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中国媒体十大事件

江城子2004

2005中国媒体十大事件
  
晓德
  
又是一载岁月的轮回，又是一年光阴的周而复始。春夏轮回中，2005年正渐渐远去，持续的暖冬，让时令上的冬天总是来得特别晚——据说连续数天气温在10度以下才表示进入了冬季——而与之相比，这一年里的中国媒体，却经历着罕见的严冬和“寒夏”，风霜雨雪间，媒体内的气温基本是在零度上下徘徊。
所以，当我如过去年终岁尾一样再次在键盘前敲击下“中国媒体十大事件”时，也不禁感到了一丝寒意。还是那句话，该文只是意在以我个人的视角记录媒体的变迁，一家之言，欢迎探讨。

  1、《新京报》不再“负责报道一切”

还未及等到两周岁生日，《新京报》报徽下面的这句口号就消失了，这就是天下彻底太平的标志吗？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或许，只有那6个飘落在风中的文字才清楚其中的寂寞与空灵。
从2003年11月11日至今，“一出生就风华正茂”的《新京报》屡遭坎坷:创刊前即被打压、出刊后高层人事变迁、再到今天连报纸的宣传口号都莫名其妙消失，是“枪打出头鸟”的中国传统惯性使然，还是中国媒体的水实在深不可测，亦或二者兼而有之？
不管怎样，今天的《新京报》表面看起来似乎风采依旧，用着与《人民日报》同质的新闻纸，内容质量亦与纸张质量一样一尘不染，在北京知识圈内保持着良好的口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对河北定州暴力事件的报道直接引发当地官场地震，该报道也成为中国媒体2005年履行舆论监督职能为数不多的亮点。
只是前路漫漫，要想从过去两载的遭遇去勾勒《新京报》的未来，简直难于上青天。

  2、“《南方周末》堕落了”

说这话的不是我，而是方舟子。方得出这个结论的来由源自《南方周末》刊发的《于建嵘PK方舟子》，认为该文删减了他自己很重要的表达语句。其中是非曲直暂且不论，让人意外的是，《南方周末》开始出手反击，负责报道的记者和编辑在网上“解释”前因后果——一场本是报道对象之间的言语纷争变成了三方大战，在细枝末节的计较之间，无形中把自己卷入了无趣的是非漩涡。
其实，南方周末的反击不只这一次，其上级单位南方报业集团发表的一则“严正声明”也使人感到讶异。除表明“集体辞职”为子虚乌有外，还将两年前流传的广告风波扯了进来，老百姓看的只是热闹，这下好了，所有的“污水”打包出现，到底是不是污水，实在考验大家的判断力。

  3、低俗的CCTV

高雅和低俗的标准，似乎总要被自以为“高雅”的人所掌控，并进而批判他人的“低俗”。CCTV就是这样一个自以为是的庞然大物，生活在它荫翳之下的人们自然不会放过任何耻笑他人“低俗”的机会，尤其是看到别人在某一方面的水平已经超过了自己时，耻笑往往就成了攻击，甚至带着高级大棒张牙舞爪欲除之而后快。
没错，我说的“超级女声”火暴中国后CCTV和他的员工们的态度:先是低俗说，组织专家炮轰，在新闻节目中有意识地打压，甚至连“焦点访谈”也加入进这场大合唱中，矛头一致指向“低俗”。如果说把宣传机器利用到这里就此打住，那还好说，小崔也好，李咏也罢，包括那个装腔作势的“老毕”，都不值拿太多笔墨来说事。只是到了奥运吉祥物发布晚会上，CCTV这次集体展示了他们的素质。当朱军在那边高呼“以博大的胸怀迎接2008”的时候，CCTV却利用“先进的技术”将被奥组委请到现场的5位超女“屏蔽”，所用招数已远非高雅与否层面的问题。
指望一群自以为是的人在台上玩着弱智游戏来代表国家电视台形象，实在可笑之至，看来，何时成立个国家电视二台的建议的确很有必要考虑一下了。

  4、一批报纸安静死去

如果说去年是报纸新生年——有那么多报纸选择在2004诞生——那么今年几乎成为中国报纸的消亡年，从南到北，多家报纸在2005年彻底告别舞台。
《新周报》，2004年即休刊，而它彻底倒掉是今年3月15日。
《巷报》，号称中国第一份社区报，它的诞生曾搅动了一团死水的长春报业市场，在支撑了1年后，却无奈资金不足草草收场。
《球报》，曾经的中国三大体育报纸之一，8月1日也走完了17年的旅程，宣布停刊。都说老战士不会死去，球报的精神却已如它的躯体一样被人彻底遗忘。
《南方体育》，8月30日走完最后一程，一群满怀新闻理想之梦的年轻人，随之雨打风吹去。
《深圳法制报》，11月5日突然停刊，原因是“报业结构调整需要”，但其生前频频繁发表揭露阴暗面的文章还是令人对其死因莫衷一是。
......
苍凉的场景，落寞的数字，在其背后都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如果是无情的市场规律成就今天的颓势，那只能抱怨命运的不公，但如果是因某种不便言说的理由导致凄凄惨惨戚戚，我们只能无言。

  5、传媒人辞职潮沸反盈天
人员流动行行如此，按说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喜欢用文字说话的人，却常常成为关注的对象，尤其是当他们就此事又是写公开博客又是发公开信的时候，就成了一种特殊的现象。
动静闹的比较大的有人来自两家单位:《经济观察报》和《南风窗》，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许知远了，很多对经济观察报青睐的读者相信都读过他的大作，对其推崇备至的粉丝更是数不胜数，所以听到他辞职的消息第一反应就是震惊，继而从其个人自述中得知了“前因后果”。南风窗那边的行动被称为“集体出走”，张良、陈初越、袁卫东、章敬平，据称是因为内部原因而离开。
除了这两家外，还在网上见到了令狐磊致《新周刊》的公开信，相比较而言，更多的是对原东家的感谢和礼貌。
还有一个人的离职比较特别，中国青年报的李方，虽然默默无声，但却尤其令人感叹。

  6、《北京青年报》高层被拘

“2005年对于《北京青年报》来说，无疑是一个多舛之年。”
这是一家媒体报道中的导语原文，其意在指出“收入结构不合理导致收入锐减，上市公司北青传媒亦遭遇‘滑铁卢’”。媒体产业化之后，经济问题往往就成为摆在桌面上的问题，可能会成为遭到整治的理由，也可能真的是作茧自缚，前者有南方那家报纸的前车之鉴，后者北京青年报即是一面镜子。
从传媒人到可能的阶下囚，其中转折实在值得三思。

  7、《中国青年报》李大同“一剑封喉”

如果在中央级媒体里评出个最客观公正敢为底层鼓与呼的什么奖来，那就非中国青年报莫属。这份我从高中时即开始阅读的报纸，走到今天才更多地了解了办报人其中的艰难。
李大同的一封公开信，再次将中青报人的职业精神一览无余。不媚上，不做表面文章，使得早已扬名海内外的冰点报道和时评，成为这份报纸的王牌栏目。而对王牌栏目的管理，其实也正是经营一份报纸的“艺术”所在，如何做到圆满又不失风骨，这才是真正的经营之道。

  8、《足球》PK《体坛周报》

没有了南方体育和球报，中国体育纸媒仅有的两员大将开始掐架了。不是说他们犯贱，而是这种火药味十足的公开叫阵可能在其他媒体绝无仅有，实属罕见。
10月7日，足球报主编刘晓新在头版撰文，公开质问体坛周报，目标直指《体坛周报》10月5日A8版、关于前陕西国力总经理、现西藏惠通陆华俱乐部总经理王珀的报道，认为是在“混淆是非”，其后在新浪网的聊天中，刘晓新还忠告对手:做人要厚道。
看到足球报被报道对象推上被告席，体坛周报做出了不寻常的行动，在当天的报纸中为原告叫屈，这种行为从法律上来说如果尊重事实固然没错，但在虚虚实实的足球和体育媒体圈中，真实往往要经过揭开几道包裹后才能得以清晰，所以外人看来，体坛此举无异于幸灾乐祸之余，还在对方身上插了一把刀子。
不过所句实在的，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愿意看专业体育媒体了，内部的公开较量除了徒增一道风景外，只是更暴露了新闻人的职业素质之低，仅此而已。

  9、温冲:断指之痛

2005年，对于南方都市报记者温冲来说，大概是刻骨铭心的。5月18日中午,他在广东省中山市的住所被一伙人闯入，遭遇毒打后，居然被砍断了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断指事件由此引起轩然大波，由于其先后报道过香港《“新义安”黑帮案》、《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遭毒打》等事件，对其遭遇是是非非自然是传言不断。
6月初，新华社的报道为此做了“盖棺定论”，大意是:温冲的女友因感情问题雇用七名歹徒，闯进寓所，砍掉了温冲的两根手指，警方指出，这是一宗普通的刑事案件，与被害人记者身份及其报道工作没有关系。由此，坊间又开始了对温冲的冷嘲热讽，澄清或否认成为他和其前女友分别要做的工作。
事实到底如何，至今不得而知，但这一年，温冲一定难以忘怀。
  
  10、湖南卫视一枝独秀，地方卫视纷纷“中国”

虽然我也不喜欢李湘那种娇媚的声音，更对所谓的金鹰之星、“美丽中学生”等拿孩子选秀的节目不太感冒，但不可否认的是，湖南卫视的2005赚了个盆满钵满，更成为讨厌CCTV的人们可以聊以宽慰的一个存在。
“超级女声”、“大长今”，这些都足以成为2005年描述中国娱乐市场的关键词之一二，而对我个人来说，也是第一次完整地看一部韩剧，第一次算是比较投入地关注一档娱乐节目。记得国庆去西北时，那个我们包车的那个年轻司机司机还告诉我，他也喜欢看超级女声，而且还给周笔畅投了票。一个节目，火暴到东西南北都为之牵挂的程度，一枝独秀的湖南卫视2005的确可以用“成功”两个字来评价了。
与湖南卫视恰到好处地演绎了“快乐中国”的概念相比，其他地方卫视纷纷玩起了“XX中国”的游戏，比如重庆卫视的“麻辣中国”、吉林卫视的“幽默中国”，好象还有某个卫视的“情感中国”等等不一而足，实在让人大跌眼镜，难道大家就不能把眼光放宽一点、再宽一点吗？
除了上述事件之外，还有一些事情值得关注，包括外交学院教师接受采访要收费、南昌晚报弄错任长霞照片、河南商报停刊后又复刊等等。
  
热闹的还在热闹着，而所有的事情都必将远去，下一个年度，一切又将重新开始，如此往复。只是，当我们回望过去的时候，总还是会发现点什么，或者有了新的感悟吧。
这是我写“中国媒体10大事件”的第五个年头，其间经历了数个城市以及工作单位的转变，希望将这些根据自己主观的观点得出记忆，如同那些逝去的年华一样，可以成为我们大家共同的珍藏。

江城子2004

附录:
李大同博客上被删的两篇文章

文章一
后记
作者:李大同
2005-12-28

10年过去了，《冰点》报道由“软”开始，越来越“硬”。这或许不是我的初衷，而是中国社会的现实逼着我这样做。这样做并非件件都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有些报道刊发后，久久听不到任何动静，令人绝望。譬如《枪声响过之后》（2003年3月19日《冰点》）。

我已经从业26年，继续挺在新闻“一线”的时日也许不多了。当我离开一线壕沟后撤的时候，我希望能像马克思写完《哥达纲领批判》后那样说:“不管怎么样，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当代中国有许多重大的、甚至是潮流性的事件在发生；代表性人物在涌现；批评、质疑在进行；历史真像在披露；历史人物、事件在被重新审视和评价。一份负责任的主流大报对所有这些关乎国家命运、民族未来的大事，原本都应该及时报道，但现行体制使我们尚难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往往难以在第一时间以报道的方式来干预现实，来推动社会的进步。但是，中国社会毕竟在进步，即便我们不能完全按照职业准则来达到理想的境界，我们至少应该有所记录。我们应该记录下后人必须审视的那些“大事”，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是失职。

吕日周是山西省长治市市委书记。他是官员队伍里的一个异类，带头在报纸上公开进行批评；他勤政爱民，在长治主政期间，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可以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评价。

无庸讳言，他之所以被新闻界所关注，首先——甚至主要——是因为他支持公开的舆论监督，并身体力行。各种各样的非主流报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大量在刊登关于吕日周的报道，关于吕日周的争论，在各大网站上也层出不穷。

按职业标准，吕日周早已不是“冰点”，而是名副其实的“焦点”，在那么多的报道之后，《冰点》本没有理由再去报道他。但是，我很快就发现，这样一个完全值得深入报道的党的干部，在所有中央级媒介上，竟然没有丝毫的动静。据我所知，有关部门并没有“不许加以报道”的指令，但所有中央媒介仿佛都心领神会，统一 “保持沉默”。要问为什么，没有别的解释，只因为他不按传统的“官场规矩”出牌，他是官场中的另类。在吕日周大刀阔斧地进行官场改革时，一位县委书记曾流着眼泪对他道出实质:吕书记，你这样做，是得了民心，失了官心呀！

我认为，这种沉默是中央级主流媒介的耻辱。如果没有人做，那我就应该做！不仅要做，还要做得精彩。我请本报大牌记者卢跃刚亲自出马，告诉他:放开了写，一个版不够，就两个版。

2002年10月9日、16日，《冰点》以两个版的规模报道了《吕日周在长治》。各大网站纷纷全文转载，网友跟贴无数。

我终于完成了这次记录，吕日周对中国改革的意义要远远超过焦裕禄、孔繁森等等的干部楷模。这样的记录会让一些人不高兴，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采访的关于吕日周的报道就未能播出。

SARS袭击中国，暴露出中国行政体制的种种弊端。本来，通过这次事件，主流媒介应当从头梳理SARS疫情发现后的每一环节，报道中国的官僚机构相对应做出的是什么样的反应，从而彻底诊断出体制的弊端，才好对症下药。实际上，SARS危机几乎可以说全面反映了我国体制、信息渠道、民族性、社区建设、城市与农村的医疗卫生机制等等方面潜伏的大问题。这才是SARS报道的真正的价值所在。

可惜，中国的媒介惯性太大，几乎条件反射般地将原本性质为灾难、反思性的报道，变脸为对医护人员的英雄颂歌。在这次SARS危机中，绝大部分医护人员的表现确实令人敬佩，但这仍属于他们的本职工作。

在一窝蜂似的英雄赞歌中，真正需要关注的SARS患者们被忽略了。他们因人为的信息闭塞，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患病，在长达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得不到任何救助。很多人因此而死去，很多家庭只剩下了孤儿。

报社内没有人要求《冰点》做SARS报道，但是我不能坐视，我必须有所记录。

2003年5月14日，《冰点》刊发《瘟疫警告人类》，概述了人类历史上危害极大的几次瘟疫的发生原因及应对措施。

5月28日，《冰点》刊发了上海著名学者许纪霖上万字的反思文章《非典时刻的反思》。这篇文章后来被读者称为是“非典反思文章中最独树一帜的”，“特棒”。没想到，这篇文章竟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通报批评。可在通报之后，很多人甚至有些著名的老同志都来索取这期报纸，这或许能够说明一些什么。

6月18日，SARS危机已近尾声，按照常例，又到了大规模表彰英模的时候，《冰点》刊出报道《生命备忘录》，详细记载了SARS猖獗期间，北京两个普通家庭的悲惨命运:一户全家11人，8人感染，3人死亡；另一户，父母双亡，只留下一个上高中的儿子。他们之所以死亡，都是因为患轻微小病，进入毫无防护的人民医院求诊，感染SARS，又在很长时间里，因局势失控得不到有效救治，最终死去。他们本不应该死。

在采访中，本报记者从医护人员那里得知，他们曾被命令作假病历，向世界卫生组织隐瞒患病人数，“像萨达姆一样用救护车拉着SARS病人满街乱窜”，以躲避世界卫生组织的现场视察。在听到中央撤消北京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两个高官职务的消息时，有位医生告诉记者，他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他说，再不撤掉他们，不知还要死多少人呢！

这不是直接干预现实的报道，而是记录。但就在《生命备忘录》发表之后，中央各媒体的同行们纷纷给我来电话，说是“绝了”，“你们竟能刊出这样的报道”。一个大学新闻系主任对我说，“还是《中国青年报》！还是《冰点》！”事后记者被告知，很多医护人员将这篇报道复印几十份，送给亲友们；301医院的蒋彦永大夫第一个向世界披露了北京SARS疫情的真相，从而被民间称为“民族英雄”。他的儿媳打来电话说，老人家拿到这张报纸，一字一句地读完……
  
三峡工程，投资达上千亿，移民上百万，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泥沙卵石长期淤积的前景、防洪发电的真实效应、以及有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等等问题上，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令人遗憾的是，所有反对派的声音都无法出现在主流媒介上。

2003年6月，长江三峡二期工程结束，蓄水至海拔135米，“高峡出平湖”，主流媒体上又是一片赞美之辞。我不能再继续沉默，对三峡工程的反对意见应该、也必须有公开的记录。

7月2日，《冰点》发表《三峡工程答疑录》。这是本报记者卢跃刚采访三峡工程顶级专家潘家铮的实录。事前，我交待跃刚，尽可能将潘家铮能够回答的置疑尽数提出，尤其是黄万里先生的名字和否定性意见。从技术上说，这些置疑只有依靠潘家铮的“圆满回答”才能记录下来，否则，它们虽然汗牛充栋般地充斥于网上，却在主流媒介上永无出头之日。

《答疑录》发表了。凌晨，我上网浏览时，看到新浪、搜狐均在头条位置全文刊登。网友们的跟贴仿佛与我心有灵犀。他们赞叹:好记者！好文章！我们10年以后再看。跃刚甚至接到不少国外读者的电话，告诉他，这是反对派的意见第一次如此完整地出现在中国的主流媒介上。

……

我们报道。我们记录。

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些好事之徒，仅仅因为，这是我们对公众、对国家、对历史、对未来应该承担一份责任。

按照和出版社的约定，本书篇幅已经严重“超载”。但是，我实际上只讲了很少一部分“冰点故事”。

《冰点》从创办至今，已经有500多期，每期一个整版，也就是500多万字；每一篇《冰点》报道都有可讲的故事，都有发表它的理由。在这本书里，我只能挑最重要的讲。

希望在这本书里看到新闻运作“技术诀窍”的读者，必定会失望了。在这些叙述当中，当然会涉及到某些职业技术问题，但那些不是我想着重讲述的。

文章二

怎么回事？每一期冰点都要出点故事？
作者:李大同
发表时间:2006-01-17 22:58:40  
本文地址:http://blog.chinabbs.com/article/6766.html（编者注:该文于24日或25日被删除）

1月11日，冰点特稿登了袁伟时先生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袁先生依据扎实的史料，对初中历史教科书提出批评。文章上大样送总编辑审，总编辑不同意发，理由是教科书是国家行为，不能批评。我不同意这个理由，党史不好说，难道晚清史还不能讨论吗？袁先生的文章不过提供了一些史学界人所共知的史料和结论，怎么就不能发表呢？当然，这颠覆了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说法，但《走向共和》颠覆得更彻底呀，那不也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让亿万人民观看吗？

这个理由看来说服了总编辑，终于同意略作删节发表。

好嘛，这还真惹出麻烦，先是某部一个通报批评，然后又听说一帮编教科书的“专家”向中央领导写信告状。风波正在酝酿，我们等着瞧。有本事公开出来辩论呀，冰点照样提供版面，可惜，这伙人只会暗中告刁状。

我比较有兴趣的，是读者的反映。读者在不同的网站上，有泾渭分明的立场，比较知识化的网站网友，譬如“世纪学堂”、“和讯”等，大多支持袁先生；而新浪网友，绝大多数则用最肮脏的话骂袁先生是“汉奸”。

最有意思的是一个老读者给我的电话，先是说袁先生是“帝国主义立场”，然后又说“我现在知道报纸掌握在什么人手里了”。我问“你认为我是什么人呢”，他支支吾吾说不出来。

我的眼泪都要笑出来了……

江城子2004

[转帖]李大同在《冰点》被封后的一封信
李大同的信

就冰点停刊的抗议新闻界的同行们、知识界、法律界的朋友们:
《冰点》周刊海内外的热心读者们:

2006年1月24日，星期二，是《冰点》周刊的发稿日，《冰点》在京编采如往日一样，齐集编辑部，认真校对将于1月25日出版的新的一期周刊。下午4点多，版样全部出齐，送总编辑审阅付印。然而反常的是，迟迟没有回音。我们听到，报社领导层被全部召到团中央开紧急会议，没有人看大样了。这意味着将有不同寻常的事情要发生。

天塌下来，报纸也是要正常出版的，这是对所有订户、所有读者负责。我们将大样中所有发现的错漏改定，静等事变的发生。鉴于中宣部对《冰点》的批评指责从来就没有断过，星期一还刚刚见到中宣部阅评小组对《冰点》刊发的袁伟时教授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作出的文革式上纲上线的蛮横指责，作为主编，我估计，撤销我职务的时刻来到了。

然而卑鄙所能达到的程度，总是超出常人的想像。大约5点多钟，全国各个媒体朋友们的电话纷至沓来，告诉我他们已接到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北京市新闻局的通知，"不许刊登任何冰点停刊整顿的消息和评论"、"不许参加冰点编采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不许炒作"、"要保持距离"等等。继而，各个海外媒体记者的电话也络绎不绝，要求我证实这件事。然而直到7点，还没有人正式通知我，报社领导层从团中央回来，还在开会商量。我反倒成了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所有信息证明，这是一个党内高层某些人甘冒天下之大不讳，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行动。这个行动，不仅没有任何宪法和法律的依据，也严重违反、践踏了党章与党内政治生活准则。

作为一个职业报人，《冰点》停刊是我最不能理解、最不能接受的事情。因为报纸是社会公器，报社与订户、读者有契约，是读者付款购买的信息产品，报社必须履约，不管个人的命运如何，《冰点》周刊应该如期送到订户手中。然而在作出这个决定的人那里，社会影响算什么？广大读者算什么？主流大报的声誉算什么？党章国法算什么？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算什么？执政党的形象又算什么？他们将社会公器视为个人的家产，认为可以随意处置。

晚上7点30分,我接到社长、总编辑叫我上去谈话的电话。对我宣布的决定，是团中央宣传部作出的。"决定"将袁伟时先生的文章冠以若干莫须有的大帽子，然后宣布《冰点》周刊"停刊整顿"；除对总编辑和我本人通报批评外，还要作"经济处罚"，谁给了他们这种权力！心态如此之龌龊，令人哭笑不得。

自然，这场谈话在前述种种背景之下，已经成了一场滑稽剧。很明显，这是"上面"少数人在背后操纵，团中央在前台扮演丑角。我据理向社长、总编辑痛斥这份"决定"和中宣部《新闻阅评》的荒唐，并向他们宣告:我将正式向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控告这次非法行为。

就在《冰点》周刊被停刊的今天，报社接到大量读者的询问电话，已有读者在得知《冰点》停刊后愤而去邮局退订本报。

"上面"少数人对《冰点》周刊的扼杀，蓄谋已久。2005年6月1日，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前夕，《冰点》刊发了《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一文，真实记录了面对民族危亡，国共两党两军密切合作、相互配合、浴血奋战的真实历史场景。与传统宣传不同的是，《冰点》首次在主流媒体上客观真实地报道了**将士在这场战斗中牺牲数万人的战斗历程。

这样一篇真实的历史描述，却遭到中宣部阅评组的蛮横批评。他们批评的根据是什么呢？没有任何事实，而是根据"××年××出版社的中共党史××页关于平型关大捷的记述"，《冰点》的报道是"美化**，贬低共产党"。结果，在纪念中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大会上，党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纪念讲话中全面肯定了**将士在抗日战争主战场上的功绩。谁对谁错，不言自明。

在连、宋访问大陆结束之际，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女士在《冰点》发表长篇文章《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文章用丰富的材料，首次客观真实地向大陆人民介绍了台湾几十年来的变化和发展，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好评，对沟通两岸民众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这样一篇文章，竟被中宣部某些人指责为"处处针对共产党"，其眼界和心胸之狭隘令人惊诧。

去年11月18日，党中央隆重召开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的纪念会，曾庆红同志代表党中央对耀邦同志一生的光辉业迹、伟大人格作了充分阐述，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而中宣部的某些人却禁止媒体发表纪念耀邦同志的回忆文章，规定只许发表新华社通稿，各媒体不允许有自选动作。

2005年12月7日，《冰点》刊发胡启立同志的长篇回忆文章《我心中的耀邦》，引起强烈反响，海内外中文媒体纷纷转载，无数网友发帖说被文章感动得热泪盈眶。对这样一篇起到极好社会反响的文章，中宣部竟打电话到报社来问罪，称报社违反了"没有自选动作"的规定！在这些人那里，哪有一点对胡耀邦同志的真感情、真悼念啊！

中宣部少数人对《冰点》的无理指责和批评还有很多。譬如，2005年11月30日《冰点》刊发记者调查，披露了武汉大学法学教授周叶中在学术著作中的剽窃行为。这位周教授在《冰点》记者采访他时，竟有恃无恐地劝告道:你就不要管这事儿了，晚上中宣部就要找你的！你们总编辑会找你的！报道刊发后，果然遭到了中宣部某些人气势汹汹地问罪，蛮横地指责这篇报道有严重的舆论导向问题。

正是在这种压力下，《冰点》对此事的后续报道被撤版。2005年12月28日，《冰点》历史性地出了一期只有三块版的周刊。试问，中宣部的少数人究竟在保护什么行为？

现在，他们终于要跟《冰点》算总帐了！用袁伟时先生的文章为发难对象不过是个幌子。袁伟时教授在近代史的研究上著述颇多，在知识界影响很大。袁教授写的这篇文章依据的是史料，立论基础是开放的理性。文章发表后，亦引起很大反响。本来，对历史问题的讨论，需要对材料和观点有平等的、心平气和地交流，才能逐渐达到共识。诸多网上评论中，即便是不赞同袁先生文章的网友，也有态度十分认真、考据十分扎实的反驳文章。我本人曾将这些帖子转给袁先生参考，袁先生看后对我回复说:这些文章态度确实十分严谨，我将会认真考虑他们的观点，作出相应的回复。这正是一种健康的、正常的学术交流。而中宣部的阅评除了文革式的詈骂和扣帽子、打棍子，还有什么？！
这次事件再次集中暴露出我国新闻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弊端，那就是中宣部少数人以其狭隘的眼界、逼仄的心胸、专制蛮横的工作方法，将本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跃政治局面，管制得万马齐喑、一片死气沉沉。这些人要的是顺从，而不是平等。这种专权，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哪一条授予过他们？！
对我国新闻管理体制的弊端，我们将另文论述。在这封信里，我们只是想告诉同行们、读者们、朋友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没有真理害怕辩论，没有真相惧怕公开。尽管中宣部的某些人动用权力，封锁所有媒介和网络，但我们相信，你们一定会看到这封信！你们有知道真相的权力！
衷心地感谢你们！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
2006年1月25日

江城子2004

龙应台致胡锦涛主席的信

锦涛先生:
**主席马英九先生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中勉励他的国青团青年学员时，说了这么一句玩笑的话:“希望将来国青团也能培养出一个胡锦涛。”
我相信这是他从政以来所说过的最不及格的笑话。

马英九先生很可能只单纯想到，“胡锦涛”是从共青团体制里脱颖而出的国家领导人，但是会说出这样的话，也透露了他显然不曾更深刻地细思过，共青团是个什么样的体制？这个领导人所领导的“国家”，是个以什么为本的国家？他的权力来源是什么？正当性何在？在二十一世纪初掌握中国政权的“胡锦涛”这三个字，代表了什么意义？

它当然代表了超高的经济成长指数，让世界惊诧，让国人自豪，可是同时，在政治自由的指标评比上，中国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百七十七名。您可以说，这是以“西方右派”的标准来衡量的，不符合“中国国情”。好，让我们用一个社会主义的指标吧。追求资源分配的平等，不管均富或均贫，都是左派的核心理想吧？在贫富差异上，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迫近0.45，这已是社会大动乱的门槛指标。指标数字下，多少人物欲横流，多少人辗转沟壑。

也就是说，“胡锦涛”三个字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历史里，仍代表一种逆流:在追求民主的大浪潮中，它专制集权；在追求平等的大趋势里，它严重的贫富不均。

在您刚刚上任时，人们曾经对年华正茂的您寄以期望，以为，作为一个新世纪的人物，您的心灵和视野会比您的前辈们更深沈，更开阔。共产党权力革命的杀伐蛮横之气，终究要被人文的体贴细致和文化的润物无声所取代。但是，两年了，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呢？

被割断的喉咙

促使我动笔写这封信的，是今天发生的一件具体事件:共青团所属的北京“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今天黄昏时被勒令停刊。

在此之前，原来最敢于直言、最表达民间疾苦的“南方周末”被换下了主编而变成一份吞吞吐吐的报纸，原来勇于揭弊的“南方都市报”的总编辑被撤走论罪，清新而意图焕发的“新京报”突然被整肃，一个又一个有胆识、有作为的媒体被消音处理。这些，全在您任内发生。出身共青团的您，一定清楚“冰点”现在的位置:它是万马齐喑里唯一一匹还有微弱“嘶声”的活马。

而在一月二十四日的今天，这仅有的喉咙，都被割断。在“冰点”编辑们正式得知这个“割喉”处分之前，所有跟“冰点”有关的字和词，已经从网路上彻底消灭。

在您的领导之下，网路警察的绝对效率，令人骇异。

选在今天执“刑”，谁都知道原因:春节前夕，人们都已离开工作岗位，准备回乡围炉。报纸开始扑天盖地报导娱乐，制造温馨；电视开始排山倒海地表演联欢，生产快乐。选在这一天割断中国仅有的喉咙，然后让普天同庆的欢声把它淌血的声音遮住。行刑者蹑手蹑脚走开，过完年，一切都已了无痕迹。网路警察的效率和现代传媒的操弄，是您所呈现的二十一世纪统治技巧。

网路警察动作快，是怕自己的人民知道；精算时间动手，是怕国际媒体知道。偷偷摸摸地执行，费尽心机地隐藏，泄漏的是政府的虚心和害怕。但是，请您告诉我这个困惑的台湾人民:这“和平崛起”大有为的政府，究竟为什么如此的虚心和害怕？

“冰点”的停刊，其实没有人真正的惊讶，人们早在暗暗等待，好像一个宿命论者永远在等着鬼的半夜敲门索命；我发现，太多的灾难和压迫，使得大陆很少人相信好事会长久、梦想能成真、正义能落实。刊出龙应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时，网路上已经四处流传“冰点”被封杀的臆测；今天，只是“鬼”终于被等到了。而“冰点”“勇敢”到什么程度使得共产党用这样阴暗的手段来对付它？

仇外的建国美学

今天封杀“冰点”的理由，是广州大学袁伟时先生谈历史和教科书的文章。因为它“和主流意识形态相对…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党的领导”。而“毁”掉了一份报纸的袁伟时先生的文章，究竟说了什么的话，招来这样的惩罚？

我认真读了这篇文章。袁伟时以具体的史实证据来说明目前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谬误百出不说，还有严重的非理性意识形态的宣扬。譬如义和团，教科书把义和团描写成民族英雄，美化他对洋人的攻击，对于义和团的残酷、愚昧、反理性、反现代文明以及他给国家带来的伤害和耻辱，却只字不提。综合起来，教科书所教导下一代的，是“一、现有的中华文化至高无上。二、外来文化的邪恶，侵蚀了现有文化的纯洁。三、应该或可以用政权或暴民专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领域的邪恶。”。对于这种历史观的教育，袁伟时非常忧虑:“用这样的理路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不可宽宥的戕害。”

锦涛先生，我不是不知道，共产党是以美化秦始皇、盗跖、太平天国、义和团这样一个历史脉络来奠定自己的权力美学的。我也不是不知道，每一个政权都会设法去建构一个所谓建国神话和图腾──您因此一定也很理解民进党的企图。但是，建构的国族神话里如果藏有仇外情绪，就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危险。在二十一世纪，国界几乎快要不存在，地球愈来愈是一个紧密的村子，因为唇齿相依，不得不忧戚与共。中国为什么极力争取主办奥运和世博？目的不就是企图以最大的动作向世界推销一个新的中国形象:你看，中国是一个充满发展能量、爱好世界和平、承担国际责任的泱泱大国！

如果对外面的世界推销的是这样一个形象，关起门来教下一代的，却是“中华文化至高论”、“外来文化邪恶论”以及义和团哲学，请告诉我，哪一个中国是真实的？总书记能够光明磊落大声地告诉国际社会吗？

袁伟时说，教科书不能罔顾史实，不能赞美暴力，不能教下一代中国人对自己狂热，对外人仇视。这样的认知，锦涛先生，在我们这里，叫做“常识”。在北京，竟然是违反“主流意识形态”的入罪之论。那么能不能请您告诉我这个台湾人民，您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什么？

哪一个是你真实的面孔？

我们暂且不管大陆的知识份子和一般人民读者怎么看这“冰点”事件，但是我很愿意和您分享像我这样一个台湾的知识份子的感受。至于龙应台这样思维的人在台湾有没有代表性，有没有影响力，您自己判断。

我对中国大陆有着深切厚重的情感，来自命运血缘，历史传统，更来自语言文化。在台湾生长，我同时发展出与这一条“家国认同”情感线平行并重的执著，那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人道的坚持，而从这种尊重和坚持衍生出其他的基本价值:譬如主张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譬如对贫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对国家暴力的绝不容忍，对统治者的绝不信任，譬如对知识的敬重，对庶民的体恤，对异议的宽容，对谎言的鄙视……

这一条我称之为“价值认同”的理性线。当“家国认同”的情感线和“价值认同”的理性线相互冲突时，我如何取舍？毫无犹豫，我选择后者。二十年前，我曾经写“野火”和**那个“家国”对抗；李登辉当政时，我曾经为文批判他的虚伪与狭隘；陈水扁不公不义，又迫使我执笔彻底抵抗。所以您如果闹不清我究竟是“统派”或是“独派”，不妨这样试试:台湾和大陆，哪边符合我的“价值认同”，就是我的“家国”。哪边违背我的“价值认同”，就是我离之弃之抵抗之的对象。如果两边都符合我的“价值认同”，那就开始讨论统一吧。所以，我是统派还是独派呢？

以这样的价值结构来看今天“冰点”事件，您说我这个台湾人看见什么？

我看见这个我怀有深切厚重情感的“血缘家国”，是一个践踏我所有“价值认同”的国度:

它，把真理当谎言，把谎言当真理，而且把这样的颠倒制度化。

它，把独立的知识份子当奴才使用，把奴性的知识份子当家仆使用，把奴才当──啊，它把鞭子、戒尺和钥匙，交到奴才的手里。

它面对西方是一个脸孔，面对日本是另一个脸孔，面对台湾是一个脸孔，面对自己，又是一个脸孔。

它面对别人的历史持一个标准，它面对自己的历史时──错了，它根本不面对。它选择背对自己的历史。

它拥抱神话，创造假象，恐惧真相。他最怕的，显然是它自己。

……

您，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请说服我

我真正想说的是，锦涛先生，作为一个台湾人，我实在不在乎团团和圆圆来不来台北，虽然熊猫可爱得令人融化。但是我这样的台湾人可真在乎“冰点”的安危，就像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个被逮捕的记者的安危。如果中国的“价值认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钥匙的奴才在垄断它的解释和执行，而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击、戒律、监控的对象，请问，我们谈统一的起点理由究竟是什么呢？而我对中国的情感还是有条件的，台湾还有很多热爱、深爱、无条件地执著地爱中国那片深厚土地的人──您又用什么东西去跟他谈统一，而他不致被人嘲笑、咒骂呢？

重点不在团团和圆圆，您知道吗？重点也从来就不在民进党，您明白吗？

重点就在“冰点”这样具体而微的事情上，因为，说穿了，锦涛先生，您容不容许媒体独立，您尊不尊重知识份子，您用什么态度面对自己的历史，以什么手段去对待人民，每一个最细小的决定，都系在“文明”这两个字上头。经历过野蛮，我们不得不在乎文明。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我愿意诚恳倾听。

江城子2004

和李大同的文章放在一起，让我们看看这篇:

王小东等声讨原冰点主编李大同

  《中国青年报》属下《冰点》周刊复刊在即，北京有“左派”学者昨日公开批评《冰点》原主编李大同，指李大同等“自由派”所支持的“自由、民主”代表的是某种利益集团的自由，与普通人自由无关，又批驳直接导致冰点停刊的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与电视剧《雍正王朝》和《走向共和》“思想相通”，将青年奴化，使他们“对一切强权都膜拜信服”。



在昨日下午北京举行的讲座上，3名学者轮流发言，指摘袁伟时及李大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小东首先发炮，批评袁伟时的文章宣扬“奴化影射史学”，大力裁剪历史，事实是引导读者崇拜帝国主义及当前统治阶层的强权。一旦政治强权取得上风，历史就化作工具，用来歌颂或者诬蔑，为强权服务。王小东又认为，袁的观点在学术上站不住脚，“自己的历史观有问题，反而指别人的历史观是狼奶”。



自由民主尺度全视己意



政治学者兼《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黄纪苏则将矛头指向李大同，他指李大同等“自由派”知识分子所提倡的自由、民主是有尺寸的，就像裤子的腰围一样，大小以他们自己能穿进去为限。小一点就指没自由，大一点又指别人是暴民，“尺寸只有他们自己合适”。
义和团主义不容挑战



黄纪苏说﹕“自由派近年喜欢强调民间，好像用民间跟官方对抗，其实思想跟官方最密切。他认为，李大同跟很多官僚出身的商人一样，在体制内得到好处，将报纸做大变成自己的，回过头来就不认帐”，事实上背后有洋人和民间资本利益集团的主子。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则暗示，义和团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属于“国家信仰”(袁伟时的文章批评义和团)，不容挑战。当这种“信仰”被挑战，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关闭冰点的行为也不能排斥，但需要按照法律进行。杨帆说，政府将冰点停刊，不但是不让自由派发言，也是禁止左派的言论，因为上面也不喜欢左派的民族主义。



王小东说，近年热播的电视剧《雍正王朝》和《走向共和》，与袁伟时的文章“思想相通”，大刮奴化影射史学之风，宣扬上层统治者及强权的正确，反对暴力革命。他认为，这将危及国家民族生存的根本，会令中国走上”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海地杜瓦利埃家族式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