粮食生产——即通过农业种植和畜牧来生产食物，而不是靠狩猎和采集野生食物——是如何最终产生了使皮萨罗取得胜利的直接因素。但是粮食生产的出现情况在全世界是不同的。我们将要在第五章看到，世界上某些地区的民族靠自己来发展粮食生产；另一些族群在史前期从这些独立的粮食生产中心学会了粮食生产；还有—些族群在史前期既不发展粮食生产也不从别处学会粮食生产，而是直到现在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第六章研究了只是在某些地区促使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向粮食生产转变的诸多因素。

    接着，第七、八、九章说明在史前时代农作物和牲畜是如何从原来的野生植物和动物经过驯化而来的，而做这种驯化工作的早期农民和牧人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可以用作驯化的当地一批批动植物在地理上的差异，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只有几个地区成为独立的粮食生产中心，为什么粮食生产在某些地区比在另一些地区出现得早。从原来的这几个中心、粮食生产向某些地区的传播比向另一些地区的传播要迅速得多。造成粮食生产传播速度差异的一个重大因案原来竟是大陆的轴线方向：欧亚大陆主要是东西向，而美洲和非洲则主要是南北向[第十章]。

    因此，第三章概述了欧洲征服美洲印第安人的直接因素，第四章则概述了这些因素从粮食生产这个终极原因发展而来。第三部分[＜从粮食生产到枪炮、病茵与钢铁)，第十一章到第十四章)从密集人口所持有的病菌的演化开始，对从终极原因到近似原因的联系进行了考查(十一章)。欧亚大陆的病菌杀死的印第安人和其他非欧亚大陆民族，比欧亚大陆的枪炮或钢铁武器所杀死的要多得多。相反，在新大陆，很少有或根本没有任何危险的病菌在等待未来的欧洲征服者。为什么病菌的交流这样不相等？在这里，近来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在把病菌和粮食生产的出现相联系方面是富于启发性的，而这两者的联系在欧亚大陆要远远超过美洲。

    另一条因果链是从粮食生产到文字，文字可能是过去几千年中最重要的—项发明(十二章)。在人类历史上，文字只经历过少数几次进化，而发明文字的地区又是各自区域中粮食生产出现最早的地方。所有其他有文字的社会也都经历了同样的进化，或者是由于文字的传播，或者是由于文化的传播，而这种文化又是来自最初的少数几个中心之一。因此，对于研究世界史的人来说，文字这一现象对研究另一组重要的因果关系尤其有用，即地理对思想和发明的传播的方便程度所具有的影响。

    适用于文字的情况也适用于技术(第十三章)。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技术创新是不是完全依赖于少数发明家——天才，依赖于许多具有特质的文化因素，以致不可能去了解技术的世界模式。事实上，我们将会看到，奇怪的是，大量的这类文化因素使了解技术的世界模式变得更容易了，而不是变得更困难了。粮食生产使农民能够生产出多余的粮食，从而使农业社会得以养活专职的从事手工艺的专门人材、因为这些人的工作不是种植他们自己吃的粮食，而是发展技术。

    除了养活抄写员和发明家外，粮食生产还使农民能够养活政治家[第十四章)。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流动人群相对而言都是平等主义者，他们的政治活动范围局限于自己的地区以及改变与邻近人群的结盟关系。随着稠密的、定居的、从事粮食生产的人口的出现，酋长、国王和官员也出现了。这种行政体系不但对管理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领地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维持常备军、派遣探险舰队和组织征服战争也是至关重要的。

    第四部分(＜在5章中环游世界＞，第十五章至第十九章〕把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所讲的内容应用于每个大陆和一些重要的岛屿。第十五章研究了澳大利亚本身的历史，以及原来和澳大利亚相连、属于同一大陆的新几内亚这个大岛的历史。澳大利亚是近代技术最简陋的人类社会所在地，也是其自身没有发展粮食生产的唯一大陆。澳大利亚的情况是对关于人类社会的洲际差异理论的一次决定性检验。我们会看到，甚至在邻近的新几内亚的大多数族群成了粮食生产者的时候，为什么澳大利亚的土著却仍然以狩猎采集为生。

    第十六和第十七章把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发展结合成整个地区的一幅画面，这个地区包括东亚大陆和太平洋诸岛。中国粮食生产的出现，引起了史前期人口或文化特征的几次大迁移，或两者的同时迁移。其中有一次迁移发生在中国本土，造成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中国这个政治和文化现象。另一次迁移在几乎整个热带东南亚地区导致了最后来自中国南部的中国农民取代了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本地人。还有一次迁移是南岛人（南岛人就是说南岛语的人。根据本书的介绍，南岛人源自中国华南，他们经由台湾到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岛，继而向太平洋诸岛扩张。）的扩张，这次迁移同样取代了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本地人，并扩大到最遥远的波利尼西亚诸岛，但未能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大部分地区殖民。对研究世界史的人来说，东亚和太平洋各民族之间发生的所有这些冲突具有双重的重要性：这些冲突形成了现代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生存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经济权力正日益集中；这些冲突还为了解世界其他地方一些民族的历史提供了特别清晰的模式。

    第十八章又回到第三章里提出的问题，即欧洲民族和美洲印第安人之间的冲突。总结一下新大陆和欧亚太陆西部地区过去13000年的历史，可以弄清楚欧洲对美洲的征服只不过是两条漫长的通常互不相干的历史轨迹的顶点。这两条轨迹的差异表现在这两个大陆在可驯化的动植物、病菌、定居年代、大陆轴线走向以及生态障碍方面的差异。

    最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历史（十九章)与新大陆的历史不但存在着悬殊的差异，而且也具有显著的相似之处。造成欧洲人与非洲人的冲突的那些因案，同样造成了欧洲人与印第安人的冲突。结果，欧洲人的征服并没有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建立大片的或长期的殖民地，只有非洲的南端是例外。具有更持久意义的是非洲内部大规模的人口转移，即班图人的扩张。这都是由许多同样的原因引发的，也就是在卡哈马卡、在东亚、在太平详诸岛以及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自始至终都在发生作用的那些原因。

    我不抱任何幻想，以为本书己成功地说明了各大洲过去13000年的历史。显然，要想在一本书里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真正地了解所有这些答案，我们也不可能做到，何况我们并不了解呢。至多，本书确定了几组环境因案，我认为这些因案提供了对耶利的问题的大部分答案。承认这些因素也就是突出了原因不明的剩下来的几个问题，而了解这些问题则是将来要做的事。

    后记题为《人类史作为一门科学的未来》，列出了剩下来的几个问题，包括欧亚大陆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问题，与环境无关的文化因素的作用，以及个人的作用。也许，这些未解决的问题中最大问题是确立人类史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的地位，就像演化生物学、地质学和气候学这类已经得到承认的历史科学一样。对人类历史的研究的确会碰到一些真正的困难，但这些已经得到承认的历史科学也碰到一些同样的挑战。因此，在这些不同领域中发展起来的方法在人类史这个领域中也可能证明是有用的。

    然而，我希望我已经使读者相信，历史并不“就是一个又一个讨厌的事实“，就像一个愤世嫉者说的那样。的确存在着适用于历史的广泛模式，而寻找对这些模式的解释不但令人陶醉，也是大有稗益的。第一部分 从伊甸园到卡哈马卡
用以比较不同大陆的历史发展的合适起点是公元前11000左右。这个年代大致相当于世界上一些地区衬社生活的开始。这时，美洲毫无疑问已第一次有人定居，更新世和上一次冰期已经结束，地质学家所说的全新世已经开始。在那个年代的几千年内，动植物的驯化至少在世界上的一个地方开始了。从那时起，某些大陆上的族群是否已经比其他大陆上的族群领先一步或处于明显优势呢?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种领先优势经过13000年的扩大，也许可以为耶利的问题提供答案。因此，这一章将要对各大陆的人类历史进行一次旋风式的旅行，从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起源开始，经过几百万年，直到13000年前。这一切现在将要浓缩在不到25页的篇幅里。当然，我对细节忽略不计，只谈谈在我看来与本书最相关的一些趋势。

    我们活着的近亲是现存的3种类人猿：大猩猩、普通黑猩猩和矮脚黑猩狸(也叫倭黑猩猩)。这3种猩猩只生活在非洲，那里又有丰富的化石证据，这就表明人类初始阶段的演化是在非洲进行的。人类的历史与动物的历史分道扬镳，大约在700万年前开始于非洲(据估计在500万至900万年之前)。约当此时，非洲猿的一个种群分成了几个种群，其中一支继续演化成现代大猩猩，一支演化成两种现代黑猩猩，还有一支则演化成人类。大猩狸这一支的分化显然稍早于黑猩猩与人类之间的分化。

    一些化石表明，我们的直系祖先到了大约400万年前基本上己能直立，然后在大约200.5万年前身体开始长高，相对脑容量开始增大。这些原人通常叫做非洲南方古猿、能人和直立人，他们显然是按照这个顺序进行演化的。虽然大约在1.7百万年前即已达到了直立人这个阶段，但直立人也只是在身材方面和现代人接近，他的脑容量几乎仍然不到我们的一半。石器在大约2.5百万年前已很普遍，但它们仍然不过是最粗糙的石片和石头砍凿器。就动物学上的含意和鉴别来说，直立人已不再是猿了，（对于过去15000左右的一些年代，本书自始至终所引用的都是所谓已经碳—14测定的年代，而不是普通的未经碳—14测定的年代。这两种年代差异将在第五章中予以说明。测定过的年代被认为更符合历史上的年代。习惯于未经测定的年代的读者们如果发现我引用了明显错误的年代，即我引用的年代早于他们熟悉的年代，那么他们就必须记住这个差异。例如，对于北美克罗维克考古地层通常引用的年代是公元前9000年左右，而我所引用的年代则是公元前11000年左右，因为通常引用的这个年代是未经核定的。），但与现代人仍相去甚远。

    人类在这方面的全部历史，在人类于大约700万年前起源后的最初500万或600万年中，仍然局限于非洲。首先走出非洲的人类祖先是直立人，这已从东南亚爪哇岛上发现的化石得到证明，这些化石通常称之为爪哇人(见图1．1)。年代最久远的爪哇“人”化石——当然，它们实际上可能是爪哇女人的化石——其年代通常被认为约100万年前。然而，最近有人认为，其年代实际上是1．8百万年前。(严格地说，直立人这个名称属于这些爪哇化石，而归入直立人一类的非洲化石也许应该有一个不同的名称。)目前，对于欧洲人类的公认的最早证据产生在大约50万年前，但也有人认为时间可能更早。人们当然可以假设，人类既然可以移居亚洲；自然也可以移居欧洲，因为欧亚大陆是一个大陆板块，没有什么重大屏障把它分隔开。


    这说明了一个将在本书中反复出现的问题。每当某个科学家宣布发现了“最早的x”——不管这个x是欧洲最早的人类化石，是墨西哥引种归化的玉米的最早证据，或是任何地方最早的任何东西——这一宣布又刺激了其他科学家去发现更早的东西以便更胜一筹。事实上，必定有某个真正“最早的X”，而所有宣布的更早的X都是假的。然而，我们将会看到，几乎对于任何X来说，对所谓更早的X每年都会有新的发现和宣布，井驳斥了前几年所宣布的某些或全部更早的X 。对这类问题，常常要花几十年时间去仔细探究，考古学家们才能达成共识。

    到了大约50万年前，人类化石的头骨变得较大、较圆、也较少棱角，这已和较早的直立人的骨骼有所不同o 50万年前的非洲人和欧洲人的头骨与我们现代人的头骨已相当近似，所以被归入我们智人这一类，而不是归入直立人一类。这种区别是带有任意性的，因为智人是从直立人演化而来的。然而，这些初期的智人在头骨的细节上仍和我们不同，他们的脑容量比我们的小得多，他们的制造物和行为更是明显地和我们不同。现代的制造石器的民族，如耶利的曾祖父这一辈人，会对50万年前的石器嗤之以鼻，认为极其粗糙。对于如今可以有把握证明的我们祖先当时的文化业绩，唯一可以用浓墨重彩加上一笔的是火的使用。

    最初的智人除了他们的残骸和那些粗糙的石器外，没有给我们留下艺术品、骨器或其他任何东西。澳大利亚仍然没有人类，这原因显而易见：从东南亚到达那里必须乘船。在美洲也没有人类，因为可能要等到占据欧亚大陆最靠近美洲的地方(西伯利亚)先有人烟，可能还需要造船技术o(现在分隔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白令海峡，随着冰期海平面的不断升降，有时是一片海峡，有时是一座洲际陆桥。)然而，无论是造船或是在寒冷的西伯利亚生存，对最初的智人来说仍然是力所不及的。

    从50万年前往后，非洲和亚欧大陆西部的人类彼此之间以及和东南亚人类之间，从骨骼的细节来看在继续分化。从13万到40万年前，欧洲和亚洲西部人口的集中体现是特别众多的骨骼化石，他们被认为是尼安德特人，有时被归入一个单独的人种——尼安德特人。尽管尼安德特人在许多漫画里被描绘成住在洞穴里像猿一样的野蛮人，但他们的脑却比我们的还要稍大一些。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他们还是第一批懂得埋葬死者、照顾病人的人。然而，同现代新几内亚人的磨光石斧相比较，他们的石器仍显得粗糙，他们还不曾造出形制标准、形状多样、每件都有其明确功用的工具来。

    现在保存下来的、与尼安德特人同时的少数几个非洲人的骨骼残片，与其说像尼安德特人的骨骼，不如说更像我们现代人的骨骼。我们知道，甚至更少的东亚人的骨骼残片被保存了下来．但他们似乎与非洲人和尼安德特人也不相同。至于当时的生活方式，保存得最好的证据是非洲南部一些遗址上堆积的石头制品和被浦食动物的残骨。虽然这些l0万年前的非洲人和与他们同时代的尼安德特人相比，他们的骨骼更像现代人的骨骼，但他们所制造的石器基本上和尼安德特人的石器同样粗糙，仍然缺乏标准的形制。他们也没有任何保存下来的艺术品。从他们捕食的各种动物的骨头这个证据来看，他们的狩猎技巧平常，他们主要浦杀那些易于捕杀、毫无危险的动物。他们还不曾干过猎杀野牛、野猪和其他危险猎物的事。他们甚至不会捕鱼：在他们的紧靠海岸的遗址中没有发现鱼骨和鱼钩。他们和同时代的尼安德特人仍然不能算作完全的人。

    人类历史终于在大约5万年前开始了，也就是在我所说的“大跃进”时期。这种大跃进的最早的明确迹象是在东非遗址出土的标准石器和第一件保存完好的首饰(鸵鸟蛋壳做的珠子项链)。同样的情况不久又出现在近东和东南欧，然后＜约4万年前)又出现在西南欧．那里大量的人工制品与称作克罗马努人的完全现代人的骨骼——起越发现了。此后，保留在考古遗址中的人类遗物变得越来越令人关注，使人毫不怀疑我们正在与之打交道的是在生物学上和行为上的现代人。

    在克罗马努人的遗物堆积中不仅有石器，而且还有骨器。骨器易于成形(如做成鱼钩)这一点显然是以前的人所没有认识到的。有些工具做成了各种不同的特殊形状，就像现代的工具一样，有针，有锥子，有雕刻工具，还有其他等等，对它们的功用我们全都一目了然。出土的不仅仅是单件工具，如手持的刮削器，出土的还有多件组合的复合工具。在克罗马努人遗址上可以认出来的复合武器包括鱼叉、梭镖投掷器，最后还有弓箭，这些都是步枪和其他现代复合武器的前身。这些能在安全距离内进行捕杀的有效手段可以用来猎取犀牛、大象之类的危险猎物，而发明了用来结网、做钓鱼线和陷阱的绳子，就便我们的饮食又增加了鱼和鸟这样的美味。房屋和缝制服装的残迹，证明了人类在寒冷气候下生存的能力大大提高了，而残留的首饰和仔细埋葬的骸骨，则表明了革命性的审美观和精种层次上的发展。

    在一直保存完好的克罗马努人的物品中，最著名的是他们的艺术作品：壮丽的洞穴壁画、雕像和乐器，这些东西我们今天仍然当作艺术品来欣赏。任何人只要到法国西南部拉斯考洞穴去一趟，看看那里画的和实物一样大小的野牛和野马，直接体验一下壁画所产生的那种难以抗拒的力量，他立刻就会了解．壁画的创作者不仅在形骸而且在心灵上必定都巳现代化了。

    显然，从大约10万年到5万年前，我们祖先的能力发生了某种重大的变化。那次大跃进提出了两个未解决的主要问题，即其触发原因及发生地点问题。至于原因问题，我曾在(第三种黑猩猩)一书中主张，是喉的完善为现代语言提供了解剖学的基础，而发挥人的创造力是要大大依靠语言的。而另外一些人则提出，在当时脑容量不变的情况下脑组织发生的变化，使现代语言成为可能。

    至于这个大跃进发生的地点问题，它是不是发生在某一个地理区域，发生在某一群人当中，因而使他们能够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取代了世界上其他地方以前的那些人?或者，它是不是在不同地区同时发生，而今天生活在这每一个地区的人可能就是大跃进前生活在该地区的人的后代?在非洲出土的、看上去相当现代的、大约10万年前人的头骨，一直被用来支持前一种观点，认为大跃进明确地发生在非洲。(对所谓线粒体DNA的)分子研究起初也是用现代人发源于非洲这种说法来解释的，虽然这些分子发现的含义目前仍然值得怀疑。另一方而，千百万年前生活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人的头骨，则被一些体质人类学家认为分别显示了仍可在现代中国人和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身上发现的一些特征。果真如此，那么这一发现可能表明现代人的平行演化和发源于多个地区，而不是发源于一个伊甸园，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主张现代人发源于一个局部地区，接着向外扩散，到后来又取代其他地方的人，这方而最强有力的证据似乎是在欧洲。大约4万年前，克罗马努人带着他们现代人的体格、优良的武器和其他先进的文化特征进入欧洲。不出几千年，尼安德特人不复存在，虽然几千年来，他们作为欧洲唯一的居民，一直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o这个结果有力地表明了，现代的克罗马努人以某种方式利用他们的远为优良的技术和他们的语言技能或智力，用病菌传染、杀害或取代了尼安德特人，而又很少或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尼安德特人和克罗马努人之间的混合现象。

    这种大跃进同我们的祖先在欧亚大陆定居以来第一次被证实的人类地理的重大扩张，在时间上不谋而合。这次扩张包括占据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这两个地方在当时还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大陆。许多用碳—14测定的遗址证明，从4万年到3万年前(还有那照例必有的对正确性提出质疑而认为时间多少要早一些的主张)，人类已在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出现了。从开始有人居住的很短时间内，人类已扩散到整个大陆，并对那里形形色色的栖息地，从新几内亚的热带雨林和高山地区，到澳大利亚干燥的内陆和潮湿的东南角．都已能适应。

    在冰川时代，海洋中大量的水被封闭在冰川中，因此全世界海平面要比现在低几百英尺。结果，现在亚洲和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婆罗洲、爪哇和巴厘这些岛屿之间的浅海当时成了干燥的陆地。(其他一些水浅的海峡如白令海峡和英吉利海峡情况也是如此。)东南亚大陆边缘比现在的位置要往东700英里。

    然而，在巴厘岛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印度尼西亚中部诸岛仍然为一些深水海峡所包围和分隔。那时候，要从亚洲大陆到达澳大利亚／新几内亚，仍然需要渡过至少8个海映，其中最宽的一个海峡至少有50英里宽。被大多数这样的海峡分隔开的岛屿彼此隔海相望．但从澳大利亚看不见印度尼西亚，即使最近的岛屿——帝汉岛和塔宁巴岛。因此，对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占有是一个重大事件，因为那需要有水运工具，因此这一点显然提供了关于历史上使用水运工具的最早证据。直到大约3万年后(13000年前)才有了除地中海外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出现了水运工具的有力证据。
起先，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向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移居可能是意外的结果：有几个人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岛屿的木筏上捕鱼时被卷人海中。有一个极端的设想把首批移民描绘为其中有一个怀有男性胎儿的年轻孕妇。但是，相信这种偶然移民论的人却由于最近的一些发现而大吃一惊，这些发现表明，到了大约35000年前，在新几内亚东面还有一些岛屿紧接在新几内亚本土之后也有人移居了。这些岛屿是卑斯麦群岛中的新不列颠岛和新爱尔兰岛，以及所罗门群岛中的布喀岛。布喀岛即使从西边最近的岛屿也无法看到，因此到达这个岛屿的唯一办法就是渡过大约100英里宽的水口。因此，早期的澳大利亚人和新几内亚人可能是有意识地渡水前往一些看得见的岛屿，同时由于经常使用水运工具，他们不断地在无意中抵达了甚至看不见的、遥远的岛屿。

    除了人类自到达欧亚大陆以来第一次使用水运工具和扩大活动范围外．对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移民还与另一个重大的第一次联系在一起：人类第一次大规模灭绝大型动物物种。今天，我们把非洲看作是大型哺乳动物的大陆。现代欧亚大陆也有许多种大型哺乳动物(虽然数量显然没有非洲塞伦格蒂大平原上的那样多)，如亚洲犀牛、大象和老虎，以及欧洲的驼鹿、熊和(在古典时期前的)狮子。今天的澳大利亚／新几内亚没有同样的大型哺乳动物，事实上连大于100磅重的袋鼠的哺乳动物也没有了。但澳大利亚／新几内亚以前也曾有过它自己的一批多种多样的大型哺乳动物，包括大袋鼠，和其状如犀、其大如牛、叫做古草食有袋动物的有袋类动物，以及有袋类的“豹”。它以前还有一种体重400磅状如鸵鸟的不会飞的鸟，以及一些大得吓人的爬虫，包括一种一吨重的蜥蜴、一种巨蟒和陆栖鳄鱼。

    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所有这些巨型动物在人类到达后全都消失了。虽然对于这些动物灭亡的确切时间一直存在争议，但有几个澳大利亚考古遗址，其年代绵延几万年之久，动物遗骨沉积惊人地丰富，在经过仔细地发掘之后，竞没有发现有关过去35000年中现已灭绝的巨型动物的一丝痕迹。因此，这种巨型动物大概在人类到达澳大利亚不久后就灭绝了。

    如此众多的大型动物几乎同时消失这一点引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情况?一个显而易见的可能答案是：它们被首批到达的人类杀光了或间接消灭了。请记住：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动物曾经在没有人类猎杀的情况下演化了几百万年。我们知道，加拉帕戈斯群岛和南极的鸟类和哺乳动物同样也是在没有人类的情况下演化的，并且直到现代才看见了人，所以今天仍然温顺得不可救药。如果不是环境保护主义者采取了保护性措施，它们可能已经很快灭绝了。在其他一些最近才发现的岛上，由于保护措施没有很快实施，消灭动物的事的确发生了：—个这样的受害者就是毛里求斯岛的渡渡鸟，渡渡鸟实际上已成了一种绝种的象征。我们现在还知道，在史前时代已有人移居的、如今得到详细研究的每一个海洋岛屿上，人类的移居导致了一阵灭绝动物的行动，这个行动的受害者包括新西兰的恐鸟、马达加斯加岛的大狐猴和夏威夷的不能飞翔的巨型野鹅。正像现代人向不知害怕的渡渡鸟和海岛海豹走过去并把它们杀死一样，史前人大概也是向不知害怕的恐鸟和大狐猴走过去并把它们杀死的。

    因此，关于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巨型动物消失的一个假设是，它们在大约4万年前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相形之下，倒是非洲和欧亚太陆的大多数大型哺乳动物活到了现代，因为它们已和原人一起共同进化了几万年或几百万年。因此，由于我们祖先开始时并不高明的狩猎技巧提高得很慢，它们就有了充裕的时间来逐步形成对人类的恐惧。对渡渡鸟、恐鸟，也许还有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巨型动物来说，它们的不幸是在毫无演化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遭遇了入侵的、狩猎技巧已经充分发展起来的现代人。

    然而，就澳人利亚／新几内亚的情况而言，对这种所谓过度猎杀的假设也并非没有人提出异议。一些持批评意见的人强调指出，迄今还不曾有人用文献证明这是澳大利亚／新几内亚某种绝种的巨型动物的遗骨，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它是被人杀死的，或甚至曾经同人类生活在一起。为过度猎杀的假设进行辩护的人则回答说：如果这种灭绝行动完成得十分迅速，而且是在很久以前，例如大约4万年前的几千年内就完成了，那么你几乎不可能找到猎杀的遗址。那些持批评意见的人则回敬以一种相反的理论：这些巨型动物是死于气候的变化，例如在本已长期干旱的澳洲大陆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这方面的争论仍在继续。

    就我个人来说，我无法理解的是，澳大利亚巨型动物在澳大利亚的几千万年的历史中何以历经无数的干旱而不死绝，后来却决定几乎同时倒毙(至少在几百万年这个时间范围内)，而时间又正好和第一批人类到达的时间碰巧—致。这些巨型功物灭绝的地方不仅有澳大利亚中部的干旱地区，而且还有潮湿的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东南部地区。它们灭绝于一个个栖息地，从沙漠地带到冷雨林和热带雨林，无一例外。因此．在我看来，极有可能的是，这些巨型动物确实是被人消灭的，直接地(被杀来当食物)和间接地(由于人为引起的火灾和栖息地的改变)。但是，过度猎杀的假设也好，气候变化的假设也好，不管哪一个假设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将会看到，澳大利亚几内亚所有大型动物的消失对其后的人类历史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些动物绝种了，本来可以用来驯化的所有大型野生动物也就被消灭了，这就使澳大利亚土著和新几内亚人再也没有一种属于本地的家畜了。

    因此，人类移居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差不多到大跃进的时候才实现。随后接着发生的人类活动范围的又一次扩张，是进入欧亚大欧的最寒冷地区。虽然尼安德特人生活在冰川时代，对寒冷的气候已经适应，但他们再没有向北进一步深入，只到德意志北部和基辅为止。这并不奇怪，因为尼安德特人显然没有针，没有缝制的衣服、温暖的住房以及其他为在最寒冷气侯中生存所必不可少的技术。从解剖学看，确实掌握了这种技术的现代民族，在大约2万年前进人西伯利亚(对此通常都有一些认为时间还要早得多的说法)。这一扩张可能就是欧亚大陆长毛象和长毛犀牛绝种的原因。

    随着人类在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定居，现在人类已占据了可以居住的5个大陆中的3个。·(在本书中，我始终把欧亚大陆算作一个大陆，我没有把南极大陆计算在内，因为南极大陆直到19世纪才有人到达，而且从来没有任何自给自足的居民。)这样就只剩下两个大陆：北美洲和南美洲。它们无疑是最后两个有人定居的大陆，这原因很明显，因为从旧世界到达美洲要么用船(甚至在印度尼西亚直到4万年前才有证据表明已有了船，而欧洲要晚得多才有船)去渡海．要么得先占有西伯利亚(直到大约2万年前才有人居住)以便通过白令陆桥。

    然而，不能肯定的是，在大约14000年前到35000年前这段时间里，美洲究竟于何时第一次有人移居。美洲最古老的没有争议的人类遗存是公元前12000年左右的阿拉斯加遗址，随后是加拿大边界以南的美国和墨西哥的大量遗址，时间是公元前11000年以前的几百年。后一种遗址称为克罗维遗址，是按照新墨西哥州克罗维城附近的那种类型的遗址命名的。这些遗址上具有代表性的巨大的石制矛头第一次得到确认。现在已知有数以百计的克罗维遗址散布在北美南部的美国本土全部48个州，往南直到墨西哥。在那以后不久，关于存在人类的没有争议的证据出现在亚马孙河地区和巴塔哥尼亚高原。这些事实提供了这样的解释，即克罗维遗址用实际材料证明了美洲第一次有人移居，这些人迅速繁衍、扩张，布满了这两个洲。

    人们开始时会感到惊讶；克罗维的子孙们竞能在不到1000年的时间里到达美加边界以南8000英里处的巴塔哥尼亚高原。然而，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平均每年只向前推进8英里，这对于那些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人来说简直是小事一桩，因为他们平常在寻找食物时，在一天之内也可能走这么远的距离。

    人们开始时同样会感到惊讶：美洲显然很快就布满了人，所以他们就有目的地不断往南朝巴塔哥尼亚高原推进。如果人们停下来考虑一下实际人数，这种人口增长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美洲最终容纳以狩猎采集为生者的人数，达到平均人口密度稍低于每平方英里一个人(对于现代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来说，这是个很高的值)，那么整个美洲地区最终就能容纳l000万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但是，即使最初的移民只有100个人，而他们的人数以每年百分之一点一增加，那么．不出1000年，人口最高可达l000万人。每年百分之一点一的人口增长率又是小事一桩：在现代，当人们向CN地移民，就像英国皇家海军“邦蒂”号上的反叛者和他们的塔希提妻子向皮特凯恩岛移民那样，曾经观察到的人口增长率高达每年4.3％。

    克罗维猎人在到达后的开头几百年内留下的大量遗址，类似于得到考古证明的有关毛利人祖先在较晚近时期发现新西兰后所留下的大量遗址。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在更早得多的时候已经向欧洲移民以及在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定居，有关这方面的大量遗址也已得到了证明。这就是说，关于克罗维现象及其在美洲扩展的每一件事，都是和对历史上其他一些没有争议的向CN地移民的发现是一致的。

    克罗维遗址突然出现在公元前11000年前的几百年中，而不是出现在公元前16000或21000年前的几百年中，这可能会有什么意义呢?请记住：西伯利亚终年严寒，在更新世冰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连绵不断的冰原在整个加拿大成了无法通行的障碍。我们已经看到，对付严寒所需要的技术，要到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在大约4万年前大批进人欧洲之后才出现，而人类向西伯利亚移民还要晚2万年。最后，这些早期的西伯利亚人到了对面的阿拉斯加，或是由海路渡过白令海峡(甚至在今天也只有50英里宽)，或是在白令海峡还是干燥陆地的冰川时代徒步走过去的。白令陆桥在其几千年的间歇存在期间可能宽达1000英里，覆盖着一望无际的苔原，适应了寒冷条件的人是容易越过的。最近一次，当大约公元前14000年后海平面上升时，陆桥被水淹没，又成了海峡。不管这些早期的西伯利亚人是徒步走到阿拉斯加的还是划船过去的，阿拉斯加有了人迹的最早的可靠证据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000年左右。

    在那以后不久，加拿大的冰原上出现了一条由北向南的没有冰雪的走廊，使首批阿拉斯加人得以从中通过，来到了现代加拿大城市埃德蒙顿周围的北美大平原。这就为现代人消除了阿拉斯加和巴塔哥尼亚高原之间最后的严重障碍。埃德蒙顿的这些开路先锋们可能发现大平原上到处都是猎物。他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的人数增加了．于是逐步地向南扩散，最后占据了整个西半球。

    克罗维现象的另一个特征和我们关于加拿大冰原以南首次出现了人类这一推测不谋而合。和澳大利亚/新几内亚一样，美洲原来也是到处都有大型哺乳动物。大约在15000年前，美洲西部的情形很像今天非洲塞伦格蒂大平原，有成群的大象和被狮子及猎豹追逐的野马，还有许多诸如骆驼和巨型地懒之类的奇异动物。正和在澳大利亚／新几内亚一样，在美洲大多数这样的大型哺乳动物也灭绝了。这些动物的灭绝在澳大利亚大概发生于3万年前，而在美洲则发生在大约17000年到12000年前。这些已经灭绝的美洲哺乳动物留有大量的骨骼，其年代也已得到准确的测定，因此可以确认它们的灭绝发生在公元前ll000年左右。也许，灭绝时间测定得最精确的两种动物是沙斯塔的地懒和大峡谷地区哈林顿的石山羊；这两种动物的种群在公元前l1100午前后的一、两百年内就消失了。不管是否是由于巧合，这个年代同克罗维的猎人到达大峡谷的年代是一致的，即使有误差，也是在实验的许可范围之内。在许多毛象骨骼的肋骨之间都嵌着克罗维人的矛头，这一发现表明，上述年代的一致并非巧合。克罗维的猎人们在美洲向南推进，遇到了以前从未见过人的大型动物。他们可能发现这些美洲动物很容易杀死，于是就把它们灭了。一种相反的理论说，美洲的大型动物之所以灭绝，是由于上一次冰期结束时发生的气候变化，而这一气候变化(对现代古人类学家来说，是解释混乱)也是发生在公元前11000年左右。

    关于美洲大型动物灭绝的气候理论和关于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大型动物灭绝的气候理论，就我个人而言，是同一个问题。美洲的这些大型动物已经熬过了前面的二十二次冰期。为什么它们中的大多数却要在面对所有这些可能无害的人类时选定第二十三次冰期一齐死去呢?为什么它们在所有栖息地都消失了，不仅在那些缩小了的栖息地消失了，面且也在上一次冰期结束时大大扩大了的栖息地消失了?因此，我推测这是克罗维猎人干的，但这一争论仍然没有解决。不管哪种理论证明是正确的，本来可以由美洲土著驯养的大多数种类的大型野生哺乳动物从此被消灭了。

    同样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克罗维猎人是否真是最早的美洲人。事情总是这样：每当有人宣布发现了什么最早的东西时，就会不断地有人作出新的宣布，说是在美洲发现了克罗维人以前的人类遗址。每一年，这些新的宣布中总有几项在当初作出时的确显得令人信服而又激动人心。接着，关于如何去解释这些发现，这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产生了。所报道的在遗址中发现的石器真的是人工打造的，或者不过是天然的特定形状的石块?所报道的用碳—14测定法测定的年代真的很正确，面不会由于可能困扰碳—14测定法的许多难题中的任何一个难题而变得毫无价值呢?如果这些年代是正确的，那么它们是不是真的和人类的制品有关，而不恰好是一块15000年的木炭落在了实际上是在9000年前打造的一个石器旁边?

    为了说明这些问题，请考虑一下下面的一个常被引用的所谓比克罗维更早的发现的典型例子。在巴西的一个叫做佩德罗弗拉达的岩棚上，一些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无疑是人画出来的洞穴壁画。他们还发现，在一处悬崖的底下有一堆堆石头，其中有些石头的形状表明它们可能是一些粗糙的石器。此外，他们还在无意中发现了一些被认为是炉灶的东西，里面烧过的木炭用碳—14测l定法得的年代是大约35000年前。关于佩德罗弗拉达的论文被发表在权威的有高度选择性的国际科学杂志＜自然＞上。

    但是，在那悬崖底下的那些石头中，没有一块石头像克罗维人的矛头和克罗马努人的石器那样一眼就可看出是人类制造的工具。如果几十万块石头在几万年的过程中从高高的悬崖上落下，其中有许多在撞击下面的石头时变成了屑片和碎裂开来．有些会碰巧像人工削凿成的祖糙的石器。在西欧和亚马孙河地区的其他地方，考古学家们用碳—14测定法测定了当时在洞穴壁画上所使用的颜料．但在佩德罗弗拉达没有这样做。在周围地区经常发生森林火灾，大火把木头挠成了木炭，而木炭又经常被风和洪水卷进洞穴。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把35000年前的木炭同佩德罗弗拉达的无庸置疑的洞穴壁画联系起来。尽管原来的发掘者们仍然深信不疑，但一群虽未参加发掘但能迅速接受比克罗维人更早这种说法的考古学家不久前访问了这个遗址，又带着满腹狐疑走了。

    当前北美有一处最可信的被认为可能是克罗维人之前的遗址，这就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梅多克罗夫特岩棚。据报道．这里的人类遗址用碳—14测定法测定的年代为大约16000年前。在梅多克罗夫特，没有一个考古学家否认确实在许多仔细发掘的堆积层中发现了许多人类制品。但是，这些用碳—14测定法测定的最早的年代是讲不通的，因为与这些年代相联系的动植物是最近生活在气候温和的宾夕法尼亚的一些物种，而不是可能生活在16000年前冰川时代的那些物种。因此，人们不得不怀疑，被测定的为人类使用的年代最远的木炭样品可能是克罗维人之后的木炭，不过混进了一些时间较早的碳罢了。在南美，最有可能证明是克罗维人之前的遗址的是智利南部的蒙特维第遗址，年代至少在15000年以前。现在有许多考古学家也似乎认为可信，但鉴于以前的种种失望，还是小心为妙。

    如果美洲的确曾经存在过比克罗维人更旱的人，为什么仍然这样地难以证明他们的存在呢?考古学家们在美洲已经发掘了数以百计的、年代明显在公元前2000年至11000年之间的遗址，其中包括北美西部的几十个克罗维人的遗址，阿巴拉契亚山脉中的一些岩棚，以及加利福尼亚州沿海的一些遗址。在许多这样的遗址中，在所有那些明确显示存在过人类的考古层下面，又对更深的、时间更久远的堆积层进行了发掘，结果仍然只发现动物的遗骸——但找不到关于存在过人类的进一步证据。

    在美洲找到的比克罗维人更早的证据的弱点，同在欧洲找到的证据的优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欧洲的数以百计的遗址证明了远在克罗维猎人于公元前11000年出现在美洲之前，现代人就已在欧洲存在了。甚至更加引人注目的是来自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证据，那里的考古学家人数几乎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但就是很少的这几个考古学家却发现了散布在整个大陆的一百多个明确属于克罗维人之前的遗址。

    早期人类当然不会乘直升机从阿拉斯加飞往梅多克罗夫特和蒙持维第，而置沿途整个风景于不顾。主张在克罗维人之前就已有人类定居的人提出，由于世界上其他地方前所未闻的原因，克罗维人以前的人类在几千年甚至几万年中人口密度一直很低，或在考古上始终行踪难觅。我发现，这种意见比另一种意见更其严重地不合情理，这后一种意见是：对蒙特维第和梅多克罗夫特的遗址最终将会予以重新解释，就像已经对其他一些所谓的克罗维人之前的遗址重新予以解释那样。我觉得，如果美洲的确在克罗维人之前就有人定居了，那么到现在可能已在许多地方找到明显的证据了，而我们也不必继续争论下去了。然而，对这些问题考古学家们的意见仍然存在分歧。

    不管哪种解释证明是正确的，都不会影响我们对美洲后期史前史的了解。要么是：美洲在公元前ll000年左右首次有人类定居，并很快地布满各地；要么是：人类首次定居发生的时间要稍早一些(大多数主张在克罗维人之前就已有人类定居的人提出，定居的时间不迟于15000年或2万年前，可能是3万年前，几乎没有人认真地认为时间会更早)；但直到公元前ll000年左右，这些比克罗维人更早的移民人数仍然很少，或者不引入注目，或者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影响。不管是哪种情况，在可以住人的5个大陆中，北美洲和南美洲是人类史前史最短的两个大陆。

    随着人类在美洲的定居，各个大陆和陆边岛屿以及从印度尼西亚到新几内亚东面的洋中岛，凡是可居住的大多数地区都有人类在生活。在世界上其余岛屿的定居直到现代才完成：地中海诸岛如克里持岛、塞浦路斯岛、科西嘉岛和撤丁岛约在公元前8500年到400年之间；加勒比海诸岛从公元前4000年左右开始；波利尼西亚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在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000年之间；马达加斯加岛在公元300年到800年之间；冰岛在公元9世纪。美洲印第安人可能是现代伊努伊特人的祖先，他们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遍布北极附近地区。这样，在过去的700年中，唯一的无人居住、等待欧洲探险者光顾的地区就只剩下大西洋和印度洋中那些最偏远的岛屿(如亚速尔群岛和塞舌尔群岛)和南极大陆了。

    各个大陆人类定居的年代有先后之分，这对其后的历史究竞有何影响?假使有一架时间机器把一个考古学家送回过去，让他在公元前ll000年左右来一次环游世界。考虑到当时世界的情况，这个考古学家是否能够预测到各个大陆上人类社会会接二连三地发展出枪炮、病菌和钢铁，并从而预测到今天世界的情况呢?

    我们的这位考古学家也许考虑过可能的领先优势。如果这种领先优势能够说明什么问题的话，那么非洲就是处于巨大的优势了：非洲大陆出现独立的原人比任何其他大陆至少要早500万年。此外，如果现代人类的确是在大约10万年前出现在非洲，然后向其他大陆扩散，那么其他地方在这期间积累起来的优势都会被一扫而光，从而使非洲人取得新的领先优势。而且，人类遗传的多样性以非洲为最高；也许更多样的人类集体会带来更多样的发明创造。

    不过，我们的这位考古学家那时可能会想：就本书的论题来说，究竟什么是“领先优势”?我们切不可拘泥于这个与赛跑有关的比喻的字面意义。如果说，领先优势的意思就是在最初几个开路先锋的移民到达后人类大批居住于一个大陆所需要的时间，那么这个时间是比较短的：例如，在不到1000年的时间里就布满了甚至整个新大陆。如果说，你认为领先优势的意思就是适应当地条件所需要的时问，那么我承认．适应极端的环境的确需要时间；例如，在人类于北美的其余地方定居后还要花9000年时间才在北极附近地区定居下来。但是，一旦现代人的创造力得到发展，人们就能探索并很快适应其他大部分地区。

    例如，毛利人的祖先在到达新西兰后，他们显然花了几乎不到100年时问就发现了各种有价值的石材资源；又花了仅仅几百年时间就在世界上—些最高低不平的地区把恐鸟全部杀死；又花了仅仅几百年时间分化成一系列形形色色的社会，从沿海狩猎采集社会到进行新型粮食贮藏的农民社会。

    因此，我们的考古学家也许会在察看了美国后作出结论说，尽管非洲人拥有巨大的领先优势，但他们可能会在最多1000年内被最早的美洲人迎头赶上。从那以后，美洲的较大面积(比非洲的面积大5％)和大得多的环境多样性可能会使美洲土著获得对非洲人的优势。

    这位考古学家接着可能会转向欧亚大陆并作如下的推论。欧亚大陆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陆。除非洲外，它比任何其他大陆人类定居的时间部长。人类在100万年前才在欧亚大陆定居，面非洲在这之前很久就有人定居了。但这可能不说明任何问题，因为原人当时还处在一种相当原始的阶段。我们的考古学家可能会看一眼旧石器晚期西南欧的一片繁荣景象，那里有所有那些著名的艺术品和复杂的工具．然后他也许想要知道，当时的欧亚太陆是否已至少局部地取得了领先的优势。

    最后，这位考古学家可能会再转向澳大利亚／新几内亚．首先注意到它的面积很小(它是最小的一个大陆)，它的很大一部分是只能养活很少人的沙漠．这个大陆是与世隔绝的，人类在那里定居比在非洲和欧亚大陆都要晚。所有这一切可能会使这位考古学家预测到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缓慢发展。

    但是请不要忘记：澳大利亚人和新几内亚人是世界上最早发展水运工具的入。他们创作洞穴壁画显然至少和欧洲的克罗马努人一样早。乔纳森·金登和蒂姆·弗兰纳里指出，人类从亚洲大陆架岛屿到澳大利亚／新几内亚来定居，需要学会应付他们在印度尼西亚中部岛屿上碰到的那种新环境——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海洋资源、珊瑚礁和红树林的犬牙交错的海岸线。当这些移民渡过每个印度尼西亚岛屿和它东面的另一个岛屿之间的海峡时，他们又一次适应并布满了这个岛，接着再向下一个岛屿移民。这是一个迄今为止入口连续爆炸的、史无前例的黄金时代。也许，这种周而复始的移民、适应性变化和人口爆炸，是专为大跃进做准备的。大跃进在这里发生后，再向西传播回欧亚大陆和非洲。如果这个设想是正确的，那么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就是取得了一种巨大的领先优势，这种优势本来是可以在大跃进之后很久继续推动那里的人类发展的。

    因此，一个被送回到公元前11000年的观察者可能不会预测到哪个大陆上的人类社会会发展最快，但他可以提出充分的理由说明任何一个大陆都有这样的机会。当然，从事后来看，欧亚大陆就是这样的一个大陆。但结果表明，欧亚大陆社会发展较快的真实原因根本不是我们所虚构的公元前11000年时的考古学家所猜测的那种直接了当的原因。本书以下篇幅所要研究的就是去发现那些真正的原因。

[ 本帖最后由 我的梦我来圆 于 2009-7-13 20:13 编辑 ]

我的梦我来圆

继续来第二章！

我的梦我来圆

第二章 历史的自然实验
在新西兰以东500英里处的查塔姆群岛上，莫里奥里人的长达几个世纪的独立，于1835年在一片腥风血雨中宣告结束。那一年的11月19日，500个毛利人带着枪支、棍棒和斧头，乘坐一艘船来到了。接着在12月5日，又有一艘船运来了400个毛利人。一群群毛利人走过莫里奥里人的一个个定居点，宣布说莫里奥里人现在是他们的奴隶，并杀死那些表示反对的人。当时，如果莫里奥里人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是仍然可以打败毛利人的，因为毛利人在人数上以一比二处于劣势。然而，莫里奥里人具有一种和平解决争端的传统。他们在议事会上决定不进行反击，而是提出和平、友好和分享资源的建议。

    莫里奥里人还没有来得及发出那个建议，毛利人已开始了全面进攻。在以后的几天中，他们杀死了数以百计的莫里奥里人，把他们的许多尸体煮来吃，并把其余所有的人变为奴隶，在其后的几年中又把其中大多数人随心所欲地杀死。一个莫里奥里的幸存者回忆说，“(毛利人)开始杀我们，就像宰羊一样……(我们)都吓坏了，逃到溜木丛中，躲进地洞里，逃到任何可以躲避我们敌人的地方。但这都没有用；我们被发现了并被杀死——男人、女人和小孩，一古脑儿被杀死。。一个毛利人征服者解释说，“我们占领了……是按照我们的习俗，我们还捉住了所有的人。一个也没有逃掉。也有一些从我们手中逃走的，这些人我们抓住就杀，我们还杀了其他一些人——但那又怎么样呢?这符合我们的习俗。”

    莫里奥里人和毛利人之间这场冲突的残酷结果，本是不难预见的。莫里奥里人是一个很小的与世隔绝的族群，他们是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他们所学握的仅仅是最简单的技术和武器，对打仗毫无经验，也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和组织。毛利人人侵者(来自新西兰的北岛)来自人口稠密的农民，他们长期从事残酷的战争，装备有比较先进的技术和武器，并且在强有力的领导下进行活动。当这两个群体发生接触时，当然是毛利人屠杀莫里奥里人，而不是相反。

    莫里奥里人的悲剧与现代世界和古代世界的其他许多诸如此类的悲剧有相似之处，就是众多的装备优良的人去对付很少的装备低劣的对手。毛利人和莫里奥里人的这次冲突使人们了解到一个可怕事实，原来这两个群体是在不到1000年前从同一个老祖宗那里分化出来的。他们都是波利尼西亚人。现代毛利人是公元1000年左右移居新西兰的波利尼西亚农民的后代。

    在那以后不久，这些毛利人中又有一批移居查塔姆群岛，变成了莫里奥里人。在这两个群体分道扬镳后的几个世纪中，他们各自朝相反的方向演化，北岛毛利人发展出比较复杂的技术和政治组织，而莫里奥里人发展出来的技术和政治组织则比较简单。莫里奥里人回复到以前的狩猎采集生活，而北岛毛利人则转向更集约的农业。

    这种相反的演化道路注定了他们最后冲突的结果。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两个岛屿社会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的原因，我们也许就有了一个模式，用以了解各个大陆不同发展的更广泛的问题。

    莫里奥里人和毛利人的历史构成了一个短暂的小规模的自然实验，用以测试环境影响人类社会的程度。在你阅读整整一本书来研究大范围内的环境影响——过去13000年中环境对全世界人类社会的影响——之前，你也许有理由希望通过较小的试验来使自己确信这种影响确实是意义重大的。如果你是一个研究老鼠的实验科学家，你可能会做这样的实验：选择一个老鼠群体，把这些祖代老鼠分成若干组，分别关在具有不同环境的笼子里，等这些老鼠传下许多代之后再回来看看发生了什么情况。当然，这种有目的的实验不可能用于人类社会。科学家只能去寻找“自然实验”．因为根据这种实验，人类在过去也碰到了类似情况。

    这种实验在人类定居波利尼西亚时展开了。在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以东的太平洋上，有数以千计的星罗棋布的岛屿，它们在面积、孤立程度、高度、气候、生产力以及地质和生物资源方面都大不相同(图2．1)o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岛屿都是水运工具无法到达的地方。公元前1200年左右，一批来自新几内亚北面卑斯麦群岛的，从事农业、捕鱼和航海的人，终于成功地到达了其中的一些岛屿。在随后的几百年中，他们的子孙几乎已移居到太平洋中每一小块可以住人的陆地上来。这个过程大都在公元500年时完成，最后几个岛大约在公元1000年或其后不久有人定居。

    这样，就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存在巨大差异的各种岛屿环境中都有人定居下来，所有这些人都是同一群开山鼻祖的子孙后代。所有现代波利尼西亚人的最初祖先基本上都具有同样的文化、语言、技术和一批驯化的动植物。因此，波利尼西亚人的历史构成了—种自然实验，使我们能够研究人类的适应性问题，而不致由于不同移民的多次人口骤增所引起的常有的复杂情况而使我们无法去了解世界其他地方人类的适应作用。

    在这个中等规模的试验内．莫里奥里人的命运又构成了一个更小的试验。要追溯查塔姆群岛和新西兰的不同环境是如何不同地塑造了莫里奥里人和毛利人的，这容易做到。虽然最早在查塔姆群岛移民的毛利人祖先可能都是农民，但毛利人的热带作物不可能在查塔姆群岛的寒冷气候下生长，所以那些移民别无它法，只得重新回到狩猎采集生活。由于他们以狩猎采集为生，他们不能生产多余的农作物供重新分配和贮藏之用，所以他们无法养活不事狩猎的专门手艺人、军队、行政官员和首领。他们的猎物有海豹、有壳水生动物、巢居海鸟和鱼，这些猎物可以用手或棍棒来捕捉，不需要更复杂的技术。此外，查塔姆群岛都是一些比较小、比较偏远的岛屿，能够养活的总人口只有2000个左右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由于没有其他可以到达的岛屿用来移民，这些莫里奥里人只得留在查塔姆群岛，学会彼此和睦相处。他们通过宣布放弃战争来做到达一点，他们还通过阉割一些男婴来减少人口过剩的潜在冲突。其结果是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不好战的群体，他们的技术和武器简单粗陋，他们也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和组织。

    相比之下，新西兰的北部(比较温暖)是波利尼西亚的最大岛群，适宜于波利尼西亚的农业。留在新西兰的那些毛利人人数增加了，直到超过10万人。他们在局部地区形成了密集的人口，这些人长期从事与邻近居民的残酷战争。由于他们栽种的农作物有剩余并可用来贮藏，他们养活了一些专门的手艺人、首领和兼职士兵。他们需要并制作了各种各样的工具，有的用来栽种农作物，有的用来打仗，还有的用来搞艺术创作。他们建造了精致的用作举行仪式的建筑物和为数众多的城堡。

    就这样，莫里奥里人和毛利人由同一个祖先发展出来，但沿着十分不同的路线。由此产生的两个社会甚至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他们在许多世纪中，也许长达500年之久再也没有接触过。最后，一艘海豹捕猎船在前往新西兰途中到过查塔姆群岛，它给新西兰带来了关于这个群岛的消息，那里“有大量的海鱼和有壳水生动物；湖里到处是鳗鱼；它是喀拉喀浆果之乡……那里居民众多，但他们不借打仗，所以没有武器。”这个消息足以诱使900个毛利人乘船前往查塔姆群岛。这个结果清楚地表明了环境在很短时间内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技术、政治组织和战斗技巧。

    我已经提到，毛利人和莫里奥里人的冲突代表一个中等规模的试验内的一个小试验。关于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向题，我们能够从整个波利尼西亚学到些什么?关于波利尼西亚不同岛屿上的一些社会之间的差异，有哪些是需要予以解释的?

    从整体来看，波利尼西亚在环境状况方面显得比新西兰和查塔姆群岛范围广泛得多，虽然后者为波利尼西亚人的组织规定了一个极端(单纯目的)。波利尼西亚人的生存方式从查塔姆群岛上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到刀耕火种的农民，到生活在不管哪种人类社会都算得上人口密度最高的某些地区从事集约型粮食生产的人。波利尼西亚的粮食生产者在不同的时间里加强对猪、狗和鸡的饲养。他们组织劳动力去建设大型农业灌溉系统，围筑很大的池塘去养鱼。波利尼西亚社会的经济基础由或多或少自给自足的家庭构成，但有些岛上还扶持一些由兼职世袭的专门手艺人组成的行会。在社会组织方面，波利尼西亚人的社会范围很广，从相当平等的村落社会到某些属于世界上等级最严格的社会，无所不有。这后一种社会有许多按等级排列的家族，还有首领阶级和平民阶级，这些阶级的成员只在自己阶级的内部通婚。在政治组织方面，波利尼西亚群岛从划分为部落单位或村落单位的一个个地区，直到一些由多个岛屿组成的原型帝国，也无所不有。这些原型帝国建有常备军事机构，专门用来对付其他岛的入侵和用来进行征服战争。最后，至于波利尼西亚的物质文化，从只能生产个人用具到建造纪念性的石头建筑，情况也各不相同。对于所有这些差异又应怎样解释呢?

    在波利尼西亚群岛之间，至少有6种环境可变因素促成了波利尼西亚社会之间的这些差异：岛屿气候、地质类型、海洋资源、面积、地形的破碎和隔离程度。让我们逐一研究这些因素，然后再考虑它们对波利尼西亚社会的具体影响。

    波利尼西亚从靠近赤道的大多数岛屿上热带或亚热带的温暖，到新西兰大部分地区的不冷不热，以及查塔姆群岛和新西兰南岛南部地区的亚南极的寒冷，各种气候都有。夏威夷的大岛虽然地处北回归线以内，但也有高山，足以维持一些高山栖息地，山上偶尔也会降雪。雨量也因地而异，有些地方雨量创世界最高纪录(在新西兰的峡湾地和夏威夷考爱岛上阿拉凯沼泽)，有些岛上雨量只有上面的十分之一，这些地方干旱得只能勉强发展农业。

    岛屿地质类型包括环状珊瑚岛、隆起的石灰岩、火山岛、陆地碎块，以及这些类型的混合类型。在一个极端，无数的小岛，如土阿莫土群岛中的那些岛屿，是一些刚刚露出海面的低平环状珊瑚岛。还有一些更早的环状珊瑚岛，如亨德森岛和伦纳尔岛，已经大大高出海面，形成了隆起的石灰岩岛。达两种类型的环状珊瑚岛使人类移居碰到了难题，因为它们完全由石灰岩构成，没有其他石头，只有薄薄酌一层土壤，也没有长年不竭的淡水。在另一极端，波利尼西亚最大的岛屿是新西兰，它是一个从冈瓦纳大陆分离出来的古老的、具有地质多样性的陆块，上面有一系列矿物资源，包括可作商业开发的铁、煤、黄金和玉石。

    波利尼西亚的其他大多数大岛都是高出海面的火山，从来不是陆地的一部分，它们可能包括也可能不包括隆起的石灰岩地区。这些海洋火山岛虽然不具备新西兰的那种丰富多样的地质条件，但至少(从波利尼西亚人的观点看)耍比那些环状珊瑚岛稍胜一筹，因为它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火山石，其中有些非常适于打制石器。

    这些火山岛本身也各不相同。较高火山岛的海拔高度给山地带来了雨水，所以这些岛屿受到风雨的严重侵蚀，有很厚的土壤和长年不竭的溪流。例如，社会群岛、萨摩亚群岛、马克萨斯群岛，尤其是夏威夷群岛，情况都是如此，因为它们在波利尼西亚群岛中是山势最高的。在较低的岛屿中，汤加群岛和(在较小程度上的)复活节岛由于火山灰的缘故土壤也很肥沃，但它们没有夏威夷群岛上的那种大溪流。

    至于海洋资源，波利尼西亚群岛中的大多数岛屿都由浅水和礁石包围着，有许多上面还有泻湖。这里盛产鱼和有壳水生动物。然而，复活节岛、皮特凯恩岛和马克萨斯群岛的多岩石海岸和陡峭直下的洋底以及周围缺少珊瑚礁，使这里的海产少得多。

    面积是另一个明显的可变因素，从只有100英亩的阿努塔这个有永久性居民的与世隔绝的波利尼西亚最小岛屿，一直到103000平方英里的新西兰这个微型大陆，各种大小应有尽有。有些岛上可以住人的地带被山脊分隔成一些四面围着悬崖峭壁的山谷，其中以马克萨斯群岛最为显著，而另一些岛，如汤加群岛和复活节岛，则是由起伏平缓的地形构成，对行走往来不造成任何障碍。

    最后一个需要予以考虑的环境可变因素是隔离程度。复活节岛和查塔姆群岛面积很小，同其他岛屿又相距甚远，一旦开始有了移民，则那里所建立的社会就只能在与世界其余地区完全隔绝的状态下发展。新西兰、夏威夷和马克萨斯群岛也很偏远，但后两者在首次有了移民后确曾与其他群岛有过某种进一步的接触，而所有这三者又都是由许多岛屿组成，这些岛屿相距很近，有利于同一个群岛中各个岛屿之问的经常接触。波利尼西亚其他岛屿中的大多数与其他岛屿保持着或多或少的经常接触。尤其是，汤加群岛与斐济群岛、萨摩亚群岛和瓦利斯群岛咫尺相望，使各群岛之间可以定期航行，并最终使汤加征服了斐济。
在简短地考察了波利尼西亚各种不同的环境之后，现在让我们看一看这些不同是怎样影响被利尼西亚的社会的。生存是社会赖以产生的一个再恰当不过的方面，因为这个方面反过来又影响其他方面。

    波利尼西亚人赖以生存的手段五花八门：捕鱼，采集野生植物、捕捞海洋有壳动物和甲壳动物，猎捕陆栖鸟和繁殖季节的海鸟，以及生产粮食。波利尼西亚大多数岛屿原来都有一些大型的不会飞的鸟，它们是在没有食肉动物的情况下演化出来的，新西兰的恐鸟和夏威夷的不会飞的野鹅就是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虽然这些鸟是最早移民的重要的食物来源，在新西兰的南岛上尤其如此，但其中大多数在所有岛屿上很快灭绝了，因为它们很容易被迫捕到。繁殖季节的海鸟数目也很快减少，但在有些岛上，它们仍然是重要的食物来源。海洋资源对大多数岛屿来说都是意义重大的，但对复活节岛、皮特凯恩群岛和马克萨斯群岛来说却最不重要，因为那里的人主要依靠自己生产的食物为生。

    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曾带来3种驯化动物(猪、鸡和狗)，从那以后，在波利尼西亚范围内就再也没有驯养过任何其他动物。许多岛上仍然饲养着所有这3种动物，但那些比较孤立的波利尼西亚岛屿总要缺少一两种，达或许是由于用独木舟运送的家畜在移民的长时间的水上航行中没能存活下来，或许是由于家畜在岛上灭绝后无法迅速从外面得到补充。例如，与世隔绝的新西兰最后只剩下了狗；复活节岛和提科皮亚岛只剩下了鸡。由于无法到达珊瑚礁或海产丰富的浅水区，同时也由于陆栖鸟迅速灭绝，复活节岛上的居民转而建造鸡舍，进行集约化的家禽饲养。

    然而，这3种驯养的动物最多也只能供人们偶尔吃上几顿。波利尼西亚人的食物生产主要依靠农业，而在亚南极纬度地区是不可能有农业的，因为波利尼西亚的所有作物都是热带作物．当初在波利尼西亚以外的地方驯化，后来被移民带了进来。查塔姆群岛和新西兰南岛寒冷的南部地区的移民，因此不得不放弃他们的祖先在过去几千年中发展起来的农业遗产而再次成为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

    波利尼西亚其余岛屿上的人也从事农业，主要是旱地作物(特别是芋艿、薯蓣和甘薯)、灌溉作物(主要是芋艿)和木本作物(如面包果、香蕉和椰子)。这几种作物的产量及其相对重要性在不同的岛上是相当不同的，这是由环境决定的。人口密度在亨德森岛、伦纳尔岛和环状珊瑚岛上是最低的．因为那里土壤贫瘠，淡水有限。在气候温和的新西兰，人口密度也很低，因为那里对某些波利尼西亚作物来说过于寒冷。这些岛上和其他一些岛上的波利尼西亚人，从事一种非集约型的、轮肯的、刀耕火种的农业。

    其他一些岛屿虽然土壤肥沃，但因高度不够而没有长年不竭的大溪流，因此也就没有港溉之利。这些岛上的居民发展了集约型的旱地农业，这需要投入很大劳动力来修筑梯田，用覆盖料覆盖地面，进行轮作，减少或取消休耕期，以及养护林场。早地农业在复活节岛、小小的阿努塔岛和低平的汤加岛尤其多产，这些地方的波利尼西亚人把他们的大部分土地专门用来种植粮食作物。

    波利尼西亚的最多产农业是在水浇地里种植芋艿。在人口较多的热带岛屿中，汤加因其海拔低从而缺少河流而排除了这一选择。在夏威夷群岛最西端的考爱岛、瓦胡岛和莫洛凯岛，灌溉农业达到了顶峰，因为这些岛屿面积较大而又潮湿，不但有长年不竭的大溪流，而且还有可以用来从事建筑工程的众多人口。夏威夷用强征劳动力修建了浇灌芋艿田的复杂的灌溉系统，使每英亩芋艿产量达到24吨，是整个波利尼西亚农作物的最高产量。这些产量反过来又支援了集约型的养猪事业。在利用大规模劳动从事水产养殖方面，夏威夷在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也是独一无二的，那就是它修建了一些大型鱼塘来放养遮目鱼和缁鱼。

    由于在生存方面所有这些与环境有关的差异，人口密度(按每平方英里可耕地上的人数来测算)在整个波利尼西亚也差异很大。人口密度低的是查塔姆群岛(每平方英里仅5人)和新西兰南岛上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还有新西兰其余地区的农民(每平方英里28人)。相形之下，许多从事集约型农业的岛屿的人口密度则超过每平方英里120人。汤加、萨摩亚和社会群岛达到每平方英里210-250人，夏威夷则达到每平方英里300人。阿努塔这个高地岛则达到了人口密度的另一极端，即每平方英里1100人，岛上的人把所有陆地都改作集约型粮食生产之用，从而在这个岛的100英亩土地上挤进了160个人，使自己挤身于世界密度最大的自给自足的人口之列。阿努塔的人口密度超过了现代荷兰，甚至和孟加拉国不相上下。

    人口的多少是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的人数)和面积(平方英里)的乘积。相关的面积并不就是一个岛的面积，而是一个行政单位的面积，这个单位可以大于也可以小于一个岛。一方面，一些彼此靠近的岛可以组成一个行政单位。另一方面，一个高低不平的大岛则分成许多个独立的行政单位。因此，行政单位的面积不但因一个岛的面积大小面异，面且也会因该岛的地形破碎和隔离程度而有所不同。

    对于一些孤立的小岛来说，如果不存在影响岛内交往的巨大障碍，那么整个岛就是一个行政单位——例如有160人的阿努塔岛。有许多较大的岛在行政上却从来没有统一过，这是否是因为这些岛上的人口组成或是每群只有几十人的一群群分散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查塔姆群岛和新西兰南岛的南部)，或是相距甚远、分散居住的农民(新西兰的其余地区)，或是生活在人口密集但无法实现行政统一的崎呕不平地区的农民。例如，在邻近的马克萨斯群岛上四面峭壁的山谷中牛活的人要通过海路来互相交往；每个山谷就是一个由几千居民组成的独立的行政实体，而马克萨斯群岛中大多数单独的大岛仍然分成许多这样的实体。

    汤加群岛、萨摩亚群岛、社会群岛和夏威夷群岛的地形使岛内得以实现行政统一，产生了由一万人或更多人(在夏威夷群岛中的一些大岛上超过3万人)组成的行政单位。汤加群岛中各岛之间的距离，以及汤加群岛与邻近群岛之间的距离，都不算太大，所以能够最后建立了一个包含4万人的多岛帝国。这样，波利尼西亚的行政单位从几十个人到40000人，各种大小都有。

    一个行政单位人口的多少，与其影响波利尼西亚人的技术及经济、社会和政治组织的人口密度互相作用。一般地说，人口越多，人口密度越高，技术和组织就越复杂，专业程度就越高，其原因我们将在以后的几章里详细研究。简言之，人口密度高时，只有一部分人最后成为农民，但他们被调动起来去专门从事集约型的粮食生产，从生产出剩余粮食去养活非生产者。能够调动农民的非生产者包括首领、神职人员、官员和战士。最大的行政单位能够调集大批劳动力来修建进一步加强粮食生产的灌溉系统和鱼塘。这方面的发展在汤加、萨摩亚和社会群岛尤其明显，因为这些地方土壤肥沃，人口稠密，而且按照波利尼西亚的标准也有适当大小的面积。这种趋势在夏威夷群岛发展到了顶点，这个群岛包括波利尼西亚最大的热带岛屿，那里人口密度高，土地面积大，这就意味着有很大一批劳动力可能供各个首领驱使。

    在波利尼西亚社会中，与不同的人口密度和人口多少相联系的差异有以下几个方面。在人口密度低(如查塔姆群岛上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人数少(小环状珊瑚岛)、或人口密度低同时人数也少的—些岛屿上，经济仍然是最简单的。在这些社会中，每个家庭生产它所需要的东西；很少有或根本不存在经济的专业化。专业化在一些面积较大、人口密度较高的岛屿上发展起来，在萨摩亚、社会群岛、尤其是汤加和夏威夷达到了顶峰。汤加群岛和夏威夷群岛扶持兼职的世袭专门手艺人，包括独木舟建造者、航海者、石匠、捕鸟人和给人文身者。

    社会的复杂程度也同样存在着差异。查塔姆群岛和环状珊瑚岛仍然是最简单、最平等的社会。虽然这些岛屿保留了波利尼西亚人原来的设立首领的传统，但他们的首领的穿着很少有或根本看不出有什么特异之处，他们和平民一样居住的是普通的茅屋，他们也和其他每一个人一样自己种粮食或捕捉食物来吃。在一些人口密度高、没有大行政单位的岛屿上，社会差别扩大了，首领的权力也增加了，这一现象在汤加和社会群岛尤为明显。

    社会的复杂程度在夏威夷群岛达到了极点，那里有首领血统的人被分为8个等级森严的家族。这些家族的成员不与平民通婚，而只在家族内部通婚，有时甚至在同胞兄弟姊妹之间或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兄弟姊妹之间通婚。在高高在上的首领面前．平民必须倒地膜拜。首领家族的所有成员、官员和一些专门手艺人则被免除生产粮食的劳动。

    政治组织也遵循同样的趋势。在查塔姆群岛和环状珊瑚岛，首领可以掌握的资源不多，决定也是通过全体讨论作出的，土地所有权属于整个社区，而不属于首领。比较大的、人口比较密集的行政单位把更多的权力集中在首领手中。在汤加和夏威夷，政治的复杂程度最高，世袭首领的权力接近十世界上其他地方国王的权力，土地也由首领掌握，而不是由平民掌握。首领任命官员做代理人，利用他们向平民征用粮食，同时征召平民从事大型建筑工程的劳动，这些工程项目因岛而异：在夏威夷是灌溉工程和鱼塘，在马克萨斯群岛是舞蹈和宴会中心，在汤加是首领的陵墓，在夏威夷、社会群岛和复活节岛是庙宇。

    当欧洲人于18世纪到达时，汤加的首领管辖区或国家业已成了一个由各群岛组成的帝国。由于汤加群岛本身在地理上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且包含几个地形完整的大岛，所以每一个岛都在一个首领统治下统一起来；接着，汤加的最大岛屿(汤加塔布岛)的世袭首领们统一了整个群岛，并最后征服了该群岛以外的一些岛屿，最远的达500英里。他们与斐济和萨摩亚进行远距离定期贸易，在斐济建立汤加的殖民地，并开始劫掠和征服斐济的一些地区。对这个海洋原型帝国的征服和管理，都是靠每只最多可载150人的大独木舟组成的海军来实现的。

    同汤加一样，夏威夷也是一个行政实体，它包含几个人口众多的岛屿，但由于它的极其孤立的地理位置，它只是一个局限在一个群岛中的行政实体。当欧洲人于1778年“发现”夏威夷时，行政统一已在夏威夷的每一个岛的内部产生，而岛与岛之间的某种行政联合也已开始。最大的4个岛——大岛(狭义的夏威夷)、毛伊岛、瓦胡岛和考爱岛——仍然是独立的，它们控制着(或互相耍弄手腕团谋控制)较小的岛屿(拉奈岛、莫洛凯岛、卡胡拉韦岛和尼豪岛)。在欧洲人到达后，大岛国王卡米哈米哈一世购买欧洲的枪支和船只，迅速着手那几个最大岛屿的合并工作，以便首先入侵和征服毛伊岛，然后是瓦胡岛。卡米哈米哈随即又推备入侵夏威夷最后一个独立的岛屿——考爱岛，考爱岛的首领最后通过谈判与他达成了协议，从而完成了这个群岛的统一。

    波利尼西亚各社会之间的其余一些需要予以考虑的差异，涉及工具与物质文化的其他方面。能否获得新材料的各种不同情况．对物质文化产生了明显的限制。一个极端是亨德森岛。这是一个高出海面的古老的珊瑚礁，除了石灰岩没有别的石头。它的居民竞然沦落到用巨大的蛤壳来做扁斧。在另一个极端，新西兰这个微型大陆上的毛利人则可以得到一系列原料，因而在利用玉石方面特别出名。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波利尼西亚的一些海洋火山岛，这些岛上虽然没有花岗岩、燧石和其他一些大陆岩石，但它们至少有火山岩，波利尼西亚人可以把它做成用来开荒种地的磨光石斧。

    至于人工制品的种类，查塔姆群岛的岛民们除了用来杀死海豹、鸟和龙虾的手持棍棒外，几乎再不需要其他东西。其他大多数岛民则制造了大量的形形色色的鱼钩、扁斧、首饰和其他物品。在环状珊瑚岛上，例如在查塔姆群岛上，这些人工制品都很小，也比较简单，为个人所制造，也为个人所拥有，而建筑物也只是一些简单的茅屋。一些面积大而又人口密度高的岛屿则供养着一些专门手艺人，他们为首领制作了一系列令人羡慕的物品——例如羽毛斗篷，那是专门为首领们做的，需要用成千上万根鸟羽。

    波利尼西亚的最大产品要算几个岛上的巨型石头建筑——复活节岛上著名的雕像、汤加首领的陵墓、马克萨斯群岛上的举行仪式的平台以及夏威夷和社会群岛上的庙宇。波利尼西亚的这种纪念性建筑的演进方向，显然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墨西哥和秘鲁这些地方的金字塔相同。当然，波利尼西亚的这些建筑在规模上不及那些金字塔，但那只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埃及法老能够从多得多的人口中征调劳动力，而这是波利尼西亚的任何一个岛屿上的首领所无法做到的。即便如此，复活节岛的岛民们仍设法竖立起一些30吨重的雕像——对于一个只有7000人的岛屿来说，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因为这些人除了自己的一身肌肉外，没有任何其他动力来源。

    因此，波利尼西亚的岛屿社会在其经济专业化、社会复杂程度、政治组织以及物质产品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与人口的数量和密度的差异有关，又与岛屿的面积、地形破碎程度和隔离程度有关，也与维持生存和加强粮食生产的机会有关。波利尼西亚各社会之间的所有这些差异，都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和世界上一个不太大的地方逐步形成的，这些都是具有同一个祖先的社会里所发生的与环境有关的差异。波利尼西亚内部的这种种文化差异，基本上也就是世界上其他每一个地方所出现的那些差异。

    当然，在世界其余地区的差异程度，要远远超过波利尼西亚群岛内的差异程度。虽然现代大陆民族也包括像波利尼西亚人那样的依靠石器的族群，但南美洲也产生了一些熟练使用贵金属的社会，而欧亚大陆的人和非洲人又进而利用铁器，这些发展阶段都不可能在波利尼西亚得到实现，因为除新西兰外，波利尼西亚没有一个岛有重要的金属矿床。甚至在波利尼西亚有人定居前，欧亚大陆已有了一些成熟的帝国，南美洲和中美洲在晚些时候也出现了帝国，而波利尼西亚这时才刚刚有了两个原型帝国，其中的一个(夏威夷)只是在欧洲人到达后才和另一个联合起来。欧亚大陆和中美洲有了本地的文字，而文字却没有在波利尼西亚出现，也许复活节岛是个例外，然而无论如何，那里的神秘文字可能出现在岛民与欧洲人发生接触之后。

    这就是说，关于全世界人类社会的差异性问题，波利尼西亚给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剖面，而不是全貌。这并不使我们感到意外，因为波利尼西亚给我们看到的只是全世界地理差异性的一个小小的剖面而已。此外，由于在人类历史上波利尼西亚的拓殖时间很晚，即使是历史最悠久的波利尼西亚社会，其发展时间也只有3200年，而即使是最后拓殖的大陆(美洲)，其社会至少也有13000年的历史。如果再给汤加和夏威夷几千年时间，它们也会达到成熟帝国的水平，彼此为争夺对太平洋的控制权而战斗，用本土发展起来的文字来管理它们的帝国，而新西兰的毛利人也许会在他们用玉石和其他材料制作的全套作品外再加上铜器和铁器。

    总之，关于现存人类社会的与环境有关的差异性问题，波利尼西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例证。但我们只能因此而知道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因为它在波利尼西亚就曾发生过。这在所有大陆上是不是也发生过呢?如果发生过，那么造成这些大陆的差异性的环境差异是什么?这些差异所产生的结果又是什么?

我的梦我来圆

解决办法涉及另一种难以觉察的变化。许多植物的突变影响到其自身的繁殖系统。有些产生突变的个体甚至不需要授粉就可以结出果实来，其结果就使我们有了无子的香蕉、葡萄、柑桔和菠萝。有些产生突变的雄雄同株植物失去了它们的自交不亲和性，而变得能够自花受精——许多果树，如李、桃、苹果、杏和樱桃就是这一过程的例证。有些产生突变的葡萄通常都是雌雄异体，但也会变成自花受精的雌雄同株。古代的农民虽然还不懂得植物繁殖生物学，但仍然用所有这些办法最后得到了一些有用的作物，这些作物能够繁殖纯种，因而值得去重新种植，而不是那些本来被看好的突变体，它们的后代则因为毫无价值而湮没无闻。

    因此，农民就是从一些特有的植物中进行选择，他们选择所根据的标准，不但有大小和味道这些看得见的品质，而且还有诸如种子传播机制、发芽抑制和繁殖生物学这些看不见的特点。结果，不同的植物由于十分不同的或甚至相反的特点而得到选择。有些植物(如向日葵)由于大得多的种子而得到选择，而另一些植物(如香蕉)则由于种子小或没有种子而得到选择。选择生菜则取其茂盛的叶子而舍其种子或果实；选择小麦和向日葵则取其种子而舍其叶；选择南瓜则取其果实而舍其叶。特别有意思的是，由于不同的目的，对于一种野生植物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从而产生了外观十分不同的作物。甜菜在巴比伦时代即已有种植，不过那时种植甜菜是为了它们的叶(如叫做牛皮菜的现代甜菜品种)，后来再种植则是为了它们可吃的根，最后(在18世纪)则是为了它们所含的糖份(糖用甜菜)。最早的卷心莱可能原本是为了它们的含油种子而被种植的，后来经过甚至更大的分化，对它们也就有了不同的选择；有的选择了叶(现代的卷心菜和羽衣甘蓝)，有的选择了茎(撇蓝)，有的选择了芽(袍子甘蓝)，有的选择了花芽(花椰菜和花茎甘蓝)。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野生植物由于农民有意无意的选择而变成了作物的问题。就是说，农民开始时选择了某些植物个体的种子，带回来种在自家的园子里，然后每年都挑选一些后代的种子，再在下一年种在园子里。但这种变化的很大一部分也由于植物的自我选择而受到了影响。达尔文所说的“自然选择”指的是一个物种的某些个体在自然条件下比同一物种中与之竞争的个体可以生存得更好与(或)繁殖得更成功。实际上，是差别生存状况和繁殖状况的自然过程作出了这种选择。如果条件改变了，术同种类的个体有可能生存或繁殖得更好，从而“被自然所选择”，其结果就是这个种群经历了演化改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英国飞蛾工业黑化现象的发展：在19世纪，随着环境变得更脏，颜色深的飞蛾比颜色浅的飞蛾更为普通，因为栖息在深暗肮脏的树上的深色飞蛾．相形之下比浅色飞蛾更有可能逃脱捕食者的注意。

    与工业革命改变了飞蛾的环境几乎一样，农业耕作也改变了植物的环境。经过松土、施肥、浇水和除草的园地所提供的生长环境，完全不同于山坡上干燥、未施肥的园地。植物在驯化中所产生的许多变化都来自此类条件的变化，因此也就有了那些处于有利条件的植物品种的变化。例如，如果农民在园子里播下的种子密密麻麻，那么在种子之间就会产生剧烈的竞争。大的种子可以利用良好的条件迅速生长，此时它们所处的地位就比小的种子有利，因为小的种子先前是长在干燥、未施肥的山坡上的，而那里种子比较稀少，竞争也不那么激剧，所以只有生长在那样的地方才对它们有利。植物本身之间这种持续的竞争，对于获得较大的种子和野生植物变成古代作物期间逐步形成的其他许多变化，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就植物的驯化来说，有些植物在很久以前就驯化了，有些直到中世纪才驯化，而还有一些野生植物竞然不受我们所有活动的影响。这方面的巨大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不同作物在西南亚新月沃地发展的固定顺序来推断出许多答案。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新月沃地最早的作物，如小麦、大麦和豌豆，大约是在1万年前驯化的．它们都起源于呈现许多优势的野生祖先。它们已经可以食用，而且在野生状态下产量很高。它们很容易生长，只要播种或栽植就行了。它们生长迅速，播种后不消几个月就可收获了。对于仍然处于流浪的猎人和定居的村民之间的早期农民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优点。它们很容易贮藏，这和后来的许多作物如草莓和生菜不同。它们大都是自花传粉：就是说，各种作物都是自己给自己传授花粉，把它们自己的合意的基因毫无改变地传递下去，而不必向其他的对人类不大有用的品种进行杂交。最后，为了转化为作物，它们的野生祖先很少需要在基因方面产生什么变化——例如，就小麦来说，只要产生使麦粒不脱落和迅速而均匀的发芽的突变就行了。

    作物培育的下—阶段包括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驯化的最早的果树和坚果树，其中有橄榄树、无花果树、枣树、石榴树和葡萄藤。同谷物和豆科植物相比，它们的缺点是种植后至少要3年才开始结实，而达到盛产期则要等到10年之后。因此，只有那些已完全过上了定居的乡村生活的人，才有可能种植这些作物。然而，这些早期的果树和坚果树仍然是最容易栽种的作物。和后来驯化的树木不同，它们可以用插枝甚或播种的办法来直接栽种。插枝还有一个好处：一旦古代农民发现或培育了一棵多产的果树，他们可以确信，这棵树的所有后代可以长得和它一模一样。

    第三阶段涉及—些栽培起来难得多的果树，包括苹果、梨、李和樱桃。这些树不能靠插枝来种植。用种子来种也是白费力气，因为即使是其中优秀品种的后代也十分易变、所结的果实也多半没有价值。这些树要靠困难的嫁接技术来种植，而这个技术在中国农业开始后很久才发展起来。即使你懂得嫁接的原理，嫁接也仍然是—项困难的工作。不仅如此，这原理本身也只有通过有意识的实验才能发现。发明嫁接这种事情，大概不再是什么一个流浪者在某个排泄处方便，后来在返回时惊喜地发现那里竟因此而长出了结有甘甜水果的树来。

    许多在晚近阶段发展起来的果树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它们的野生祖先完全不是自花传粉。它们必须由属于同一品种但产生遗传变异的另一植物进行异花传粉。因此，早期的农民要么必须去找到不需要异花传粉的果树，要么必须有意识地去种植不同的遗传品种或同一果园中附近的雄性和雌性个体。所有这些问题把苹果、梨、李和樱桃的驯化时间一直推迟到古典时期前后。然而，大约与此同时，还有一批在晚近出现的驯化植物却得来全不费功夫，它们本来都是长在有意栽培的作物地里的杂草之类的野生植物。原本是杂草的作物包括黑麦、燕麦、芜菁、萝卜、甜菜、韭葱和生菜。

    虽然我刚才详细介绍的一系列作物适用于新月沃地，但部分类似的一系列作物也出现在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新月沃地的小麦和大麦是被称之为谷物(禾本科)的那类作物的代表，而新月沃地的豌豆和兵豆则是豆类(属豆科，包括大豆)的代表。谷类作物的优点是生长快，碳水化合物含量高，每公顷耕地可产1吨食物。因此，今天的谷物占人类消耗的全部卡路里的半数以上，并包括现代世界上12种主要作物中的5种(小麦、玉米、稻米、大麦和高粱)。许多谷类作物蛋白质含量低，但这一缺陷可以由豆类来弥补，因为豆类的蛋白质通常达25%(大豆为38％)。因此，谷物和豆类一起为均衡饮食提供了许多必不可少的成分。

    正如表7．1扼要说明的那样，当地谷物和豆类组合的驯化，标志着许多地区粮食生产的开始。最为人熟知的例子，是新月沃地的小麦和大麦与豌豆和兵豆的组合，中美洲的玉米与几种豆类的组合，以及中国的稻米和小米与大豆和其他豆类的组合。不大为人所知的是非洲高粱、非洲稻米和珍珠稗与豇豆和野豆的组合，以及安第斯山脉的非谷类的昆诺阿藜与几种豆类的组合。

    表7．1同时表明，为获得纤维在新月沃地曾对亚麻进行过早期驯化，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大麻、4种棉花、丝兰和龙舌兰在不同时期为中国、中美洲、印度、埃塞俄比亚、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和南美洲提供了制绳和织布的纤维，在这些地区的几个地方，还用驯化动物的绒毛作为补充。在早期粮食生产的这些中心中，只有美国东部和新几内亚仍然没有纤维作物。

    同这些类似之处相比，全世界的粮食生产体系中也存在着某些重大的差异。其中的一个差异是：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农业开始涉及种子撒播和农田单作以及最后用牲畜犁地等问题。就是说，用手把种子一把把撒下去，从而使整块田因而只种一种作物。一旦牛、马和其他大型哺乳动物得到驯化，它们就被套上了犁，于是农田就由畜力来耕作。然而，在新大陆还没有驯化过任何可以套上犁头的动物。相反，在那里耕地始终是用手持的棍棒或锄头，而种子也是用手一颗颗种下去，而不是满把的撒播。因此，新大陆的大部分园地都是许多作物混种在一起，而不是单作。

    表7．1古代世界各地早期主要作物类型举例

地区        谷物           豆类        纤维      根与块茎       瓜类
新月沃地    二粒小麦      豌豆、兵豆   亚麻                     甜瓜
            单粒小麦 大麦  鹰嘴豆


中国       粟、稷、稻米   大豆绿豆     大麻                     [甜瓜]


中美洲     玉米           菜豆         棉花丝兰   豆薯           南瓜类
                                       龙舌兰


安第斯山   昆诺阿藜      菜豆利马豆     棉花 木薯、甘薯、马铃薯南瓜类
（含亚马孙地区）              花生             园齿酢浆草


西非  高粱、非洲稻米、珍珠稗 豇豆野豆  棉花    非洲薯蓣         西瓜、葫芦
（含萨赫勒地带）


印度    [麦、稻、小米、高粱] 风信子豆  棉花 亚麻                 黄瓜
                             黑绿豆绿豆


埃塞俄比亚 画眉草、小米    [豌豆、兵豆]             菊芋         南瓜类
           [稻、麦]


新几内亚   甘蔗                                薯蓣、芋艿


    本表作物共5类，来自世界不同地区早期农业遗址。方括号中为最早在其他地方驯化的作物。从外地引进的或只是在后来才变得重要的作物从略，如非洲的香蕉．美国东部的玉米和豆类作物．以及新几内亚的甘薯。。棉花为棉花属中的 4个种，每一个均为世界特定地区的当地土生植物；南瓜类植物为葫芦属厩中的5个种。请注意：谷物、豆类和纤维作物标志着大多数地区农业的开始，但根用作物、块茎作物在开始阶段在某些地区才具有重要性。

    农业体系中的另一个重大差异涉及卡路里和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在许多地区，这方向的主要来源是谷物。小过，在另一些地区，谷物的这一任务被根和块茎接管了或分担了，显然根和块茎在古代的新月沃地和中国是无关紧要的。在赤道南美洲主食是木薯和甘薯，在安第斯山脉是马铃要和圆齿酢浆草的块茎，在非洲是非洲薯蓣，在东南亚和新几内亚是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薯蓣和芋艿。树生作物主要的有香蕉和面包果，它们也是东南业和新几内亚的富含碳水化合物的主食。

    因此，到了罗马时代，今天的几乎所有作物都已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得到驯化。正如我们还将在家畜方面看到的那样(第九章)，古代的狩猎采集族群非常熟悉当地的野生植物，而古代的农民显然也已发现并驯化了几乎所有值得驯化的动物。当然，中古的僧侣确已开始栽培草莓和树莓，而现代的培育植物的人仍在改良古代的作物，并已增加一些新的次要作物，主要是一些浆果(如乌饭树的蓝色浆果、越桔和猕猴桃)和坚果(澳洲坚果、美洲山核桃和腰果)。但和古代的一些主食如小麦、玉米和稻米相比，这些新添的现代作物始终只具有不太大的重要性。

    不过，在我们所列举的关于驯化成功的例子中仍然缺乏许多野生植物。尽管它们具有食用价值，但我们却不曾成功地驯化它们。在我们驯化失败的这些例子中，引人注目的是橡树。橡实不但是欧洲农民在荒年作物歉收时的应急食物，而且也是加利福尼亚和美国东部的印第安人的主食。橡实具有营养价值，含有丰富的淀粉和油。和许多在其他方面可以食用的野生食物一样，大多数橡实含有味苦的丹宁酸，但爱吃橡实的人学会了用处理杏仁和其他野生植物中味苦的化学物质的同样办法来处理丹宁酸：或者用研磨和过滤来去掉丹宁酸，或者只从丹宁酸含量低的偶然产生突变的橡树上收获橡实。

    为什么我们不能驯化像橡实这样宝贵的粮食来源呢?为什么我们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去驯化草莓和树莓7对那些植物的驯化，即使是掌握了像嫁接这样困难的技术的古代农民也会束手无策，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橡树有3个不利因素。首先，它们生长缓慢，可能使大多数农民失去耐心。小麦种下去不消几个月就可得到收成；杏仁种下去3、4年后就可长成能够结果实的树；但种下—颗橡实可能在1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不会有什么收益。其次，橡树所结的坚果无论是大小还是味道都适于松鼠，而我们都见到过松鼠埋藏、挖掘和吃橡实的情景。如果偶尔有一颗橡实松鼠忘记把它挖出，那么这颗核实就可长出橡树来。有数以10亿计的松鼠，每一只松鼠每一年把数以百计的橡实传播到几乎任何一个适于橡树生长的地方。这样，我们人类就不可能为我们所需要的橡实去选择橡树。橡树生长缓慢和松鼠行动迅速这些问题大概也说明了为什么山毛榉和山核桃树同样未能驯化的原因，虽然欧洲人和美洲土著分别对这两种树种大量地加以利用以获得它们的坚果。

    最后，杏仁和橡实的最重要差异也许是：杏仁的苦味由单一的优势基因所控制，而橡实的苦味似乎由许多基因所控制。如果古代农民栽种了偶然产生不苦的突变的杏仁或橡实，那么根据遗传规律，如果是巴旦杏树，结果，长成的树上的杏仁有一半可能也是不苦的．而如果是橡树，则几乎所有橡实可能仍然是苦的。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任何想要种橡实的农民的热情荡然无存，尽管他们已经赶走了松鼠并且保持耐心。

    至于草莓和树莓，我们在与鸫和其他吃浆果的鸟儿的竞争中遇到了同样的困难。是的，罗马人的确在他们的园子里照料过野草莓。但是，由于千百万只欧洲鸫把野草莓的种子排泄在每一个可能的地方(包括罗马人的园子里)，所以草莓始终是鸫想要吃的小浆果，而不是人想要吃的大浆果。由于近来保护网和温室的发展，我们才终于能够把鸫打败，并根据我们自己的标推来重新设计草莓和树莓。

    因此，我们已经看到．超市上的大草莓和野生的小草莓之间的差异只是一个例子，用来说明把人工培育的植物与其野生祖先区别开来的许多特征。这些差异首先来自野生植物本身之间的自然变异。有些变异，如浆果的大小和坚果的苦味的变异，可能很快就被古代的农民注意到了。其他变异，如种子传播机制或种子休眠方面的变异，在现代植物学兴起之前，可能并未被人类认出来。但是，不管古代旅行者对可食用的野生植物的选择是否依赖于自觉的或不自觉的选择标准，由此而产生的野生植物向作物的演化起先总是一种无意识的过程。这是我们对野生植物个体进行选择的必然结果，是园子里各植物个体之间竞争的结果，而这种竞争所偏爱的个体和在野外得天独厚的个体是不同的。

    这就是为什么达尔文在他的伟大著作(物种起源)中并不是一开始就解释自然选择问题的原因。他的第一章反而详细说明了我们的驯化动植物是如何通过人类的人为选择而出现的。达尔文不是讨论我们通常认为和他联系在一起的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鸟类，而是一上来就讨论——农民是怎样培育出不同品种的醋栗的!他写道，“我已经看到园艺学著作中对园丁们在用这样差的材料取得这样了不起的成果方面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技术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惊奇；但这种技术是简单的，就其最后结果来说，对这一技术的采用也几乎是无意识的。它在于总是去培育最出名的品种，播下它的种子，然后当碰巧出现了一个稍好一点的品种时，再去选择它，就这样地进行下去。”通过人为选择来培育作物的这些原则仍然可以成为我们的关于物种起源通过自然选择的最可理解的模式。第八章 问题在苹果还是在印第安人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某些地区的人是怎样开始培育野生植物的。对于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在历史上的地位来说，这是重大的、难以预见其后果的一步。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我们原来的问题：为什么农业没有在一些肥沃的十分合适的地区，如加利福尼亚、欧洲、气候温和的澳大利亚以及非洲赤道以南地区独立地出现？而在农业独立出现的那些地区中，为什么有些地区的农业发展会比另一些地区早得多?

    这使我们想到了两个形成对比的解释：当地人的问题，或当地可以得到的野生植物的问题。一方面，也许地球上儿乎任何水分充足、气候温和的地区或热带地区，都有足够的适于驯化的野生植物物种；在这种情况下，对农业未能在其小某些地区发展起来的解释，可能在于这些地区的人的民族文化特点。另—方面，也许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广大的地区，至少有某些人可能已迅速接受了导致驯化的实验。因此，只有缺乏适当的野生植物，可以解释为什么粮食生产没有在某些地区发展起来。

    我们将在下—章看到，与此相对应的对大型野生哺乳动物的驯化问题，却证明比较容易解决，因为它们的种类比植物少很多。世界上只有大约148种大型野生哺乳类陆生食草动物或杂食动物，它们是可以被认为有可能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只有不多的因素能够决定某种哺乳动物是否适于驯化。因此，直截了当的办法就是去考察某一地区的大型哺乳动物．并分析一下某些地区缺乏对哺乳动物的驯化是否是由于不能得到合适的野生品种，而不是由于当地的人。

    把这种办法应用于植物可能要困难得多，因为植物的数量太大，光是会开花的野生植物就有20万种，它们在陆地植物中占据首要地位，并成为我们的几乎全部作物的来源。甚至在像加利福尼亚这样的限定地区内，我们也不可能指望把所有野生动物考察一遍，并评估—下其中有多少是可驯化的。不过，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看这个问题是怎样解决的。

    如果有人听说竟有那么多种开花植物，他的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这样：地球上既然有那么多种的野生植物，那么任何地区只要有足够好的气候，野生植物就必定十分丰富，足以为培育作物提供大量具有候选资格的植物品种。

    但是，如果真是那样，请考虑—下大多数野生植物都是不合适的，原因很明显：它们是木本植物，它们不出产任何可吃的果实，它的叶和根也是不能吃的。在这20万种野生植物中，只有几千种可供人类食用，只有几百种得到或多或少的驯化。即使在这几百种作物中，大多数作物只是对我们的饮食的次要的补充，光靠它们还不足以支持文明的兴起。仅仅十几种作物的产量，就占去了现代世界全部作物年产量总吨效的80％以上。这十几种了不起的作物是谷类中的小麦、玉米、稻米、大麦和高梁；豆类中的大豆；根或块茎中的马铃薯、木薯和甘薯；糖料作物中的甘蔗和糖用甜菜以及水果中的香蕉。光是谷类作物现在就占去了全世界人口所消费的卡路里的一半以上。由于世界上的主要作物如此之少，它们又都是在几千年前驯化的，所以世界上的许多地区根本就不曾有过任何具有显著潜力的本地野生植物，这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在现代没有能驯化甚至一种新的重要的粮食植物，这种情况表明，古代人也许真的探究了差不多所有有用的野生植物，并且驯化了所有值得驯化的野生植物。

    然而，世界上有些地方何以未能驯化野生植物．这个问题仍然难以解释。这方而最明显的例子是，有些植物在一个地区驯化了，却没有在另一地区驯化。因此，我们能够确信，的确有可能把野生植物培育成有用的作物，但同时也必须问一问：那个野生植物为什么在某些地区不能驯化?

    一个令人困惑的典型例子来非洲。重要的谷物高梁在非洲撒哈拉沙漠南沿的萨赫勒地带驯化了。南至非洲南部也有野生高梁存在，但无论是高梁还是任何其他植物，在非洲南部都没有人栽种．直到2000年前班固族农民才从赤道以北的非洲地区引进了一整批作物。为什么非洲南部的土著没有为自己去驯化高梁呢?

    同样令人困惑的是，人们未能驯化欧洲西部和北非的野生亚麻，也未能驯化巴尔干半岛南部的野生单粒小麦。既然这两种植物同属新月沃地最早的8大作物，它们也应该是所有野生植物中最容易驯化的两种植物。在它们随同整个粮食生产从新月沃地引进后，它们立即在新月沃地以外的这些野生产地被用来栽培。那么，这些边远地区的一些族群为什么不是早已主动地开始去种植它们呢?

    同样，新月沃地最早驯化的4种水果在远至东地中海以外地区都有野生产地，它们似乎最早在那里得到驯化：橄榄、葡萄和无花果往西出现在意大利、西班牙和西北非，而枣椰树则扩散到整个北非和阿拉伯半岛。这4种水果显然是所有野生水果中最容易驯化的。那么，为什么新月沃地的一些族群未能驯化它们，而只是在它们己在东地中海地区得到驯化并从那里作为作物引进之后才开始种植它们呢?

    其他一些引人注目的例子涉及这样一些野生植物：它们并没有在那些从未自发地出现粮食生产的地区得到驯化，虽然它们也有在其他地方得到驯化的近亲。例如，欧洲橄榄就是在东地中海地区驯化的。在热带非洲、非洲南部、亚洲南部和澳大利亚东部还有大约40种橄揽．其中有些还是欧洲橄榄的近亲，但没有一种得到驯化。同样，虽然有一种野苹果和野葡萄在欧亚大陆得到了驯化，但在北美洲还有许多有亲缘关系的野苹果和野葡萄，其中有些在现代已和来自欧亚大陆的野苹果和野葡萄进行了杂交，以改良这些作物的品种。那么，为什么美洲土著自己没有去驯化这些显然有用的苹果和葡萄呢?

  这种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但这种推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植物驯化不是什么要么狩猎采集族群去驯化一种植物，要么就继续过他们原来那种流浪生活的问题。假定只要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印第安人定居下来并栽培野苹果，那么北美洲的野苹果就的确会演化成为一种了不起的作物。但是，到处流浪的狩猎采集族群是不会抛弃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在村子里定居下来并开始照料苹果园的，除非还有其他许多可以驯化的动植物可以利用来使定居的从事粮食生产的生存方式能够与狩猎采集的生存方式一争高下。

    总之，我们怎样去评估某一地区整个植物群驯化的可能性?对于这些未能驯化北美洲苹果的印第安人来说，问题实际上是在印第安人还是在苹果’。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在独立的驯化中心中处于两个极端的3个地区。我们已经看到，其中一个地区就是新月沃地，它也许是世界上最早的粮食生产中心，也是现代世界主要作物中的几种作物以及几乎所有的主要驯化动物的发源地。另外两个地区是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这两个地区的确驯化过当地的作物，但这些作物品种很少，只有一种成为世界上的重要作物，而且由此产生的整个粮食也未能像在新月沃地那样帮助人类技术和行政组织的广泛发展。根据这个比较，我们不妨问一问：新月沃地的植物群和环境是否具有对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的植物群和环境的明显优势?

    人类历史的主要事实之一，是西南亚的那个叫做新月沃地的地区(因其在地图上的新月状高地而得名，见图8．1)在人类发展早期的重要性。那个地区似乎是包括城市、文字、帝国以及我们所说的文明(不论是福是祸)在内的一连串新情况发生的地方。而所有这些新情况之所以发生，都是由于有了稠密的人口，有了剩余粮食的贮存，以及可以养活不从事农业的专门人材，凡此种种之所以可能又都是由于出现了以作物栽培和牲口饲养为形式的粮食生产。粮食生产是新月沃地出现的那些重要新事物中的第一个新事物。因此，如果想要了解现代世界的由来，就必须认真对待这样的问题，即为什么新月沃地的驯化动植物使它获得了如此强大的领先优势。

    幸运的是，就农业的兴起而论，新月沃地显然是地球上研究得最为详尽和了解得最为透彻的地区。对在新月沃地或其邻近地区驯化的大多数作物来说，其野生祖先已经得到认定；野生祖先与作物的密切关系已经通过遗传和染色体的研究而得到证明；野生祖先的地理分布已经确知；野生祖先在驯化条件下所产生的种种变化已经得到确定井经常被人从单一基因角度去认识；这些变化可以从考古记录的连续堆积层中看到；而且驯化的大致地点和时间也已清楚。我不否认其他一些地区，主要是中国，也具有作为早期驯化地点的有利条件，但对新月沃地来说，这些有利条件和由此而来的作物的发展却可以得到更详细得多的说明。

    新月沃地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它地处所谓的地中海气候带内，这种气候的特点是冬季温和而湿润，夏季漫长、炎热而干燥。在这种气候下生长的植物必须能够熬过漫长的干燥季节，并在雨季来临时迅速恢复生长。新月沃地的许多植物，尤其是谷类和豆类植物，已经适应了当地的环境，从而变得对人类有用：它们是一年生植物，就是说这种植物本身会在干旱季节逐渐枯萎死去。

    由于只有一年的生命，一年生植物必然是矮小的草本植物。其中有许多把自己的很大一部分气力用来生产大籽粒的种子，种子在旱季休眠，并准备好在雨季到来时发芽。因此，一年生植物不会浪费气力去生长不可食用的木质部或纤维梗茎，就像乔木和灌木的枝干那样。但是许多大籽粒的种子，主要是一年生谷物和豆类的种子，是可以供人类食用的。它们构成了现代世界的12种主要作物中的6种。相比之下，如果你住在森林旁边并凭窗远眺，那么你所看到的植物往往都是乔木和灌木，其中大多数植物的枝干都是不能食用的，它们也很少把气力花在生产可供食用的种子上。当然，在气候湿润地区的森林里，有些树木的确产生了可供食用的大种子，但这些种子的适应能力还不能使它们度过漫长的旱季，因而不适合人类的长期贮藏。

    新月沃地植物群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新月沃地许多作物的野生祖先本就繁茂而高产，它们大片大片地出现，对于狩猎采集族群来说，其价值必定是显而易见的。植物学家们进行了一些试验性的研究，从天然的大片野生谷物中采集种子，就像1万多年前狩猎采集族群所做的那样。这些研究表明，每年每公顷可以收获近一吨的种子，只要花费一个大卡的劳力就可产生50个大卡的食物能量。新月沃地的有些狩猎采集族群在种子成熟的短暂时间里采集大量的野生植物，并把它们作为粮食贮存起来以备一年中其余时间之需，这样，他们甚至在开始栽培植物之前就己在永久性的衬庄里定居了下来。

    由于新月沃地的谷物在野生状态中即已如此多产，人工栽培几乎没有给它们带来别的什么变化。我们在前一章里已经讨论过，主要的变化——种子传播和发芽抑制方面自然机制的破坏——在人类开始把种子种到田里之后立即自动而迅速地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小麦和大麦作物的野生祖先，同这些作物本身在外观上如此相似，使我们对野生祖先的身份从来不会有任何怀疑。由于驯化如此容易，大籽粒的一年生植物就成为不仅在新月沃地而且也在中国和萨赫勒地带培育出来的最早的作物或最早的作物之一。

    请把小麦和大麦的这种迅速的演化同新大陆的首要谷类作物玉米的情况作一对比。玉米的可能祖先是一种叫做墨西哥类蜀黍的野生植物，它的种子和花的结构都和玉米不同，以致植物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在激烈争论它是否就是玉米的祖先。墨西哥类蜀黍作为食物的价值，可能没有给狩猎采集族群留下什么印象：它在野生状态下的产量不及野生小麦，它的种子也比最终从它演化出来的玉米少得多，而且它的种子外面还包着不能食用的硬壳。墨西哥类蜀黍要想成为一种有用的作物，就必须经历其生殖生物学的剧变，以大大增加种子的数量，并去掉种子外面的那些像石头一样的硬壳。考古学家们仍在激烈地争论，在美洲的作物发展过程中，古代的玉米棒究竟经过了多少个百年或千年才从一丁点儿大小发展到人的拇指那么大小，但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那就是后来又经过了几千年它们才达到现代这么大小。—边是小麦和大麦的直接价值，一边是墨西哥类蜀黍所引起的种种困难，这两者之间的悬殊差别也许就是新大陆人类社会和欧亚太陆人类社会的发展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新月沃地植物群的第三个有利条件是：雌雄同株自花传粉的植物比例很高——就是说，它们通常是自花传粉，但偶尔也有异花传粉的。请回想一下，大多数野生植物或者是定期进行异花传粉的雌雄同株，或是必然要依靠另一个体传授花粉的雄性和雌性个体。生殖生物学的这些事实使早期农民感到困惑，因为他们刚刚找到了种由突变产生的高产植物，它的后代可能因与其他植物杂交而失去其遗传优势。因此，大部分作物都来自少数野生植物。这些野生植物或者是通常自花传粉的雌雄同株，或者是靠无性繁殖来繁殖自己(例如，靠在遗传上复制亲代植物的根)。这样，新月沃地植物群中众多的雌雄同株自花传粉的植物就帮助了早期的农民，因为这意味着众多的野生植物群有了一种给人类带来方便的繁殖生物学。

    自花传粉植物也给早期的农民带来了方便，因为这些植物偶尔也会异花传粉，从而产生了可供选择的新的植物品种。这种偶尔的异花传粉现象不仅发生在同种的一些个体之间，而且也发生在有亲缘关系的品种之间以产生种间杂种。新月沃地的自花传粉植物中的—个这样的杂种——面包小麦已经成为现代世界最有价值的作物。

    已在新月沃地驯化的最早的8种重要的作物，全都是自花传粉植物。其中3种是自花传粉的谷类作物——单粒小麦、二粒小麦和大麦，小麦具有额外的优势，即蛋白质含量高达8％一14％。相形之下，东亚和新大陆的最重要的谷类作物——分别为稻米和玉米——蛋白质含量较低，从而造成了重大的营养问题。

    这些就是新月沃地的植物群向最早的农民提供的一些有利条件：它包括适予驯化的数量多得出奇的野生植物。然而，新月沃地的地中海气候带向西延伸，经过南欧和西北非的广大地区。世界上还有4个类似地中海气候带的地区：加利福尼亚、智利、澳大利亚西南部和南非(图8．2)。然而，这些另外的地中海气候带不但无法赶上新月沃地而成为早期的出现粮食生产的地方；它们也根本没有产生过本地的农业。欧亚大陆西部的这种特有的地中海气候带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有利条件呢?

    原来地中诲气候带，尤其是在新月沃地那个地区，具有胜过其他地中海气候带的5个有利条件。第一，欧亚太陆西部显然是世界上属于地中海气候带的最大地区。因此，那里的野生动植物品种繁多，超过了澳大利亚西南部和智利这些比较小的地中海气候带。第二，在地中海气候带中，欧亚大陆西部的地中海气候带的气候变化最大，每一季、每一年气候都有不同。这种气候变化有利于植物群中数量特别众多的一年生植物的演化。物种多和一年生植物多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就意味着欧亚大陆西部的地中海气候带显然是一年生植物品种最繁多的地区。

    关于这种植物财富对人类的意义，地理学家马克·布卢姆勒对野生禾本科植物分布的研究对此作出了说明。在世界上几千种野生禾本科植物中，布卢姆勒把其中种子最大的56种——自然的精华——列成表格：这些禾本科植物种子比中等的禾本科植物种子至少要重10倍(见表8．1)。几乎所有这些植物都是在地中海气候带或其他干旱环境中土生土长的。此外，它们又都以压倒优势集中在新月沃地和欧亚大陆西部地中海气候带的其他一些地区，从而使最初的农民有了巨大的选择余地：全世界56种最有价值的野生禾本科植物中的大约32种[特别是，在居首位的这56种作物中，新月沃地最早的两种作物大麦和二粒小麦在种子大小方面分别列第三位和第十三位。相比之下，智利的地中海型气候带只有两种，加利福尼亚和非洲南部各有一种，而澳大利亚西南部连一种都没有。仅仅这一事实就很有助于说明人类历史的进程。

    新月沃地的地中海气候带的第三个有利条件，是它在短距离内高度和地形的富于变化。它的高度从地球上的最低点(死海)到18000英尺的高山(在德黑兰附近)，应有尽有，从而保证了环境的相应变化，也因此而保证了可能成为作物的祖光的品种繁多的野生植物。这些高山的近傍是河流纵横的地势平缓的低地、泛滥平原和适于灌溉农业的沙漠。相比之下，澳大利亚西南部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南非和欧洲西部的地中海型气候带，无论是高度、动植物栖息地还是地形都变化较少。

    新月沃地的高度变化意味着可以把收获季节错开：高地植物结籽比低地植物多少要晚一些。因此，狩猎采集族群可以在谷物种子成熟时沿着山坡逐步向上去收获它们，而不是在一个高度上由于收获季节集中而无法应付，因为在那里所有谷物都是同时成熟的。作物栽培开始后，对最早的农民来说，采下野生谷物的种子，并把它们种在潮湿的谷底，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这些野生谷物本来都是长在山坡上，依赖不知何时才会来到的雨水，而把它们种在潮湿的谷底，它们就能可靠地生长，也不再那么依赖雨水了。

    新月沃地在很小距离内的生物多样性，帮助形成了第四个有利条件——那里不仅有大量的重要作物的野生祖先，而且也有大量的得到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的野生祖先。我们将会看到，在其他一些地中海型气候带，如加利福尼亚、智利、澳大利亚西南部和南非，很少有或根本没有适于驯化的野生哺乳动物。相比之下，有4种大型哺乳动物——山羊、绵羊、猪和牛——很早就在新月沃地驯化了，可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除狗以外的其他任何动物都要早。这些动物今天仍然是世界上5种最重要的己驯化的哺乳动物中的4种(第九章)。但它们的野生祖先在新月沃地的一些大同小异的地区最为常见，但结果却是这4种动物在不同的地方驯化了：绵羊可能是在中部地区，山羊或者是在东部高地(伊朗的扎格罗斯山脉)，或者是在西南部(黎凡特（地中海东部诸国与岛屿）)，猪在中北部，牛在西部，包括安纳托利亚。然而，尽管这4种动物的野生祖先数量众多的地区是如此不同，但由于它们生活的地方相当靠近，所以一经驯化，它们就很容易地从新月沃地的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于是这整个地区最后就到处都有这4种动物了。

    新月沃地的农业开始于对所谓8大“始祖作物”的早期驯化(因为是这些作物开创了这一地区的、可能还有全世界的农业)。这8大始祖作物是谷类中的二粒小麦、单粒小麦和大麦；豆类中的兵豆、豌豆、鹰嘴豆和苦巢菜；以及纤维作物亚麻。在这8种作物中，只有亚麻和大麦这2种在新月沃地和安纳托利亚以外地区有广泛的野外分布。还有2种始祖作物只有很小的野外分布，一种是鹰嘴豆，只限于土耳其东南部，还有一种是二粒小麦，只限于新月沃地本身。因此，农业在新月沃地可以从驯化当地现成的野生植物开始，而不用等到引进在别处由驯化野生植物而得到的作物。相反，这8大始祖作物中有2种除新月沃地外不可能在世界上的仟何地方得到驯化，因为它们在其他地方没有野生分布。

    由于能够得到合适的野生哺乳动物和植物，新月沃地的先民们能够为集约型粮食生产迅速装配起一个有效而平衡的生物组合。这个组合包括作为碳水化合物主要来源的3种谷物，作为蛋白质主要来源的4种豆类(含蛋白质20％至25％)和4种家畜，再以小麦的丰富蛋白质为补充；以及作为纤维和油(叫做亚麻籽油：亚麻籽含有约40％的油)的一个来源的亚麻。最后．在动物驯化和粮食生产出现的几千年后，这些动物也开始被用来产奶和剪毛，并帮助人类犁田和运输。因此，新月沃地最早的农民的这些作物和牲畜开始满足人类的基本经济需要：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衣着、牵引和运输。

    新月沃地早期粮食生产的最后一个有利条件是：同包括西地中海沿岸在内的一些地区相比，那里所面临的来自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的竞争可能要少一些。西南亚很少有大江大河．只有很短的海岸线，所以那里较少水产资源(如江河和近海鱼类及有壳水生动物)。在那里，为了肉食而被人猎杀的哺乳动物之一是瞪羚。瞪羚本来是群居动物，但因人口增加而被过度利用，数目已大大减少。因此，粮食生产的整个好处很快就超过了狩猎采集的整个好处。以谷物为基础的定居村庄在粮食生产前就已存在，并使那些狩猎采集族群容易接受农业和放牧生活。在新月沃地，从狩猎采集向粮食生产的转变是比较快的：迟至公元前9000年，人们还没有任何作物和家畜而完全依赖野生的食物，但到公元前6000年，有些社会已几乎完全依赖作物和家畜了。

    中美洲的情况则与此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那个地区只有两种可以驯化的动物(火鸡和狗)，它们所提供的肉远远少于牛、绵羊、山羊和猪；而且我已解释过，中美洲的主要谷物玉米难以驯化，或许培育起来也很缓慢。因此，中美洲动植物的驯化可能直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才开始(这个年代仍然很不确定)；这方面的最早发展应归功于仍然四处流浪的狩猎采集族群，而定居的村庄直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才宣告出现。
在所有这些关于促使新月沃地很早出现粮食生产的诸多有利条件的讨论中，我一直不曾提出过任何想象中的关于新月沃地各族群本身所具有的有利条件。事实上，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认真提出过那一地区的族群具有任何想象中的与众不同的生物学上的特点，以致竟会帮助实现了该地区粮食生产的巨大力量。相反，我倒是看到了新月沃地的气候、环境和野生动植物的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一起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既然在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当地发展起来的整个粮食生产的力量要小得多，那么解释也许与那些地区的族群有关?然而，在我们转而讨论那些地区之前，我们必须考虑一下两个相关的问题。世界上任何地区，只要那里不是独立发展出粮食生产，或者最后整个粮食生产的力量不是那么大，就都会产生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狩猎采集族群以及最早的农民真的十分了解当地现有的各种野生物种和它们的用途，或者他们可能忽略了一些主要作物的潜在祖先?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他们真的了解当地的动植物，那么他们是否利用这种知识来驯化现有的最有用的物种，或者是否有某些文化因素使他们没有能那样去做?

    关于第一个问题，有一门叫做人种生物学的学科专门研究人对其环境中的动植物的了解程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世界上幸存的为数很少的狩猎采集族群以及仍然严重依赖野生食物和自然产品的农业部族。这些研究普遍表明，这些族群是博物学的活的百科全书，他们叫得出(用当地语言)多达1000种或更多的动植物的名称，他们对这些物种的生物学特点、地理分布和潜在用途具有详尽的知识。随着人们越来越依赖已经驯化的动植物，这种传统知识逐渐失去了价值，甚至已经失传，直到人们成了连野草和野豆也分不清的现代超市上的购物者。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过去33年中，我在新几内亚进行生物调查，在野外度过我的时光，我的身边始终有一批仍然广泛利用野生动植物的新几内亚人陪伴着我。有一天，我和我的福雷部落的朋友在丛林中饿得发慌，因为另一个部落挡住了我们返回补给基地的路。这时，一个福雷部落的男子回到营地，带来了一个大帆布背包，里面装满了他找到的蘑菇。他开始烤起蘑菇来。终于可以大吃一顿了!但我在这时产生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如果这些蘑菇有毒，怎么办?

    我耐心地向我的福雷部落的朋友们解释说，我在书上读到过有些蘑菇是有毒的，我还听说过由于有毒蘑菇和无毒蘑菇难以区别，甚至美国的一些采集蘑菇的专家也因中毒而死，虽然我们大家都很饿，但完全不值得去冒这个险。这时，我的朋友们生气了，他们叫我闭嘴，好好听他们说。多少年来，我向他们查问了几百种树木和鸟类的名字，现在我怎么可以侮辱他们，认为他们连不同的蘑菇都不认识呢?只有美国人才会愚蠢到分不清有毒蘑菇和无毒蘑菇。他们接着给我上课，告诉我29种可以食用的蘑菇，每一种蘑菇在福雷语中的名字，以及森林里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它。这一种蘑菇叫做坦蒂，是长在树上的，它鲜美可口，绝对可吃。

    每次我带着新几内亚人到岛上的其他地方时，他们总要和他们遇见的其他新几内亚人谈起当地的动植物，并把可能有用的植物采集下来，带回他们住的村子里试种。我与新几内亚人在一起时所获得的经验，比得上研究其他地方传统族群的人种生物学家的经验。然而，所有这些族群或是至少在从事某种粮食生产，或是成了世界上部分被同化了的以往狩猎采集社会的最后残余。在粮食生产出现前，关于野生物种的知识大概要丰富得多，因为那时地球上的每一个人仍然完全依靠食用野生物种为少。最早的农民继承了这方面的知识，这是生活在对自然界的密切依赖之中的生物学上的现代人类经过几万年对自然界的观察而积累起来的知识。因此，具有潜在价值的野生物种竟会逃过最早的农民的注意，这看来是极不可能的。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古代的狩猎采集族群以及农民在为了采集并最终栽培的目的而选择野生植物时，是否同样地很好利用了他们的人种生物学知识。一个可以用来验证的例子来自叙利亚境内幼发拉底河河谷边缘的一个叫做特勒阿布胡瑞拉的考古遗址。从公元前1万年到公元前9000年，生活在那里的人可能已终年定居在村庄里，但他们仍然以狩猎采集为生；作物栽培只是在接下来的1000年中才开始的。考古学家戈登·希尔曼、苏珊·科利奇和大卫·哈里斯从这个遗址找到了大量烧焦了的植物残烬，它们可能是遗址上的居民在别处采集后带回来又被抛弃的成堆无用的野生植物。这些科学家分析了700多个样本，每个样本平均含有属于70多种植物的500多颗可识别的种子。结果证明，村民们采集了种类繁多(157种!)的植物，这些都是从己烧焦的种子辨认出来的，更别提现在还无法确认的其他植物了。是不是这些无知的村民把他们发现的每一种种子植物采集下来，带回家去，因吃了其中的大多数而中毒，而只靠吃很少几种来维持生存?不，他们不会那样愚蠢。虽然这157种植物听起来好橡是不加区别地采集的结果，但还有更多的生长在附近野地里的植物没有在这些烧焦的残烬中发现。被选中的这157种植物分为3类。其中有许多植物，它们的种子没有毒，因而立即可吃。其他一些植物，如豆类和芥科植物，它们的种子有毒，但毒素很容易去掉，种子仍然可吃。有些种子属于传统上用作染料和药材来源的植物。不在被选中的这157种中的许多野生植物．有的可能没有什么用处，有的可能对人有害，其中也包括当地生长的毒性最强的一些野草。

    因此，特勒阿布朗瑞拉的狩猎采集族群并没有把时间浪费在不加区别地去采集可能危及自己生命的野生植物。相反，他们同现代的新几内亚人一样，显然对当地的野生植物有深刻的了解．所以他们就利用这种知识只去选择现有的最有用的种子植物并把它们带回家。但是，这些被收集来的种子竞构成了促使植物驯化迈出无意识的第一步的材料。

    关于古代族群如何明显地充分利用他们的人种生物学知识这个问题，我的另一个例子来自公元前9000年的约旦河谷，最早的作物栽培就是在这一时期在那里开始的。约旦河谷最早驯化的谷物是大麦和二粒小麦．它们在今天仍是世界上最高产的作物。但和在特勒阿布胡瑞拉一样，另外数百种结籽的野生植物必定就生长在这附近，其中l00种或更多可能是可以食用的，因此在植物驯化出现前就已被人采集。对于大麦和二粒小麦，是什么使它们成为最早的作物’约旦河谷的那些最早的农民难道对植物学一窍不通，竟然不知道自己在于什么?或者，难道大麦和二粒小麦竟是他们所能选择的当地最好的野生谷物?

    有两个以色列科学家奥弗·巴尔—约瑟夫和莫迪凯·基斯列夫通过研究今天仍在约旦河谷生长的野生禾本科植物来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舍弃了那些种子小或种子不好吃的品种，挑选出23种种子最好吃的也是最大的野生禾本科植物。大麦和二粒小麦在被选之列，这是毫不奇怪的。

    但如认为其他21种候补的禾本科植物可能同样有用，那是不正确的。在那23种禾本科植物中，大麦和二粒小麦从许多标准看都是最好的。二粒小麦的种子最大，大麦的种子次大。在野生状态中，大麦是23种中产量最高的4种之一，二粒小麦的产量属于中等。大麦还有一个优点：它的遗传性和形态使它能够迅速形成我们在前一章所讨论的种子传播和发芽抑制方面的变化。然而，二粒小麦也有补偿性的优点：它比大麦容易采集，而且它还有一个不同于其他谷物的独特之处，因为它的种子容易和外壳分离。至于其他21种禾本科植物的缺点包括：种子较小．在许多情况下产量较低，在有些情况下它们是多年生植物，而不是一年生植物，结果它们在驯化过程中的演化反而会变得很慢。

    因此，约旦河谷最早的农民从他们能够得到的23种最好的野生禾本科植物中选择了这两种最好的。当然，在栽培之后产生的演化，如种子传播和发芽抑制方面的改变，可能是这些最早的农民的所作所为的意想不到的结果。但是，他们在把谷物采集下来带回家去栽培时，一开始就选择了大麦和二粒小麦而不是其他谷物，这可能是有意识的行动，是以种子大小、好吃和产量高这些容易发现的标准为基础的。

    约旦河谷的这个例子同特勒阿布胡瑞拉的例子一样，说明最早的农民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了他们对当地植物的丰富知识。除了少数几个现代的专业植物学家外，他们对当地植物的了解远远超过了其他所有的人，因此他们几乎不可能不去培育任何有用的比较适合驯化的野生植物。

    同新月沃地的粮食生产相比，世界上有两个地方(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虽然也有本地的粮食生产系统，但显然是有缺陷的。现在我们可以来考察一下，当更多产的作物从别处引进这两个地方后，当地的农民究竟在做些什么。如果结果证明没有采纳这些作物是由于文化原因或其他原因，那么我们就会产生无法摆脱的怀疑。尽管我们迄今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推理，我们可能仍然不得不怀疑，在当地的野生植物群中隐藏着一种潜在的重要作物的真正祖先，只是由于同样的文化因素，当地农民未能加以利用罢了。这两个例子同样会详细地说明一个对历史至关重要的事实：地球上不同地区的当地作物并不是同样多产的。

    新几内亚是仅次于格陵兰的世界第二大岛，它在澳大利亚北面，靠近赤道。由于地处热带，加上十分多样化的地形和生境，新儿内亚的动植物品种非常丰富，虽然在这方面它因是一个海岛，比起大陆热带地区来有所不及。人类在新几内亚至少已个活了4万年之久——比在美洲长得多，比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类在欧洲西部生活的时间也稍长一些。因此，新几内亚人有充分的机会去了解当地的植物群和动物群。他们是否积极地把这种知识用来发展粮食生产呢?

    我已经提到，采纳粮食生产涉及粮食生产的生活方式与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之间的竞争。在新几内亚，狩猎采集的回报还没有丰厚到可以打消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尤其是，现代新几内亚的猎人由于野生猎物的不足而处于受到严重损害的不利地位：除了100磅重的不会飞的乌(鹤鸵)和50磅重的袋鼠外，没有更大的本土陆地动物。沿海低地的新几内亚人的确获得了大量的鱼和有壳水生动物，而内地的有些低地人今天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尤其要靠西谷椰子维持生存。但在新几内亚高原地区，没有任何居民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相反，所有现代高原居民都是农民，他们只是为了补充日常饮食才利用野生食物。当高原居民进入森林去打猎时，他们带去路上吃的是园子里种的蔬菜。如果他们不幸断了粮，他们甚至会饿死，尽管他们熟知当地可以得到野生食物。既然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在现代新几内亚的很大一部分地区是这样地行不通，那么今天新几内亚所有的高原居民和大多数低地居民成了具有复杂的粮食生产系统的定居农民，这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广阔的、昔日覆盖着森林的高原地区，被传统的新几内亚农民改造成围上了篱笆、修建起排水系统、精耕细作的、能够养活稠密人口的农田系统。

    考古学的证据表明，新几内亚农业起源很早，约公元前7000年。在这早期年代里，新几内亚周围的所有陆块仍然只有狩猎采集族群居住，因此这一古老的农业必定是在新几内亚独立发展起来的。虽然从这些早期农田里还没有发现明确的作物残骸，但其中可能包含了欧洲人殖民时期在新几内亚种植的那几种作物，而且现在已经知道，这些作物都是从它们的新儿内亚野生祖先在当地驯化出来的。在本地驯化的这些植物中位居最前列的是现代世界的主要作物甘蔗。今天甘蔗年产量的总吨数几乎等于第二号作物和第三号作物(小麦和玉米)产量的总和。其他一些肯定原产新几内亚的作物是香蕉、坚果树、巨大的沼泽芋以及各种各样可吃的草茎、根和绿叶蔬菜。面包果树和根用作物薯蓣及(普通)芋艿可能也是在新儿内亚驯化的，虽然这种结论仍然不能确定，因为它们的野生祖先并不限于新几内亚，而是从新几内亚到西南亚都有分布。至于它们究竟像传统所认为的那样是在西南亚驯化的，还是在新几内亚或甚至只是在新几内亚独立驯化的，目前我们还缺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证据。

    然而，结果证明．新几内亚的生物区系受到3个方面的严重限制。首先，在新几内亚没有任何驯化的谷类作物，而在新月沃地、萨赫勒地带和中国都有几种极其重要的谷类作物。新几内亚重视根用作物和树生作物，但它却把我们在其他湿润的热带地区(亚马孙河流域、热带西非和东南亚)的农业体系中所看到的一种倾向推向极端，因为那些地区的农民虽也重视根用作物，但却设法培育了至少两种谷物(亚洲稻米和一种叫做薏苡的大籽粒亚洲谷物)。新几内亚未能出现谷物农业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那里的野生起始物种具有一种引人注目的缺点：世界上56种种子最大的野生禾本科植物没有一种是生长在那里的。

    其次，新几内亚的动物群中没有任何可以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现代新几内亚驯养的动物只有猪、鸡和狗，它们也都是在过去几干年中经由印度尼西亚从东南亚引进的。因此，虽然新几内亚的低地居民从他们捕捉到的鱼类获得了蛋白质，但新几内亚的高原地区的居民在获得蛋白质方面受到严重的限制，因为给他们提供大部分卡路里的主要作物(芋艿和甘薯)的蛋白质含量很低。例如，芋艿的蛋白质含量几乎不到1％，甚至比白米差得多，更远在新月沃地的小麦和豆类(蛋白质含量分别为8％一14％和20％—25％)之下。

    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儿童患有膨胀病，这是饮食量多但蛋白质缺乏所引起的典型的疾病。新几内亚人无分老幼，常常吃老鼠、蜘蛛、青蛙和其他小动物，而在别的地方．由于能够得到大型家畜或大型野生猎物，人们对那些东西是不屑一顾的。蛋白质缺乏可能也是新儿内亚高原社会流行吃人肉的根本原因。

    最后，以往新几内亚能够得到的根用作物不但蛋白质少，而且卡路里也不高，因为这些作物在如今生活着许多新几内亚人的高地上生长不好。然而，许多世纪前，一种原产于南美洲的新的根用作物传到了新几内亚，它先由西班牙人引进菲律宾，后来大概再由非律宾传到新几内亚的。同芋艿和其他可能历史更悠久的根用作物相比，甘薯能够在地势更高的地方生长，长得更快，按每英亩耕地和每小时所花的劳力计算，产量也更高。甘薯引进的结果是高原人口激增。就是说，虽然在甘薯引进前人们在新几内亚高原地区从事农业已有数千年之久，但当地现有的作物一直在他们能够居住的高原地区使他们能够达到的人口密度受到了限制。

    总之，新几内亚提供了一个和新月沃地截然不同的富于启发性的对比。同新月沃地的狩猎采集族群一样，新几内亚的狩猎采集族群也是独立地逐步形成粮食生产的。然而，由于当地没有可以驯化的谷物、豆类植物和动物，由于因此而带来的高原地区蛋白质的缺乏，同时也由于高原地区当地现有根用作物的局限，他们的土生土长的粮食生产受到了限制。不过，新几内亚人对他们现有的野生动植物的了解，一点也不比今天地球上的任何民族差。他们同样能够发现并检验任何值得驯化的野生植物。他们完全能够认出在他们现有的作物之外的其他一些有用的作物，他们在甘薯引进时兴高采烈地接受了它就是证明。今天，这个教训在新几内亚正在又一次被人们所接受，因为那些具有优先获得引进的新作物和新牲畜的机会(或具有采纳它们的文化意愿)的部落发展壮大了自己，而受到损害的则是那些没有这种机会或意愿的部落。因此．新几内亚土生土长的粮食生产所受到的限制与新几内亚的族群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与新几内亚的生物区系和环境有着最密切的关系。

    另一个例子来自美国东部。同新几内亚一样，那个地区也为独立驯化当地的野生植物提供了条件。然而，人们对美国东部早期发展的了解，要比对新几内亚早期发展的了解多得多：美国东部最早的农民所种植的作物已经得到确认，当地植物驯化的年代和作物序列也已为人们所知。在其他作物开始从别处引进之前很久，美洲土著便已在美国东部的河谷地区定居下来，并在当地作物的基础上发展了集约型的粮食生产。因此，他们有能力去利用那些最有希望的野生植物。他们实际上栽培了哪些野生植物，以及怎样把由此而产生的当地一系列作物去和新月沃地的一系列始祖作物作一比较呢?原来美国东部的始祖作物是4种植物，它们在公元前2500年至l 500年这一时期得到驯化，比新月沃地的小麦和大麦的驯化时间晚了整整6000年。当地的一种南瓜属植物不但能产生可吃的种子，而且还可用作小型容器。其余3种始祖作物完全是因为它们的可吃的种子才被人栽种的(向日葵、一种叫做菊草的雏菊亲缘植物和一种叫做藜的菠菜远亲植物)。

    但4种种子作物和一种容器远远够不上完全的粮食生产组合。这些始祖作物在2万年中不过是饮食的小小补充，美国东部的印第安人仍然主要地依赖野生食物，尤其是野生的哺乳动物和水鸟、鱼、有壳水生动物和坚果。直到公元前500年至200年这一时期，在又有3种种子作物(扁蓄、五月草和小大麦)得到栽培之后，农业才成为他们食品的主要部分的来源。

    现代的营养学家可能会对美国东部的这7种作物大加赞赏。它们的蛋白质含量都很高——达17％一33％，而小麦是8％一14％，玉米是9％，大麦和白米甚至更低。其中两种——向日葵和菊草含油量也很高(45％一47％)。尤其是菊草，由于含有32％的蛋白质和45％的油，可能成为营养学家梦寐以求的最佳作物。我们今天为什么仍然没有吃上这些理想的粮食呢?

    唉，美国东部的这些作物的大多数虽然在营养方面有其优点，但它们在其他方面也存在严重的缺点。藜属植物、扁蓄、小大麦和五月草的种子很小，体积只有小麦和大麦种子的十分之一。更糟的是，菊草是靠风媒传粉的豚草的亲缘植物，而豚草是众所周知的引起花粉病的植物。同豚草的花粉一样，凡是在菊草长得茂盛的地方，菊草的花粉都会引起花粉病。如果这一点还不能使你想要做一个种植菊草的农民的热情完全稍失的话，就请你注意它有一种今某些人讨厌的强烈气味，而且接触到它会引起皮肤过敏。

    公元元年后．墨西哥的一些作物最后经由贸易路线开始到达美国东部。玉米是在公元200年左右引进的，但在许多世纪中，它所起的作用始终较小。最后，在公元900年左右，一个适应北美洲短暂夏季的新品种的玉米出现了，而在公元1100年左右随着豆类的引进，墨西哥的玉米、豆类和南瓜类这三位一体的作物便齐全了。美国东部的农业大大地集约化了，人口稠密的酋长管辖的部落沿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发展了起来。在某些地区，原来在当地驯化的作物同远为多产的墨西哥三位一体的作物一起保留了下来，但在另一些地区，这三位一体的作物则完全取代了它们。没有一个欧洲人见到过生长在印第安人园子里的菊草，因为到欧洲人于公元1492年开始在美洲殖民时，菊草作为一种作物已经消失了。在美国东部所有这些古代特有作物中，只有2种(向日葵和东部南瓜)能够同在其他地方驯化的作物相媲美，并且至今仍在种植。我们现代的橡实形南瓜和密生西葫芦就是从几千年前驯化的美洲南瓜属植物演化而来的。

    因此，像新几内亚的情形—样，美国东部的情形也是富于启发性的。从假定出发，这个地区看来可能具有促进当地多产农业的条件。它有肥沃的土壤，可靠而适中的雨量，以及保持今天丰产农业的合适的气候。该地的植物群品种繁多，包括多产的野生坚果树(橡树和山核桃树)。当地的印第安人发展了以当地驯化植物为基础的农业，从而在村庄里过着自给自足的定居生活，他们甚至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400年期间带来了文化的繁荣(以今天俄亥俄州为中心的霍普韦尔文化)。这样，他们在几千年中就能够把最有用的可以得到的任何野生植物当作潜在的作物来加以利用。

    尽管如此，霍普韦尔文化繁荣的出现，还是比新月沃地乡村生活的出现晚了差不多9000年。不过，直到公元900年之后，墨西哥三位一体的作物组合才引发了人口的较大增长，即所谓的密西西比文化的繁荣。人口的增长使墨西哥以北的印第安人得以建设最大的城镇和最复杂的社会。但这种人口的增长毕竟来得太晚，没有能使美国的印第安人为迫在眉睫的欧洲人殖民灾难作好准备。仅仅以美国东部的作物为基础的粮食生产，还不足以引发人口的增长，这原因是不难说明的。这一地区现有的野生谷物，远远不如小麦和大麦那样有用。美国东部的印第安人没有驯化过任何可在当地得到的豆类、纤维作物、水果树或坚果树。除了狗，他们没有任何家畜，而狗大概也是在美洲的其他地方驯化的。

    有一点也是很清楚的：美国东部的印第安人对他们周围的野生植物中潜在的主要作物并未视而不见。即使是用现代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20世纪植物育种专家．在利用北美的野生植物方面也很少取得成功。诚然．我们现在已把美洲山核桃驯化成一种坚果树并把乌饭树的蓝色浆果驯化成一种水果，而且我们也已把欧亚大陆的一些水果作物(苹果、李、葡萄、树莓、黑刺莓、草莓)同北美的野生亲缘植物进行杂交来改良品种。然而，这几项成就对我们饮食习惯的改变，远远不及公元900年后墨西哥的玉米对美国东部印第安人饮食习惯的改变那样深刻。

    对美国东部驯化植物最了解的农民，就是这个地区的印第安人自己。他们在墨西哥三位一体的作物引进后宣判了当地驯化植物的命运：或者把它们完全抛弃，或者把它们的重要性降低。这个结果也表明了印第安人没有受到文化保守主义的束缚，而是在看到一种优良的植物时完全能够认识到它的价值。因此，同在新几内亚一样，美国东部土生土长的粮食生产所受到的限制，不是由于印第安人本身，而是完全决定于美洲的生物区系和环境。

    现在，我们已经考虑了3个对照地区的例子，在这3个例子中，粮食生产都是土生土长的。新月沃地处于一个极端；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处于另一个极端。新月沃地的族群对当地植物的驯化在时间上要早得多。他们驯化了多得多的植物品种，驯化了产量多得多或价值大得多的植物品种，驯化了范围广泛得多的各种类型的作物，更快地发展了集约型粮食生产和稠密的人口，因此，他们是带着更先进的技术、更复杂的行政组织和用以传染其他族群的更流行的疾病进人现代世界的。

    我们发现，新月沃地、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的这些差异，直接来自可以用来驯化的野生动植物的不同系列，而不是来自这些族群本身的局限性。当更多产的作物从别处引进时(新几内亚的甘薯，美国东部的墨西哥三位一体的作物)，当地族群迅即利用了它们，加强了粮食生产，从而大大地增加了人口。如果把范围加以扩大．依我看在地球上的—些根本没有在当地发展出粮食生产的地区——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阿根廷无树大草原、欧洲西部等等——适合驯化的野动植物可能比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还要少，因为在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至少还出现了有限的粮食生产。事实上，无论是本章中提到的马克·布卢姆勒在世界范围内对当地现有的大籽粒野生禾本科植物的调查，还是下一章中将要述及的在世界范围内对当地现有的大型哺乳动物的调查，都一致表明，所有这些不存在本地粮食生产或只有有限的本地粮食生产的地区，都缺少可驯化的牲畜和谷物的野生祖先。

    请回忆一下：粮食生产的出现涉及粮食生产与狩猎采集之间的竞争问题。因此，人们也许想要知道，粮食生产出现缓慢或没有出现粮食生产这种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当地可以猎取和采集的资源特别丰富，而不是由于适合驯化的物种特别容易获得。事实上，当地粮食生产出现很晚或根本没有出现粮食生产的大多数地区，向狩猎采集族群所提供的资源持别贫乏而不是特别丰富，因为澳大利亚和美洲(而不是欧亚太陆和非洲)的大多数大型哺乳动物，到冰期快结束时已经灭绝。粮食生产所面临的来自狩猎采集的竞争．在这些地区甚至比在新月沃地少。因此，在当地未能出现粮食生产或粮食生产受到限制这些情况，决不能归咎于来自大量狩猎机会的竞争。

    为了不使这些结论被人误解，我们在结束这一章时应该提出不可夸大两个问题的告诫：一些族群接受更好的作物和牲畜的意愿，和当地现有的野生动植物所带来的限制。这种意愿和限制都不是绝对的。

    我们已经讨论厂许多关于当地族群采纳在别处驯化的更多产的作物的例子。我们的一般结论是：人们能够认识有用的植物．因此大概也会认识当地适合驯化的更好的植物，如果这种植物存在的话，而且他们也不会由于文化保守主义和禁忌而不去那样做。但是，必须对这句话加上一个重要的限定语：“从长远观点看和在广大地区内”。任何一个了解人类社会的人都能举出无数的例子，来说明一些社会拒绝接受可能会带来利益的作物、牲畜和其他新事物。

    当然，我并不赞成那种明显的谬论，即认为每一个社会都会迅速地采纳每一个可能对它有益的新事。事实上，在整个大陆和其他—些包含数以百计的互相竞争的广大地区，有些社会对新事物可能比较开放，有些社会对新事物可能比较抵制。那些接受新作物、新牲畜或新技术的社会因而可能吃得更好，繁殖得更快，从而取代、征服或杀光那些抵制新事物的社会。这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它的表现远远超过了采纳新作物的范围，我们将在第十三章再回头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的另一个告诫涉及当地现有的野生物种使粮食生产的出现所受到的限制。我不是说，在所有那些在现代以前实际上不曾在当地出现粮食生产的地区，不管经过多少时间也不可能出现粮食生产。今天的欧洲人因为看到澳大利亚土著进人现代世界时的身份是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族群，使常常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土著将永远如此。

    为了正确认识这种谬误，请考虑一下有一个天外来客在公元前3000年)年访问地球。这个外星人在美国东部可能没有看到粮食生产，因为直到公元前2500年左右粮食生产才在那里开始出现。如果这个公元前3000年的外星人得出结论说，美国东部野生动植物所造成的限制永远排除了那里的粮食生产，那么在随后1000年中发生的事情可能证明这个外星人错了。甚至是在公元前9000年而不是8500年来到新月沃地的游客，也可能会误以为新月沃地永远不适合粮食生产。

    换言之，我的论点不是说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欧洲西部以及没有本地粮食生产的所有其他地区没有可驯化的物种，而且如果不是外来的驯化动植物或族群的到来，那些地方可能仍然为狩猎采集族群无限期地占有。相反，我注意到地区之间在现有的可驯化物种的储备方面差异甚大，这些地区的本地粮食生产出现的年代也相应地有所不同，而且在某些肥沃地区直到现代仍没有独立出现过粮食生产。

    澳大利亚这个据称最“落后的”大陆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澳大利亚东南部是这个大陆上水源充足、最适合粮食生产的地方。那里的土著社会在最近的几千年里似乎一直在按照一种可能最终导致本地粮食生产的发展轨迹在演化。他们已经建立了过冬的村庄。他们已经开始加强利用它们的环境，建造渔栅、编织渔网，甚至挖掘长长的水渠来从事渔业生产。如果欧洲人没有在1788年向澳大利亚殖民，从而中途破坏了那个独立的发展轨迹，那么澳大利亚土著也许不消几千年就可成为粮食生产者，照料一池池驯化了的鱼，种植驯化了的澳大利亚薯蓣和小籽粒的禾本科植物。

    根据这一点，我现在就能够回答包含在本章标题里的那个问题。我提出的那个问题是：北美印策安人未能驯化北美苹果的原因是在印第安人还是在苹果。

    我并非因此就暗示说苹果不可能在北美驯化。请记住：苹果在历史上是最难栽培的果树之一，也是在欧亚大陆驯化的最后一批主要的果树之一，因为苹果的繁殖需要复杂的嫁接技术。直到希腊古典时期，即欧亚大陆粮食生产开始出现后8000年，即使在新月沃地和欧洲也没有关于大规模驯化苹果的证据。如果美洲印I第安人开始以同样的速度发明或学会嫁接技术，并终于也驯化了苹果，那也要在公元5500年左右，即北美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出现植物驯化后大约8000年。

    因此，在欧洲人到达时印第安人仍未能驯化北美的苹果，其原因不在印第安人，也不在苹果。就苹果驯化必要的生物条件而言，北美印第安农民和欧亚大陆农民一样，北美的野生苹果也和欧亚大陆的野生苹果一样。事实上，本章读者现在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的从超市上买来的苹果，有些品种就是不久前将欧亚大陆的苹果同北美的野生苹果进行杂交而培育出来的。印第安人未能驯化苹果的原因却是在于印第安人所能得到的整个野生动植物组合。这个组合的不太多的驯化潜力，就是北美粮食生产很晚才开始的主要原因。第九章 斑马、不幸的婚姻和安娜·卡列尼娜原则
可驯化的动物都是可以驯化的；不可驯化的动物各有各的不可驯化之处。

    如要你认为你以前读到过和这差不多的字句．那你就说对了。只要稍稍改动一下，那就成了托尔斯泰伟大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著名的第—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幸福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这句话的意思是，为了得到幸福，婚姻必须在许多不同方面都是成功的：两性的吸引、对金钱的共识、对孩子的管教、宗教信仰、三亲六眷，以及其他重大问题。在所有这些基本方面只要有一个方面出了问题，就可使婚姻毁掉，即使这婚姻所有其他必要的幸福因素一样不少。

    这个原则推而广之，可以用来了解婚姻以外的生活的其他许多方而。对于成功，我们往往是寻求容易的、单一因素的解释。然而，对于大多数重大的事情来说，成功实际上需要避免许多个别的可能的失败原因。安娜·卡列尼娜原则说明动物驯化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对人类历史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那就是，许多看似合适的大型野生哺乳动物，如斑马和西瑞，从来没有被驯化过，而成功驯化的动物几乎清一色地出产在欧亚大陆。在前两章里我们讨论了为什么许多看似适于驯化的野生植物没有得到驯化，现在我们可以着手解决与驯养的哺乳动物有联系的问题。我们前面的关于苹果或印第安人的问题现在变成了关于斑马或非洲人的问题。

    在第四章中，我们曾提醒自己驯养的大型哺乳动物对那些拥有它们的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那许多方面。最显著的是，这些动物提供了肉食、奶制品、肥料、陆上运输、皮革、军事突击手段、犁具牵引、毛绒以及使先前没有抵抗力的民族失去生命的病菌。

    当然，除此以外，驯养的小型哺乳动物、驯养的鸟类和昆虫对人类也是有益的。有许多鸟是因为它们的肉、蛋和羽毛而被驯化的：中国的鸡、欧亚太陆某些地区的各种鸭和鹅、中美洲的火鸡、非洲的珍珠鸡和南美洲的美洲家鸭。狼在欧亚大陆和北美经过驯化变成了我们的狗，用来打猎、看门、做宠物，以及在某些社会里充当食物。为充当食物而被驯化的啮齿目动物和其他小型哺乳动物包括欧洲的免、安第斯山脉的豚鼠、西非的一种巨鼠、可能还有加勒比海诸岛上的一种叫做硬毛鼠的啮齿目动物。白鼬在欧洲被驯化来兔，猫在北非和西南亚被驯化来猎捕啮齿目有害动物。近至19世纪和20世纪驯化的小型哺乳动物包括为毛皮而饲养的狐、水貂和绒鼠以及当宠物饲养的仓鼠。甚至有些昆虫也被驯化了，主要的有蜜蜂和中国的蚕蛾，饲养它们是分别为了得到蜂蜜和蚕丝。

    许多这样的小动物就是这样为人类提供食物、衣着和温暖。但它们没有一种可以拉犁或拉车，没有一种可以供人骑乘，除狗外没有一种可以拉雪橇或成为战争机器，在用作食物方面它们也没有一种像驯养的大型哺乳动物那样重要。因此，这一章的剩余部分将只限于讨论大型哺乳动物。

    驯化的哺乳动物的重要性全靠数量惊人之少的几种大型陆生食草动物。(只有陆生哺乳动物得到了驯化，其原因显而易见，在现代海洋世界的设施发展起来以前，水生哺乳动物是很难饲养和繁殖的。)如果我们把“大型”规定为“重量超过100磅”，那么只有34种这样的哺乳动物在20世纪前得到驯化(见表9．1所列)o在这14种古代哺乳动物中，9种(表9．1中的“次要的9种”)仅对地球上某些有限地区的人来说是重要的牲畜：阿拉伯单峰骆驼、中亚双峰骆驼、美洲驼／羊驼(源于同一祖先的不同品种)、驴、驯鹿、水牛、牦牛牛、爪畦野牛和印度野牛。只有5种遍布全世界而且重要。这5种驯化的主要哺乳动物是牛、绵羊、山羊、猪和马。

    这里所列举的初看起来似乎有明显的遗漏。曾帮助汉尼拔的大军越过阿尔卑斯山的非洲象怎么样?今天在东南亚仍被用作役畜的亚洲象怎么样?是的，我没有忘记它们，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象被驯服了，但绝不是驯化。过去汉尼拔的象和今天亚洲的役用象只是捕捉后被驯服的好象；它们在圈养中是不交配的。相比之下，驯化动物则可定义为：使某种动物在圈养中通过有选择的交配，使其与野生祖先有所不同，以便为控制其繁殖与饲养的人类所利用。

    换句话说，驯化就是把野生动物改变成对人类更有用的东西。真正驯化的动物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它们的野生祖先。这方面的差异是由两个过程产生的：人类对那些比同种中其他动物个体更有益于人类的动物个体所作出的选择，和动物对在不同于野生环境的人类环境中起作用的自然选择变异力量所作出的自动演化反应。我们己在第七章中看到，所有这些说法也适用于植物驯化。

    驯化的动物产生了不同于它们的野生祖先的演变，有以下几个方面。许多动物的形体大小改变了：牛、猪和绵羊在驯化中形体变小了，而豚鼠在驯化中则形体变大了。绵羊和羊驼因保留了毛绒并减少或失去了硬毛而得到选择，而母牛则因产奶量高得到选择。有几个驯养的动物同它们的野生祖先相比，脑袋较小，感觉器官也较不发达，因为它们不再需要它们的祖先赖以逃脱野外捕食者的那种比较大的脑袋和比较发达的感觉器官了。

    为了正确认识在驯化中产生的变化，可以把家犬的野生祖先狼同许多不同品种的狗加以比较。有些狗比狼大得多(丹麦大狗)，而另一些狗则又小得多(哈巴狗)。有的生得体型修长，可用于赛跑(灵提)，有的天生腿短，如用于赛跑则毫无价值(达克斯猎狗)。它们在毛形和颜色方面差异很大．有些甚至连毛都没有。波利尼西亚人和阿兹特克人培育出来的狗，是为了充当粮食而特地饲养的品种。把达克斯猎狗拿来和狼比较一下，而如果你并不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你也会毫不怀疑前者是从后者演化来的。

    这14种古代大型食草类驯化哺乳动物的野生祖先，在地球上的分布是不均勾的。这样的野生祖先在南美只有一种，它产生了美洲驼和羊驼。北美、澳大利亚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连1种都没有。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没有本地的驯化哺乳动物，这尤其令人惊讶，因为今天旅游者去非洲旅游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去看那里丰富多样的野生哺乳动物。相比之下，这14种中有13种(包括主要的5种中的全部)的野生祖先只有欧亚大陆才有。(和在本书中的其他地方一样，我使用的“欧亚大陆”这个词在几种情况下把北非也包括在内，因为从生物地理学和人类文化的许多方面来看，北非与欧亚太陆的关系比它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关系更加密切。)

    当然，这13种的野生祖先并非全都同时出现在整个欧亚大陆。没有一个地区拥有这全部13种，有几种的野生祖先完全是地方性的，例如野生牦牛只限于西藏和邻近的高原地区。然而，在欧亚大陆的许多地方，这13种中的确有好几种同时生活在同一地区：例如，野生祖先中有7种出现在西南亚。

    各大陆之间野生祖先的这种十分不均匀的分布，成了欧亚大陆人而不是其他大陆的人最后得以拥有枪炮、病菌和钢铁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怎样来解释这14种古代哺乳动物集中出现在欧亚大陆的现象呢?

    有一个原因很简单。欧亚大陆拥有数量最多的陆生大型野生哺乳动物，无论它们是否都是驯化动物的祖先。我们不妨把某个“驯化的候补者”定义为平均重量超过100磅(45公斤)的任何陆生草食的或杂食的哺乳动物(不是以肉食为主的哺乳动物)。表9．2表明，欧业大陆拥有最多的可供驯化的候补哺乳动物，达72种．正如它在其他许多植物群和动物群方面拥有最多的品种一样。这是因为欧亚大陆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块，它的生态环境也是千变万化的，动植物的生存环境从广阔的热带雨林、温带雨林、沙漠和沼泽到同样广阔的冻原，应有尽有。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可供驯化的候补哺乳动物较少，共51种，正如它在其他大多数植物群和动物群方面品种较少一样——因为同欧亚大陆相比，它的面积较小，生态环境的变化也较少。非洲热带雨林的面积比东南亚的小．在北纬37度北没有任何温带的动植物生存环境。我在第一章中讨论过，美洲以前的可供驯化的候补动物几乎和非洲的一样多，但美洲的大多数大型野生哺乳动物(包括那里的马、那里的大多数骆驼以及其他一些如果生存下来也可能得到驯化的动物)在13000年前就已灭绝了。澳大利亚是最小的也最孤立的大陆，那里的大型野生哺乳动物的种类始终比欧亚大陆、非洲或美洲少得多。正如在美洲一样，在澳大利亚除红袋鼠外所有这少数几种可供驯化的候补动物，大约在这个大陆第一次有人移居时就已灭绝了。

    因此，欧亚大陆何以一直是大型哺乳动物驯化的主要场所，对这个问题的部分解释是：它是一个一开始就拥有最多的可供驯化的野生哺乳动物的大陆，在过去的4万年中，那里这样的动物因绝种而消失的也最少。但表9．2中的数字提醒我们，那不是全部的解释。有一点也是确然无疑的：在那些候补的哺乳动物中，实际得到驯化的比例在欧亚大陆最高(18％)，而在非洲撤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特别低(在51种候补动物中竟没有一种得到驯化)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大量的非洲和美洲哺乳动物没有得到驯化，尽管它们在欧亚大陆有得到驯化的近亲或和它们极相似的动物。为什么欧亚大陆的马能够驯化，而非洲的斑马却不能呢?为什么欧亚大陆的猪能够驯化，而美洲的西瑞或非洲的3种真正野猪却不能?为什么欧亚大陆的5种野牛(松毛长角野牛、水牛、牦牛、印度野牛和爪哇野牛)能够驯化，而非洲野牛或美洲野牛却不能?为什么亚洲的摩弗伦羊(我们饲养的绵羊的祖先)能够驯化，而北美洲的加拿大盘羊却不能?

    虽然非洲、美洲和懊大利亚的所有那些族群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他们在动物驯化方面是否都有欧亚大陆族群所没有的某些文化障碍?例如，非洲的大型野生动物数量很多．可以通过猫杀来得到，从而使非洲人特意去饲养家畜成为多余之举?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毫不含糊的：否!有5个方面的证据可以驳倒上面的解释：非欧亚大陆族群迅速接受了欧亚大陆驯化的动物，人类有豢养宠畜的普遍爱好，古代的那14种哺乳动物迅速得到驯化．其中有几种还屡次独立地得到驯化．以及现代人所作的进一步驯化的努力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首先，当欧亚大陆的主要5种驯化的哺乳动物到达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时，凡是条件许可的地方，它们都被迥然不同的—些族群所接受。这些非洲牧人因此取得了对非洲狩猎采集族群的巨大优势，并迅速取代他们。尤其是班图族农民，由于获得了牛和绵羊，从他们的家园向西非扩展，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在非洲撤哈拉沙漠以南的其余大多数地区打垮了先前的狩猎采集族群。甚至在没有获得作物的情况下，一些科伊桑族群由于在约2000年前获得了牛和绵羊而在非洲南部的广大地区取代了科伊桑的狩猎采集族群。驯养的马匹引进西非后改变了那里的战争情况，把那个地区变成了一批依靠骑兵的王国。使马匹未能向西非以外地区扩散的唯一因素是采采蝇传播的锥虫病。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只要缺少适于驯化的本地野生哺乳动物的当地族群终于有机会获得欧亚大陆的家畜，这种模式就会反复出现。无论是在北美还是在南美，在马从欧洲人的定居点逃逸出来后不到一代人时间，欧洲马就被印第安人热切地接受了。例如，到19世纪，北美大平原印第安人已经成了骑术精良的战士和猎捕野牛的能手，但他们却是在17世纪晚些时候才得到马匹的。从西班牙人那里获得的绵羊，同样改变了纳瓦霍族印第安人的社会，尤其是使纳瓦霍人得以织出他们因之而出名的美丽的羊毛毯。在带狗的欧洲人于塔斯马尼亚岛定居后不到10年，以前从未见过狗的塔斯马尼亚岛土著就开始为狩猎之用而饲养很多的狗。冈此，在澳大利亚、美洲和非洲的数以千计的文化各异的土著中，没有任何普遍的文化禁忌在妨碍动物驯化。

    毫无疑问，如果这些大陆上的某些本地野生哺乳动物是可驯化的，那么澳大利亚、美洲和非洲的某些族群可能已驯化了它们，并从它们身上得到巨大的利益，就像他们从欧亚大陆的家畜得到利益一样，因为当年在能够得到这些家畜时，他们曾立即予以来纳。例如，可以考虑一下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各个族群，他们生活的地方和野班马和野牛近在咫尺。为什么非洲没有至少一个狩猎采集部落驯化这些斑马和野牛，从而获得对其他非洲人的支配力量，而不必等到欧亚大陆的马和牛的到来?所有这些事实表明，对于欧业大陆以外没有当地哺乳动物的驯化这个问题的解释，在于当地现有的野生哺乳动物本身，而不是在于当地的人。

    支持这一解释的第二个证据来自宠物。把野生动物当宠物来饲养并加以调教，是动物驯化的第一阶段。各个大陆的几乎所有传统的人类社会都有关于宠物的记述。这样调教出来的野生动物的种类，远远多于最后得到驯化的野生动物的种类，并且包括了几种我们几乎不曾料想会成为宠物的野生动物。

    例如，在我工作的那些新几内亚的村庄里，我常常看到人们带着宠物袋鼠、袋貂和从鹟到鹗无所不有的鸟。这些被捕捉到的动物虽然有些被当作宠物来饲养，但大多数最后还是被吃掉了。新几内亚人甚至还经常去捕捉鹤鸵(一种形似鸵鸟的不会飞的大型鸟类)的幼鸟，并把它们喂养大当美昧来吃——虽然捕捉到的成年鹤鸵极其危险，不时地把村民来个开膛破肚。有些亚洲族群调教雕用于打猎，虽然偶尔也有关于这些凶猛的宠物杀死训练它们的人的传闻。古埃及人和亚述人以及现代的印度人训练猎豹用于打猎。古埃及人的绘画表明，他们甚至还驯养(并不令人惊奇)有蹄类哺乳动物如瞪羚和麋羚，鸟类如鹤，比较令人惊奇的是驯养长颈鹿(可能有危险)，最令人惊奇的是驯养鬣狗。非洲象尽管明显有危险，但在罗马时代已有人驯养，而亚洲象在今天仍然在被人驯养。也许最不可能成为宠物的动物是欧洲棕熊(与美洲的灰熊是同种)，但日本的阿伊努人常把熊崽抓来驯养，待养大后在宗教仪式上杀来吃。

    因此，许多野生动物在导致驯化的动物与人的关系的连续序列中都达到了第一阶段，但只有几种出现在序列的另一端而成为家畜。一个多世纪前，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简明地概述了这方面的差异：“每一种野生动物都有可能得到驯化，有几种……在很久以前就驯化了，但其余的大部分有时仅仅由于在一个小小的细节上出了问题，就注定永远野生了。”

    动物驯化的年代，为证实高尔顿的观点提供了第三个证据。高尔顿认为，早期牧民很快就驯化了所有适于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关于有些动物的驯化年代，我们已有了考古证据。这些动物全都是在公元前8000年至2500年这一段时间驯化的——就是说，是在上次冰期结束后出现的定居的农牧社会开头的几千年内驯化的。正如表9．3所概述的那样，大型哺乳动物驯化的年代从绵羊、山羊和猪开始，到骆驼结束。公元前2500年后，就再也没出现过任何有重大意义的动物驯化了。

    当然，在公元前2500年的很久之后，确实有些小型哺乳动物首次得到了驯化。例如，直到中世纪兔子由于可以充当食物才得到驯化，实验室研究用的老鼠直到20世纪才得到驯化，作为宠物饲养的仓鼠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得到驯化。小型哺乳动物驯化的继续发展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因为确实有数以千计的野生动物可以用作驯化的候补者，同时也因为对传统社会来说它们的价值太小，不值得花气力去饲养。但大型哺乳动物的驯化实际上在4500年前就结束了。到那时，世界上全部148种可以用来驯化的候补大型动物必定已被试验过无数次，结果只有几种通过了试验，剩下的就再也没有适合驯化的了。

    还有第四个证据可以用来说明某些哺乳动物适合驯化的程度比另一些哺乳动物大得多。这个证据来自对同一种动物所进行的反复的独立的驯化。以我们称之为线粒体DNA的遗传物质的各个部分为基础的遗传学证据最近证实了，有隆肉的印度牛和没有隆肉的欧洲牛的野生祖先是在几万年前即已分化的两个不同的野牛种群，而这在过去长期以来是一直遭到怀疑的。换句话说，印度人驯化了本地的亚种松毛长角野牛，西南亚人独立地驯化了他们自己的西南亚亚种松毛长角野牛，而北非人可能也是独立地驯化了北非的松毛长角野牛。

    同样，在美洲以及可能还有包括中国和西南亚在内的欧亚大陆的几个不同地区，狼被独立地驯化成狗。现代猪的驯化地点按先后顺序有中国、欧亚大陆西部以及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地区。这些例子又一次着重表明了：相同的几种适于驯化的野生动物吸引了许多不同的人类社会的注意。

我的梦我来圆

在驯化动物方面现代尝试的失败，提供了最后一个证据，表明过去在驯化剩下的大批候补野生动物方面的失败是由于这些动物本身的缺点，而不是由于古代人的缺点。今天的欧洲人继承了地球上最悠久的动物驯化传统之一——这个传统是大约一万年前在西南亚开始的。自15世纪以来，欧洲人的足迹遍布全球，他们见到了欧洲没有的野生哺乳动物。欧洲的移民，如我在新几内亚遇到的带着宠物袋鼠和袋貂的那些人，和土著—样，驯养了许多当地的哺乳动物，或把它们当作宠物。迁往其他大陆的欧洲牧人和农民也认真努力地去驯化当地的一些哺乳动物。

  表9．3大型哺乳动物驯化得到证明的最早的大致年代

动物        年代（公元前）    地点
狗          10000             西南亚 、中国、北美
绵羊        8000              西南亚
山羊        8000              西南亚
猪          8000              中国、西南亚
牛          6000              西南亚、印度、北非
马          4000              乌克兰
驴          4000              埃及
水牛        4000              中国？
美洲驼/羊驼 3500              安第斯山脉
中亚双峰驼  2500              中亚
阿拉伯单峰驼2500              阿拉伯半岛

表中的年代和地点只是迄今为止得到证明的最早的年代和地点

    在19世纪和20世纪，至少有6种大型哺乳动物——大角斑羚、驼鹿、麋鹿、麝牛、斑马和美洲野牛——成了一些安排得特别井井有条的计划的研究对象，这些计划由现代的动物育种专家和遗传学家执行，目的就是对这些动物进行驯化。例如．非洲最大的羚羊大角斑羚因其肉质肥美和奶量丰富而在乌克兰的新阿斯卡尼亚动物园以及英国、肯尼亚、津巴布韦和南非等地一直成为被选中的研究对象；苏格兰阿伯丁的罗威特研究所经营了一家驼鹿(用英国的术语说就是马鹿)实验农场；在俄罗斯的佩切罗—伊利奇国家公园也开办了一家麋鹿实验农场。然而，这些现代的努力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虽然美洲野牛肉偶尔也出现在美国的一些超级市场上，虽麋鹿已在瑞典和俄罗斯被用来骑乘、挤奶和拉雪橇，但这些努力没有一项产生具有足够经济价值的成果来吸引许多大牧场主。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同欧亚大陆的那些容易感染非洲疾病的家畜相比，非洲大角斑羚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和对气候的适应能力使它获得了一种巨大的优势，但近来在非洲范围内进行的驯化大角斑羚的努力始终未能得到普及。

    因此，无论是几千年中一直能够得到用于驯化的候补动物的本地牧人，还是现代的遗传学家，都一直未能成功地使古代那14种以外的大型哺乳动物成为有用的驯化动物，而那14种动物至少在4500年前就已驯化了。然而，今天的科学家们只要愿意，无疑能够为许多种动物去实现关于驯化的那一部分的定义，即关于控制交配和食物的规定。例如，圣迭戈和洛杉矶的动物园现在正使最后幸存的加利福尼亚兀鹰受到超过任何其他驯化动物的严格的交配控制。对每一只兀鹰都要进行遗传鉴定，并由计算机程序来决定哪一只雄鹰同哪一只雌鹰进行交配，以便达到人类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为了产生最大限度的遗传差异，从而使这种濒临灭绝的鸟得以保存)。一些动物园正在执行用于其他许多有灭绝之虞的动物的繁殖计划，这些动物包括大猩猩和犀牛。但这些动物园严格挑选加利福尼亚兀鹰，不可能带来经济上有益的结果。动物园对犀牛所作的努力也是如此，虽然活犀牛的肉重达3吨以上。我们马上就会看到，驯化犀牛(以及其他大多数大型哺乳动物)有着不可逾越的障碍。

    总之，在全世界作为驯化候补考的148种陆生食草类大型野生哺乳动物中，只有14种通过了试验。为什么其余的134种没有能通过试验呢?弗朗西斯·高尔顿在把其余那些动物说成是“注定要永远野生”时指的是哪些情况呢?

    答案来自安娜—卡列尼娜原则。要能得到驯化，每一种候补的野生动物都必须具有许多不同的特点。缺少了哪一个必不可少的特点，都会使驯化的努力失败，就像使建立幸福婚姻的努力失败一样。我们在担任斑马和人类这一对的婚姻问题咨询指导时，至少可以找出驯化失败的6组原因。

    日常食物。每一次某种动物在吃某种植物或另一种动物时，食物生物量转换为取食者生物量的效率远远低于l0O％：通常在10％左右。就是说，要花费1万磅左右的玉米才能喂养出一头1000磅重的牛。如果你想要养一只1000磅重的食肉动物，你就得用1万磅重的食草动物去喂它，而这1万磅重的食草动物又需要用l0万磅的玉米来饲养。即使在食草动物和杂食动物中，也有许多像树袋熊这样的动物在偏爱植物方面过分挑剔，要想成为饲养场里的牲畜实在不敢恭维。

    由于这种根本性的缺乏效率，没有—种食肉的哺乳动物为了充当食物而被驯化。(其所以未能得到驯化，不是因为其肉硬或无味：我们一直在吃食肉的野生鱼类，而我本人也能证明狮肉馅饼的美味。)最最勉强的例外是狗。狗本来是被驯化来看门和做打猎的伙伴的，但不同品种的狗被培育出来，在阿兹特克时代的墨西哥、波利尼西亚和古代中国，狗还被饲养来充当食物。然而，经常吃狗肉是缺乏肉食的人类社会的万不得已的事：阿兹特克人没有任何其他家畜，波利尼西亚人和古代中国人只有猪和狗。有了驯养的食草哺乳动物的人类社会也不会费心思去吃狗肉的，除非把它当作一种少有的美味佳看(就像在今天西南亚的某些地区那样)。此外，狗不是严格的食肉动物，而是杂食动物：如果你天真地认为你的爱犬其实是吃肉的，那就请你读一读你家狗食袋上的原料配方一览表。阿兹特克人和波利尼西亚人养来吃的狗即使靠吃蔬菜和食物下脚也一样能长得膘肥体壮。

    生长速度。为了值得饲养，驯化动物也必须生长迅速。这个要求把大猩猩和大象给排除了，虽然它们都吃素，绝对不挑食，而且身上的肉也多。有哪一个想要成为饲养大猩猩或大象的大牧场主会花15年时间去等待他的牧群长到成年那么大？需要役用象的现代亚洲人发现把大象从野外捉来加以调教要省钱得多。

    圈养中的繁殖问题。我们人类不喜欢在众目睽睽之下**；有些具有潜在价值的动物也不喜欢这样傲。这就是对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猎豹的驯化尝试中途天折的原因，虽然几千年来我们一直怀有驯化它的强烈兴趣。

    我在前面提到过，驯养的猎豹作为比狗不知强多少倍的猎兽，曾受到古埃及人、古亚述人和现代印度人的重视。印度莫卧儿帝国的一个皇帝圈养了1000头猎豹。尽管许多富有的王公贵族为此投人了大量人力和物力，但他们所有的猎豹都是从野外捉来后驯养的。这些王公贵族想要使猎豹在圈养中繁殖的努力都落空了，直到1960年现代动物园的生物学家才成功地使第一头猎豹在动物园里出生。在野外，几个雄性猎豹兄弟对一头雌性猎豹要追逐好几天，而所以需要用这种粗鲁的长距离的求爱方式，似乎是为了使雌性猎豹排卵或愿意接受交配。关在笼子里的猎豹通常拒绝按照那种精心策划的求爱程式办事。

    类似的问题也使繁殖南美小羊驼的计划受挫。南美小羊驼是安第斯山脉的一种野骆驼，它的毛是兽毛中最细最轻的，因而为人们所珍视。古代印加人把野生小羊驼赶进围栏，剪下它们的毛．然后再把它们放走。需要这种名贵驼毛的现代商人要么用印加人的老办法，要么干脆把野生的小羊驼杀死。尽管有金钱和名声的强烈刺激．为了获得驼毛而在圈养中繁殖小羊驼的所有尝试都失败了，其原因包括：小羊驼在交配前要经过长时间的复杂的求偶程式，一种在圈养中无法做到的程式；雄性小羊驼彼此之间水火不能相容；以及它们需要一个终年使用的觅食区和一个分开的终年使用的睡眠区。

    凶险的性情。当然，几乎任何一种体形够大的哺乳动物都能杀人。猪、马、骆驼和牛都杀死过人。然而，有些大型动物性情还要凶险得多，比其他动物也危险得多。动则杀人的倾向使许多本来似乎理想的动物失去了驯化的候补资格。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灰熊。熊肉是昂贵的美食，灰熊体重可达1700磅，它们主要吃素(虽然也是可怕的猎手)，它们素食的范围很广，它们靠吃人的食物下脚而茁壮生长(从而在黄石公园和冰川国家公园造成了巨大的问题)．它们生长的速度也比较快。如果灰熊能在圈养中表现良好，它们就会成为绝妙的产肉动物。日本的阿伊努人做过试验，习惯上把饲养灰熊的幼仔作为一种宗教仪式的—部分。然而，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阿伊努人觉得还是小心为妙，在灰熊的幼崽长到一岁大时便把它们杀来吃掉。较长时间地饲养灰熊可能是自杀行为；我不知道有谁驯养过成年灰熊。

    另一种本来合适但由于同样明显的原因而被自己取消了驯化候补资格的动物是非洲野牛。它很快就长到一吨重。它过着群居生活。野牛群中具有完善的优势等级，这是野牛群的一个特点，关于这个特点的好处我们将在以后讨论。但非洲野牛被认为是非洲最危险、脾气最难预料的大型哺乳动物。任何一个蠢到想去驯化非洲野牛的人要么因此而送命，要么不得不在它长得太大大凶险之前把它杀死。同样，河马这个4吨重的素食动物，如果不是因为它们那样危险，可能会成为农家的大牲口。河马每年杀死的人比非洲的任何其他哺乳动物(甚至包括狮子)杀死的人都要多。

    对于这些臭名昭著的凶猛的动物失去了驯化的候补资格这一点，很少人会感到惊奇。但还有一些候补动物，它们的危险却鲜为人知。例如，8种野生的马科动物(马及其亲绕动物)在性情方而差异很大，虽然这8种在遗传上彼此非常接近，所以彼此可以交配并生出健康的(虽然通常不育的)后代。其中的两种——马和北非驴(现代驴的祖先)成功地得到驯化。同北非驴关系密切的是亚洲驴，也叫中亚野驴。由于中亚野驴的家乡包括西方文明和动物驯化的摇篮新月沃地，古代人必定用中亚野驴进行过广泛的试验。我们根据苏美尔人和后人的描绘得知，中亚野驴经常被人猎杀，也经常被人捉来同驴和马杂交。古人描绘过一种形状像马的动物，用来骑乘或拉车，可能就是指中亚野驴。然而，所有描绘过它们的人，从罗马人到现代动物园饲养员，对它们的暴躁脾气和咬人恶习都没有好评。因此，虽然中亚野驴在其他方面和驴的祖先有相似之处，但却从未被驯化过。

    非洲的4种斑马情况甚至更糟。驯化它们的努力已经到了让它们拉车的地步：在19世纪的南非，有人试过把它们当役畜，怪人沃尔特·罗特希尔德勋爵坐着斑马拉的马车在伦敦街上驶过。可惜的是，斑马长大后变得难以对付。(我们并不否认有许多马有时脾气也很暴躁，但斑马和中亚野驴的脾气要暴躁得多，而且一律如此。)斑马有咬了人不松口的讨厌习惯。它们因此而咬伤的美国动物园饲养员甚至比老虎咬伤的还多!斑马实际上也不可能用套索去套——即使是在牧马骑术表演中获得套马冠军的牛仔也无法做到——因为斑马有一种万无一失的本领，在看着绳圈向它飞来时把头一低就躲开了。

    因此，给斑马装上鞍子或骑上它是很少有的事(如果曾经有过的话)，于是南非人想要驯化它们的热情减少了。具有潜在危险的大型哺乳动物的难以预测的攻击行为，也是在驯化麋鹿和大角斑羚方面开始时颇有希望的现代实验没有取得更大成功的部分原因。

    容易受惊的倾向。大型食草类哺乳动物以不同的方式对来自捕食者或人类的危险作出反应。有几种在觉察到危险时会变得神经紧张，动作敏捷，并且照例立即逃走。还有几种则动作迟缓．不那么紧张，在群集中寻求保护，在受到威胁时站在原地不动，不到必要时不会逃跑。大多数鹿和羚羊(驯鹿是显著的例外)属于前—种，绵羊和山羊则属于后一种。

    自然，容易紧张的那几种难以圈养。如果把它们关在围栏里，它们也可能惊恐不安，不是被吓死，就是为了逃生在围栏上撞死。例如，瞪羚的情况就是如此。几千年来，在新月沃地的—些地区，瞪羚是最经常被猎捕的动物。在该地区最早定居的人除了瞪羚再没有更多机会去驯化别的哺乳动物。但没有任何瞪羚得到驯化。想象一下放牧这样一种动物的情景吧：它飞速逃走，盲目地向围墙一头撞去，它一跳就能达到差不多30英尺远，奔跑的速度能够达到每小时50英里!

    群居结构。几乎所有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都证明它们的野生祖先具有3个共同的群居特点：它们生活在群体里；它们在群体成员中维持着一种完善的优势等级；这些群体占据重叠的生活范围，而不是相互排斥的领域。例如，一个野马群包括一匹公马、6、7匹母马和一些小马驹。母马A支配着母马B、c、D和以母马B顺从母马A，但支配母马c、D和E。母马C顺从母马B和A，但支配母马D和E.以此类推。马群在行进时，其成员保持着一种固定不变的次序：公马殿后；级别最高的母马居前，后面跟随着它的小马驹，次序按年龄排列，最小的排在最前面；其他母马按级别排列，每匹母马后面跟随着它的按年龄排列的小马驹。这样，许多成年马就可以在这个马群中共处，用不着经常打架，而且每匹马都知道自己在马群中的地位。

    路人的后面，就像通常跟在级别最高的母马后面一样。绵羊、山羊、牛和狗的祖先(狼)的群体中也有类似的等级。随着幼兽在这个群体中长大，它们就牢牢记住了它们经常看到的身旁的那些动物，在野生环境中，它们看到的是同种的成员，但在圈养状态下，群体中的幼兽看到的还有身旁的人，于是也就把人牢牢地记住了。

    这种群居动物适合于放牧。既然它们彼此相安无事，所以就能把它们集中在一起。既然它们本能地跟随一个起支配作用的领袖．而且把人当作那个领袖而牢牢记住，所以它们就乐于接受牧人或牧羊狗的驱赶。群居动物在拥挤的圈养条件下也能生长良好，因为它们在野生时就已习惯于生活在密集的群体中了。

    相形之下，独居的地盘性的动物就不能把它集中起来放牧。它们彼此不能相容，它们没有把人牢牢地记在心上，它们也不会本能地顺从。谁见过一群猫(野生时是独居的和地盘性的)跟在一个人的后面或者让—个人把它们集中起来照管?每一个喜欢猫的人都知道．猫不像狗那样对人出于本能地顺从。猫和雪貂是唯—的得到驯化的地盘性哺乳动物，我们驯化它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把它们当作肉食来源而大群地放牧，而是把它们当作独居的猎兽或宠物来饲养。

    虽然大多数独居的地盘性动物因此而未能得到驯化．但不能反过来说大多数群居的动物都能得到驯化。下面的另外几个原因中只要有一个原因，它们中的大多数就不能驯化。

    首先，有许多动物的群体并不拥有重叠的生活范围，而是保持排斥其他群体的独占领域。把这两样动物圈养在一起，就如同把两只独居的雄性动物圈养在一起一样是不可能的。

    其次，有许多动物在一年的部分时间里是群居的，到了交配季节就变成地盘性的了，这时它们见面就争斗，彼此不能相容。大多数的鹿和羚羊都是如此(驯鹿又一次例外)，这也是所有群居的羚羊不适合驯化的主要因素之一．虽然非洲以这些羚羊而著名。虽然人们对非洲羚羊的第一个联想是“沿地平线密密麻麻的羊群”，但事实上这些羊群中的雄性羚羊在交配期间都划分了地盘，彼此凶猛地争斗。因此，这些羚羊不能像绵羊、山羊或牛那样圈养在拥挤的围栏思。争夺地盘的行为加上性情凶猛和生长缓慢，同样使犀牛不能成为农家场院里的牲口。

    最后，许多群居动物．再一次包括大多数鹿和羚羊，并没有界限分明的优势等级，因此在本能上并没有准备把任何占支配地位的领袖牢记在心(因而也不会把人记在心上)。结果．虽然许多鹿和羚羊给驯服了(请想一想班比的所有那些真实的故事)，但人们从来没有见过那种像绵羊一样成群放牧的驯养的鹿和羚羊。这个问题也使对北美加拿大盘羊的驯化半途而废，虽然这种羊和亚洲的摩弗伦羊同属，是我们驯养的绵羊的祖先。加拿大盘羊适合我们的需要，在大多数方面与摩弗伦羊相似，只是在一个关键方面例外：它们缺乏摩弗伦羊的那种固定不变的行为，即使这些个体对另一些它们承认其优势的个体表现顺从。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我在本章开始时提出的那个问题。从一开始，动物驯化的最令人困惑的特征之一是那种表面上的随意性：有些动物驯化了，而它们的近亲却没有得到驯化。除少数几种外，所有可以作为驯化候补者的动物都被安娜·卡列尼娜原则排除了。人类同大多数动物缔结了一种不幸的婚姻，这是由于许多可能的原因中的一个或多个原因造成的：动物的日常食物、生长速度、交配习惯、性情、容易受惊的倾向以及群居组织的几个不同的特点。只有很少一部分野生哺乳动物由于在上述所有这些方面都能协调一致而最终得以和人类结成美满的婚姻。

    欧亚大陆的民族碰巧比其他大陆的民族继承了多得多的可驯化的大型野生的哺乳类食草动物。这一结果及其为欧亚大陆社会带来的全部利益，来自哺乳动物地理学、历史和生物学这3个基本事实。首先，欧亚大陆由于其广大面积和生态的多样性．一开始就拥有最多的可供驯化的候补动物。其次，澳大利亚和美洲，而不是欧亚大陆或非洲，在更新世晚期动物灭绝的大规模浪潮中失去了它们大多数可供驯化的候补动物——这可能是因为前两个大陆的哺乳动物不幸首先突然接触到人类，而且这时已是我们的进化史的后期阶段，我们的狩猎技巧已经得到了高度的发展。最后，证明适合驯化的幸存的候补动物，在欧亚大陆要多于其他大陆。只要研究一下那些不曾驯化的候补动物，就可以看出使其中每一种失去驯化资格的一些特有原因。因此，托尔斯泰可能会赞同一位前辈作家圣马太的真知灼见：“被传唤者众，而被选中者少。”第十章 辽阔的天空和偏斜的轴线
请在下页的世界地图(图10．1)上比较一下各大陆的形状和轴线走向。你会对一种明显的差异产生深刻的印象。美洲南北向距离(9000英里)比东西向距离大很多：东西最宽处只有3000英里，最窄处在巴拿马地轴．仅为40英里。就是说，美洲的主轴线是南北向的。非洲的情况也是一样，只是程度没有那么大。相形之下，欧亚大陆的主轴线则是东西向的。那么．大陆轴线走向的这些差异对人类历史有什么影响呢?

    本章将要讨论我所认为的轴线走向的差异所产生的巨大的、有时是悲剧性的后果。轴线走向影响了作物和牲口的传播速度，可能还影响文字、车轮和其他发明的传播速度。这种基本的地理特征在过去500年中对印第安人、非洲人和欧亚大陆人十分不同的经验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粮食生产的传播对于了解在枪炮、病菌和钢铁的出现方面的地理差异，同粮食生产的起源一样证明是决定性的。关于粮食生产的起源问题，我们在前几章已经考察过了。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看到的那样，这是因为地球上独立出现粮食生产的地区多则9个，少则5个。然而，在史前时期，除了这少数几个粮食生产的发源地外，在其他许多地区也已有了粮食生产。所有这些其他地区之所以出现粮食生产，是由于作物、牲口以及栽种作物和饲养牲口的知识的传播，在某些情况下，则是由于农民和牧人本身迁移的结果。

    粮食生产的这种传播的主要路线，是从西南亚到欧洲、埃及和北非、埃塞俄比亚、中亚和印度河河谷；从萨赫勒地带和西非到东非和南非；从中国到热带东南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朝鲜和日本；以及从中美洲到北美洲。此外，粮食生产甚至在它的发源地由于来自其他发源地的另外一些作物、牲口和技术而变得更加丰富了。

    正如某些地区证明比其他地区更适合于出现粮食生产一样，粮食生产传播的难易程度在全世界也是大不相同的。有些从生态上看十分适合于粮食生产的地区，在史前期根本没有学会粮食生产，虽然史前粮食生产的一些地区就在它们的附近。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农业和畜牧业没有能从美国西南部传入印第安人居住的加利福尼亚，也没有能从新几内亚和印度尼西亚传入澳大利亚；农业没有能从南非的纳塔尔省传入南非的好望角省。即使在所有那些在史前期传播了粮食生产的地区中，传播的速度和年代也有很大的差异。在一端是粮食生产沿东西轴线迅速传播：从西南亚向西传人欧洲和埃及，向东传入印度河河谷(平均速度为每年约0.7英里)；从菲律宾向东传入波利尼西亚(每年3．2英里)。在另一端是粮食生产沿南北轴线缓慢传播：以每年不到0.5英里的速度从墨西哥向北传入美国的西南部；玉米和豆类以每年不到0．3英里的速度从墨西哥向北传播，在公元900年左右成为美国东部的多产作物；美洲驼以每年不到0．2英里的速度从秘鲁向北传入厄瓜多尔。如果不是像我过去的保守估汁和某些考古学家现在所假定的那样，迟至公元前3500年玉米才得到驯化，而是像大多数考古学家过去经常假定(其中许多人现在仍这样假定)的那样，玉米驯化的年代要大大提前，那么上述差异甚至可能更大。

    在全套作物和牲口是否得到完整的传播这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而又一次意味着传播所碰到的障碍有强弱之分。例如，虽然西南亚的大多数始祖作物和牲口的确向西传入了欧洲，向东传入了印度河河谷，但在安第斯山脉驯养的哺乳动物(美洲驼／羊驼和原鼠)在哥伦布以前没有一种到达过中美洲。这种未能得到传播的令人惊异的现象迫切需要予以解释。毕竟，中美洲已有了稠密的农业人口和复杂的社会，因此毫无疑问，安第斯山脉的家畜(如果有的话)大概是提供肉食、运输和毛绒的重要来源。然而，除狗外，中美洲完全没有土生土长的哺乳动物来满足这些需要。不过，有些南美洲作物还是成功地到达了中美洲，如木薯、甘薯和花生。是什么选择性的阻碍让这些作物通过，却筛选掉美洲驼和豚鼠?

    对于物种传播的这种地理上的难易差别．有一个比较巧妙的说法，叫做抢先驯化现象。大多数后来成为我们的作物的野生植物在遗传方面因地而异，因为在不同地区的野生祖先种群中已经确立了不同的遗传突变体。同样，把野生植物变成作物所需要的变化，原则上可以通过不同的新的突变成产生相同结果的不同的选择过程来予以实现。根据这一点，人们可以考察一下在史前期广泛传播的某种作物，并且问一问它的所有变种是否显示了同样的野生突变或同样的转化突变。这种考察的目的，是要断定这种作物是在一个地区发展起来的，还是在几个地区独立发展起来的。

    如果对新大陆的古代主要作物进行这种遗传分析，其中有许多证明是包括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野生变种，或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转化突变体。这表明，这个作物是在至少两个不同的地区独立驯化的，这个作物的某些变种经遗传而获得了一个地区特有的突变，而同一作物的另一些变种则通过遗传而获得了另一地区的突变。根据这个基本原理，一些植物学家断定说，利马豆、菜豆和辣椒全都在至少两个不同的场合得到驯化．一次是在中美洲，一次是在南美洲；而南瓜同植物和种子植物藜也至少独立驯化过两次，一次是在中美洲，一次是在美国东部。相形之下，西南亚的大多数古代作物显示出只有一个不同的野生变种或不同的转化突变体，从而表明了该作物的所有现代变种都起源于仅仅一次的驯化。

    如果这种作物是在其野生产地的几个不同地区反复地、独立地驯化的，而不是仅仅一次和在一个地区驯化的，那么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已经看到，植物驯化就是把野生植物加以改变，使它们凭借较大的种子、较少的苦味或其他品质而变得对人类有益。因此，如果已经有了某种多产的作物，早期的农民肯定会去种植它，而不会从头开始去采集它的还不是那样有用的野生亲缘植物来予以重新驯化。支持仅仅一次驯化的证据表明，一旦某种野生植物得到了驯化，那么这种作物就在这种野生植物的整个产地迅速向其他地区传播，抢先满足了其他地区对同一种植物独立驯化的需要。然而，如果我们发现有证据表明，同一种植物的野生祖先在不同地区独立地得到驯化，我们就可以推断出这种作物传播得太慢，无法抢先阻止其他地方对这种植物的驯化。关于在西南亚主要是一次性驯化而在美洲则是频繁的多次驯化的证据，也许因此而提供了关于作物的传播在西南亚比在美洲容易的更巧妙的证据。

    某种作物的迅速传播可能不但抢先阻止了同一植物的野生祖先在其他某个地方的驯化，而且也阻止了有亲缘关系的野生植物的驯化。如果你所种的豌豆已经是优良品种，那么从头开始再去驯化同一种豌豆的野生祖先，当然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去驯化近亲的野豌豆品种也同样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对农民来说，这种豌豆和已经驯化的豌豆实际上是同一回事。西南亚所有的始祖作物抢先阻止了对欧亚大陆西部整个广大地区任何近亲植物的驯化。相比之下，在新大陆有许多例子表明，一些同等重要的、有密切亲缘关系的然而又有区别的植物，是在中美洲和南美洲驯化的。例如，今天全世界种植的棉花有95％属于史前时期在中美洲驯化的短绒棉。然而，史前期南美洲农民种植的却是巴巴多斯棉。显然，中美洲的棉花难以到达南美洲，才使它未能在史前时代抢先阻止那里不同品种的棉花得到驯化(反之亦然)。辣椒、南瓜属植物、苋属植物和藜科植物是另一些作物，它们的一些不同的然而有亲缘关系的品种是在中美洲和南美洲驯化的，因为没有一个品种的传播速度能够快到抢先阻止其他品种的驯化。

    因此，许多不同的现象归结为同一个结论：粮食生产从西南亚向外传播的速度要比在美洲快，而且也可能比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快。这些现象包括：粮食生产完全未能到达某些生态条件适合于粮食生产的地区；粮食生产传播的速度和选择性方面存在着差异；以及最早驯化的作物是否抢先阻止了对同一种植物的再次驯化或对近亲植物的驯化方面也存在着差异。粮食生产的传播在美洲和非洲比在欧亚大陆困难，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来看一看粮食生产从西南亚(新月沃地)向外迅速传播的情况。在那里出现粮食生产后不久，即稍早于公元前8000年，粮食生产从中心向外扩散的浪潮在欧亚大陆西部和北非的其他地方出现了．它往东西两个方向传播，离新月沃地越来越远。在本页上我画出了遗传学家丹尼尔·左哈利和植物学家玛丽亚·霍普夫汇编的明细图(图10．2)，他们用图来说明粮食生产的浪潮到公元前6500年到达希腊、塞浦路斯和印度次大陆，在公元前6000年后不久到达埃及，到公元前5400年到达中欧．到公元前5200年到达西班牙南部，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到达英国。在上述的每一个地区，粮食生产都是由最早在新月沃地驯化的同一组动植物中的某些作物和牲口所引发的。另外，新月沃地的整套作物和牲口在某个仍然无法确定的年代进入非洲，向南到了埃塞俄比亚。然而，埃塞俄比亚也发展了许多本地的作物，目前我们还不知道是否就是这些作物或陆续从新月沃地引进的作物开创了埃塞俄比亚的粮食生产。

    当然，这全部作物和牲口并非全都传播到那些边远地区。例如，埃及太温暖，不利于单粒小麦在那里落户。在有些边远地区，在这全部作物和牲口中，有些是在不同的时期引进的。例如，在西南欧，绵羊引进的时间早于谷物。有些边远地区也着手驯化几种本地的作物，如欧洲西部的罂粟，可能还有埃及的西瓜。但边远地区的大部分粮食生产，在开始时都依赖新月沃地驯化的动植物。紧跟在这些驯化的动植物之后传播的，是创始于新月沃地或其附近地区的其他发明，其中包括轮子、文字、金属加工技术、挤奶、果树栽培以及啤酒和葡萄酒的酿造。

    为什么这一批植物竟能使粮食生产在欧亚大陆整个西部得以开始？这是不是因为在许多地区都有一批这样的野生植物，它们在那里和在新月沃地一样被发现有用，从而独立地得到驯化?不，不是这个原因。首先，新月沃地的始祖作物有许多原来甚至不是在西南亚以外地区野生的。例如，在8种主要的始祖作物中，除大麦外，没有一种是在埃及野生的。埃及的尼罗河流域提供了一种类似于新月沃地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环境。因此，在两河流域生长良好的那一批作物，在尼罗河流域也生长得相当良好，从而引发了埃及本土文明的引人注目的兴起。但是，促使埃及文明的这种令人注目的兴起的粮食，在埃及原来是没有的。建造人面狮身像和金字塔的人吃的是新月沃地原生的作物，而不是埃及原生的作物。

    其次，即使在西南亚以外地区确曾出现过这些作物的野生祖先，我们也能够肯定欧洲和印度的作物大都得自西南亚，而不是在当地驯化的。例如，野生亚麻往西出现在英国和阿尔及利亚，往东出现在里海沿岸，而野生大麦往东甚至出现在西藏。然而，就新月沃地的大多数始祖作物而言，今天世界上所有人工培育的品种的染色体都只有一种排列，而它们野生祖先的染色体却有多种排列；要不，就是它们只产生一种突变(来自许多可能的突变)，而由于有了这种突变，人工培育的品种和它们的野生祖先的区别就在于它们有了为人类所向往的一些特点。例如，所有人工培育的豌豆都有相同的隐性基因，这种基因使人工培育的豌豆的成熟豆荚不会像野豌豆的豆荚那样自然爆裂，把豌豆洒落地上。

    显然，新月沃地的大多数始祖作物在它们最初在新月沃地驯化后，就不会在其他地方再次驯化。如果它们是多次独立驯化的，它们的染色体的不同排列或不同的突变就会显示出这种多重起源所遗留的影响。因此，这些就是我们在前面讨论的关于抢先驯化现象的典型例子。新月沃地成批作物的迅速传播，抢先阻止了其他任何可能想要在新月沃地范围内或其他地方驯化同一野生祖先的企图。一旦有了这种作物，就再没有必要把它从野外采集来，使它再一次走上驯化之路。

    在新月沃地和其他地方，大多数始祖作物的祖先都有可能也适于驯化的野生亲缘植物。例如，豌豆是豌豆属植物，这个属包括两个野生品种：豌豆和黄豌豆，前者经过驯化而成为我们园圃里的豌豆，后者则从未得到驯化。然而，野生的黄豌豆无论是新鲜的还是干的，味道都很好，而且在野外随处可见。同样，小麦、大麦、兵豆、鹰嘴豆、菜豆和亚麻，除已经驯化的品种外，全都有许多野生的亲缘植物。在这些有亲缘关系的豆类和大麦类作物中，有一些事实上是在美洲或中国独立驯化的．离新月沃地的早期驯化地点已经很远。但在欧业大陆西部，在几个具有潜在价值的野生品种中，只有一种得到驯化——这大概是因为这一个品种传播得太快，所以人们停止采集其他的野生亲缘植物，而只以这种作物为食。又一次像我们前面讨论过的那样，这种作物的迅速传播不但抢先阻止驯化其野生祖先的企图．而且也阻止了任何可能想要进一步驯化其亲缘植物的企图。

    为什么作物从新月沃地向外传播的速度如此之快？回答部分地决定于我在本章开始时谈到的欧亚大陆的东西向轴线。位于同一纬度的东西两地，白天的长度和季节的变化完全相同。在较小程度上．它们也往往具有类似的疾病、温度和雨量情势以及动植物生境或生物群落区(植被类型)。例如，葡萄牙、伊朗北部和日本在纬度上的位置大致相同，彼此东西相隔各为4000英里，但它们在气候方面都很相似，而各自的气候与其正南方仅仅1000英里处的气候相比反而存在差异。在各个大陆上，被称为热带雨林型的动植物生境都在赤道以南和赤道以北大约10度之内，而地中海型低矮丛林的动植物生境(如加利福尼亚的沙巴拉群落和欧洲的灌木丛林地带)则是在北纬大约30度至40度之间。

    但是，植物的发芽、生长和抗病能力完全适应了这些气候特点。白天长度、温度和雨量的季节性变化，成了促使种子发芽、幼苗生长以及成熟的植物开花、结子和结果的信号。每一个植物种群都通过自然选择在遗传上作好安排，对它在其中演化的季节性情势所发出的信号作出恰当的反应。这种季节性的情势因纬度的不同而产生巨大的变化。例如，在赤道白天的长度全年固定不变，但在温带地区，随着时间从冬至向夏至推进，白天逐步变长，然后在整个下半年又逐步变短。生长季节——即温度与白天长度适合植物生长的那一段时间——在南纬度地区最短，在靠近赤道地区最长。植物对它们所处地区的流行疾病也能适应。
那些在遗传安排方面未能配合栽种地区纬度的植物可要遭殃了!请想象一下，一个加拿大农民如果愚蠢到竟会栽种一种适于在遥远的南方墨西哥生长的玉米，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种玉米按照它那适合在墨西哥生长的遗传安排，应该在三月份就准备好发芽，但结果却发现自己仍被埋在10英尺厚的积雪之下。如果这种玉米在遗传上重新安排，以便使它在一个更适合于加拿大的时间里———如六月份的晚些时候发芽，那么它仍会由于其他原因而碰到麻烦。它的基因会吩咐它从容不迫地生长，只要能在5个月之后成熟就行了。这在墨西哥的温和气候下是一种十分安全的做法，促在加拿大就是一种灾难性的做法了，因为这保证会使玉米在能够长出任何成熟的玉米棒之前就被秋霜杀死了。这种玉米也会缺少抵抗北方气候区的疾病的基因，而空自携带着抵抗南方气候区的疾病的基因。所有这些特点使低纬度地区的植物难以适应南纬度地区的条件，反之亦然。结果，新月沃地的大多数作物在法国和日本生长良好，但在赤道则生长很差。

    动物也一样，能够适应与纬度有关的气候特点。在这方面，我们就是典型的动物，这是我们通过内省知道的。我们中有些人受不了北方的寒冬，受不了那里短暂的白天和特有的病菌，而我们中的另一些人则受不了炎热的热带气候和那里特有的病菌。在近来的几个世纪中，欧洲北部凉爽地区的海外移民更喜欢迁往北美、澳大利亚和南非的同样凉爽的气候区，而在赤道国家肯尼亚和新几内亚，则喜欢住在凉爽的高原地区。被派往炎热的热带低地地区的北欧人过去常常成批地死于疟疾之类的疾病，而热带居民对这类疾病已经逐步形成了某种自然的抵抗力。

    这就是新月沃地驯化的动植物如此迅速地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的部分原因：它们已经很好地适应了它们所传播的地区的气候。例如，农业在公元前5400年左右越过匈牙利平原进入中欧后立即迅速传播，所以从波兰向西直到荷兰的广大地区内最早的农民遗址(其标志为绘有线条装饰图案的特有陶器)几乎是同时存在的。到公元元年，原产新月沃地的谷物已在从爱尔兰的大西洋沿岸到日本的太平洋沿岸的8000英里的大片地区内广为种植。欧亚大陆的这片东西向的广阔地区是地球上最大的陆地距离。

    因此，欧亚大陆的东西向轴线使新月沃地的作物迅速开创了从爱尔兰到印度河流域的温带地区的农业，并丰富了亚洲东部独立出现的农业。反过来，最早在远离新月沃地但处于同一纬度的地区驯化的作物也能够传回新月沃地。今天．当种子靠船只和飞机在全世界运来运去的时候，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的一日三餐是个地理大杂烩。美国快餐店的一顿典型的饭食可能包括鸡(最早在中国驯化)和土豆(来自安第斯山脉)或玉米(来自墨西哥)，用黑胡椒粉(来自印度)调味，再喝上一杯咖啡(原产埃塞俄比亚)以帮助消化。然而，不迟于2000年前，罗马人也已用多半在别处出产的食物大杂烩来养活自己。在罗马人的作物中，只有燕麦和罂粟是意大利当地生产的。罗马人的主食是新月沃地的一批始祖作物，再加上温孛(原产高加索山脉)、小米和莳萝(在中亚驯化)、黄瓜、芝麻和柑桔(来自印度)，以及鸡、米、杏、桃和粟(原产中国)。虽然罗马的苹果至少是欧亚大陆西部的土产，但对苹果的种植却要借助于在中国发展起来并从那里向西传播的嫁接技术。

    虽然欧亚大陆有着世界上处于同一纬度的最广阔的陆地．并由此提供了关于驯化的动植物迅速传播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但还有其他一些例子。在传播速度上堪与新月沃地整批作物相比的是一批亚热带作物的向东传播，这些作物最初集中在华南，在到达热带东南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时又增加了一些新的作物。在1600年内，由此而产生的那一批作物(包括香蕉、芋艿和薯蓣)向东传播了5000多英里，进入热带太平洋地区，最后到达波利尼西亚群岛。还有一个似乎可信的例子，是作物在非洲广阔的萨赫勒地带内从东向西的传播．但古植物学家仍然需要弄清楚这方面的详细情况。

    可以把驯化的植物在欧亚大陆东西向传播之易与沿非洲南北轴线传播之难作一对比。新月沃地的大多数始祖作物很快就到达了埃及，然后向南传播，直到凉爽的埃塞俄比亚高原地区，它们的传播也就到此为止。南非的地中海型气候对这些作物来说应该是理想的，但在埃塞俄比亚与南非之间的那2000英里的热带环境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非洲农业是从驯化萨赫勒地带和热带西非的当地野生植物(如高梁和非洲薯蓣)开始的，这些植物已经适应了这些低纬度地区的温暖气候、夏季的持续降雨和相对固定不变的白天长度。

    同样，新月沃地的家畜通过非洲向南的传插也由于气候和疾病(尤其是采采蝇传染的锥虫病)而停止或速度减慢。马匹所到的地方从来没有超过赤道以北的一些西非王国。在2000年中，牛、绵羊和山羊在塞伦格蒂大平原的北缘一直止步不前，而人类的新型经济和牲畜品种却仍在发展。直到公元元年至公元200年这一时期，即牲畜在新月沃地驯化的大约8000年之后，牛、绵羊和山羊才终于到达南非。热带非洲的作物在非洲向南传播时也遇到了困难，它们只是在新月沃地的那些牲畜引进之后才随着黑非洲农民(班图族)到达南非。然而，这些热带非洲的作物没有能够传播到南非的菲什河彼岸，因为它们不能适应的地中海型气候条件阻止了它们的前进。

    这个结果是过去2000年的南非历史中人们非常熟悉的过程。南非土著科伊桑人(亦称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有些已有了牲畜，但仍没有农业。他们在人数上不敌黑非洲农民，并在菲什河东北地区被黑非洲农民取而代之，但这些黑非洲农民的向南扩张也到菲什河为止。只有在欧洲移民于1652年由海路到达，带来新月沃地的—整批作物时，农业才得以在南非的地中海型气候带兴旺发达起来。所有这些民族之间的冲突，造成了现代南非的一些悲剧：欧洲的病菌和枪炮使科伊桑人迅速地大量死亡；欧洲人和黑人之间发生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一系列战争；发生了又一个世纪的种族压迫；现在，欧洲人和黑人正在作出努力，在昔日科伊桑人的土地上寻找一种新的共处模式。

    还可以把驯化的植物在欧亚大陆传播之易与沿美洲南北轴线传播之难作一对比。中美洲与南美洲之间的距离——例如墨西哥高原地区与厄瓜多尔高原地区之间的距离——只有1200英里，约当欧亚大陆上巴尔干半岛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的照离。巴尔干半岛为大多数美索不达米亚的作物和牲畜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并在不到2000年的时间内接受了这一批在新月沃地形成的驯化动植物。这种迅速的传播抢先剥夺了驯化那些动植物和亲缘物种的机会。墨西哥高原地区和安第斯山脉对彼此的许多作物和牲畜来说同样应该是合适的生长环境。有几种作物，特别是墨西哥玉米．确实在哥伦布时代以前就己传播到另一个地区。

    但其他一些作物和牲畜未能在中美洲和南美洲之间传播。凉爽的墨西哥高原地区应该是饲养美洲驼、豚鼠和种植马铃薯的理想环境，因为它们全都是在南美安第斯山脉凉爽的高原地区驯化的。然而，安第斯山脉的这些特产在向北传播时被横隔在中间的中美洲炎热的低地完全阻挡住了。在美洲驼于安第斯山脉驯化了5000年之后，奥尔梅克人的、马雅人的、阿兹特克人的以及墨西哥其他所有土著人的社会仍然没有驮畜，而且除狗以外也没有任何可供食用的驯养的哺乳动物。

    反过来，墨西哥驯养的火鸡和美国东部种植的向日葵本来也是可以在安第斯山脉茁壮生长的，但它们在向南传播时被隔在中间的热带气候区阻挡住了。仅仅这700英里的南北距离就使墨西哥的玉米、南瓜类植物和豆类植物在墨西哥驯化了几千年之后仍然不能到达美国的西南部，而墨西哥的辣椒和藜科植物在史前时期也从未到达那里。在玉米于墨西哥驯化后的几千年中，它都未能向北传播到北美的东部，其原因是那里的气候普遍较冷和生长季节普通较短。在公元元年到200年之间的某一个时期，玉米终于在美国的东部出现，但还只是一种十分次要的作物。直到公元900年左右，在培育出能适应北方气候的耐寒的玉米品种之后，以玉米为基础的农业才得以为北美最复杂的印第安人社会——密西西比文化作出贡献，不过这种繁荣只是昙花一现，由于同哥伦布一起到来的和在他之后到来的欧洲人带来的病菌而寿终正寝。

    可以回想一下，根据遗传研究，新月沃地的大多数作物证明只是一次驯化过程的产物，这个过程所产生的作物传播很快，抢先阻止了对相同品种或亲缘品种植物的任何其他的早期驯化。相比之下，许多显然广为传播的印第安作物中，却包含有一些亲缘植物，或甚至属于同一品种但产生了遗传变异的变种，而这些作物又都是在中美洲、南美洲和美国东部独立驯化出来的。从地区来看，在苋属植物、豆类植物、黎科植物、辣椒、棉花、南瓜属植物和烟草中，近亲的品种互相接替。在四季豆、利马豆、中国辣椒和瓠瓜中，同一品种的不同变种互相接替。这种由多次独立驯化所产生的结果，也许可以提供关于作物沿美洲南北轴线缓慢传播的进一步证明。

    于是，非洲和美洲这两个最大的陆块，由于它们的轴线主要是南北走向，故而产生了作物传播缓慢的结果。在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地区，南北之间的缓慢传播只在较小范围内产生重要的影响。这方面的另一些例子包括作物在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域与南印度之间十分缓慢的交流，华南的粮食生产向西马来西亚的缓慢传播，以及热带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的粮食生产未能在史前时期分别抵达澳大利亚西南部和东南部的现代农田。澳大利亚的这两个角落现在是这个大陆的粮仓，但它们却远在赤道以南2000多英里之外。那里的农业得等到适应欧洲凉爽气候和较短生长季节的作物乘坐欧洲人的船只从遥远的欧洲来到的那个时候。

    我一直在强调只要看一眼就可容易地在地图上确定的纬度，因为它是气候、生长环境和粮食生产传播难易的主要决定因素。然而，纬度当然不是这方而唯一的决定因素，认为同一纬度上的邻近地区有着同样的气候(虽然它们不一定有着同样的白天长度)，这种说法包并不总是正确的。地形和生态方面的界线，在某些大陆比在另一些大陆要明显得多，从而在局部上造成了对作物传播的重大障碍。

    例如，虽然美国的东南部和西南部处在同一个纬度上，但这两个地区之间的作物传播却是十分缓慢而有选择性的。这是因为横隔在中间的得克萨斯和南部大平原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干旱而不适于农业。在欧亚大陆也有一个与此相一致的例子，那就是新月沃地的作物向东传播的范围。这些作物很快就向西传播到大西洋，向东传播到印度河流域，而没有碰到任何重大的障碍。然而，在印度如要再向东去，则由于主要是冬季降雨转变为主要是夏季降雨而大大延缓了涉及不同作物和耕作技术的农业向印度东北部恒河平原的扩展。如果还要向东，则有中亚沙漠、西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一起把中国的温带地区同气候相似的欧亚大陆西部地区分隔开来。因此，中国粮食生产的早期发展独立于处在同—纬度的新月沃地的粮食生产，并产生了一些完全不同的作物。然而，当公元前2000年西亚的小麦、大麦和马匹到达中国时．就连中国与欧亚大陆西部地区之间的这些障碍也至少部分地得到了克服。

    而且，这种南北转移2000英里所产生的阻力，也因当地条件的不同而迥异。新月沃地的粮食生产通过这样长的距离传播到埃塞俄比亚，而班图人的粮食生产从非洲的大湖区向南迅速传播到纳塔尔省，因为在这两个例子中，隔在中间的地区有相似的降雨情势．因而适合于农业。相比之下，作物要想从印度尼西亚向南传播到澳大利亚的西南部地区则是完全不可能的，而通过短得多的距离从墨西哥向美国西南部和东南部传播也因中间隔着不利于农业的沙漠地区而速度缓慢。中美洲在危地马拉以南没有高原，中美洲在墨西哥以南尤其是巴拿马地形极狭，这在阻碍墨西哥高原地区和安第斯山脉地区之间作物和牲口的交流方面，至少同纬度的梯度一样重要。

    大陆轴线走向的差异不仅影响粮食生产的传播，而且也影响其他技术和发明的传播。例如，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西南亚或其附近发明的轮子，不到几百年就从东到西迅速传到了欧亚大陆的很大一部分地区，而在史前时代墨西哥独立发明的轮子却未能传到南面的安第斯山脉地区。同样，不迟于公元前1500年在新月沃地西部发展起来的字母文字的原理，在大约1000年之内向西传到了迦太基，向东传到了印度次大陆，但在史前时期即已盛行的中美洲书写系统，经过了至少2000年时间还没有到达安第斯山脉。

    当然，轮子和文字不像作物那样同纬度和白天长度有直接关系。相反，这种关系是间接的，主要是通过粮食生产系统及其影响来实现的。最早的轮子是用来运输农产品的牛拉大车的一部分。早期的文字只限于由生产粮食的农民养活的上层人士使用，是为在经济上和体制上都很复杂的粮食生产社会的目的服务的(如对王室的宣传、存货清单的开列和官方记录的保存)。一般说来，对作物、牲畜以及与粮食生产有关的技术进行频繁交流的社会，更有可能也从事其他方面的交流。

    美国的爱国歌曲(美丽的亚美利加)说到了从大海到闪光的大海，我们的辽阔的天空，我们的琥珀色的谷浪。其实，这首歌把地理的实际情况弄反了。和在非洲一样，美洲本地的作物和牲畜的传播速度由于狭窄的天空和环境的障碍而变得缓慢了。从北美大西洋岸到太平洋岸，从加拿大到巴塔哥尼亚高原，或者从埃及到南非，看不见本地绵延不断的谷浪，而琥珀色的麦浪倒是在欧亚大陆辽阔的天空下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同美洲本地和撤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农业传播速度相比，欧亚大陆农业的更快的传播速度在对欧亚大陆的文字、冶金、技术和帝国的更快传播方面发挥了作用。

    提出所有这些差异，并不就是说分布很广的作物是值得赞美的，也不是说这些差异证明了欧亚大陆早期农民具有过人的智慧。这些差异只是反映了欧亚大陆轴线走向与美洲或非洲大陆轴线相比较的结果。历史的命运就是围绕这些轴线旋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