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乱了浮生

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作者：梅雪芹 来源：史学月刊
       环境史，作为一门以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关系变化、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史学分支学科，最早是于上个世纪70年代在美国得以冠名并组织起来的。①尔后，它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研究中得到重视，并在国际史学界产生重要影响。今天，在中国史学界，环境史也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了解，环境史研究甚至被列为2006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之一。②那么，中国环境史研究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笔者认为，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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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环境史研究与20世纪中国史学”(项目批准号：06JJD770004)中期成果。

       ①  J.唐纳德·休斯著，梅雪芹译：《什么是环境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
   
       ②  《2006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光明日报》，2007年1月16日。

       可以按照一般的过去、现在、未来这样的思路，对包括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基本情况和阶段性特点加以勾画，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态势进行思考和展望，故而笔者应《史学月刊》编辑部周祥森编审之约，撰著此文。本文重在分析问题，而非综述文献；并且，由于笔者尚不能很好地驾驭林林总总的中国环境史著述，因此，对既有研究成果的概述难免挂一漏万，对相关成果的理解也可能存在不妥之处，祈望学界同仁不吝批评、赐教。

       一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的相关研究和理论思考

       就中国环境史研究而言，“以前”到什么时候或“过去”从何时开始，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处理上，环境史学科的开创者之一、美国环境史学者了.唐纳德.休斯的做法或许会给我们以启发。休斯在《什么是环境史》中写到：“环境史，作为对从前人类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自觉探索，也就是说，作为一门历史学科，始于20世纪晚期，是最前沿的学术活动之一。然而，环境史家所探寻的问题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很古老的，它们延绵数世纪直到现代，曾引起了胜过古代其他民族的希腊与中国的作家的兴趣。”①休斯依照三个主题，在具体梳理环境史的先驱时，从古代的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开始，一直谈到20世纪的年鉴学派；这三个主题分别是环境因素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人类活动引起的自然环境的变化及其反过来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以及人类关于自然界及其运行之思考的历史。我们本应像休斯那样去认识和总结中国历代史家及其著述中有关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思想，②但因能力和篇幅所限，本文在涉及90年代以前或“过去”之相关问题的分析时，暂以20世纪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研究成果为限。

       由于环境史聚焦于自然与文化的交界面(the intersection of nature and culture)，它具有将自然环境变迁和人类历史发展联结起来的学术品格，人们在追溯环境史的学术渊源吋，就不能不关注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中关于人与自然相互影响及其历史变化研究的众多成果。我们在考察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时，同样需要了解中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和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各自作出的涉及自然和社会历史关系的许多成就。在这方面，中国史学界同仁已做过较多的梳理和分析。③这些工作使我们广泛地了解到，就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而言，中国学者已在很多方面做出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并且，对于先前相关研究的特点或局限，也有不少学者做过剖析、总结。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伊懋可就说到：“从总体上看，在我一生的绝大部分时光中，中国在与环境史有关的领域的学术研究强项在自然科学而不是人文科学”，这即他所谓的“自然科学导向的环境史”，也就是以自然为中心、仅仅把人作为偶然参考的“环境的历史”(7he History of the Environ ment)。④他认为，在这一领域涌现了许多优秀著作，其研究主旨在于技术分析，而不是深层次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研究；今后要做的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更多地协调和配合。⑤

       伊懋可所说的他的一生的绝大部分时光，⑥对于中国历史来说，大体相当于l949年之后的时期。他对这一时期中国环境史研究特点的分析以及对未来中国环境史研究走向的判断，总体上会得到大多数中国学者的赞同。因为正如夏明方在分析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时所说的，1949年后，有关气象、水利、地震、农林等各级研究机构所进行的相关研究，“其目的也主要集中在如何描述环境的变化以及灾害的规律，对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这些变化对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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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J.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第l8页。

       ②  中国史学界已开始了这类课题的研究工作。譬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王培华主持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8年度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史学中的生态环境思想研究——以农业与生态环境为中心的考察》(项目批准号：08JJD770100)。

       ③  参见陈新立：《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王利华：《中国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和研究理路》，《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高凯：《20世纪以来国内环境史研究的述评》，《历史教学》2006年第ll期；汪志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史研究综述》，《古今农业》2005年第3期；包茂宏：《中国的环境史研究》，《环境与历史》(BAO MAOHONG，"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China，"Environmentand History)2004年第4期；佳宏伟：《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张国旺：《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3期。

       ④⑤  包茂宏：《中国环境史研究：伊懋可访谈》，《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l辑，第128、129页。

       ⑥  伊懋可于1938年生于英国，现已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退休.回到英国。

       社会影响往往语焉不详；甚至连他们整理的资料，其有关社会反应的部分也常常被舍弃了。一些边缘学科如历史地理学，也更愿意将自己的研究归属于自然科学而不是人文社会科学。”在他看来，这一倾向赖以滋生的最重要的思想源头之一，是由于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长期以来的“环境缺失”现象。①此外，王利华还指出，早先的相关研究是在不同学科中分头进行的，显得非常零散，也没有明确打出“生态史”或“环境史”的旗号。②

       上述评论表明，在1949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与环境史相关的研究更多地是在自然科学的范畴内进行的，其研究旨趣主要在于认识和把握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规律，相对淡化了有关问题的社会性。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说，“环境缺失”则是一个长期的突出的现象。这样，在中国学术界，虽然气象学、古生物学、考古学、地理学以及科技史等学科领域的学者，对中国历史上的气候演变、森林和草原等植被变迁、野生动物分布和变迁、江河湖泊变迁、沙漠成因和变迁、海岸线的推移、农林牧业开发之于环境的影响、水土保持等等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和研究，同时，历史学和哲学等学科的学者还对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关系以及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等做过颇为系统的论述和阐释，但是，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严重分野的情形下，一直没能发展出跨学科意义上的环境史概念和作为一种明确的交叉综合研究的环境史领域，这是不争的事实。

       尽管如此，对于90年代之前中国学者在没有环境史概念的语境下，各自从本学科角度做出的关于自然环境与人类历史关系的种种研究，我们仍可以将它们置于环境史范畴内作进一步深入的分析，以弄清它们与今日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尤其是环境史学科建构的关联。概言之，先前自然科学的环境变迁研究积累了丰富多彩的知识，准备了各有所长的方法，人文科学尤其是历史学对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关系的论述提供了富有启发的理论思考，这些方面是进一步开展环境史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的学术资源和思想源泉。在此，笔者拟以例证的方式，略加论述。

       首先，丰富多彩的知识。美国环境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曾指出，环境史“涉及的学科之多，达到了知识追求所能达到的地步”③。这表明，从事环境史研究需要具备丰富的自然与工程科学知识以及深厚的人文社科学养。对今日中国的环境史研究来说，前人在相关领域的知识积累，是我们赖以拓展新的研究课题的基石。这里以文焕然的《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④一书，特别是其中关于历史时期中国野象分布与变迁的内容为例，来说明它对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奠基作用。

       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文焕然(1919—1986)，是“开辟我国历史植物地理和历史动物地理专题研究新领域的先驱之一”⑤。其专题论文中有二十多篇探讨了我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的变迁过程，在身后得到整理出版，即为《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从一个方面展示了一幅探索中国近几千年来大自然变迁过程的轮廓与画卷。按照史念海的看法，“焕然先生对于历史时期动物分布的研究”更值得称道，因为在历史自然地理中，“地形、水文以及植被等和气候、土壤等，研究者甚多，成就亦殊不少，独于动物的变化问津者却甚稀少。这当然是较为困难的工作。焕然先生却奋力向这方面发展，而且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可以说是补苴了这个学科中的缺门项目，如何不令人称道?”⑥

       在这样的“补苴”中，文焕然揭示并首先公布了一个客观事实，即：“在7000多年前的历史时期，我国野象的分布曾北自河北阳原盆地(北纬40°06′)，南达雷州半岛南端(约北纬19°)，南北跨纬度约20°；东起长江三角洲的上海马桥附近(约东经121°)，西至云南高原盈江县西的中缅国境线(约东经97°)，东西跨经度24°许。野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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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夏明方：《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

       ②  王利华：《中国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和研究理路》，《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

       ③  约翰·麦克尼尔：《论环境史的自然与文化》，《历史与理论》(John R.McNeill，"0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History andTheory)2003年第4期，第9页。

       ④  文焕然等著，文榕生选编整理：《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⑤  侯仁之：《期待着文焕然先生关于历史动植物地理研究的专题论文能够以论文集的专著早日出版(代序)》，文焕然等著：《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第Ⅰ页。

       ⑥  史念海：《史序》，文焕然等著：《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第Ⅳ页。

       曾在华北、华东、华南、西南的广阔地区栖息繁衍……分布地区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逐渐缩小。”①他还总结了我国历史时期野象分布变迁的总趋势，即虽有反复，但分布北界在不断南移，其变迁经历了时、空大致分明的8个阶段。这使我们不仅清晰地看到各阶段野象的分布概况，而且了解到野象在我国境内如何一步步从最北地区逐渐缩小到滇南5县以南的部分地方。此外，他也探究了野象分布北界南移的原因，认为这不外乎野象的自身习性的限制，生态环境的变化，人类活动的影响等，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是综合作用的结果。②

       由此，文焕然明确地指出：“野象的分布变迁是我国珍稀动物资源巨大变化的代表之一。野象这种盛衰变化的历史过程和规律，将是研究古今多种生态因子变化的重要资料，也将是研究社会科学诸多问题的重要侧面。”③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迄今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环境史著作——伊懋可的《中国环境史》，要从大象的退隐人手，并以此为主题贯穿全书。伊懋可所绘制的大象退隐图是以文焕然的研究为基础的。从他关于大象在时空上退却的方式反映了中国人定居的扩散和强化的说法中，④我们也可以看出上述文焕然之见解的影响。

       今天，由于世界上大约有近乎半数的动物和植物物种濒临灭绝，这被视为一场在过去6000万年中最大的生态灾难，⑤对“构成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物种大乐园的保存或毁灭”的关注，就成为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按照唐纳德·休斯的看法，这一方面在未来几十年将迫切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因为“人类在与无数种动植物的互动中形成自己的身体和意识，塑造了诸如狩猎和农耕的历史发展。人类活动既减少了物种的数量，也减少了大多数物种内部个体生物的数量，由此破坏了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的复杂性”⑥。这一过程由来已久，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剧，它对人类历史产生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加以认识。

       以此观之，未来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在这方面大有可为。因为在中华大地上，历史时期因人类活动导致的物种变迁乃至消失的例子有很多。譬如俗称“四不像”的麋鹿(Elephurus davidia nus)，我国地理学家曾指出：“更新世初期它们曾在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谷地广泛分布，全新世仍是北方动物群的主要代表之一，但在历史时期由于人类的捕猎和农垦活动，渐归毁灭，1894年左右尚有最后一群残存于北京南苑的猎苑内，后也为八国联军所盗走。”⑦这之后，中国的麋鹿不得不客居异国他乡，直至1985年才得以回归故里。若延用文焕然的看法以及伊懋可的做法，我们也可以说，麋鹿盛衰变化的历史过程及其传奇经历，既是研究我国古今多种生态因子变化的一份重要资料，也是研究社会科学诸多问题，尤其是认识近现代中外关系的一个重要侧面，因而完全可以作为我们研究中国环境史、特别是其近现代部分的重要主题之一。⑧

       其次，各有所长的方法。环境史既聚焦于自然与文化的交界面，其研究的开展必然有赖于涉及自然与文化的多学科方法的运用，这是环境史学者的一个基本共识。在这方面，唐纳德·休斯特别强调：“环境史学家应该运用历史和科学这两种工具，然后努力跨越它们之间的鸿沟。为了理解环境——我们自己所选择的标题中的第一个术语，我们必须熟练地掌握自然科学的语言，并能够利用科学就我们选择研究的历史领域所能教给我们的东西。”⑨休斯所说的利用科学所能教给我们的东西之中，除上文提及的丰富多彩的知识以外，最重要的是认识自然及其文化关联的方法，它们是帮助我们开启人与自然关系之门的钥匙。这里谨以竺可桢在我国开创和推动的物候学研究为例，分析其研究本身及物候学对于环境史研究的方法意义。

       竺可桢(1890—1974)系中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一代宗师，在气象学、气候学、地理学、自然科学史等方面造诣精深，物候学是其呕心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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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③  文焕然等著：《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第207、211、214页。

       ④  伊懋可：《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Mark Elvin，TheRetreat of the Elephants：An Fnvironmental Historyof China)，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11页。

       ⑤  唐纳德·沃斯特著，侯深译：《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第4页。

       ⑥  J.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第l24页。

       ⑦  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总论》，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l8页。

       ⑧  在这方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罗桂环研究员的《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入门著作。

       ⑨  J.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由》中文版序，第2页。

       血而作出重要贡献的领域之一。他从1921年起就观察记录物候，1921—1931年记载了南京春季物候，1950年起开始记载北京春季物候，1963年发表《一门丰产的科学——物候学》，同一年与宛敏渭合著的《物候学》出版。在“文革”被迫“赋闲”期间，他潜心研究，撰写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并与宛敏渭一道共同完成了对《物候学》的修订。对于《物候学》一书，伊懋可作了如下评价：“从严格意义上看，它不是‘环境史’，但它是以竺教授重建中国历史时期的气候的开创性工作为基础的一部重要的科学著作。气候史是环境史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竺的著作在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学者的书架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①伊懋可的评价清楚地点出了竺可桢的物候学研究对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性。当然，这不仅是因为“气候史是环境史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且还在于其物候学研究本身。

       概而言之，竺可桢的物候学研究不仅明确地解释了什么是物候和物候学，系统地介绍物候记载在古今中外的发展情况，而且具体运用物候方法，通过解读古史书及其他文献所载的物候材料，对我国的气候史做出了独到的研究，从而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今天，我们在环境史范畴内也可以说，其物候学研究在很多方面都具有方法意义，这里从资料和问题意识两方面略加分析。

       从资料来看，竺可桢在其物候学研究中，广泛搜集、拣选并运用了含有丰富的物候知识的文献资料，这包括正史、农书、医书、诗歌、方志、游记、日记、农谚等。于是他明确指出：“我国文化遗产异常丰富，若把前人的诗歌、游记、日记中物候材料整理出来，不仅可以‘发潜德之幽光’，也可以大大增益世界物候学材料的宝库。”②对于中国环境史研究来说，他的这一工作不仅为我们奠定了重要的资料基础，而且有助于我们把握进一步整理和运用资料的方向。

       从问题意识来看，竺可桢在其物候学著述中反复说到，物候不但因地而异，而且因时而异，因为“地有东西南北之不同，有山岳平原之不同，海滨大陆之不同；时有古今先后之不同，物候即因之而异”③，这样，如果“把战国时代中原的物候来千篇一律地施用于全国，那真是所谓削足适履了”④。他还强调，为了解我国南北、东西、高下、地点不同，古今时间不同而有物候的差异，必须与世界其他地区同时讨论，方能收到相得益彰之效。⑤因此，他考察了世界各国物候学的发展，从而为帮助人们了解古往今来欧美日俄的物候知识和物候观测情况做出了贡献。对于中国环境史研究来说，他的这种意识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更好地把握中国自然和历史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途径，而且有助于我们增强对中外比较研究之重要性的认识。

       还需要指出的是，竺可桢通过物候学的研究以及资源考察工作，较早地注意到了环境问题，晚年则对此给予了更大的关注；并且，“与源于西方的工业忧患不同，他表达的乃是源于本土的农业忧患”⑥。这样，将他的物候学研究拓展到中国环境史研究，也是合理而必然的要求。

       不仅如此，由于物候现象是一种自然存在，物候知识是一种文化创造，这样，以物候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承载物候知识的材料为文献基础，以物候现象与环境条件(气候、水文、土壤条件等)的周期变化间相互关系为探讨核心的物候学，也是一门很好地立足于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科学，完全可以作为我们从事环境史研究的一种分析工具。它既可以指导我们去了解古人如何认识自然、顺应自然并利用自然，又可以引领我们自己去阅读“鸟语花香、秋山红叶”等大自然的语言⑦，以便更好地把握自然的历史面貌及其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作用。

       再次，富有启发的理论思考。在历史理论的层面上，环境史理论包括关于人与环境关系变化的因果律和历史动力机制的总体思想，以及将生态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有机地联系起来，对色彩斑斓的历史现象进行有效分析的具体理论。以此观之，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界关于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关系问题的重新研究和讨论，不仅一般地论述了人地关系理论，而且分析了中国的地理条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从而留下

       ①  包茂宏：《中国环境史研究：伊懋可访谈》，《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l辑，第128页。

       ②③④⑤⑦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4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10、303、303、497、147—151页。

       ⑥  丛可桢：《竺可桢全集》第4卷前言，第11页。

       了许多颇具分量的理论成果，①这对于我们以中国的地理条件为依托，认识自然环境对人类历史的作用，以及人类历史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等，都是富有启发的，因而可作为我们今天进行环境史理论建设的宝贵资源。这里主要就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导论的有关内容做一些分析。

       1981年6月，《史学史研究》第2期上发表白寿彝主持拟定的《中国通史》导论提纲，提出了中国历史的l2个方面和346个问题，其中第2方面也即第2章是地理环境。这一章后来由瞿林东起草，由白寿彝“修改、增删、定稿”，作为他《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的第2章，分两节论述了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问题。

       第一节题为“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首先系统梳理了中国史学家的有关撰述，从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和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到顾炎武所编《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等，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物产的地域特点及其对人们的影响、人口和地理的关系、地理条件与政治上的兴亡得失的关系等。不仅如此，作者还特别注意辨析中国历史上的有关看法的辩证因素，指出：唐末昭宗时国子博士朱朴上书所提迁都建议中的“观天地兴衰，随时制事”这一见解包含着辩证的因素；西汉贾谊在《过秦论》中对“秦亡汉兴”之因的指陈“表明了对地理的及其他物质条件的作用不能作绝对的理解”，也带有相当辩证的因素。②

       在这一节里，作者还提到了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有关论点，不仅注意了解具体内容，而且注意分析、评论。就孟德斯鸠的论点而言，书中说到：由于他“没有较多地从物质生产方面来认识地理条件的作用，所以尽管他的这些理论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对后世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即片面夸大地理条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③。就黑格尔的论点而言，作者非常注意分析批判，譬如，在肯定黑格尔以全球眼光看待寒带、热带和温带在世界历史上不同作用的做法时，既指出了他强调温带在人类历史发展上具有比寒带和热带更大的优越性这一事实的正确性，也指出了他把寒带和热带“永远排斥在世界历史运动之外”的论点的谬误。在认识到黑格尔强调海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以及地中海在世界历史上的特殊作用的合理性时，也指出了黑格尔针对中国的说法的片面性，④以及对地中海的存在和作用的过分夸大。⑤

       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关系的阐述，这一节则从五个方面做了总结和分析，它们是：地理条件是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前提之一；不同的地理条件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分布状况和发展水平；地理条件还影响着一些国家的政权形式和政权的职能及其历史特点；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变化；人类在利用地理条件中也不断改变着地理条件，并获得对于地理条件的新的认识。⑥

       第二节题为“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分别论述了五大方面的问题，即：中国地理条件的概貌和特点，地理条件的复杂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及其与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关系，地理条件与民族、民族关系，地理条件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⑦

       总的看来，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导论部分的这些内容，不仅对中外历史上有关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的思想做了广泛的梳理和分析，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关系的阐述做了深入的研读和总结，在此基础上，还对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和探讨。这种分析、总结和探讨不仅使我们领悟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地关系论述的科学性和深刻性，而且使我们认识到历史上关于人地关系思想的丰富性和多元性，这对于我们思考如何推进中国环境史理论建设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我们可以以此为基础而在环

       ①  这一时期有关的重要著述有：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第2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9—105页；宁可：《古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载《平准学刊》第3辑上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6年版，第l—24页；宁可：《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徐咏祥：《论导致普列汉诺夫地理环境决定论倾向的理论根源》，《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杨琪、王兆林：《关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严钟奎：《论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章清：《自然环境：历史制约与制约历史》，《晋阳学刊》1985年第2期。

       ②③⑤⑥⑦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l卷，第99—105、113、117、118—130、l32—154页。

       ④  黑格尔认为中国虽然也是“以海为界”，但是中国人却把海看作是“陆地的中断”和“陆地的天限”，因而“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第116页。

       境史视野之下，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地关系的论述作更全面更辩证的研读和总结，对中外历史上有关人地关系的思想作更广泛更深入的梳理和分析，对中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特点，尤其是各族先民在这片热土上创造的文明持续不断的动力机制，作更具体更准确的探寻和把握。此外，我们更需要下大力气研究和认识近代以来在“欧风美雨”侵袭下出现的新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对于中国自然环境的破坏及其影响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机制——这是已有的理论思考和论述中比较缺乏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总结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才能更有把握地对中国历史上的很多问题作出新的解释。①

       综上所述，可以说，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学界与环境史相关的研究成果很丰富，它们在知识、方法和理论等方面的积累，是我们向中国环境史领域进发的起点和基石。对此，尚需要更多的人做更全面、更深入的整理和研究。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之前的相关研究，大都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环境变迁研究，又称为“自然科学导向的环境史”。在历史学领域，不仅长期存在着“环境缺失”的现象，而且其理论思考呈现出“地对人”或者说主要关注地理条件对人类历史之影响的单面倾向，至于对人与自然关系史的研究并从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的角度认识人类历史发展及其结果的环境史概念，一直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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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近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王志刚博士在与笔者的交流中谈到，他拟就20世纪中叶中国史学界著名的“五朵金花”当中的几朵作些环境史的回顾，比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此外，还有科学史上著名的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这个“李约瑟难题”，等等。如从中国特有的人与环境关系模式的角度，予以回顾和关照，将会得出不少有价值的认识。比如，能否把中国没有或很晚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看成是一个“进步”，而不是“落后”的过程?能否把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看成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典型?能否把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看成是充分考虑了“天人关系”的典型?他觉得，由环境史视野出发，反思此类问题，似乎能有些新的收获。笔者认为，王志刚博士对于如何将环境史与中国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等领域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研究与解释中国历史上的很多现象和问题，作出了颇有意义的思考。（未完待续）

齐鲁小卒

环境史研究的前景会越来越好的，对社会有益

乱了浮生

     近年来，随着在灾荒史、疾病医疗社会史和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深入，和西方环境史理论的传入，中国环境史研究兴起一股热潮。各高校纷纷建立研究机构，南开大学建立了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心，并开设了专门网站中国生态环境史学网，中国人民大学引进了环境史之父唐纳德·沃斯特的高足侯深博士，并在多年来灾荒史研究的基础上于上月成立了环境史研究中心，在此之前，云南大学的周琼老师即积极筹划建立了西南环境史研究中心，并开办了西南环境史研究网。另外，河北师范大学也在09年成立了戴建兵副校长领衔的环境史研究中心。除此之外，行龙领导的山西大学社会史中心也积极投入到对山西社会环境尤其是水环境变迁对山西社会的影响当中。北京大学的包茂宏老师作为国内最早介绍西方环境史的学者之一，近年来对非洲环境史和印度环境史用力破勤，成就卓著。北京大学韩茂莉老师主要是对农业地理变迁做相关研究。蓝勇研究的着力点在西南区域环境变迁。大学钞晓鸿教授主要进行水利环境变迁和历史文献与环境变迁的研究。限于篇幅，不对众多方家一一评介。欲了解中国环境史研究现状，请关注中国生态环境史学网及其友情链接网站。

乱了浮生

另外，唐纳德教授近期正在人民大学做环境史专题系列讲座，相关讲座阅读材料在侯深博士建立的公共邮箱里envihistory@yahoo.cn密码：nature 讲座时间：2012年6月6日 14:00-16:30 6月10日 9:00-11:30   6月13日14:00-16:30
6月17日 9:00-11:30地点：  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三层会议室；13号换到人大2号公共教学楼（2教）2110教室，其他时间地点不变。欢迎在北京的同学前去。如果没有时间，也可以在公共邮箱里下载讲座的阅读材料（英文)，自己阅读，一方面增进对环境史的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地道的英文材料进行英文学习，亦不无裨益。






                                 

乱了浮生

    再补充两则环境史学术会议通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将举办“环境历史与人类文明”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邀请相关领域的优秀博士生集中开展论文竞赛和学术交流。论坛亦拟吸收少量优秀硕士生参加，可提交论文、参加学术交流。此类人员均不作为正式入选人员，不享受相应的资助和补贴，但可免费获取学术资料。 坛日期和地点2012年10月26-28日，南开大学。
    另有河北师范大学环境史研究中心拟在今年7月举办一场环境史学术研讨会，具体日期和内容不详，有意参会者可撰写与环境史相关的论文，并联系河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询问。

史迁

梅雪芹女士，环境史研究中的重量级人物，不过上次听她的视频，貌似环境史对英语要求高些，因为主要从美英引进理念

王李明

有建筑等工科背景对于研究环境史会不会有优势？

时_不_我_待

史迁 发表于 2012-6-7 12:38
梅雪芹女士，环境史研究中的重量级人物，不过上次听她的视频，貌似环境史对英语要求高些，因为主要从美英引 ...

我的导师，三生有幸

时_不_我_待

顶！！！！！北京师大环境史研究中心

史迁

时_不_我_待 发表于 2012-6-7 14:22
我的导师，三生有幸

小弟华中师大专门史，导师中国文化史方向与生态文化方向。*我，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