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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黑格尔为前人“算总帐”
王太庆
黑格尔并没有写出一部讲哲学史的专著。他只是在大学的讲坛上讲授这门课程,前后讲了好多次。在他逝世以后,他的历届学生把自己的听讲笔记聚集到一起,才编成了这部《讲演录》。第一版是Michelet编的,收的材料比较多,包含不同年份所讲的内容,所以从编辑的观点看似乎有点冗杂,后来黑格尔的儿子重编第二版删除了不少内容。这样做表面上要比第一版规整一些,却损失了原汁原味。这个第二版后来成了英译本依据的底本,苏联出的俄译本全集中这部分译文也是从第二版译出的。这种根据简本翻译的办法对读者理解原意很不利,例如列宁看的是原来的第一版,并且根据这一版作了笔记,指出作者很多深刻的重要思想,可是这些笔记依据的原话在俄译的《讲演录》里常常找不到。我们的中译本没有重复英、俄译本的失误,是根据第一版的原文译出,参阅第二版的译文,并且根据后来新发现的听讲笔记作了必要的补充的。这样做比较吃力,我们用了三十来年的时间做这件工作,是有它的原因的。
原因就在于黑格尔的这部书包含着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是他以前的哲学家所没有的,也是我们中国人所没有的。我们缺少这种思想,这样就处于非常不利的状况,亟需改变。正是为了促使这个改变,才译这部书。
黑格尔并不是像他的前人那样,把世界上出现的各种哲学思想看成一个一个的偶然的孤立现象。此起彼伏有如过眼烟云,并没有一个线索把它们贯串在一起。正好相反,他是把全部哲学思想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用矛盾进展的观点把一切哲学思想的出现联系成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在他看来,全世界只有一个唯一的哲学,我们看到一个一个思想体系先后出现,好像彼此独立,甚至互相抵触,其实都是这唯一的哲学的一环,是整体的不同发展阶段。哲学思想尽管千差万别,却并非一盘散沙,而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它们合成一个不断提高的前进历程。他认为这个发展并非简单的增长或演化,而是通过矛盾的曲折过程,贯串着必然的规律性,即他所说的辩证法。
由此可见,黑格尔描述的哲学史不同于一般人心目中的历史,并不是简单地堆积一个一个的历史事件,有如会计一笔一笔登记下来的流水帐那样。流水帐要求笔笔如实,但是仅仅如实记录还不够,把它们联系起来加以估量,算清它们的来龙去脉,才能看出这一总帐的意义。黑格尔正是要求要算清总帐,像高明的会计师那样。历史上出现的那些思想如果只是作为一个一个的成绩,那就是死了的东西,把它们读来读去只是与死人打交道。黑格尔提出的辩证法则与此相反,是把它们联系起来变成活的东西。只有这样读历史,才能有益于今天的活的哲学,因为今后的哲学是已往的哲学的必然发展。
在黑格尔之前,西方还没有讲辩证发展的哲学史,只有流水帐式的作品。黑格尔批评了这些作品,其实在黑格尔死后这种性质的哲学史著作还是有,我们就读到不少。它们的共同之点是不讲必然的发展,没有科学性。我们中国人受西方这种著作的影响,很多人停留在黑格尔之前,即使口头上也讲辩证法,实际上却不要发展,因此黑格尔的批评对我们也有效。但是,在传统的中国哲学里也有并不把各个哲学家的思想看成孤立的原子,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看的。例如太史公论六家要者就用统一的标准评论各家的得失,张载的“横渠六句”里说到“为往圣继绝学”,也是把哲学思想联系起来看。但是,哲学思想是怎样联系的,张横渠对这个“继”字却并没有明确的说明,可以把它简单地理解为“接着”,然而“接着”并不一定是推陈出新,与黑格尔说的矛盾发展毕竟不一样。中国传统哲学有深刻的洞见和精微的体验,但是缺乏细致的分析和严密的逻辑论证。所以不能达到黑格尔式的矛盾发展观。我们要从传统的哲学里更进一步走出来,一定要学习西方哲学,取彼之长以补我之短,看一看体现辩证法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是可以起它山之石的攻错之功的。
此外,我们还有些读者接触西方哲学只是抱着欣赏的目的,跟读点唐诗宋词玩味一番差不了多少,因此见了柏拉图、叔本华、尼采那样的兼有诗味的作品就心向往之,而对其中的主要成分哲学思辨视而不见。这样的读者可以说是与哲学无缘,为入宝山空手而还,非常可惜。也有些人还够不上欣赏,只是听到号召去学点哲学史,心里想的是借此取得一点现实收获,他们的学习只是“多识虫鱼鸟兽之名”,以资谈助而已,当然更与哲学无缘。这两种人如果耐着性子读一读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的序论,仔细想想,是会有所得的。
黑格尔的哲学史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指明人类的思想在不断地发展,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提高,永无止境,永远不会有哪一天在哪一个人手里达到了无比圆满、无以复加的绝对真理。这真理是只能无止境的靠近,而不能完全实现的。不断靠近真理是我们人的光荣使命,宣称自己掌握绝对真理却是狂妄的骗子。这个思想有些人听了会觉得不习惯,以为自己研究哲学就是为了掌握最后的无上真理,怎么能永远达不到呢!我们中国的传统哲学中肯定有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孟子这样一些“圣人”达到了绝对真理,以为他们发出了“圣人之言”,即无上真理,我们这些人读了圣人的书,就张着嘴咽下“圣人之言”了,不用自己费力,只消顺着说几句,“代圣人立言”就得了。这样的想法从古至今支配着我们的心灵,为一切迷信留下了地盘。读一读黑格尔的哲学史可以帮助我们解放思想。
当然,黑格尔的辩证法也适用于他自己,他的《哲学史》也不是达到了绝对的真理。我们在他那里学习他高于前人的新思想,也应当发现他的不足之处予以克服,以提高我们的思想。(《哲学史讲演录》(1-4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出版)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
梯利:《西方哲学史》
哲学史的典范
陈启伟
弗兰克·梯利(Frank Thilly,1865—1934),美国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曾任教于密苏里州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康乃尔大学。在大学讲授哲学史多年。《西方哲学史》一书就是以其讲义为基础编写的一部哲学史著作,于1914年出版。本书问世后,在西方哲学界颇受好评,在美国各大学哲学系被广泛采用为哲学史教材或主要参考书。梯利逝世后,他的第子和同事莱杰·伍德对本书从结构到内容都做了相当大的修订和增补,分别于1951年和1957年出版了增订第二版和增订第三版。
本书初版本在解放前曾由陈正漠译成中文,于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被列为当时教育部定的《大学丛书》之一,也是中国各大学哲学系广泛采用的哲学史教材。解放后,葛力仍据那版本重译本书,于197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葛力将原书第三版中第20—22章有关现代哲学的部分译出,附于原译全书之后作为补遗,于199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本书中译本的增补修订版。
本书共有三编或三大部分,即按一般传统的历史分期,将全部西方哲学的发展分为三大阶段: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和近代哲学,现代哲学亦放在近代哲学一编之下。从本书和版本看,作者基本上是从古希腊写到十九世纪为止,最后一篇讲所谓“现代新倾向”,当时也主要是指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一些哲学倾向。伍德的增订本才以较大的篇幅补充介绍了直至本世纪50年代以前出现的现代重大哲学思潮和流派,当然就全书而言,所占分量也是很小的,而一般通史的写作大抵如此,似无需苛求于本书。
从本书三大部分的篇幅比例来看,显然是“厚今薄古”的,其中近代部分几占全书的三分之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纪部分与希腊部分在篇幅上相差无几,作为对中世纪各种形态、各种倾向的基督教神学哲学思想做了比较详细的叙述,与以往哲学史家们普遍轻视和贬抑中世纪哲学的态度颇不相同。
作为一部哲学史著作,本书有一些特点是可以称道的。
首先,是作为反复强调的“哲学史家在自己的研究中应当采取不偏不倚和客观的态度。”
所谓“客观”,作者主要是指在介绍、叙述历史上各种哲学体系时,不可按自己的哲学观点或主观好恶去任意剪裁取舍,不可横加批判而将哲学家本人的思想切割支解得失去完整的面目。而是“注意让作者摆出自己的观点,而不泛加品评”,“应当让每个哲学家有机会充分地表现自己的论点,而不要常常加以批驳,使他受到干扰。”(《序论》)我们看到,本书对各家各派的哲学体系、其主要学说、理论,都根据哲学家原著及其他信实可靠的资料,做了比较全面客观忠实的介绍。
其次,本书力图“追踪人类思辨历史上往前推进的线索”,(《序论》亦即哲学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作者并不赞成像黑格尔那样为哲学史设定一个辩证发展的先验的图式,但是他认为每个哲学体系都是整个哲学史的一个环节,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的产生正是由于先前的哲学体系留下了未曾解决的矛盾和问题,而它对其提出的某种解决又包含了自身的矛盾和问题,成为后继的哲学体系所须面对和处理的课题。这是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逻辑的必然的过程。读者阅读本书都会注意到,作者叙述每个大哲学家的哲学体系时,开头大都专有一节讲他的“问题”,“他所研究的问题”、“探讨的问题”、“注意的问题”、“提出的问题”、“思考的问题”等等。本书就是以哲学家们的种种“问题”为纽结,展开对各个哲学体系的阐述,而揭示其前后相继,不断推进的逻辑行程的。
第三,是作者力图贯彻一种历史主义的原则,或者说“历史批判的”研究方法。本书对每一种哲学体系都将其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与一定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道德的和宗教的背景相联系,加以具体的考察,给出历史的评价。它反对把古代现代化,反对用现代的标准要求和褒贬古人,“我们不能单从现在的成就方面着眼来批评一个体系,就是说,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而贬低它。”(《序论》)
本书自然有许多缺陷和不足之处,作者梯利是一位具有康德主义倾向的唯心主义者,尽管他在写作本书时力求保持客观主义的态度,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完全消除个人因素是不可能的,哲学史家先入为主的成见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流露于他的著作中。”(《序论》)事实上,出于唯心主义的偏见,他对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学说都不曾给以应有的重视和客观公允的评价。
本书毕竟是八十多年前的作品,其修订版也已过去了四十余年。近几十年间西方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新成果,没有也不可能在本书中有所反映;至于晚近西方哲学中的种种新形态、新观念,则更非本书所能涉及了。这是读者在读罢本书之后须向其他有关著作寻求补足的。
(《西方哲学史》(增补校订版),梯利著,伍德增补,葛力译,商务印书馆出版)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
罗素:《西方哲学史》
独树一帜的哲学史
陈小文
罗素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数学家、哲学家、逻辑家、政治学和社会活动家之一。他博学多才,思想涉及的范围极广,所著书籍、文章卷轶浩繁。他的哲学观点随着社会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改变,他的思想深邃且充满了激情和活力,他的著作文辞优美,所有这一切使他成为我们时代最为驰名并且拥有最广泛读者的哲学家之一。
罗素尽管以哲学家的声名享誉世界,但是他并不是科班出身的哲学家。在大学里,罗素是学数学的。在研究数学时,他发现所有的数学都可以通过原始的逻辑予以定义,并且所有数学命题都是可以从少数基本逻辑原理演绎出来。在这样做时,他形成了一种逻辑的哲学思想。他认为逻辑具有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地位,他为了这个目的而引用的本体论,十分具有柏拉图主义的特性。
由于罗素不是科班出身的哲学家,而是由一个科学家“半路出家”的,他的哲学不是从前辈哲学家那里学来的,而是他自己在搞科学时悟出来的,因此他对哲学的看法就没有科班出身的哲学家那样的学究气。这里读一读他关于哲学的通俗而有趣的看法,是很有必要的:
“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他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就是哲学。思辨的心灵所最感兴趣的一切问题,几乎都是科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而神学家们的信心百倍的答案,也已不再像它们在过去的世纪里那么令人信服了……对于这些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各派神学都宣称能够作出极其确切的答案,但正是它们的这种确切性才使近代人满腹狐疑地去观察它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如果不是对它们的解答的话,就是哲学的业务了。”
罗素认为,哲学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人们对哲学问题的解决主要是受人们生活的环境决定的,当然反过来他们的哲学又在决定他们的环境上起着很大的作用。因此一部哲学史就是人们的生活环境与哲学问题的交互作用的历史。
基于这样的哲学史观点,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与科班出身的哲学家所写的标准哲学史相较,具有以下极为突出的特点:
第一,罗素不大注重哲学本身的发展规律,而更重要的是强调政治、社会的发展规律,有时甚至用后者来剪裁前者。这是标准哲学史的大忌。但罗素显然是要反其道而行之。他说:“我的目的是要揭示,哲学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这一目的就要求我们对于一般历史的叙述比通常的哲学史家所做的为多。”此外,罗素认为,如果要想对一个哲学家有深入而同情的理解,也有必要叙述一般的历史。这样,比起标准哲学史来,罗素用较大的篇幅来叙述一般的历史。
第二,罗素不大注重哲学家的学术有多么深刻,而是更为强调一门哲学对于它的时代所起的影响有多大。所以罗素在论述哲学家时,将那些对社会影响大的写得就详细,而将那些对社会影响较为小的就写得较为简略。有一些人,不是真正的哲学家,如卢梭和拜伦,前者的主要贡献是在政治学方面,而后者纯粹是一位诗人,是不入标准哲学史家的法眼的,但是罗素认为,他们“如此深远地影响了哲学思潮的气质,以致于如果忽略了他们,便不可能理解哲学史的发展。”因此他用大量的篇幅来阐述他们的思想。此外,对于那些对哲学的发展有过影响的政治家,罗素认为在哲学史上也应有其一席之地,比如他认为“很少哲学家对于哲学的影响之大是能比得上亚历山大大帝、查理曼或拿破仑的。”因此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对他们也着墨甚多。
第三,在讲到哲学家个人时,罗素很注重讲述与他们的生平和社会背景有关的东西,有时还将他们的某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或一些趣闻逸事也记录下来。这也是科班出身的哲学家不屑做的。最著名的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他在讲述亚里士多德的生平时,只用了一句话:“他出生,工作,死亡”。但是罗素认为,这些细节和逸事往往足以说明一个人或他的时代,因此是值得记录的。
第四,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没有标准哲学史的学究气和晦涩性,它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文辞优美,生动有趣。罗素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西方哲学史》是他获奖的代表作。因此它是一部既具有思想深度又具有文学才情的哲学史。
总而言之,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虽然不是一本标准的哲学史,但是它是一本极为有特色的哲学史,在著名的哲学史书籍中有其自身的一席之地。它虽然不可作为哲学系学生的标准教材,了解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们的最正宗的哲学思想,但是它是喜爱哲学的一般读者的最好的读本。
(《西方哲学史》,罗素著,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出版)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
哲学史是可以这样写的
韩水法
十九世纪下半叶,依然是德国哲学勃兴的时期。或许黑格尔“哲学史即哲学”的著名论断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那个时代的哲学家,所以研究哲学史就成了哲学活动本身,从而造就了一个哲学史佳作迭出精彩纷呈的年代。在众多杰出的著作之中,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上、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独领风骚,意义深远,至今仍是学习与研究西方哲学史必读的参考书。就笔者所知,这个教程在1980年出了第十七版(Lehrbuch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phie,Windelband,Wilhelm 17.Aufl.,unveraend.Nachdr.Der15.,durchges.Underg.Aufl Mohr 1980),不过是最新修订本第十一版的重印。
在此书的绪论中,文德尔班阐述了他颇具特色的哲学与哲学史的观念,为理解此书的宗旨,其中所贯彻的原则以及材料的取舍安排,提供了清楚明白的线索。文德尔班指出,在自苏格拉底以后的希腊文献里,所谓哲学恰恰就是德语Wissenschaft所指的意思。Wissenschaft这个词虽然一般汉译为科学,但实际上它的含义要远远大于英语、法语science一词的意义;而汉语“科学”一词通常是与英语、法语的“science”同义的,尽管在一些人的用法里由于受到德国思想的影响实际上是取与Wissenschaft同义的那种广义的。Wissenschaft的本义是指在特定领域的创造性的与研究性的认识活动,因此它与汉语的学术一词的意义基本相同。在英语世界,人们把历史艺术等学科称为humanities(人文学科),而德语里则可以称为Geisteswissenschaft(精神科学)或Kulturwissenschaft(文化科学),与之相对的则是Naturwissenschaft(自然科学)。
因此,按照文德尔班的分析,哲学在其西方的滥觞之时原本包罗极广,尽管其核心乃在于从人类的认识中得出最为一般性的结论。不过,哲学在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其概念的意义不断发生变化,准确地说,变得越来越狭窄。经过康德哲学的革命性转变之后,哲学已经放弃了自命的宏伟任务,即从科学的洞察中提供宇宙观与人生观的理论基础,而只限于理性对于自身活动的批判了。但这同时也为哲学提供了一个更加基本更加困难的任务,而且没有哪一种哲学能够回避这个任务。
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文德尔班提出对哲学以及哲学史的一般看法:“哲学力图把人类理性呈现其活动的必需形式和原则自觉地表现出来,力图把这些形式和原则从原始的知觉、感情和冲动的形式转化为概念的形式。第一种哲学,向着某一方向,以某一种方式,在或大或小的广阔的领域里,力图将世界上和生活中直接表现出来的材料用概念明确表达出来……哲学史是一个发展过程,在这过程中欧洲人用科学的概念具体地表现了他们对于宇宙的观点和对人生的判断。”(上卷,18页)简单地说,哲学史就是问题与概念的历史,而这一点正是文德尔班这部哲学史的最大特点。我们看到,取代通常哲学史那种以政治的历史阶段为经,以学派和哲学家为纬的框架的,是问题和概念的历史演变,在这个结构中,除了康德哲学之外,其他哲学家思想体系的独立地位都被取消了:它们仅仅因为乃是某一个问题或概念的形成与发展的部分才有其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才是一部真正的哲学史,在这里出场的是哲学与其问题本身,而非其外在的形式。
也正是有了这一特殊的叙述角度,文德尔班才会认为,哲学史之所以对无论学术教育,还是对无论何种文化都是必需的,“因为哲学史告诉我们,概念和形式是怎样创造出来的;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以及在各特殊科学中,都用这些概念和形式去思维,去判断我们的经验世界。”(上卷,18页)
文德尔班是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创始人和重镇。他曾执教于苏黎世、弗赖堡和海德堡等著名大学,除了这部《哲学史教程》之外,他的另一部著作《序曲》也相当出名。文德尔班在哲学上的最重要贡献有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将一种全新哲学史观念引进哲学史的写作,第二,他尝试将康德的批判原则引进历史研究,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成是历史理性批判。后一项工作,与其他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大师的成果一起,构成对二十世纪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影响颇大的新康德主义的文化科学学说。于是,自然而然的是,在这部哲学史教程里面,我们看到哲学与科学以外的其他文化活动的关系受到特别的重视。这种关系在文德尔班看来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哲学接受“从宗教、伦理、艺术各种生活而来概念,与从科学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一道,一股脑儿地拥进带有形而上学倾向的哲学所欲形成的宇宙观念中来”,另一方面,从各种生活而来的概念、理想与信念在哲学中受到有价值的阐明和改造。“因此哲学对一般文化的关系不但是‘受’的关系,而且还是‘给’的关系。”(上卷,14页)
这种见解与黑格尔的哲学史观念自然是大不相同的,但这并不影响文德尔班承认:科学的哲学史是从黑格尔开始的。黑格尔认为,哲学史与哲学本身的逻辑展开原是一致的,而这种逻辑体系就是黑格尔自己那个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于是,在文德尔班看来,黑格尔的真知灼见就被黑格尔这个颇具特色而且重要的学说弄得残损了。为了使哲学史符合其范畴发展的次序,黑格尔不惜颠倒哲学史的事实次序。文德尔班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哲学的历史发展是一幅与此完全不同的图案。它不是单独依靠‘人类’或者甚至‘宇宙精神’的思维,而同样也依靠从事哲学思维的个人的思考、理智和感情的需要、未来的先知的灵感、以及倏忽的机智。”(上卷,20页)
正是由于这种广阔的视野,实事求是的精神,使得文德尔班对哲学史别具慧眼,拎出许多有趣且大有深意的现象来。比如他认为,哲学在古代希腊是从一种社团性的科学活动中产生出来的。在希腊化与罗马时期,随着这些社团的解散,哲学活动就以纯个人的方式出现了。直到十八世纪后半叶,哲学才又变成集体活动,回到大学里来定居了。他的这个观点实际上开创了从其他学科,比如社会学来研究哲学史的先河。
文德尔班提出了自己的哲学分段的观点:不应该将哲学史塞入政治史的框架,哲学思想的发展有其自己的历史阶段,它体现为如下的历史发展1)希腊哲学;(2)希腊化-罗马哲学;(3)中世纪哲学;(4)文艺复兴时期哲学;(5)启蒙时期哲学;(6)德国哲学;(7)十九世纪哲学。
但是,我们立即就可以发现其中的缺陷,他与黑格尔一样将非西方的哲学思想的发展排除在了哲学史的主流之外了。其实,问题还不止于此。按照概念与问题叙述的方法,实际上造成了一个无法避免的缺点:许多实际上非常重要的哲学家的重要学说无法予以深入系统的阐述,而哲学史的主干实际上是由这些重要哲学家的思想体系构成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就是,一部尽善尽美的哲学史是无法写出来的。对于读者,弥补的办法就是不同风格的哲学史都找来读一读,而这里的首选就是黑格尔、文德尔班、罗素和梯利所写的四部风格迥异而堪称杰作的哲学史——这四部著作的汉译本恰好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哲学史教程》(上、下册),文德尔班著,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出版)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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