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学2

关上耳朵

第二章　初唐诗歌


为了更好地把握初唐诗歌发展演变的轨迹，可以把初唐诗人分为两大派：
一派是围绕在唐太宗和唐高宗、武则天身边的宫庭诗人；
另一派是与宫庭关系较为疏远、或者是飘游在山野之中的诗人。
各派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直接影响着各派诗人诗歌创作的取向和诗歌风格的形成。

　　
一  初唐诗人对前代诗歌的批判与继承

唐初第一大宫廷的政治家和史学家，倡导务实尚用的文学观，主张用文质统一，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的文学来为现实服务。
唐太宗在《帝京篇十首》序中说：“予追纵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咸英：黄帝之乐《咸池》，帝（音护）之乐《五英》）
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对六朝文学提出批评：“梁自大同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弛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周氏吞并梁、荆，此风扇于关右，狂简斐然成俗，流宕忘反，无所取裁。”因而主张文学应走南北文风溶合的道路：“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
王绩（公元585～644年），字无功，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西北）人。《全唐诗》小传载其为“文中子之弟。隋末，授秘书省正字，不乐在朝，求为六合丞，嗜酒不任事，寻还乡里。唐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诏门下省。时太乐署史焦革家善酿，绩求为丞。革死，弃官归东皋著书，号东皋子”。王绩在《晚年叙志示翟处士》诗中说其“弱龄慕奇调，无事不兼修。望气登重阁，占星上小楼。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弃繻频北上，怀刺几西游”。中年遭逢战乱，意气消沉，先后两次归隐，究其原因有三：
一是自感生不逢时，而求避祸全身。
二是激流勇退，免受功名之累。
三是自持高洁，轻薄富贵，追求思想个性的自由。

以唐高宗、武则天为中心的初唐第二大朝廷，聚集了上官仪、沈佺期、宋之问、元万顷和被称为“文章四友”的李峤、苏味道、杜审言、崔融等一大批宫庭诗人。
这时期的审美意识发生了重要变化，即由唐太宗时的文华与义理交融，清绮与气质并重，和而能壮，丽而能典趋向思想内容的婉媚空艳和注重艺术形式的华丽精美。
上官仪
“上官体”的特点主要有三：
一是多写丽景艳情。
二是善于缘情体物，抒写敏感细腻的心曲。
三是属对精雅。
上官仪的诗虽然深受齐梁宫体诗风的影响，多写丽景艳情，品格不高，但同时他的诗又继承了“诗缘情而绮靡”的传统和六朝声律的成果并有所发展，这是我们在评价上官仪的诗歌时所不应该忽视的。在唐诗发展史上，上官仪因其诗缺少“骨气”而受到“四杰”、陈子昂等后人的批评，但在诗歌的审美情趣方面，即以精雅的形式技巧来缘情体物，对近体诗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值得深入去研究。
沈佺期（公元656？～713年），字云卿，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人。
宋之问（公元656？～712年），一名少连，字延清，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南）人。
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说：“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在诗体发展史上给以充分的肯定。王世贞《艺苑卮言》也说：“五言自沈、宋始可称律。律为音律法律，天下无严于是者。知虚实平仄不得任情，而法度明矣。”其实，不仅五律，七律、排律到了沈宋手里，皆有法度可寻。
与“沈宋”同时，在律诗的最后确定上也作出贡献的还有“文章四友”。李峤、崔融、苏味道和杜审言四人都写了不少规范的律诗。
刘希夷（公元651～676年），字延芝，汝州（今河南临汝）人。
张若虚（公元660～720年），扬州人，与贺知章、张旭、包融并称“吴中四友”。
张若虚以《春江花月夜》(p293)一诗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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