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存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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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存在主义》      原载〈中国一周〉第733期( 1964年5 月11 日)

  这种思想不是一两句话所能讲完，大家对「存在主义」要是真有兴趣可先找一两本书看看。今天这个演讲我也不打算采用普通的演讲方式，而是想用交谈方式，只是大体讲讲。

  关於存在主义，我们前在大陆的时候早就听说过这种思想，不过那时用的却不是「存在主义」这个名词，而是「体验哲学」，只有李石岑比较喜欢提一下，一般人却对这种哲学并不太注意。因为那时的主流和方向，都很少注意这一方面，也不太明了。民国三十八年我由大陆撤退出来，在台湾也听说过这种思想，他们翻「实存主义」，此译名由日本而来。日本介绍存在主义较早，流行亦早。但在抗战之前，即使是日本，讲的恐怕也不多。因为此种思想有书籍介绍出来不过是二次大战前前後後的事。存在主义的开山祖师Kierkegaard (十九世纪丹麦人，黑格尔的学生)最初写的书当时就没有人翻译，也没有人知道。在英语世界里面流行起来也不过是二丶三十年间的事。二丶三十年前读哲学的很少有提到Kierkegaard 这个名字的。尼采是大家所知道的，巴斯高这个名字也很响亮，可就是Kierkegaard 被埋没了，他被埋没了将近一百年。直到二次大战之後，他的名字才响亮起来。这样说，存在主义的历史实在是很短的，这真可说是当代的哲学了。

  存在主义的思想家，除了开山祖师Kierkegaard外，现在尚活着的，在德国有Heidegger。这位先生和希特拉有点关系，等到德国打败仗了，他就不大得志，不能再教书，直到现在还是隐居在山坡上一间小房子里。此外德国还有一位Jaspers，是近乎理想主义的一位存在主义者。

  法国也有两位。第一位Sartre 最有名，因为他有文学天才，会用小说来表现存在主义的思想，而小说又较易流行，所以凡是对存在主义稍有兴趣的人无不知有Sartre。其名始风行於巴黎，後传於英丶美。严格说来，他的名气虽然大，事实上却不大行。法国还有一位存在主义者，他叫Marcel，是一位天主教徒。

  这思想家都有幽深微妙的思想，很新鲜，对於时代也真有感触，但了解起来，却并不很容易。我们不可把它当做一种时髦的思想来凑热闹，它是对於时代丶对於人生丶对於人类的命运，甚至对於西方文化，有其郑重严肃的意义的。所以如果我们对於这个时代不能有真实的感触，不能有「存在的」感受与了解，便无法契悟这种思想。这一点是首先当牢记於心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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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介绍西方的思想方面比中国较为完备，亦较为详细，而且也常较为赶先。但日本人的创辟心灵似较差，故常是趋时趋新。我不知道他们对於存在主义契悟的程度究如何，但只听说很流行。我想她可能有可以契接存在主义的民族心灵上的根据。何以日本人爱讲存在主义呢?这可能与民族性有关。日本的民族性分析起来可说有三个来源:一丶武士道。二丶禅宗(此二者又合称大和魂，即日本的灵魂)。三丶樱花节(这第三个来源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是一种象徵)。武士道并不等於中国所说的英雄豪杰，也不等於中国所说的游侠或後来的江湖义气。武士道常带点感伤主义的情调，sentimental，故与樱花节可合在一起讲。武士道的精神是切腹，有很强的tragic sense。(一种悲剧感。其背景却不好谈，也不易把握得住。)这种感伤，又最易在樱花节中表现出来。因花开数天即落，然花开虽短暂，日人却依然大狂欢，酒色俱备，且为武士道之重要成份，所谓英雄美人是也。日本人喜欢存在主义可能是由樱花节所象徵的感伤情调而来。

  某些受日本人影响的台湾籍的青年似乎也感染了这种感伤情调，因而亦颇喜欢存在主义。他们自己感觉到是天生的悲剧。他们一方以为既与祖国有距离，挂搭不上，一方又感觉到自己不能独立，因此遂觉他们的处境毫无前途，故灵魂空虚，苦闷不堪。但这种由感伤情调而接近存在主义并不真能把握存在主义。存在主义表面上似乎有感伤的一点姿态，但存在主义并非感伤主义。若只凭那种感伤的情调来接近存在主义的虚无，只盘旋於此而去渲染它，以为这便是存在主义，那将是极大的误会。存在主义的「虚无」是悟道之机，这只是真实的人生逐步真实其自己的前进的一个转关，不是挑逗我们的感伤情调，只让我们盘旋於此也。

  民国三十八年以前，我对存在主义也不太了解。严格说来，此派思想实非年轻人所能彻底明了。如美国的beat generation 就未必有existential feeling ，更不会有existential nothingness ，或者existential anguish 当然不是说全没有，这要看一个个人。美国那群beatniks 与我国的名士颇类似，奇装异服，头发不梳，行动古怪，他们甚至也东一句丶西一句，名之曰谈禅，其实是好新奇而已。

  所以存在主义虽然近来在美国也很流行，却并非真是美国年轻人所能把握得住。青年人可以表现sentimentalism，但存在主义的
nothingness 可绝对不是那麽一回事。Kierkegaard 的体验与问题，并不是每个人所能有丶所能了解，这要看个人的气质。即使遭遇不
好，也未必就有feeling。从美国的生活境况来看，则美国青年很难真了解存在主义的真谛( existential nothingness , existential
anguish)。他们的生命情调根本末到此一地步。由其个人生活「主观」地看，由其社会境况「客观」地看，结论均是如此。

  先由其个人生活「主观」地看吧。他们忙，时间观念极强，不像中国人之悠然自得;他们的生活舒服，国家富强，实不易把握存在主义的道理。再由「客观」看其社会境况，时代风气，二十世纪的问题何在，美国人了解也不深。对於十八丶十九世纪如何演变到二十世纪，此五丶六十年来如何又会演变到两个大集团的对立，则不但是美国人，便是一般西方人士也未必就有深刻的了解。他们说二十世纪是美国的世纪，他们如此乐观，如此踌躇满志，实不知时代问题的严重性。(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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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主义发生於欧洲大陆之德丶法，乃由於欧洲人对西方文化之演变首当其冲。担负在身上，乃有责任感。且二次大战後，欧洲在势力上退位了，更易有感触，乃较易懂得由「文化本性」来了解这世界。他们能正视此一时代，不如英人头脑之硬，慢吞吞的，又不像美国人之好新奇，忙来忙去，自然是存在主义的合理发祥地。

  反观英丶美，却只能流行逻辑实证论。这是顺逻辑丶数学丶科学而发展出的一种思想，这是与历史丶文化丶人生丶时代危机无关的思想，这是纯技术的学问，也是太平时代的学问。

  存在主义及逻辑实证论，就是英丶美及欧陆两种很当令的当代思想。平视而观，这两种思想在西方都有其文化与学术上的根据。

  中国何以又会在民国三十八年以後才开始注意存在主义?於此言之亦饶有意义。就我个人言，我是在九一八次年大学毕业的，此乃历史关键性的一年。由是年起，中国长期之安定社会乃开始起了变化，一直变到现在，仍未变完。而我也是由「七七事变」时(二十七岁)起开始流亡，一直流亡到现在，流亡到这里。三十年来一直都是在流亡丶在逃难，而且不单是转换空间那麽简单，而是在动乱中丶在恐怖中，直到现在，我内心里总是没有安全感的。存在主义就有这麽一句话:「人是最不安全丶最无保证的一个存在。」又说人是无家的，这就是存在主义所说的人的无家性homelessness。正如耶稣所说的: 「飞鸟有巢，狐狸有洞，人之子无家可归。」可是存在主义这样说的人的无家性并不是单当作一个概念去了解，而是要我们在「存在的遭遇」中去作「存在的感受」。我们现在却真有了这存在的遭遇，而我国人也的确有这存在的感受。存在主义是教我们在这存在的感受中正视这人的无家性，不得逃避丶不得掩耳盗铃丶不得自欺，过那虚伪(不真实)的人生。它是在这里让我们有一种存在的觉悟。耶稣正感觉到现实存在无家可归，所以他的家必须定在上帝那里。可是定在上帝那里又谈何容易!耶稣那句话，一方面实在苍凉得很，一方面又实在勇敢得很!你说「人之子无家可归」吗?然而人之子却正要把现实的东西统统放弃。人是不能像飞鸟或狐狸那样过那躲藏於本能中的安定生活的。

  前几年我在台湾，有一个美国人到东方来也喜欢谈存在主义。但我却觉得像他那样的美国人，那里会员了解存在主义?他们来台湾只是享福，而我们在台湾却是逃亡。此实不可同日而语。「无家性」这一点很重要，人就是这样的。但存在主义却告诉我们正视这无家性，要在无家中找寻你的家，不得安於这无家性中而成为鬼混，成为颓废。如只是鬼混与颓废，那正好是堕性，你正好有了个堕性的家了。这却是虚伪的人生，而不是存在主义。

  西方健康的传统哲学，二千年来其本质都是逻辑的丶理智的或观解的( theoretical )。而这些，正是「非存在的J (non-existential )形而上学丶道德丶宗教，都变成理论的，只把握住了一些原则。这也就是西方传统哲学的特色和本质。存在主义却是反传统，将传统的哲学通通目为non-existential。因为传统哲学不能正视人的历史性丶偶然性丶不安性丶无家性，却只凭空抽象地去讲那人的本质。流亡绝不是逻辑的事，亦不是理论或观解的事。流亡不是一些「理」，而是切切实实的生死交关。传统哲学却与人生毫无关系，只了解一些超然在人生之外的抽象的道理。由希腊至今，均是如此。甚至宗教亦不能例外，都变成是虚伪的丶庸俗的。於是存在主义乃直指传统哲学说:你们是non-existential。此一大转弯，乃二十世纪不安时代中一个大贡献丶一种反省丶一个转换点。(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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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由於流亡，二由於国家现势，不论由主观客观来说都确实有点感触。更何况共*主义不单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要了解存在主义，须先有cosmic feeling ，须对历史注意，有了解，也有感触，否则便不能真正接触存在主义。若单由个人的感伤来接近存在主义，那是不够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流亡而安於香港，亦不能了解存在主义。

  歌德写《浮士德》。即表现了存在主义，不过未用此名而已。但歌德借浮士德表现人生真理，其意与存在主义同。浮士德空有许多学位头衔，年纪老迈，发觉人生原来是一场空，一无所有!就在这「一无所有」的当儿，魔鬼进来了。乃使浮士德的生命全部陷於感性中:追逐名利丶追逐荣华丶追逐权位;这些都是存在的生活，但却是感性的存在。从前追求知识，得什麽什麽博士都是non-existential的。这些纯理的知识，一到紧要关头，通通没用，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生命问题并非逻辑所能解决，只要你人生的现实感触一来，魔鬼就来了。这是一个重要的试探关头。你是沈沦於感性呢?还是从这里跃起呢?这是存在的问题，不是理论的问题。这需要你做一个「存在的决断」。浮士德的返老还童，不再以老博士姿态出现，那是为魔鬼引入沈沦之途中。但他与魔鬼赌赛，他终於战胜了魔鬼而超拔了出来。如是他的返老还童乃是下凡历劫。只有这一经过，他始面对存在的真实的人生。

  当我读逻辑，为我的《认识心之批判》而奋斗的时候，我的心思一直是投注於「非存在」的领域中。这一个长途旅程，我似乎走到了尽头。经过存在主义的指点，我发觉这一到尽头所凸现的全部领域乃全部是「非存在的」。全部是抽象的丶普遍的本质之领域。不过这时我还不能真正接触到存在主义之所说，我此时只能说由逻辑的领域进到历史文化的领域。面对共*主义征服大陆，我是真实感到时代之困难，感到中国历史文化的症结，於是我以客观的悲情来疏通中国的历史文化，来揭发时代的堕落，於是遂有《历史哲学》与《道德的理想主义》之写成。但这还是讲客观的问题，我还有生命热情之馀勇来发那客观的悲情，讲历史文化的问题丶政治的问题，我不是学究研究的态度讲，我确是以生命顶上去丶身当其冲地讲，这也可说是存在地讲。但这还不是接触到存在主义所说的尽头的问题。我忽然感觉到我主观的个人生命完全瘫痪了，一切都成了外在的丶不相干的。不但是逻辑领域是非存在的，与我不相干，就是我以客观的悲情所讲的历史文化问题丶政治问题，也都成了不相干的。自己最中心的生命成了问题，不是研究的问题，乃是它自身瘫痪了的存在问题。这是个严重的病，契尔克伽德所谓「病至於死」的病，堕於虚无深渊中的病。上帝丶良知丶性命天道，都成了外在的丶不相干的，我发觉我以前所讲的都挂搭不上，没有一个能返到我的生命内，来润泽我的生命。我的生命不但是瘫痪，而且是龟裂，根本整合不起来。这一瘫痪丶龟裂，全部的魔都进来了。我一直在静静地观照中丶痛苦中和这魔奋斗了十年，这是存在的虚无丶存在的痛苦丶存在的观照。这里需要一个存在的决断: 「非此即彼」的决断。但这决断不是普通所说的由你的「意志」来决定。最後地说，或一般地说，当然是诉诸「意志」。但这意志决断的来临亦并非容易。意志也瘫痪了!我是一直在哀宛欲绝中丶无声无臭中和这瘫痪奋斗的。这里用不上「大声以色」，丝毫不能有客气丶虚矜之气。瘫痪到如病的婴儿(不是道家所想的婴见) ，让它静静地苏醒吧!这是存在主义所说的最尽头的问题，要从这里有一个决断，有一个跃起，有一个觉悟。但这不是说教的事，乃是个人自己存在的事。一个人能不能跃起那是完全没有定准的。这是人生之可哀，一个绝大的「存在之怖栗」。所以我深深感到浮士德下凡历劫之可怜。他在最後一刹那终於战胜了魔，我於无意中遭过了这生命之瘫痪，我是否能像浮士德那样终於战胜了魔，我一直不敢保，这是要在永恒的奋斗中磨练的。说是无意，其实也是生命发展的内在律则，也有其必然性。人如果能过一个真实的人生，就要正视这生命的律则，不单是理解，而且要在存在中真是这样的经历，这方是一个存在主义者。这样说来，存在主义不是一个客观的思想可以宣传丶可以研究。这是一个真实的人生经历的事。而人之能经历不能经历，这不是可以教的。一切道德宗教的真理都要在这存在的经历中经验与印证。中国人以前有所谓解悟丶证悟丶澈悟。解悟是非存在的，这全不济事。证悟丶澈悟是存在的。这就是我所谓「存在的经历」了。

  以上所讲的比较其体，现在再进而带点学究气说说「存在主义」一词之取名。(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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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对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 一词之取名，似乎不甚了解。他们翻译为「实存主义」并不恰当。虽然「实存」和「存在」表面看来差不多，但翻成「实存」彷佛加油加醋，为原名加添了颜色，这容易使人望文生义，不知想到那里去了。其实Kierkegaard 本人亦未用过existentialism 一字，此乃後来加上去的名词，是此派思想成了school 之後才有。Kierkegaard 书中只有existential或existentially，即是说都是当状词或副词来使用，未曾加 -ism 成一个主义。这个字之状词或副词的使用只表示一种态度或进路，即对於人生及人生真理(道德宗教的真理)你是存在地讲还是非存在地讲(这是副词的使用) ?你的进路是存在的还是非存在的(这是状词的使用) ?就契尔克伽德的这种状词或副词的使用，我们知道契氏并不是客观地讲万物的存在( existence )与实有( being) ,他乃是直接单就人生主观地讲人与上帝的关系，讲道德宗教的真理。「存在的」或「存在地」只是借真理的进路或态度。他之所以这样借用是想保持这种真理的主观强度以及其真实性，不愿让它旁落而成为外在化丶抽象化丶客观化与形式化，所以他极反他的老师黑格尔以辩证的理性来朗现一切的泛理主义。照我现在看，黑格尔这样作至多只是哲学，而不是个人地主观地体有这种宗教真理，即不是个人的体而有之之事，不是个人的「存在地体有」。

  存在之这种状词或副词的借用是源於西方传统哲学中「本质」与「存在」的区分或对立。这是对於宇宙万物的一种解析与说明，这种解析含有一种知识论，也形成一种本体论(或体性学) ，同时也逼出一个宇宙论来。这骨干大体是由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两人所构成，中世纪的神学继之而发展。但契尔克迦德却并无这方面的兴趣，他没有这些哲学问题。他的问题只有一个:人如何面对上帝，即宗教真理。当柏拉图说idea 丶form，其实都是「实有」( being)，是「存在」( existence )的根据，却不是「存在」，虽然柏拉图说它是真实( reality )。柏拉图自己也说idea属天上，不属此现实世界(感觉世界)，是一抽离而超越的原型，是一永恒不变的实有丶自存。例如√2丶0，以及点丶线丶面丶体等，就是一种form，一种being ，而不是existence。√2与0是数学的实有，点丶线丶面丶体等是几何学的实有。此均为纯理的世界，亦即是「非存在的」non-existential 。到亚里士多德转而讲逻辑， being 乃转为本质( essence) ，其实一也。「本质」一词是一逻辑词( logical term) ，虽然古人讲逻辑是有本体论的根据的。他如「共相」之类的名词也是逻辑词。这些词语，如单自其本身看，都是普遍的，非存在的。但它们所表示的却是「存在」的可能之根据。亚里士多德尤喜下定义，要问此物能否界定( define) ?不能下定义的就是不可理解。而在定义中，就有「本质」及共相(共理)的字眼出现。这些也都是纯理论的，非存在的。(中国却没有走这一条路。没有逻辑，而是很其体的，一点也不理论化。没有系统，也没有推理的过程，一向只有实际的运用，而无抽象的架构。)

  「本质」是纯理的，「存在」却刚好与之相对。(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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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质是一个具体存在物的本质，而其本身却并非「存在」，其三特性是: (一)普遍的( universal) ;( 二)抽离的( abstract) ; (三)形式的( formal )。与此三特性相反的，就是「存在」。√2与0 并不exist ，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但它们却是「有」，所以只是being 。「存在」一词所表示的却必须是具体地存在於世界中，有时空性，存在於某一时间中，某一空间中。「存在」的意思就是:不能离开时间与空间。现实之所以为现实，正由於其有时空，是现实的，所以也是具体的。

  一支粉笔，在我手中，两指夹住，这支粉笔就存在於此一境况中，限制於此「处」，限制於此「时」，故此粉笔存在。凡存在必具体丶现实丶特殊，无所谓普遍。

  一个具体物如粉笔必须有本质及存在这两面。本质是它的理，却不等於具体之粉笔。要说一支粉笔存在，此是另一问题。定义只表示粉笔之本质，但只此本质却并不能表示此具体物之存在。「具体存在」与「理」是两样东西丶两个概念。有了一物之理，不一定有此物存在。理是抽象的，到表现在实现世界之时，才有具体的个体，才有存在的个体。如果要详细讲「普遍的理」如何成为「具体丶特别的存在」，那就需要一个「实现原理」(principle ofactualization) ，这就是「宇宙论」了。宇宙论讲的就是「理」如何成为「存在」。

  总结来说，是这样:

  essence 是non-existential 的，是being ，无时空性。
  existence 却是具体的存在，有时空性。
  existence 只问「在不在」。故译「实存」便是加油加醋，替原意多加了颜色。

我们还可以用「命题的分类」来表示「存在的」与「非存在的」这一个区别。A 丶E 丶I 丶O 四种命题之中。先讲A 丶E 两种:

  A: All S is P. (全称肯定)
  E : No S is P. (全称否定)

  所谓「全称」丶「普遍」,是老的讲法。现在则称这两种命题做「非存在的」(non-existential) 。普遍命题是「非存在的」,因为它所表示的只是普遍原则，只是一个理，如「杀人者死」之类，是A 命题，代表一条法律，却不一定要有一个具体的「杀了人的人」。便是从今後再无人杀人了，此法律依然真。所以说这种命题与「具体存在」无关，也就是「非存在命题」,因其无时空性。

另外两种I 丶O 命题，是:

  I : Some S is P .
  O: Some S is not P .

  这两种命题都是特称命题( particular proposition )。它所表示的不是普遍之理，而是指陈一些特殊的个别的事件，这是与存在有关步的，所以也就是「存在命题」了( existential propositon )(若再在这里译为实存与非实存，那将是完全外行了。因为这种使用也是由存在与本质的对立演变而来的)。

  总之，当你抽象地去思考一些「普遍之理」时，就是「非存在的」。用此态度最宜於从事客观研究，可根据一些实际材料( material data )来发现一些一般的规律( general rule )。但当你并不思考那些普遍之理，而注意真实的人生问题，注意真实地契悟道德丶宗教真理之时，那就不当用那「非存在的」态度，而当用「存在的」态度。非存在的态度是不关心的，是纯理论的;而存在的态度却是关切於人生的，这里有一种关切的紧张强度。(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