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所软件学院FAQ及相关政策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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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 ，我眼花缭乱了 ，感觉象作广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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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示范性软件学院"建院方案与课程体系设置"研讨会会议纪要(2002.4.22)

2002年4月25日
     全国示范性软件学院联席会于2002年4月22日，在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了"建院方案与课程体系设置"研讨会。来自全国30所示范性软件学院和教育部高教司、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和新闻、出版等单位共70人参加了研讨会。

     研讨会由北航张彦通教授主持。教育部高教司理工处李志宏处长在会上讲话，并根据教学[2002]7号文件精神，传达了《教育部关于做好2002年全国研究生录取工作的通知》中关于示范性软件学院招生问题的规定。根据文件规定：凡报考电子科学与技术（0809）、信息与通信工程（0810）、控制科学与工程（0811）、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12）各学科专业，且成绩符合今年复试基本要求的考生，可自愿调剂到教育部批准的示范性软件学院学习。与通过其他途径进入示范性软件学院学习的考生不同，这部分学生属学历教育，入学时户口问题按学校招收学历教育研究生的规定办理，学业结束时符合学校毕业要求的颁发研究生毕业证书，按学历教育研究生就业程序办理就业手续。上述四个学科专业研究生转至示范性软件学院，可以跨校进行。其他问题，按示范性软件学院的规定办理。

     软件工程领域工程硕士应当有较宽的培养方向，包括软件工程、系统工程、领域工程、数字化技术、嵌入式软件及应用、网络安全与信息安全技术，以及软件项目管理、软件开发、软件测试、软件质量保证、系统管理与支持、市场营销等方向。

     研讨会特别邀请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杨芙清教授作了题为"人才培养与产业建设互动-北京大学软件学院建院方案"的报告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孙家广教授作了题为"面向未来的高层次软件人才的培养"的报告。

     杨芙清院士在报告中分析了软件技术的总体发展趋势和当前软件技术的发展规律，提出了值得关注的软件发展方向和未来软件的形态与基础；面对国内外软件产业的现状和产业规模与人才规模，提出了北大软件学院将秉承北京大学"民主科学、兼容并蓄"的精神，坚持北大"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校风；以坚持改革开放、面向需求、质量第一为建院宗旨；以培养高层次、实用型、复合型、国际化软件人才为目标；按照企业和领域需求确定培养方向，按照产业发展的需求不断调整专业和课程设置，形成灵活的课程体系，动态的教学计划；按照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人文科学与前沿技术教育贯穿始终，全面加强素质教育，重点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和实践能力；学习借鉴国际软件人才培养经验，努力实现教学模式创新，管理体制创新，教学内容创新，课程设置创新，教学方法创新。提出了面向领域的培养目标和专业教育学分制、素质教育学园式和产学研一体化的办学模式，在课程体系设置中，明确提出了多层次、多方向、多领域、模块化的课程体系。

     孙家广院士在报告中分析了当前我国软件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软件产业对未来人才的需求，包括软件帅才、系统分析与设计人才、软件管理人才等不同层次。结合我国软件产业的发展趋势和高层次软件人才的需求，提出了清华大学软件学院秉承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以"行胜于言"为校风，以"严谨、勤奋、求实、创新"为学风，坚持质量第一、素质与技术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建院宗旨；以培养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式的工程科学技术和软件工程管理人才，强调实用性、专业性和跨一级学科的交叉，使学生具有扎实的基础、合理的知识结构、较强的软件设计与开发能力、较高的工程组织与管理能力、良好的外语和国际竞争能力, 适应软件工程与产品的系统分析与设计、项目经理和Team Leader岗位。在软件学院的培养方案中，强调英语强化学习、引进国外先进软件工程知识体系、采用案例教学和认证考试、系统化的软件工程实践等，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努力提高学生的道德规范、人文素质和科学态度。最后，还提出了软件学院办学所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即招生生源和学位授予权的问题。

     参加会议的西北工业大学软件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软件学院、浙江大学软件学院等单位的领导也在会上介绍了各自的建院方案和课程体系设置情况。

     会议讨论时有的学校还提出：

     能否再扩大《教育部关于做好2002年全国研究生录取工作的通知》文件中规定的四个学科专业以外、且成绩符合今年复试基本要求的考生，也可自愿调剂到教育部批准的示范性软件学院学习，并在学业结束时符合学校毕业要求的颁发研究生毕业证书。

     在政策上应该允许所有到示范性软件学院学习的学生，在学业结束时符合学校毕业要求的都应该颁发毕业证书，这个问题希望呼吁教育部领导能够出面解决。

     35所示范性软件学院必须在各学校的领导下，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为了加强各学校对软件学院的领导，希望教育部能够尽快召开软件学院所在学校的校长会议，共同研究和探讨软件学院办学中的有关问题。

                                              示范性软件学院联席会

                                                2002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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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公司与教育部三十五所示范性软件学院合作简述

2004年5月10日
    2002年8月，应教育部的邀请，思科公司启动了与三十五所示范性软件学院的合作。
    自2002年11月起，思科公司先后与南京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大学在示范性软件学院的合作方面举行了洽谈，达成了初步的共识，并举办了相应的师资培训。
    2004年3月，思科公司与云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举行合作洽谈，并计划对上述四所示范性软件学院，各投入CCNA实验设备一套，建立网络技术实验室，以促进对西部地区软件人才的培养。
    截至2004年4月，思科公司已经与14所示范性软件学院达成合作。其中已经有7所示范性软件学院在使用思科公司的教材对学生进行教学。思科公司将在此基础之上，继续与其它示范性软件学院合作,贡献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与软件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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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与教育部签署价值3770万美元合作项目

2004年6月8日
   6月7日，思科系统公司在北京与教育部联合举行“与35所示范性软件学院合作项目备忘录”的签字仪式。思科公司将为教育部推动下的35所示范性软件学院提供基于“思科网络技术学院项目”的全面的网络技术课程体系，包括电子教材、师资培训、教学平台、专业认证、技术支持等方面的内容。按照每所软件学院在备忘录的有效期内通过该课程体系培养200名学
生估计，思科对35所软件学院的总投入价值将达3770万美元。

　　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在签字仪式上对思科公司的行动给予了高度赞赏，她说，思科公司所开发的网络技术课程是一套非常成熟的课程体系，而且跟实际应用紧密结合，并且经过了世界上多个国家长时间的教学检验。思科公司与35所示范性软件学院的紧密合作，对软件学院的建设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中国软件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据介绍，“示范性软件学院”是由国家教育部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共同推动的项目。2001年，教育部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现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批准了35所示范性软件学院，其目的是适应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要求和软件产业发展对人才的迫切需要，使我国人才培养与国际接轨，加快我国计算机软件人才培养速度，提高软件人才培养质量，在软件人才培养上实现跨越式发展。“示范性软件学院”的目标是，培养面向应用、兼通网络与软件多项技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复合型软件人才。

　　思科系统公司副总裁、思科中国公司总裁杜家滨表示，思科认为，互联网和教育是推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核心动力。互联网和教育结合，将产生“核聚变”一样的效应，释放出巨大的推动力量。思科是一家专注于提供网络设备及解决方案的公司，同时在网络技术教育和E-Learning方面身体力行，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思科很高兴能够在教育部的支持下，将这些经验贡献于中国的教育事业。

　　据南京大学张大良副校长介绍，在签字仪式之前，南京大学实际上已经与思科公司开展合作，实践证明，思科网络技术课程教学效果显著，特别受学生欢迎。此次思科公司与教育部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将有更多学校参与这一项目，更多的学生将成为高级软件人才的后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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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与CMM之父安吉尔·G·乔丹博士出任“软件高级营销与项目管理”荣誉教授
2004-6-30
7月15日来访北航独家主题演讲
7月16日出席中国软件企业国际化与人才战略发展论坛暨“软件高级营销与项目管理”专业成立庆典
著名的CMM认证核心创始人之一、卡内基-梅隆大学软件工程研究所执行所长、CEO安吉尔·G·乔丹（Angel G. Jordan）博士应邀出任北航软件学院“软件高级营销与项目管理专业”名誉教授，并于7月14日至16日专程来京参加专业成立系列活动。

著名的CMM认证核心创始人之一、卡内基-梅隆大学软件工程研究所执行所长、CEO安吉尔·G·乔丹（Angel G. Jordan）博士应邀出任北航软件学院“软件高级营销与项目管理专业”名誉主任，并于7月14日至16日专程来京参加专业成立系列活动。

美国工程院院士、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院士安吉尔·G·乔丹博士，自1983年到1991年一直担任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教务长。全球最出色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学院、机器人研究所（Robotics Institute）和软件工程研究所（Software Engineering Institute）都是由他一手创立。与此同时，乔丹博士领导制定了现在世界通行的软件企业评价标准CMM，是软件产业影响重大的教育家、科学家与管理专家，公认为世界软件工程界的泰斗和CMM之父。

7月15日乔丹博士将访问北航，专门为软件学院学生做题为Cyber Security-Reality and Perspectives的讲座，并于次日出席“中国软件企业国际化与人才战略发展论坛暨’软件高级营销与项目管理专业’成立庆典”，与中国软件产业领导性力量进行高峰对话，他的主题演讲题目是“软件无处不在，软件主导系统——软件工程”。

此次，北航软件学院联合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海兹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美国项目管理学院，重磅推出的“软件高级营销与项目管理”专业，采用国际最先进的教材和理念、现代化的培养方式和手段，聚合中外高水平的教师和优秀企业家，共同培养中国第一代软件营销和项目管理工程硕士——中国“软件EMBA”，为软件企业提供迈向国际化所需的“金领”人才，也为国内横跨软件、管理两大领域高端人才同的培养开辟了全新道路。详细信息请见www.beihangsof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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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他只在北京演讲吗?我听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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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信息产业部、国家商务部、国家教育部、中国贸促会和辽宁省人民政府主办，大连市人民政府承办的“2004中国（大连）国际软件与信息服务交易会”于2004年7月8日至10日在大连隆重举行，全国示范性软件学院专门设立了独立展区，并取得圆满成功。
    软交会的举办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务院在本届软交会开幕前，明确批复其为国家级展会，使其成为国内最高级别的软件交易会。本届软交会突出“广交流、共合作、同发展”的办会宗旨，在整体活动设计、布展形式、会议组织、国际化特色等方面都较往年有了新的突破，得到有关领导和国内外来宾的充分肯定和一致称赞。教育部长周济亲临示范性软件学院展位参观。周部长在示范性软件学院的展区内驻足三十多分钟，详细了解了软件学院的发展现状。上海交大、西北工大、北大、东北大学等多个参展的软件学院院长向周部长汇报了本院办学情况。高教司副司长葛道凯多次来到全国示范性软件学院展区指导工作。
   本届软交会展场面积11500平方米，展位560个，包括信息化、硬件、软件、国际、教育、电子零配件等6大主题展区，并专门设立了韩国馆等独立展区。参展企业共计400余家，其中国际知名公司20家，韩国和朝鲜企业50家，国内企业301家，IT教育机构9家，全国火炬计划软件园19家。GE、IBM、微软、SUN、HP、埃森哲、爱立信、三菱、ORACLE、松下、爱普生等国际著名企业以及东软集团、联想集团、华录集团、大显集团、环宇集团、赛迪集团、华信计算机、海辉科技等国内IT业佼佼者的参展，使展会呈现出丰富的色彩。展场内展览形式多样，特装展位占80%，各企业以不同方式体现软件、信息服务以及电子设备制造业取得的成绩。软交会期间，直接参与软交会活动的海外客商达293位，分别来自美国、印度、日本、韩国、加拿大、芬兰、朝鲜、台湾、香港等9个国家和地区。国内3个直辖市、16个省、19个软件重点城市的代表团以及全国各地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和企业代表共计2210人。软交会期间平均每天约有5000人次参观。
    示范性软件学院的集体参展不仅吸引了诸多厂商和参观者，还引来了多家媒体现场采访，为本次软交会增添了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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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受理持有2003年“GCT-ME”有效成绩考生申请报名参加工程硕士生入学第二阶段考试的办法




学位办便字040601号

各工程硕士培养单位：

    　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关于2004年招收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工作的通知》（学位办[2004]41号），持有2003年“GCT-ME”有效成绩的考生（以下简称03年考生），可以此成绩向任一工程硕士培养单位申请报名参加专业考试和相关测试。现将受理的有关办法通知如下：

　　一、申请参加入学第二阶段考试的03年考生，直接向拟报考的培养单位咨询报名事宜。拟进行受理工作的工程硕士培养单位，自行安排报名工作，6月底之前在本单位网页上，公布本单位受理03年考生报名的时间及其相关事项。

　　二、各工程硕士培养单位在受理03年考生报名时，应首先登陆http://www.cdgdc.edu.cn/zyxwcj.html，输入03年考生的身份证号码和准考证号码，核查03年考生的“GCT－ME”成绩。

　　三、对于达到本单位“GCT－ME”成绩合格分数且符合工程硕士生报考条件的03年考生，若同意其报名的，应告知本单位第二阶段考试时间、考试科目及其它注意事项。第二阶段的考试是录取质量的重要保证，各培养单位必须认真组织好专业考试和相关测试。

　　四、录取工作结束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将向社会公布各培养单位录取考生“GCT”成绩的平均分、均方根差及各分数段录取人数。


2004年6月18日

　　抄送：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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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独家转载孙伟院长在中印软件峰会上的讲话
2005-3-2
　　2月27日，中印软件峰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关于中国软件现状及向要向何处发展等核心问题引起了业内学者的激烈讨论。在继倪光南院士撰写了评论文章之后，北航软件学院院长孙伟也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在文中，孙伟就中国软件业在发展外包上的不足，和可跨越的障碍做了详细分析，并独家提供予新浪科技发表。
　　
　　以下为其文章全文：
　　
　　　　据美国E5公司预测，2006年全球软件外包市场将达到1000亿美元，其中美国的客户就占据了65%，加上欧洲等国家的客户这一比例将上升至85%，以美国为首的英文软件外包将持续占据全球软件外包的绝大部分市场。外包如此兴旺，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两个：难找到具有某项技术专门的人才；美国本地的人力资源价格太贵。然而，欧美软件外包产业能否成功除了取决于全球(主要是美国)的市场需求，更重要的是我们与对手(主要是印度)的竞争力。作为硬件生产大国，以中国为制造基地的IT硬件出口已位列全球三甲，软件产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却相当有限：中国盒装软件(Packaged Software)的销售额只占全球销售额的0.7%，软件服务产值则只占世界总量的0.2%；作为世界软件外包生产中心的印度，近四年的软件出口额都数倍于中国(见下表)，占全球市场的20%，美国进口的62%，预计2003-2004年读该行业出口收入可达120亿美元，增长26%-28%。
　　
　　　　差距并不仅仅停留在数字上。在软件外包工作中，笔者对中国软件产业自身的竞争劣势深有感触，来自语言文化社会制度、教育人才结构、企业及市场成熟度等各个方面的束缚限制了中国在欧美软件外包市场的作为。
　　
　　　　一 短期内不可抗拒的屏障
　　
　　　　　　1、语言的先天不足：
　　
　　　　外包离不开交流，文件、信息处理以及会议都要与语言文字打交道。印度人的语言优势是毋庸置疑的。在印度稍微好一点的学校都是用英语来进行教学，尽管他们的英文带有浓重的口音，但他们毕竟能够流利地说、快速地写，自如地用英语与客户交流。目前，印度拥有的懂英语的科技人才储备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在这方面，中国人就难免相形见绌了，毕竟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我们的技术部经理曾告诉我，他每天早晨得耗费2个小时来阅读美方的E-mail，以精确理解其中的含义；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我们的开发人员和美国客户的交流更成问题，如客户根本不能准确理解中方程序员用英文编写的程序注释。国内软件公司很难派出技术、语言都过硬的程序员，常常受到客户的抱怨，甚至丢失了那些得之不易的客户；而派出的那些少量语言、技术都合格的程序员，通常在短期内移民或为获取更高的薪水转入其它公司，最终导致了客户的流失。
　　
　　　　2、不同政治制度以及法制体系带来的心理阻隔：
　　
　　　　由于历史渊源，受英国政治传统影响深刻的印度与各国，尤其是与英联邦国家有着方方面面的密切联系，他们的国际间对话非常直接、自然，对国际政治、法律体系的充分理解使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游刃有余，而这正是创业并进入西方主流社会的重要保证。加上与欧美国家拥有相近的法制系统和社会制度，印度在美国获得了更大的合作空间和信任，在一些涉及到美国高新技术、国防军事等保密的大订单上更倾向于印度。而美国主流政治力量一直将中国视为最可能的竞争对手，即使在同等竞争条件下，他们也会优先考虑印度公司，中国软件企业不得不面临只能拿到一些普通小额订单的拮据局面。
　　
　　　　3、教育体制乃至文化心理造成的人才差异
　　
　　　　在印度，教育部门较少受到官僚部门的制约和管理，是相对独立、多元的，构造了一个十分完备而且多源性的教育体系，能够把他的高层次、中层次和低层次的人员做一个很好的结合。
　　
　　　　在历史上，印度人在数学方面都表现出极高的天赋，每年有340万理科毕业生从大学、理工学校毕业涌向IT产业，大概有30万人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工程师。而印度的软件经理大部分并非编码专家，许多甚至直接就是MBA，或者是领域专家(工业设计、地理专家等)，但是却能够领导大群素质良好的程序员把工作做好。一家国内软件企业招聘印度员工，给应聘者出了一份与国内差不多的试卷，有基础概念和编程题目。他们做的编程题目简直像是有统一答案，从程序结构、注释、变量命名到表达方式都极其类似！可以想见他们整体的文档水平如何。印度人能够把软件整体把握得很好，能够完成软件，并整理出相当好的设计文档。
　　
　　　　反观中国所谓科班出身的大学生们，眼高手低几乎成了他们的通病，不满现有编程工作、交出的程序又不能正常使用的大有人在。软件科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和艺术，资深的“软件白领”至少要经过5年以上正规开发大项目的锻炼，他们具有强烈的市场意识，懂得如何将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衔接好，而这些资深软件人才个人的成功又必须取决于团队精神、协调能力和管理水平。国内的教育环境下，学生们相互比较的是个人的能力，是个人的学习成绩，对团队合作的概念认知程度较差，也不太重视动手实践这一重要环节。进入公司以后，由于用于团队开发的工具很昂贵，我们的软件企业不愿意或没实力获得这些工具，使得中国程序员缺少开发工具的使用经验, 造成和国际的开发模式不接轨，多数人可能只是各自反复琢磨数据结构、算法，琢磨细节，还没编码就想着是Outlook式的还是VisualStudio式的界面。
　　
　　　　软件产业的发展，早就走过了编码英雄的年代，程序员已降成是个坐办公室的蓝领了，具备充当好一个螺丝钉的能力就可以了，Code是低量级的工作，作坊式的试验田开发模式只会制约软件企业的持续发展。
　　
　　　　4、中国外派人员很难获得签证
　　
　　　　美国对中国的签证审查制度近年来日趋严苛，中国人很难获取美国签证的事实，也让那些需要前往国外客户方工作的国内程序员不能及时到达，使得我们的软件企业常常无法按合同如期服务于美国企业，损失已得定单。
　　
　　　　二 可跨越的障碍
　　
　　　　　　1、IT企业竞争力低下
　　
　　　　印度具有Tata、Infosys和Wipro等一大批管理体系规范、生产规模较大的国际知名现代私人软件企业和国际知名品牌。以印度IT业飞速发展的代表Infosys为例，目前已经市值80亿美元，员工人数由1999年的3000多人已经增加到现在的23000多人。公司实行员工持股制度，并以校园化的工作环境来调动员工的创造力和工作效率，连续被评为印度最佳雇主。
　　
　　　　反观中国大多数IT企业，仍普遍处在作坊式的经营阶段尚未形成大的规模，面对国内市场的推广尚且乏善可陈，在软件外包领域就更是频频遇阻。由于众所周知的中国金融体制问题，一般的国内企业很难支付美国在外包业务时要求的高额保证金(BOND)，公司的规模也不允许如起步更早的印度软件外包公司那样，在美国所有的中等以上城市都设立了地区性的办公和市场销售机构。中国最大的软件公司在美国只设立了一、两个区区数人的驻美办事机构，这种小规模办公获得订单的机会极小。与其它产业一样，软件外包企业只有到市场上去公开竞争(竞标)，建立完备的销售网络，才可能发展壮大的。
　　
　　　　2、软件开发体系化管理的欠缺
　　
　　　　美国政府和大公司往往是最大的软件外包定单的提供者，他们需要外包企业有CMM(软件能力成熟度)3或以上等级的资格认证。全球软件公司中能够获得CMM最高级别第5级认证的只有7%左右，到2003年已有的52家CMM5级企业中，印度占了42家，中国则只有5家软件企业位列其中，通过CMM2的中国企业也不过50家，绝大多数仅有ISO9002等级认证，小型软件企业通常连参与竞标的企业最低标准都不能满足，获得大定单又从何谈起呢？
　　
　　　　3、商业信誉的缺乏：
　　
　　　　美国是个极其注重信誉的国家，他们的理念非常简单有效：你能为我很好服务的前提是你在美国有一批说你好话的客户。因此，在美国获取软件外包定单的招标书必须提供给客户几个相关业务的成功案例。
　　
　　　　由于客户资源有限，我国软件企业的外包业务大多是“case by case”(一定时间内只能接固定客户发来固定开发领域的包单)。长期面对固定客户，领域狭窄，外包业务长期存在成本高、资源浪费多、管理不规范、返工率高等问题，难以与国际接轨，也就很难形成一批具有说服力的商业信誉。
　　
　　　　即使是在现有对欧美软件外包业务中，我国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也备受诟病。美国《E-Week》近期的封面故事即是尖锐地指出，中国企业对知识产权的不作为，已经严重影响到自身在软件外包领域的拓展。许多美国公司担心，中国It企业的参与将会导致核心技术的流失。而在印度从事对美软件外包的十几年里，没有发生过一起知识产权纠纷。
　　
　　　　4、可倚重的海外人员较少：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印两国在美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多少，尤其是在IT公司的高层分布，将在宏观上决定彼此在软件外包领域的胜负。在国际软件业的高层，有一半的人都是印度人，有故事说在微软的一些高层会议中，会开了几分钟后这个会议的语言就从英语变成了印度语了。因为每个人都意识到，在座的都能够说印度语，你可以看到毫不奇怪
　　
　　　　印度在美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大约是中国的2-4倍。据悉，在1999／2000年，美国的H-1劳工签证中国为总名额的15%，而印度大约是60%。
　　
　　　　5、人力成本上的优势被蚕食
　　
　　　　很多人在谈到中国的竞争力时，总是会提到国内的劳动力便宜。我要提醒具有这种观点的人士：软件产业并不等同于一般的制造业。《福布斯》、《商业周刊》曾经这样报道：“印度有着无穷无尽的人才储备”、“当中国正在成为工业国的廉价劳动力源泉时，印度已发展成为技术人才库”。软件外包的持续发展光有数量、速度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的近邻将软件外包做到美国客户购买的软件有60%是印度制造，依靠的是质量、深度，是其三十多万高级软件工程师。在这个层次上的软件人才，中国无论是素质还是价格都没有明显优势可言。
　　
　　　　以上种种可或不可抗拒因素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在欧美软件外包领域会是不战而败呢？不，相较于印度，我们在更宏观的层面拥有持续性的优势。虽然中国目前的软件行业总产值远小于印度，在软件开发管理等方面也存在诸多不足，但是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和增长最快的国民经济(见下表)，这将为软件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全国各地众多基础设施(水、电、宽带网络)齐备、适于投资的城市为国外企业提供了更多选择的空间。
　　
　　　　软件外包是一项长单业务，周期通常长达10年、20年，经历了“9.11”后美国经济持续低走的企业更希望合作的平台能搭建在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家。平稳解决SARS疫情考验了中国政府的应急能力，可靠诚信的国家形象正在建立，这一点上比困扰于印巴冲突和国内政党政治的印度更具吸引力。
　　
　　　　就在我们仍然对中印软件外包竞争力纸上谈兵的这两年里，印度人已经迅速对我们以上优势以及广阔的市场做出反应。从2002年开始，印度软件公司开始探寻中国之路。印度软件公司综合实力排名前三位中的塔塔咨询(TCS)、Infosys、Wipro以及萨蒂扬的分公司率先在这一年里进驻上海浦东软件园。在不声不响的1年多的时间里，印度人完成了中国的市场布局！在高呼印度“象”来了的时候，在印度人说“和美国与日本的大公司进行竞争是我们前进的最好道路”的时候，我们或许应该好好想想，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应该马上做的？究竟什么才是我们的道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