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的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转）

千菊丸

改革开放30年来的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
（一）30年研究历程简述

    中国和日本两国有两千年的相互认识和研究的历史。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研究日本的国家。近代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以来的日本侵华、中日交恶的痛史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同时也让中国人认识到过去对日研究的不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日两国分属冷战下的东西方两大阵营，长期处于无邦交的对立状态，难以开展正常的学术交流。1949年至1966年的17年中研究成果尽管数量不多，但是吴廷璆、周一良、邹有恒、朱谦之等老一辈日本史学者做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为我国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63。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为日本史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1972年—1978年可以说是我国日本史研究的恢复期和启动期。国内各日本研究机构纷纷恢复活动，着手进行年轻研究人员的培养，特别是全国数十所大学先后成立了日语系或日语教研室，上百所大学开设了第二外语日语课，为国内日本研究队伍的扩大和素质的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左倾”思潮的干扰下，正常的学术研究依然举步维艰。这时期的研究多为译著和介绍性成果，有深度的研究专论尚不多见。

    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几年，我国日本古代中世纪史学者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恢复教学、编纂教材、重建与日本学术界的学术交流关系。经过数年的积累和准备，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的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开始进入成果收获期。1980年，中国日本史研究会(后改称中国日本史学会)成立，1982年和1985年中国日本史学会先后出版了两册《日本史论文集》，其中收入日本古代中世纪史论文20篇。1982年，汪向荣发表了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日本古代史专著《邪马台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金林于1984年出版了建国以来的第一部日本古代中世纪通史《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沈仁安、宋成有、李玉对战后日本史学史做了一系列深入的分析与总结164。此外，学者们还围绕日本古代部民制、大化改新、从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过渡、中世至近世的幕府政治、儒教与日本的思想文化等问题发表了一批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日趋频繁和规范化，国内各大学和社会科学院与日本国际交流中心、日本学术振兴会等国家或民间学术机构的交流渠道逐步建立起来。中日两国的频繁的学术交往，使中国学者能够更加及时地了解日本方面的研究动向，收集和掌握的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资料更为全面、具体。同时，中青年学者的专业日语水平也有了极大的提高。

    在不断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的同时，中国的日本古代史学者还努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积极争取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交流中的话语权。1988年中国日本史研究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了中日“大化改新”国际学术讨论会，以日本著名古代史学家门胁祯二为首的一批古代史知名学者与中国学者围绕7世纪日本大化改新的性质、过程和历史意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后日方学者表示，此次会议在中日古代史学者之间架起了一座学术交流的桥梁。1993年，中国日本史研究会在天津社科院召开日本史年会暨“日本人与国际化” 国际学术讨论会，日本古代史学界的权威学者上田正昭、铃木靖民、吉村武彦等参加了古代史分组讨论会。上田正昭教授回国后在日本《朝日新闻》上撰文高度评价了此次会议，他指出：“在此次学术讨论会上，中国学者屡次提出令人震惊的见解，而他们指出的正是日本学者往往欠缺的研究视角和我们正在丧失的问题意识。” 165

    1987—1988年中国日本史学会与日本六兴出版社合作，用日文出版了由10余位中国有代表性的学者撰写的大型日本史丛书，这是中国学者在改革开放后首次向日本学术界展示我国日本史研究的整体实力。这套总题为“东亚中的日本历史”的学术丛书共13册，其中涉及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的有6册，即沈仁安的《倭国与东亚》、王金林的《奈良文化与唐文化》、张玉祥的《织丰政权与东亚》、任鸿章的《近世日本与日中贸易》、王家骅的《中日儒学的比较》，武安隆、熊达云的《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史》。

    中日关系研究历来是我国日本史研究的重要分支学科。在两千年的日本历史中，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印记在日本文化中几乎无处不在。两国的文化交往有物质层面的、制度层面的，也有思想文化层面的，在具体研究中又可分出考古文化、国家关系、思想文化交流、人物往来、社会习俗比较等众多的子课题。其中，古代中日文化关系与文化交流，又是研究者最感兴趣、成果最多的研究领域。1995年大庭修、中西进、源了圆、王勇、王晓秋、严绍璗等中日学者合编的日文多卷本《日中文化交流史大系》由日本大修馆出版社出版（该书中文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年该“大系”获亚洲太平洋出版协会学术图书金奖。

    1999年，戴建国发现了中国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所藏明抄本宋天圣令（残卷），其中包含了已失传上千年的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的部分内容，这给曾对古代日本律令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唐令的复原研究以及唐令与日本令的比较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日本唐令专家池田温称这一发现可与世界古代史上汉谟拉比法典的发现相媲美。此后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唐史专家学者集体攻关，校证了天圣令原文，对天圣令中的唐令部分进行了复原166。这一成果在日本学界引起巨大学术反响，激起了新一波研究唐令和日本养老令的学术热潮。

    2003年，日本的遣唐留学生井真成墓志在中国陕西发现。这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国内发现的唯一一件有关日本遣唐使的实物资料。墓志记载了公元8世纪日本留唐学生井真成求学长安，客死他乡，唐玄宗怜惜英才，追赠其官职的事迹。墓志发现后在日本引起轰动，2004年墓志被迎往日本展出。我国学者围绕墓志的释文和史实撰写了一批论文，对日本学界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影响167。

    以上这些标志性的学术事件不仅表明中国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在80年代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而且还表明在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领域，两国学术界的学术互动机制已经形成。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一些论著的内容比较空泛，研究课题比较集中，对史料的系统性整理和发掘还很不充分。最近二十年来，这种状况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大，观点也更具深度了。研究成果中不仅有宏观的、综合性的研究成果，还出现了一些成果质量较高的中观和微观的专题研究成果。这种选题的变化反映了研究的深入和进步。比如“中日农业考古的比较研究”、 “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古代都城制研究”、“古代日本祭祀制度研究”、“道教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古代寺院经济研究”、“古代日本社会结构与身份等级制研究”、“古代女天皇研究”、“唐日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古代日本家庭和婚姻形态研究”、“古代中国典籍东传和回流的研究”、“江户时代町人文化研究”等等。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研究选题相比，今天的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的选题更加多样化和丰富多彩。

（二）人员、机构、研究团体和学术刊物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内与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有关的研究人员大体上归属于以下几类机构和组织中：1、高等院校所设立的各种研究所、研究中心、研究室或系、教研室等；2、全国或地方社会科学院所设立的各种研究所、学会、研究中心等；3、跨院系的民间学术团体。1980年，中国日本史研究会(后改称中国日本史学会)成立时，会员总数超过300人。这是新中国诞生以来，全国各地的日本史研究力量第一次汇聚起来，组成学术团体。学会下设的古代史分会，为中国的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架设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此后相继建立的研究团体还有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北京市中日关系史学会、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苏州中日关系史学会等。

    1978年以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辽宁大学、复旦大学、杭州大学等教学科研单位先后设置日本史硕士、博士研究方向，培养出了不少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生。他们当中许多人，特别是日本史博士学位获得者多加入了日本史研究行列，补充了日本史的研究力量。

    目前，中国国内有影响力的能够刊登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成果的综合性刊物，依创刊年代先后为序，主要有：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主办的《日本问题研究》(1966年创刊、下同)、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主办的《日本问题》(1972，后更名《日本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的《日本研究论丛》(1972)、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的《日本学刊》(1985)、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的《日本学》(1989)、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中日文化论丛》(1991)、复旦大学日本研究所主办的《日本研究集刊》(1993)等。此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国内史学界公认的最高级别核心刊物，以及《史学月刊》、《历史教学》、《史林》等史学刊物和各大专院校的学报上，也经常登载有份量的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论文。

（三）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的成果与课题

    1978年以后我国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的研究成果与建国后17年的成果相比，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至2000年，我国出版的涉及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的日本通史、概述类著作有36种，其中通史主要有《日本通史》（赵健民、刘予苇主编，1989年）、《日本史》（吴廷璆主编，1994年），《中日关系史（卷一）》（张声振，1986年），《中日关系文献论考》（汪向荣，1985年），《中日关系史纲》（杨孝臣，1987年）；此外，断代史和专门史的成果主要有《简明日本古代史》（王金林，1984年），《中日文化交流史论》（粱容若，1985年），《日本大化改新》（禹硕基，1985年），《中日文化关系史论》（周一良，1990年），《遣唐使》（武安隆，1985年），《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王家骅，1990年），《日本佛教史》（杨曾文，1996年），《日本文化》（王勇，2001年）；主要资料工具书有《日本历史人物传（古代中世篇）》（伊文成、王金林等，1984年），《日本史辞典》（吴杰主编，1992年），《简明日本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院编，1994年）。

    除编纂通史和资料工具书之外，我国学者还在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领域展开了大量的专题研究，择要介绍如下。

    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的研究范围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迄19世纪中期。旧石器时代的日本原始文化是一个充满谜团的研究领域，研究的进展有赖于持续不断的考古发掘。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指出更新世中期我国华北地区与日本列岛之间存在陆地通道，他还认为华北与日本的旧石器文化有许多共通的特征168。

    日本古代的社会性质与历史分期是我国日本古代史学者在上世纪80年代关心的重要研究课题。邪马台国是中国古代官撰史书《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倭人条》 (简称“魏志倭人传”)记载的日本列岛上的一个小国联盟。关于这个小国的地理位置，史料语焉不详，多年的讨论中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即“九州说”和“畿内说”。张声振、汪向荣、赵连庆等学者认为邪马台国的所在地应当在日本本州岛的畿内地区。另一方面，吴廷璆、王金林等学者主张“九州说”。王金林还认为，公元3世纪邪马台国时代的日本列岛的文化发展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在九州地区存在邪马台国的时代，在近畿地区还存在另一个国家，即“前大和国” 169。关于关于邪马台国的社会性质，汪向荣、赵步云等主张“部落联盟说”，认为邪马台国时代日本还没有进入阶级国家的阶段170，沈仁安、沈才彬等学者主张“奴隶制国家说”，认为邪马台国的社会性质符合马克思所描述的“东方的普遍奴隶制”的基本特征，是带有“普遍奴隶制”（总体奴隶制）性质的早期国家171。王金林也认为邪马台国是古代国家，但没有明确提出邪马台国是奴隶制国家，这与他后来提出的日本没有经历奴隶制发展阶段的观点有关。与邪马台国时代的社会性质研究相关联，赵秉新、胡玉兰探讨了当时社会中的“下户”问题，指出“下户”既不是自由民、也不是封建农奴，而是份地耕奴类型的奴隶。172 徐建新认为，邪马台国时代的“大人”、“下户”、“奴婢”等社会结构中的分层状况不仅反映了阶级关系的发展，也是一种早期的社会等级划分173。

    公元3世纪至7世纪中叶，日本史上称为“古坟时代”，是西日本地区的政治势力逐渐走向统一的时期。关于“古坟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日本古代史学者非常关心的研究课题。独具特色的“部民制”就是在这一时期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早在上世纪50年代吴廷璆就提出古代日本的部民制是“半家长制半封建”的观点，王金林在批判性继承了这一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古代日本的部民存在多样性发展，提出部民中存在3种不同类型：即“奴隶型部民”、“隶农型部民”和“农奴型部民”。并进一步指出，古代日本没有经历奴隶占有制社会阶段，自原始社会瓦解后直接向封建社会过渡174。另一方面，张玉祥、禹硕基、武安隆、冯兴盛、李卓等多数学者都认为部民制就是奴隶制。吴廷璆也在80年代修改了自己过去的观点，转而主张“奴隶制说” 175。

    古代中日关系和古代东北亚地区与日本的关系也是日本古代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主要关心的问题有旧石器时代日本列岛与大陆的关系、新石器时代的绳文时代文化与大陆的关系、大陆移民移居日本问题、徐福东渡问题、中国大陆的稻作文化东传日本的问题、汉魏时期的中日关系古代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关系等。吴杰、张声振、李卓、韩昇、王勇、葛继勇等将古代东亚大陆移民移居日本的研究进一步细致化了。汪向荣、王金林、孟宪仁探讨了徐福东渡的问题。安志敏、严文明、蔡凤书等考古学者探讨了弥生时代中国大陆水稻农业技术东传日本的问题。另外，在这一研究领域，我国学者还对以往日本学术界擅长的研究课题展开有针对性的研究。比如，关于日本弥生时代至公元5世纪日本古坟中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的属性问题，我国考古学者王仲殊指出，日本的三角缘神兽镜不见于中国各地遗址，当是中国江南地区吴国的工匠东渡日本制作的。这一观点对解释中国文明对日本邪马台国卑弥呼王权的影响颇有帮助，后来在日本学术界引起热烈讨论176。高句丽好太王碑文由于记述了公元4—5世纪时倭人在朝鲜半岛的活动，，所以也受到日本古代史家的关注。围绕这一金石文字资料，多年来一直存在争论。徐建新对国内外传世的好太王碑早期拓本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利用一手史料对碑文的释文、早期拓本的制作和传布、石灰补字的原因和性质、各时期拓本的编年方法等问题做出了新的探讨177。

    我国学者认为，大化改新（645年）是日本古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在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中国学者围绕大化改新的历史背景、“改新诏书”的真伪，改新的过程、大化改新前后的日本社会、大化改新的历史评价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刘毅、吴廷璆指出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初的推古朝改革是的话关系的准备和先声，为大化改新提供了准备和基础。日本学术界对大化二年（646年）颁布的“改新之诏”的可信性一直存在争论。在我国学界也存在“肯定论”和“否定论”两种观点。武安隆等学者指出，即使“改新之诏”的某些条文出自后世的作伪，但作为一次政治改革运动的大化改新是不能否定的178。宋家钰将唐代的土地制度与大化改新后实施的班田制进行了细致的比较，指出日唐两国的民户授田规定基本相同，但日本班田制未采用唐均田制的宽乡授田法，而只采用了狭乡授田法179。关于大化改新后的日本社会性质，目前国内占主导地位的是“封建说”。吴廷璆在国内首倡“大化改新封建说”（1955年），孙义学详细论证了大化改新具有早期封建制的特点，张玉祥指出，大化改新后的日本社会不是“国家规模的家内奴隶制”，而是国家封建制180。徐建新分析了奈良时代日本社会结构中的身份等级制度，指出当时的“良贱制”下实际存在三个等级，即有位贵族等级、公民等级和贱民等级181。大化改新是上世纪80年代国内日本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当时的研究取得了不少进展，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当时的大多数研究成果是理论归纳或宏观概括，缺乏对史料和考古学成果的实证性研究。因此该项研究今后仍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

    从公元6世纪至10世纪是古代日本在政治、经济、宗教、思想文化等方面大量引进中国大陆先进文化的时期。因此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的研究长期以来备受关注。其中主要的研究课题有“日本遣隋唐使节研究”、“鉴真东渡”、“白江口之战”、“渤海国与日本”、“唐日古代都城制度比较”等。80年代至90年代围绕上述课题的研究成果有300余篇部。胡锡年、戴禾对唐代的日本留学生的人数、出身、留学生活和对日本的文化贡献做了全面的论述，池步洲、武安隆、姚嶂剑出版了专论遣唐使的著作182。孙蔚民、汪向荣、王金林详细考察和评价了鉴真对日本文化的贡献，汪向荣、王金林还就鉴真在日本是否受到当地佛教教派排挤的问题阐述了不同的见解183。王承礼、魏国忠、马一虹等论述古代日本与唐朝的地方政权渤海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的交往184。

    对镰仓、室町幕府时期的研究，即日本中世史的研究主要围绕封建庄园经济、城市生活、商品经济、城下町、丰臣秀吉的太阁检地等问题展开，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但研究颇具深度。童云扬、赵宝库探讨了中世纪庄园制的解体过程185， 姚凯分析了日本城下町形成的原因，赵连泰、左学德评价了太閤检地的历史作用186。此外我国学者还对中世纪的中日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研究课题有明代倭寇、中日勘合贸易等，武寅还探讨了丰臣秀吉拒绝接受明朝册封的原因187。

    与日本中世的研究相比，对近世，即江户时代的研究十分活跃。在研究中人们的关注点主要有幕藩体制、武士与武士道、锁国政策与对外关系、近世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封建领主制的瓦解、町人文化、思想文化与教育。在近年的研究中还开辟了德川时代的幕政改革、货币制度、庶民的伊势信仰、寺子屋教育、商家家训、经世学派等新的研究课题，成为日本近世史研究的新的研究增长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自2003年开始出版“德川时代史系列研究”丛书，已出版的有沈仁安的《德川时代史论》（2003年）和李文的《日本武士与日本的近代化》（2003年）两部专著。左学德、吴建华探讨了近世幕藩体制的形成过程和特点188。赵连泰在研究中强调幕藩体制既有地方分权的相对独立性，又有各藩受制与幕府统治的从属性189。李岳泉、施超伦、王中田等分别考察和论证了武士阶级的精神观念形态以及儒学与武士的关系。在日本近代化成因的讨论中，江户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受到高度重视。祝乘风指出，江户时代兵农分离和“参覲交代制”等政策为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赵成国则着重论述了农民商品经济的产生、发展及其历史作用190。

    锁国政策是江户时代的重要外交政策。管宁、金桂昌、马依弘等对日本锁国政策的成因和后果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91。多数学者对日本锁国政策持基本否定态度，但也有学者指出，日本的锁国政策阻止了西方殖民势力的进一步渗透，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地位，这是其最大的历史功绩。还有学者指出，在长达200多年的锁国时期，日本并不是处在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孤立状态，通过日本-荷兰和日本-清朝间的贸易，日本并未停止过对外部先进文化的吸收。

    日本社会近代化的成功与近代思想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以“南蛮学”、“兰学”、“洋学”为代表的西学对日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人们十分关注的课题。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新的历史时期，研究和总结日本近世的西学东渐的历史，又有积极的借鉴参考意义。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主要围绕“西学传入的过程、内容和对日本的影响”、“日本封建思想家的回应”等问题展开。赵健民、吕万和、赵德宇、冯玮、李廷举、周维宏等从西学的兴起、演变、各派代表人物的思想等不同的角度，对日本近世西学东渐的影响进行了深刻的分析192。

    对江户时代日本传统思想的研究也取得丰硕成果，儒、释、神道是研究日本古代思想史的基本领域。王家骅的《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等专著集中反映了国内学者关于日本儒学研究的学术水平。李威周的《中日哲学思想交流与比较》、卞崇道的《日本哲学史教程》等著作，对日本哲学思想作出了新的探索193。

    1978年以来的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可以说实现了历史上少见的繁荣发展，使该领域的研究成为我国对周边国家的历史研究中，学术交流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富的研究领域之一。但是，也应当看到我们的研究还存在不足，不可盲目乐观，更不能关起门来自吹自擂。总体上看，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断代史研究的整体布局不均衡，古代史的绳纹时代、弥生时代、古坟时代、奈良朝、平安朝史和近世的安士桃山、江户时代史的研究成果相对密集；但旧石器时代、中世的镰仓、室町时代史的研究成果相对缺乏。第二，专题研究的分布也存在不平衡的倾向。比如，中日关系、文化交流、民族性格与文化特征、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研究水平较高；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社会等级与阶级、宗教等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第三，日本史研究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宏观指导，也需要在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史料学等具体的研究领域进行研究方法论和研究手段的创新。30年来，日本古代中世纪史学科在史料收集和实证性研究方面做的较好，但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创新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窗外的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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