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宏攻击罗志田的一些事（转）

相土烈烈

（首先声明本贴本着与大家交流学习的目的，没有别的含义）

李继宏攻击罗志田的真相
2005年月28日，网上突然出现一篇题为《想象的历史学和意淫的历史学者——从罗志田的一篇文章说起》的文章（以下简称《想》文，作者李继宏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罗志田教授进行了牵强的批判和人身攻击。以后，李继宏又在网上多次发文，继续对罗志田进行批判和人身攻击。对于这件事，罗志田本人非常低调，除了发了一则简短声明外，并未做出任何回应。由于罗志田的声明在网上远不像李继宏的攻击文章那么广为流传，作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一名学生，我认为我有义务透露李继宏攻击罗志田的真相，以或多或少替罗先生挽回一些本不应有的名誉损失。
　　李继宏，男，汉族，广东揭阳人，中山大学社会学系2003届本科毕业生，发文前系当当网网上书店广州市场推广主管。据罗志田的声明（文附后），今年5月，李继宏的校友、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杨昂（常用postmodern的网名）到北大来旁听罗志田的课，并在课后向罗志田表示希望到北大跟罗做博士后，罗志田表示，如果不能证明本人具有史学能力，他“一般不认为法学院的博士可以做历史学的博士后”。杨昂对此非常失望，即向李继宏和另一名郑姓校友（为其前途打算，姑不透露其名字和现在就读的学校）抱怨。为了替校友“被自己仰慕的人鄙视”出一口气，李继宏在从未读过罗志田的任何文章的情况下，匆匆看了几篇罗志田的文章，便一挥而就，写成《想》文，并在网络上大肆张贴。据杨昂的声明（文附后），此文在网上张贴后次日，李继宏即打电话给杨昂，称“为你报了仇了”！

　　至于李对于罗志田的文章的批驳，因我不是社会学系出身，不好妄加评论。但我的朋友中，有几个对于社会学理论颇有研究，他们的看法是：罗志田是历史学学者，他虽然使用了一些社会学的术语和研究方法，但最终是着眼于历史；由于历史学的特殊性（如史料常常比较有限，无法像分析现代社会一样全面分析历史上的社会面貌），在社会学方法的运用和所得的结论上，历史学学者和社会学学者有分歧是很正常的事情。人文学科的研究本来就不像自然科学，在同一个研究领域内，面对同样的研究材料，不同的学者完全可以建立各自自洽的理论，进行不同的诠释。罗志田是知名教授，他的学术观点在学术界远没有到人人喊打的程度，李继宏仅仅肤皮潦草地看了几篇罗的文章就狂妄地“提请北大教授会向校方提议中止或开除罗志田教职”，这已经充分说明他本人并没有一个人文学者所应具备的最起码的道德和素质。

　　而在此事件中。李继宏表现出来的流氓本性，倒是令人啧啧称奇的。《想》文在网上发表后，李继宏又发了一个《李继宏的声明》（文附后，下简称《声明》），蔚为奇文。兹举几例，以赅李继宏的文风和人格：

　　一，李继宏指责罗志田的摘要中的标点符号错误率高达37.5%，但是他却把北大著名历史学家荣新江教授的名字错写成荣兴江；一个把“鄙人十分尊重的前辈”的名字都能写错的人，有什么资格指摘别人的标点符号的错讹？

　　二，在回应别人对他“为了出名才批评罗志田”的猜测时，李继宏大言不惭地说“罗志田并不比我更有名气；在我的专业范围里面，我显然比他有名气多了；在公众领域，读过我写的文章的人何止千万，鄙人有著作和译作行世，不时有读者来电来函，表示喜欢我的文章”，这种狂妄令人齿冷。显然，在李继宏的家里和寝室，李继宏一定比罗志田有名；而一个频频在非学术性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和随笔”的“公共知识分子”，再有一批同道中人互为吹捧，暴得大名也并非什么稀奇的事情；而用“读者来电来函”来证明自己的有名，只能说明李本人大概已有偏执狂倾向了。

　　三，可笑李继宏还引用鲁迅的话，替自己骂罗志田辩护。在某些爱骂街的人文学者痛骂鲁迅的时候，和他们是一丘之貉的李继宏之流却拿鲁迅的话当挡箭牌，也是一景。可惜，鲁迅还说过，骂良家妇女是**是骂人，骂**是**不是骂人。在李继宏及其同党那里，他们觉得自己对罗志田的攻击无比正确，可是在更多的人眼里，李继宏不过是牵强附会地乱骂一气，这种行为，如何配得上和鲁迅相比？

　　如果比对《想》文和李继宏在新语丝上发的《提请北大教授会向校方提议中止或开除罗志田教职》 一文，会发现后者删掉了对罗志田的大量人身攻击。兹再引一段《想》文中的原文，以证明李继宏的确是一个流氓：

　　“今日突然想起来，小时候认识个家伙叫罗志田，最喜欢调戏乡里的小姑娘，常用蚯蚓或者毛毛虫将她们吓得哇哇大哭。后来似乎没考上大学，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我想也许神通广大的网络能满足我的好奇心。”

　　据说李继宏还算有点真本事，他自己也想做一名学者。但是在出国无门的情况下，大概是为了还他父亲欠下的赌债，不得不在本科毕业之后，就走向社会。或许是因为人生道路不顺，才大大催发了他的流氓本性，连带着患上了偏执的精神病，以至在闻听杨昂被罗志田拒绝时，感同身受，猛然起了敌忾，于是对着罗志田胡骂一气，以抒发自己心中郁结。这种迁怒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也是非常下贱的。我并不因为对李继宏深表同情，就否认他的文章是下贱的文章，他是一个下贱的人。用北大历史学系一位老师的话来说，“一个有才华的人如果没有学会做人，就趁早不要让他进学术圈子，否则将来一定是祸害”。

2005.06.05

【附文一】罗志田的答复

　　约一两周前，有一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博士生（即杨昂。——刘注）来旁听我的课，课后他表示要到北大来跟我做博士后。我告诉他，我一般不认为法学院的博士可以做历史学的博士后，如果他认为他可以，就请他证明自己具有史学能力，例如给我看他的博士论文，云云。说话时旁边至少还有两人，其中一人就是介绍他来和我说话的人，我想我没有曲解当时的对话情形。我感觉此人当时也未曾认为我的要求不合常理，并且还和我探讨了怎样将其博士论文交给我的方式。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他似乎对此很不满，我对此表示遗憾。如果他觉得这样说已伤其自尊，我向他表示歉意。

　　我过去和年轻人谈及学术问题一般都直截了当，并不转弯抹角。以后我会注意更加外交式地回答问题，也希望那些要介绍别人来见我的熟人先告诉我来人对表述方式的倾向性。

　　不过，我不认为我的话有什么偏见。因为按我们的常规学制，从本科到博士有十年的专业培训时间，这样长时期的培训是不容轻视的。这位法学院的博士生的确有爱好史学的表现，他也曾出席胡宝国先生在北大历史系的演讲，并在演讲后表示以前曾向胡先生当面请教。尽管如此，从爱好到专业能力之间还是有距离的，后者恐怕还是需要证明的。我想，不是每个人都能同时达到两个博士学位的水准，如果法学博士都可以做好历史学的博士后，我们的史学博士是否需要十年的专业培训就要认真检讨了。一个能在自己专业毕业又希望跨学科的人，的确需要证明自己具有未经培训的专业方面的学术能力。这个见解我现在还没有改变。

【附文二】杨昂的声明

　　近日在BBS上发生了一起争执，或更准确地说，一起单方面的学术挑战。但由于作者用词有违学术商榷的惯例及常规，引起了一些争论及误会。由于我被视为这一事件的当事人，故似有必要对此作出表态，并澄清一些事实，然后对无端受辱的师长与无端受责的同学、朋友表达歉意。因为事态发展虽决非我本意，但其起因，却与我有直接关系。

　　事情原委，众人大概已有基本了解，此处不赘，以免浪费诸师友宝贵时间。但其中的曲折、转变，却与大家，尤其是罗老师本人的推断，有极大出入，需要加以说明。大约在一周以前，我曾向罗老师咨询做博士后的诸项事宜，罗老师以我非历史学出身为由婉拒，但言语中仍留有一个余地，即若我可证明本人确有历史学博士水准，此事似乎未必不可商量，于是我亦与罗老师商量递交博士论文的方式。整个谈话过程中没有产生任何芥蒂，谈话的结束以一行人到达罗老师家楼下，并向罗老师挥手道别结束。次日，我仍前往罗老师课堂上听课。正如罗老师声明所言：“我感觉此人当时也未曾认为我的要求不合常理”。对此事，我并没有产生任何不满，并觉得罗老师婉拒的理由，以及进一步的建议非常合理，且已打算修改论文，以符合历史学科的要求，并与罗老师进一步联系。但是，被拒的感觉总不是一种使人愉快的感觉。而我本人基于特殊的专业背景（本科专业电信工程，硕士博士法学），曾多次仅因所学专业而在考试、求职时遭拒，故而多少有一些怅惘之情绪。

　　事后，我与好友李继宏君及若干其他好友谈及此事，言语中表露出极大的遗憾，并开始对自己的专业及求学之路产生怀疑的情绪。我的表述成为了导致了后来事件发生的导火线——众网友皆知我性格：虽强烈好学，情绪热烈，但生性疏阔，而言辞不谨慎。因此，在转述当晚事件的时候，我使用了诸如“偶像”一类词语表示了对罗老师（以及历史学）的仰慕，又使用了诸如“被鄙视了”一类词表示了对自身际遇的难过与对自己学问的怀疑。两方面的因素合在一起，所表达的意思即为“被自己仰慕的人鄙视导致了我产生了自卑的情绪。”凡我友者皆知这些词汇是我日常生活中惯用词汇，较之我的本意，语带夸张。

　　作为好友，李继宏君自然要对我加以劝说与安慰。他曾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有着强烈的社会学情节，甚至有部分的社会学帝国主义的倾向。问题的关键在于——他选择的安慰我的方式，不是劝说我继续努力，争取达到历史学学科的要求，而是相反，即否定历史学的价值，论证历史学家智能较低，因此，不必学习历史学。

　　但是，我是一个执着的历史学爱好者，且本人即为历史学者的后代，恰如罗老师的声明中所说“这位法学院的博士生的确有爱好史学的表现”。因此我虽然感谢李继宏对我的善意，却完全不能认同他的论证方式。李君遂以社会学的规范为准，试图论证罗志田老师及大部分历史学者水准低下，但未能说服我。于是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你这样认同一个人及一个学科，是因为你对罗志田盲目崇拜，这样对你的学术发展非常不利。”并进而决定采取这样的行动：“因此，我会写一篇文章，向你与大家证明罗志田这个人程度很差，学历史的人IQ都很低。”虽然不能认同李继宏的观点，但是他要写商榷文章，却非我所能制止。一来，虽然是朋友，但每个人具有主体性，不便相互干涉思想与行为；二来，学术商榷文章，未必不可为，我亦不知后来行文如此；三来，文责自负，既然继宏君愿意署名发表他的文章，自然文中所有观点归属于他。

　　次日，李继宏君致电我，说在某网发了一篇文章，“证明了罗志田智商很低”，并且说“为你报了仇了！”最后这句话，与其贴中声称“写这个帖子不过是为朋友报仇”是相应的。这里他理解的“仇”，即为罗老师的“婉拒”之举动。但他并不知道“仇恨”是一种心理状态，不仅要有某种否定的行为，且要有对这种行为产生负面的认知，才能产生“仇恨”。如上述，亦如罗老师本人观察，其实，我并没有这种负面认知。

　　正是在上述第三点上，罗老师与我的认知产生了严重的偏差。这大概也是学科特点使然吧！以法学观点看，文责自负，是理所当然，不署名即不负责。但史学却往往强调透过字面看出背后的隐含意图及社会联系。因此，联系到近日发生种种事情，罗老师或许以为李继宏此贴系应我要求而作，因为“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他似乎对此很不满。”因为事出突然，且火药味浓重，且有“为朋友报仇”一句为证，故罗老师的推断亦属合理，但若果真如此，我前后态度的变化就十分不合逻辑。罗老师曾说，观察事物的真相，要从其前后左右去看，因此，若不对此事发展过程作一说明，并对李继宏君与我本人的学术背景与性格特点有所了解，还真有可能产生误解。

　　综上所述，我以为，大致可说明如下事实：
　　1． 我并没有对罗老师婉拒做后一事怀恨在心，且依然对历史学科与罗老师充满敬意。
　　2． 我并没有指示李继宏君作文攻击罗老师。
　　3． 李继宏君此文确系为我而作，但其用意不在为我报仇解恨，而在意图证明罗老师及其他历史学者智商低下，不值得学习，以借此劝我不必叹息。
　　4． 我并不同意李继宏君此文观点。
　　5． 我并不认同李继宏君行文中采用的某些词句的使用方式，凡涉及人身攻击词汇，及对人身及心理状态的评价如智商等，我以为绝对不宜出现在学术争鸣的文章中。

　　但是，无论如何，由于李继宏君行文遣词有着强烈的非学术色彩，不符合学术论证的规范，其中“意淫、弱智、胡说八道”等语我以为可属人身攻击范畴。虽然李君目前非学界中人，或许行文可不受学术规范约束，但反观罗老师这一边，则显然可视为受到了无端折辱。罗老师是我非常尊重、景仰的一位专意学术，毫无他鹜的学者，是决不应招致这种人身攻击的。而这一事件却是由我所致，且我言行表述中亦多有不合理之处，如称罗老师为“偶像”（过高称誉容易导致他人反感，招致反弹），以及说自己“被鄙视了”（鄙视一词用词过度，显系夸张，造成不实效果）。因此，我必须在这里，公开向大家，表示对罗志田老师的万分歉意。

　　此外，据闻李继宏君亦打算就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问题提出进一步的思考。我是史学与社会学两学界之门外汉，亦无力对某些问题作出证明或劝说。惟希望李君注意行文用语，不要采用非学术的，甚至是人身攻击的语言进行学术讨论。

Postmodern（即杨昂。——刘注）
6月1日

【附文三】李继宏的声明

　　我原本没有想到，像罗志田那般语无伦次的人竟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头面人物，更竟然有很多拥趸，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在此逐一澄清如下。

　　1、我在标题中用了《想象的历史学和意淫的历史学家》，但这是专指罗志田的文章而言的，并非针对整个历史学科。我四哥就是教历史的，我非常尊敬他；而且我有一些朋友是学历史的，他们的学问文章远非罗志田之流可以比拟。鄙人决不至于对这个学科有什么歧视。

　　2、我在文章中提到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一书在胡说八道，但没有否定他其他文章，因为我没有看过。很多人以为我在攻击北大历史系，这并不正确。我对北大历史系没有任何成见。去年在香港，城市大学的校长请吃饭，我曾跟何芳川、王天有、荣兴江（原文如此。——刘注）诸先生同桌，更跟何、王两位先生同住一家酒店。诸位先生为人谦和，学问甚好，颇受香港学人推崇；何先生和蔼可亲，王先生幽默风趣，荣先生平易近人，均为鄙人十分尊重的前辈。

　　3、某些人恶意猜测我是为了出名才批评罗志田。这些人犯了两个错误。第一，罗志田并不比我更有名气；在我的专业范围里面，我显然比他有名气多了；在公众领域，读过我写的文章人何止千万，鄙人有著作和译作行世，不时有读者来电来函，表示喜欢我的文章。第二，像罗田的文章简直不堪入目，批评起来不费吹灰之力，我认为能说服公众相信黄金是垃圾的人才会名，指着一堆垃圾，告诉别人这是垃圾，并无出风头之可能；鄙人只是不忿有人胡乱亵渎社会学而已。

　　4、关于骂人。有人认为我说罗志田智商低有失厚道，是对的，因为我生性尖酸刻薄，最喜讽刺该讽刺的人。我认为身为大学教授，下笔行文须谨慎，尤其是写学术文章的时候，信口开河会毒害很多没有判断力的年轻人。从这几天某些崇拜罗志田的人的反应来看，我认为他们被毒害不浅。他们无从反驳我的看法，只是一味觉得罗是权威，不应该受批评，毫无爱真理的观念，更缺乏反思的能力。鲁迅先生在1925年致吕蕴儒的信中写道：“我想，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谁该骂，所以不行。现在我们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于是就可以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的罢。”由此可见，对罗志田这样的人应该大骂特骂，只是一来鄙人商务缠身，且儿子年幼，二来与如此低水平的人纠缠，也实属面上无光，恕无暇为受害青年指点迷津，惟希望他们好自为之。


【附文四】李继宏:想象的历史学和意淫的历史学者——从罗志田的一篇文章说起
　　　　
　　几年前，我还在念书，机缘巧合，去了《南方周末》当实习编辑。其时城市专题部的主任李多钰女士很是提携我，经常让我用她的电脑修改稿件。在她办公桌前面坐着一位编辑，笔名叫拉家渡，似乎是个很有名的诗人。拉编辑有个爱好，每天打开电脑，第一件事就是用网络搜索引擎查自己的名字，看看哪儿转载了他的文章，或者谁又提到他了。我进去之后10多天，拉编辑辞职，再也没有消息了。如今很多年过去，拉先生在我印象中已经模糊，除了他那头潇洒的长头发，就只记得他的这个爱好了。并且受他启发，我无聊发呆的时候，经常会在google或者baidu上敲打熟人的名字，看看有些什么关于他们的消息。
　　日复一日，那些有联系的没联系的熟人朋友，都被搜索一空。今日突然想起来，小时候认识个家伙叫罗志田，最喜欢调戏乡里的小姑娘，常用蚯蚓或者毛毛虫将她们吓得哇哇大哭。后来似乎没考上大学，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我想也许神通广大的网络能满足我的好奇心。检索之下，出来2170项。这也不算什么，在我认识的人中，木子美的google检索项是161000，检索知名度高过罗志田74倍有余，但大略也有我想要的消息吧。讵料一看之下，不由大失所望，被省略之后的476个结果，绝大多数与一个同名的历史学教授有关。左右无事，我便浏览起这位“罗志田”的资料来。第三项结果是一篇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以前读书的时候对知识社会学很感兴趣，也颇看了一些相关书籍，如Florian Znaniecki的The Social Role of the Man of Knowledge，Robert J. Brym的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s等，是以便看了起来。
　　匆匆浏览完，不由大惊，如此低劣的文章，何以被到处转载？而且竟然是出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之手？再仔细看看，更是震撼：此人竟然毕业于普林斯顿！而且更有人将其和桑兵教授相提并论，称为之为“近现代史学界的祭酒”（http://www.zmw.cn/bbs/dispbbs.as ... p;star=1&page=1，见第9个回复）！桑兵的文章我是看过的，逻辑清楚，考据扎实，对历史问题的表述也相当明晰，是中国第一个（目前似乎也是唯一一个）历史学科的长江学者。可是这么一个高水平的学者，怎么会跟罗志田拉扯在一起？
　　罗志田的文章题为《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自称要“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来诠释思想、学术和知识分子地位的变迁”。那么，且让我们来看看他究竟要说什么，在说什么，怎么说。
　　罗志田在文章的开头中，用了6段共1392个汉字外加一个英文单词（institution），表达了如下观点：在解释“近代中国何以未能建立一个社会重心”的问题上，胡适在胡扯，余英时很牛比，他说的才对；罗志田在余英时的启发下，认为废除科举制是重要的“体制变动”，“导致以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群体为基本要素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解体”，他认为传统中国是“四民社会”，以士居首。但废除科举制之后，士不再牛比了，轮到商人和军人牛比了。
　　在接下来的第一部分中，罗志田用了32段8196个汉字外加两个英文单词（social mobility），来说明“从士到知识分子的社会转化”。在第二部分中，他用了25段6131个汉字来说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在第三部分中，罗志田用了65段16277字来论述“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
　　罗志田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自己恐怕也不知道在说什么。因为通观全文，竟然没有一个关键概念是清楚的。且让我们来看看这么一句话：“可以说，前近代中国社会的重心正是处于社会结构中心地位而居‘四民之首’的士。”（第四段第一句）这句话涉及的概念有“前近代中国社会”、“社会结构”、“四民”、“士”。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前近代中国社会”。按照史学界的一般观点，中国近代史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那么，既然罗志田在这里没有设定一个时间上限，所谓“前近代中国社会”，也可以称为“1840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其次，“四民”在罗志田的文章中，就是“士农工商”。至于“社会结构”和“士”，罗志田则没有确切的定义，但根据其后文，“士”是由读书而晋身官宦的人。
　　罗志田这句话可以分解成：
　　1、 1840年以前中国社会是“四民社会”。
　　2、 士居“四民”之首，即统率农、工、商。
　　3、 1840年以前，士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中心。
　　夏商周的社会结构现在尚不清楚，如何能以“四民社会”定义之？汉朝以前，纸张尚未发明，人们先后用甲骨、陶瓷、金属器具、竹简等记录文字，识字之人不多，何来“士”这一阶层？至如汉代，高官巨宦多为分封世袭，基层官员多由举荐而来，“士”又何从说起？退一万步说，即使到了唐朝，有进士、明经、童子等科目，罗志田使用意义上的“士”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开始形成，但其时的社会能被称为四民社会吗？详细考之，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四民社会”的历史阶段。因为除了有大量的僧、尼、道、流民、军士、优伶之外，尚有不少官员并非由读书晋身；至于皇亲国戚，在罗志田看来，大抵跟老天爷有亲戚关系，不属民的范畴。即使有确凿的统计数据，足以证明士农工商在总人口中占到99%的比例，亦断不能称为“四民社会”。如当今中国，按照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汉族占到91％强，但决不能称中国为汉族国家，而必须称为多民族国家。
　　当然，姑且原谅罗志田的无知，再让他一万步，权当他“四民社会”的理论成立，那么，士真的是“四民”之首吗？既然罗志田要对中国社会进行分层，在这里，无妨来跟罗志田谈谈社会学，教教他一些最浅显的社会分层理论。按照韦伯（Max Weber）的定义，社会地位的测量可以有三个指标：金钱、权力、声望。而至于“士”何以社会地位高过农工商，究竟是收入高，权力高，还是声望高，具体的统计数据如何，罗志田则无一字涉及。实际上，由于正统史书并无个人生活的记录，无妨从其他笔记资料和小说中窥视，来看看士的地位是否比农工商要高。考虑到罗志田可能读书有限，我们也不用跟他讲《淞滨琐话》、《潮嘉风月记》、《板桥杂记》、《雪鸿小记》这样较为生僻的史料，谅来《红楼梦》他应该看过，或者至少听说过。《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中有一个家伙叫甄费，是个“乡宦”，家里失火，只好去投靠他丈人封肃。封肃是农民，“……见面时，便说些现成话儿，且人前人后，又埋怨他不会过、只一味好吃懒做。士隐知道了，心中未免会很，再兼上年惊唬，急忿怨痛，暮年之人，那禁得贫病交攻，竟渐渐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页11，《红楼梦》，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按照罗志田的标准，甄费是“士”，然而在金钱上，此人结婚多年还要去投靠家境殷实的岳父；在权力上，寄人篱下，只好每天受他人闲话；在声望上，亦是远不如他老婆那务农的父亲。如何能够说“士”是农工商之首？
　　我们既然已经让了罗志田2万步，无妨再让他一万步，看看他最后一个观点是否成立。我生平最怕的事情就是有学历史的人来跟我讲社会学。以前念大二的时候，有好朋友向我推荐了同是北大历史系教授阎步克写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我看了之后不免喷饭。里面同样毫无一个明确的概念，而所引的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也是不知所云，帕森斯如地下有知，见到有人如此歪曲他的意思，想必**不止。后来在那本书里面看到阎步克引了一个英文单词，才明白他缺乏基本的英文阅读能力，行文错乱，也自在情理之中。看到新奇的概念，全然不去管它本来是什么意思，只顾拿过来就用，是当前人文社科学者的惯用伎俩，罗志田也是这样的。现在来看看句子3：“1840年以前，士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中心。”
　　这个“1840年以前”我们且不去管他，先考察一下“士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中心”。什么社会结构？如上所述，罗志田并没有给出一个定义。实际上，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这个词贯穿了整个社会学学科历史的始终，从涂尔干（Emile Durkheim）到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无数社会学家试图作出定义，却始终未能取得共识。我们且来看看美国结构主义社会学最后一个大师彼得·布劳是怎么说的：“人们分布在社会位置中，社会位置反映和影响了人们的角色关系和社会交往，社会结构是社会位置的多重空间。”（参见Peter M. Blau，Inequality and Heterogeneity：A Primitive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The Free Press，1977）。我认为相对于罗志田的智商来说，这个定义可能太过深奥抽象了一些，所以不辞辛劳，再来给他看一下社会学词典是如何定义的：“社会结构是制度框架，保障人们在日常交往中有条不紊。”（http://sociology.b.dictonarypage.co.uk/social+structure/）。为了让罗志田便于理解，我们无妨来引用李普塞和斯梅尔瑟的一段话：“社会结构指的是有组织的人类行动系统，指向社会系统的某个方面。例如，公司是一种主要对应于产品和服务的社会结构；核心家庭扮演诸多制度角色，主要是将社会的文化价值灌输到年轻一代脑里。正由于这些功能，社会结构激活了社会系统中的资源。……因而，社会结构是个连接性的概念，它把社会系统的某个属性和其资源联系起来。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不是个人，而是人们的交往中体现出来的某些属性，比如角色（如丈夫、教徒、公民）和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社会角色的集合，如派别，家庭，官僚制度。”（p.4，Social Structure and Mobility in Economic Development，Seymour Martin Lipset, Neil J. Smelser; Aldine Pub. Co., 1966）。“士”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诸位看官请注意其和社会阶层的区别），如何能充当社会结构的中心？
　　虽然正常人理解疯子很难，但是，我认为罗志田还不至于疯掉，不过是智商比较低而已。智商高的人理解智商低的人比较容易，实际上，我们很容易猜出罗志田的“社会结构”指的是“社会阶层结构”。我们无妨让罗志田4万步，看看他对了没有。传统的社会分层理论是垂直的，从拉德克利夫－布朗到涂尔干，从帕森斯、默顿到彼得·布劳，无不如此。中心是相对于边缘来说的，在社会网络理论中，有所谓的中心。但在垂直的社会分层理论中，中心从何说起？就算“士”真的比其他三个阶层牛比，那么也只能说“士”的社会地位在农工商之上。可怜的罗志田，连上下左右都分不清楚，如何能当北大历史学系的教授？
　　罗志田整篇文章的思路是：前现代中国是四民社会，士最牛比，最有权势，但废除科举制度之后，士就不是士了，而变成知识分子，没权了，不牛比，边缘化了，社会上多了另外一些“边缘知识分子”。至于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边缘知识分子”，罗志田依然语焉不详，整篇文章逻辑错乱，前言不搭后语的地方多不胜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赖以立论的基础彻头彻尾，在我们让了他4万步之后还是错的，这篇文章是不是垃圾，已经一目了然，在这里我们就暂且放他一马，再来看看别的。
　　为了要看看罗志田逻辑如何混乱，我们必须再让他1万步，不去计较其他关键概念的定义。既然他声称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么我们先从社会学来看他的研究方法。
　　他在文章中谈“从士到知识分子的社会转化”和“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究竟有多少原来可以做“士”的现在做了“知识分子”？究竟出现了多少“边缘知识分子”，以至可以被称为“兴起”？所有这些，当然也是付诸阙如。罗志田在那篇文章中总共提到62个人名，除去鲁迅是周树人是同一个人，朱丹（Jordan）是个鬼佬，相关的民国人物只有60个。民国期间有多少大学生，有多少大学教授，我并不了解，然而参考黄埔军校同学录的数字，该校1924－1949年间，本部和各分校共有毕业生23万余人。就算其时全国大学学生人数只与黄埔军校相若，从一个60人的样本来推断如许庞大的总体，是否太过开玩笑了？
　　再让我们来看看罗志田的其他论断：1、科举取士的标准改变，士人所读之书即随之而变。为了证明士人阅读的书籍变了，他举了皮锡瑞的例子。然而，后文又谈到，叶德辉不喜新学，何以不用叶德辉的事例来证明士人所读的书一如既往呢？实际上，如果能有统计数据，说明哪怕是30%的士人变换了读书书目，那么这个说法也是成立的，但是罗志田智商既不高，五体亦不勤，只是举了这么一个自相矛盾的例子。2、买书者如此，卖书者亦然。是不是卖书的都改卖别的书籍了呢？这个问题比较好解决，可以去查看各地印书局历年的出版目录即可发现，然而罗志田并不懂得这个道理，只举了江西书商晏海澜的例子。但在中国任何一个大学的图书馆里面，均可见到不少民国年间出版的传统经籍，亦可知罗志田徒凭想象之无聊。3、实际上，可以说正是清末的城乡差别、特别是安徽乡间私塾尚未沾染口岸风气的传统蒙学教育造就了后来被认为是启蒙大师的胡适。……胡适的经历同时体现了近代中国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的转变。先看前一句，胡适是城乡差别和蒙学教育造就的。真是不知所云，当时从农村到城市且小时候受蒙学教育的人不下千百，怎不见得个个都成为胡适？再来看后一句，胡适何其有幸，竟能体现近代中国人“上升性社会变动的取向的转变”？罗志田文章中此类徒凭想象的例子甚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然而我之所以一口咬定罗志田智商低于平均水平，不只是因为他概念不清，逻辑混乱，还因为他身为大学教授，却缺乏基本的中文写作能力，身为留美博士，却缺乏基本的英文阅读能力。还请诸位看官来观瞻一下这篇论文的摘要：
　　“本文将中国传统社会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在近代向知识分子的转化、知识分子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边缘化、以及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这一连续、相关而又充满变化的动态进程，纳入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理路和西潮冲击下整个近代中国的巨变这一纵横框架中进行考察分析；在研究取向方面注重思想演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从当时人的心态变化入手来反观社会的变动，以尝试提出一个走向框架性诠释的思路。”
　　先不说罗低智商的语句如何拗口，光标点符号差错就有三个之多，前面两个顿号应该改为逗号，唯一一个分号应该改为句号。全部只8个标点符号，3个出错，差错率高达37.5％。再来看最后一句话：“以尝试提出一个走向框架性诠释的思路。”我相信没有任何正常的中国人能看明白罗志田想说什么。思路如何走向框架性诠释？实际上，罗低智商想说的是“提出一个解释框架”，然而他脑里不知道那条根被绊住了，说不出来，只好说出那样弱智的话来。其余差错之处，满篇皆是，我们还是来看看罗海归的英文水平吧。
　　首先我要承认，我没有看过罗海归的任何英文著述。从他公开发表的简历来看，只有两篇英文文章发表在《当代亚洲研究》和《美国－东亚关系研究丛刊》上。但是他在这篇文章前面几页，出现了三个英文单词，我们可以就此窥见此人的英文水平究竟如何。
　　罗海归在文章中提到：“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体制(institution)”，又提到：“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social mobility)取向也随之而变”。恭喜罗海归，第一个单词他翻译对了，虽然一般来说，在如此语境下面应该翻译成“制度”。但是，social mobility是不是“上升性社会变动”呢？在社会学里面，社会变动指的是social change，有时也叫社会变迁。但social mobility专用的翻译是“社会流动”。变动如何能跟“上升性”联系在一起？真是奇谈怪论。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印证了罗海归非但智商底下，而且十分懒惰，他不懂的东西只满足于一知半解。其实只要翻翻《英汉大词典》，第2121页即有这个词条。仅从这三个英文单词来看，罗海归的差错率高达66.7％，真不知道他在美国那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
　　在这篇充满想象的文章（如果这也能叫做文章的话）中，罗海归还在不断地意淫。大抵觉得他自己也是个知识分子，以前的知识分子那么牛比，可是他籍籍无名，在google只有2170个搜索项，在现实中也未能呼风唤雨，所以要写出这么一篇东西来，好比阿Q哥常跟人炫耀的：“我祖上也阔过……”。

本文转自：http://sociology.bbs**/thread-90025-1-1.html（但部分字母论坛系统屏蔽了）

[ 本帖最后由 相土烈烈 于 2009-6-21 20:34 编辑 ]

KISSARMY

做学问要谨慎，做人更要谨慎

长孙博

此类事情，没必要回击

相土烈烈

是呀，学品即人品

lutria

有心学历史，还是宽容些、有教养些好，学问倒是其次，要是人品出了问题，那才是大事了

[ 本帖最后由 lutria 于 2009-6-21 23:36 编辑 ]

kaka008

把无知当理的不在少数

salga

说直白点有点像狗咬狗。

flashpet222

这个东西.杨有点不够意思嘛

匿名用户

他以为他是蔡伟啊

博士后在国外不是博士待业站的另外一种提法么， 读博士后不是啥光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