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给大家说说史学史的情况

大步走开

受教

superman610sd

回复 大步走开 的帖子

受who的教啊？

xzzll

回复 superman610sd 的帖子

怎么没有内藤湖南的那本？

游糊

很有营养。
个人印象。专业比较齐全的大学里。考生分数的总体水平最低的就是史学理论和史学史。
而且最后的实际情况很多是调剂的。

游糊

至于那么敏感么。
只是说我自己的印象。
至于实际情况是不是这么回事。
有心人可以自己求证一下。
再说分数也不说明一切。
要这么说，那考文科的还被理工科鄙视呢。
文科生都是废柴？

齐鲁小卒

我以为河南大学的史学理论还说得过去，李振宏在

梵音海

中文跨考史学史难度大吗。南开这样的大学还接受调剂？兰州大学的史学史怎么样啊

孙敬可263871604

问下楼主，华中师范史学史怎么样？您是搞史学史的吗？

乱了浮生

   
山东大学教授，山东滕州人，1956年1月生，1979年9月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1986年7月该系史学理论专业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6年晋升为教授。1998年被评聘为博士生导师。曾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院长。2006年调任《文史哲》杂志主编，并兼任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海洋大学客座教授等职。   主要致力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研究，尤长于中国现当代史学思想及史学思潮研究。   现已出版《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等多部专业学术著作，并主编有《述往知来——历史学的过去、现状与前瞻》一书，编选有翦伯赞文集《历史理念》、黎澍文集《历史文化》等。其中，《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在知识界赢得较高声誉，而《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一书则被普遍认为是近50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拓荒之作，为海内外同行所瞩目。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文史哲》及《史学理论研究》等重要期刊上刊发论文70余篇，   近年来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3 项：山东文献集成、古史辨与古籍整理研究、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科研经费总额1000余万元。

乱了浮生

蒋海升：20世纪中国史学演进之路——王学典与现当代中国史


蒋海升：20世纪中国史学演进之路——王学典与现当代中国史学史的初步探讨
时间:2010年1月22日 作者：蒋海升 来源:学术批评网
关键词:



王学典，男，汉族，山东滕州人，1956年3月生,1976年6月参加工作；1986年7月山东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山东大学教授、《文史哲》主编、博士生导师，专业方向为史学理论和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尤长于近50年间的史学史研究，已出版《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20世纪中国历史学》及《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等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文史哲》、《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等专业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作为一名活跃在当今史坛上的“少壮派”学人，王学典的学术历程较多地从微观层面上透露了八九十年代史学嬗变的若干信息，这在“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中可能颇具典型意义。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的学术造诣一定有多高，而是指其研究工作有与时代思潮同步共振的性格。从80年代跻身于启蒙思潮主流之中的青年思想先锋，到90年代学界中广为人知的学界中坚，几乎可以说，王学典的个体经验已成为近20年来中国史学思想史变迁的一个缩影。进入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90年代，尽管他也开始转型，但他身上那种80年代的烙印仍难以消除，扎实深沉的学术考索中依旧洋溢着浓郁的理论思辩风格。他的学术创见，是那些完全在90年代思想稀薄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学人所难以提供的。

                                          一

据王学典自述 ，他与历史学最初结缘于1974年。当时，纷乱的“文革”长夜即将终结，《历史研究》杂志刚刚复刊，农民战争的性质问题、对“让步政策”的批判问题、皇权主义问题的讨论依旧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这吸引了高中毕业后在供销社工作的王学典的兴趣。他自费订阅了一份《历史研究》，从此一期不落，直至1983年他大学毕业。

“文革”的结束在这位年轻人的心灵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紧接着，在乍暖还寒的1977年初，《人民文学》上刊发了姚雪垠《李自成》第二卷的出版前言，其中对农民起义自身缺陷的揭示剧烈动摇了他在“文革”中所接触的观点。带着困惑，他于1979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那正是中国史学界地动天摇的一年，史学界正围绕着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激战正酣，相关论点可谓五花八门、争奇斗妍。在这种热烈的思想气氛中，他开始了自己的初步思考。这些早期的思考，促使了他胸中怀疑的种子开始萌动发芽，成为其日后学术研究的奠基石。

应该说，王学典真正的学术研究起步于对翦伯赞学术思想的解析。1983年他本科毕业后考取了山东大学历史系史学理论专业的研究生，师从知名思想史专家葛懋春先生；不久又参与了《历史科学概论参考资料》的选编工作。这是一部1949年后史学理论方面的重要论文汇编，王学典在其中负责历史主义论战、农民战争问题论战等专题。在编辑过程中，他系统地阅读了翦伯赞的论文，开始走进翦伯赞的学术思想殿堂。翦老的学术成就和高尚人格令这位青年学子为之心折，他于是决定把翦老的史学思想作为他的硕士论文题目。此后，他追踪着翦伯赞的足迹，到北京走访了一批亲历或目击了当年重大史学事件的著名学者，并查阅了大量材料，很快便形成了12万字的论文初稿 。 这对于一篇硕士论文来说可谓规模庞大。后来在导师的建议下，他选定了历史主义作为研究重心加以增删，最终定题为《翦伯赞与当代中国史学界的历史主义思潮》。这篇学位论文写得很成功，在创刊不久的《史学理论》杂志1987年第2期上发表后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史学情报》l988年第1期对它进行了摘要介绍；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历史学》1987年第5期也予以转载——这就是他研究中国当代史学思潮的开始。之后，在此基础上，他将翦伯赞的史学思想材料作了进一步的整理、发掘、解读，形成了30多万字的《翦伯赞史学思想论稿》，后经十多年的修订、补充、打磨，以《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为名，于2000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对翦伯赞史学思想的系统总结为他后来的研究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80年代是一个百家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新启蒙”年代。对于一位思维活跃的青年学人来说，在激情弥漫的思想领域一显身手，无疑比坐守枯寂清冷的书斋更具魅力。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历史理论的辩驳和澄清正是此一阶段所有论争的聚焦所在。在求学期间，王学典即已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通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了真切的体悟，并由此结合对现实社会的感受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他看来，几十年来流行的一系列历史观念，实际上都与唯物史观的本义出入颇大，甚至背道而驰。他选择了一系列重要问题，试图对唯物史观作一番正本清源的工作，进行彻底的重新认识，把颠倒了的再颠倒过来，从而复原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翦伯赞在60年代对流行唯物史观的纠偏工作对他也有启迪作用。沿循着翦伯赞开启的方向，他就若干理论问题进行了苦苦思索，终于形成了自己的独得之见。这种基于深厚理论功底的识见在短短几个月中遂“井喷”而出，这就是当时引发了轰动效应的《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和《阶级观点再认识》两篇文章 。
前文发表后，《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解放军报》《文汇报》《文摘报》《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等七八家报刊迅速摘要报道；商榷的对象黎澍先生也很欣赏此文，不仅在《文史哲》1988年第3期上发表了回应文章，而且将其作为唯一的附录收入他的个人文集《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中；最近出版的20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文选《回读百年》一书也将此文选入。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的突破激励着王学典走向另一个更具根本性的问题：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他随后推出的《阶级观点再认识》一文引起的反响更为强烈：《新华文摘》1988年第10期作为要文转载；《文摘报》《中国史研究动态》《中国历史学年鉴•1989》、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等也纷纷予以转载、报道，《史学理论》《东岳论丛》等刊物发表了回应文章；《中国改革备忘录》一书将此文论点许为“1988年史学界理论研究的一大突破”。

在继80年代抛出两颗重磅炸弹、在学术文化领域激起层层惊波之后，王学典遂将其既有的思考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90年代初，他通过总结60年代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论争，继续反思、批评流行唯物史观，撰写了《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对历史主义思潮的历程进行了梳理。本书印行后，《读书》《文史哲》《史学理论研究》《文汇读书周报》《中国历史学年鉴•1995》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等有影响的报刊均对该书的学术价值作了充分肯定。著名学者何祚榕认为此书“对于恢复唯物史观的真谛，无疑作出了重要贡献” 。著名学者丁守和也指出该书“颇具只眼”，“抓住了史坛的要害”，所持论点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自成一家”，“不管你是否同意，但也不能不承认其思考问题的深入和价值” 。《文史哲》发表书评指出，该书“以令人慑服的逻辑力量，对历史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许多理论问题，做出了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回答” 。  
严格说来，虽然这部书从创作时间上看是90年代的产物，讨论的也只是一个学术史上的遗留问题，但它承接的依然是80年代的思想余绪，其理论倾向仍属80年代的“新启蒙”立场，本质上则是作者在意识形态语境下对相关学术问题所进行的思考。

从理论层次上看，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是20世纪后半期史学的主线。抓住了这一枢纽，也就使得作者对20世纪后半期的史学发展史有了较为清晰透彻的把握。在《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出版后不久，作者又推出了《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初版）一书。这部书是他多年研究心得的积累，初动笔于1987年，原是为高年级本科学生开设的一门选修课的讲义。这虽是一部“讲义”，但却不是一部普通的讲义，而是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准和学术含量，蕴藏着大量的独到见解；经打磨调整，后来成为史学理论专业研究生的讲义，最后经修订出版。这亦是他此后一系列颇有影响的文章的基础。本书出版后，受到了学术界相当的推重，众多海内外学者在他们的专著、论文中称引此书。 它已成为研究现当代中国史学的必备书目之一，甚至被某些现当代文学的博士点列为必读书。

唯物史观派史学史一直居于王学典研究视野的中心，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唯物史观派史学消极倾向的反省都可以说是不假辞色，但90年代伊始，他在继续“反思”的同时，又开始了“辩护”的过程，而且此后的“反思”也注入了先前未有的“辩护”内容，甚至“反思”本身的锋芒也有所钝化。90年代，在苏联解体、东欧变色的影响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随之面临严峻的挑战，人们一时间对意识形态纷纷避之惟恐不及，社会科学界一批学者的心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学术史”研究在90年代蔚成热点。试图绕过占40年主导地位的唯物史观派，直接与当年的中央研究院、清华国学研究院等学统接轨，是这一热点的现实指向。在这种背景下，独领风骚数十年的唯物史观派遭遇了一场比较严峻的合法性危机。在不少学者对唯物史观及其学派采取回避态度的情况下，王学典不但没有随波逐流，反倒逆流而上，从质疑流行唯物史观的代表转化为一名对唯物史观派的辩护人。他认为唯物史观派在中国所开启的新的知识方向、铸造的新的知识范式固然需要受到时代的审查、反省与批判，但并未过时。由此，他写出了一系列考察唯物史观派动向、为唯物史观派的学理依据作辩护的文章，为探索唯物史观派与史料考订派的对峙与融合打下了铺垫。

在对唯物史观派学术地位进行辩护的基础上，他还进一步对整个20世纪学术史展开了系统考察。这一方面固然是其本人学术研究追根溯源、对唯物史观派学术地位进行重估的内在需要，更是对整个90年代学风转向的一种回应。他在《文史哲》1997年第6期上推出的《实证追求与阐释取向之间的百年史学》和在《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上刊发的《翦伯赞：整合两大学术谱系的史坛巨子》是这一时期内的代表作。作品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演变线索作出的判断高屋建瓴，说理明晰透彻，反映了他对20世纪史学发展史的基本看法，充分显示了他在这一领域所达到的高度。相关文章后汇集为《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出版。该书紧紧围绕“20世纪中国史学”这一主题，从社会史的高度来把握学术史，集中分析了20世纪史学的脉络、走势，并选择若干个案进行剖析，其中对唯物史观派和史料考订派两大范式的概括、从学术角度对唯物史观派史学的指正与辩护、对若干史学现象的新解读、对新世纪史学的把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体现了作者在这一领域的基本主张，对展望未来的学术走向有良多启示。

在深入学术史的过程当中，学术薪火传承的复杂与奥妙令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于是选择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为叙述中心，推出了《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这部学者传记，再现了以顾颉刚为领袖的一群学者在“后科举时代”为修复源远流长、自成一体的中华古典学术血脉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这一研究无论对于传统学术文化的延续，还是对于现代学术史的清理本身，都具有相当的价值和启示意义。该书问世后产生了学术著作少有的轰动效应：《文汇读书周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等作了重点介绍和评价；多家“网上书店”争相推销；《书摘》《作家文摘》《文汇报》《文摘报》等都作了大篇幅的摘录；《全国新书目》杂志在“特别推荐”栏目中给予高度评价，许为“每一个想走治学之路的大学生、尤其是文科学生”的必读书；《文汇读书周报》有关文章认为，本书“对古史辨派在现代史学中的影响作了回顾性总结，为今人呈现出清晰的现代学术发展脉络。……对今日学人来说，这更是一本讨论史学方法的书，它会告诉人们：如何做学问，如何为师”。

目前，王学典继续在20世纪学术史考察、唯物史观派的反思与辩护、对学术大师的社会学考察等多个方向上作深入细致的求索。

                                          二

王学典的主要治学区域是20世纪中国史学思想史、学术史。

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的总体图景，他认为，百年中国史学史是史料考订派与史观派的对抗史。在这场世纪较量中，两大史学阵营中的学人谁都不拿正眼看对方，谁得势就压对方，入主出奴，是丹非素。大体上说，史料考订派在1949年前、特别是二三十年代时居于正统、主流的地位，史观派则被排斥在主流学术界之外，其成果也受到主流学术界的轻蔑。但随着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动的到来，史学界也因之乾坤倒转。史观派从边缘进入中心，从异端变为正统；史料考订派则被一步步地放逐到史学界的边缘，1958年“史学革命”时，他们多数又被当作白旗拔掉，史料考订派从整体上被打翻在地，名声也被搞臭，他们的治学路数和成果也被轻蔑地视为价值不大的“繁琐考据”，以致于在像考证洪秀全有无胡子这样的典例中受到尽情的嘲弄与奚落。但史料考订派并未从此销声匿迹，仍在无论适宜或是恶劣的环境里顽强地显示着自己的存在。60年代的“论从史出”，80年代的“回到乾嘉去”，均是这一学派存在的表征。9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全面变动，学术界重振“国学”的声浪日甚一日，调整学术谱系的呼吁不绝于耳，从80年代开始的对王国维、陈垣、顾颉刚特别是陈寅恪等史学大师的纪念活动愈演愈烈，……在这一切的背后，是史学界人心的变动。史料考订派向中心的大步复归，标志着史料考订派与史观派的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两大史学流派的冲突并未随着20世纪的终结而终结。

按照目前通行的作法，20世纪史学一般被划分为梁启超新史学、实证主义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三个阶段。这种以时间先后为依据的划分方式基本符合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实际行程，但仍不免限于现象描述的层次。而史观、史料两派之说，则既立足于史学的本质，又触及百年史学变迁的内在脉络。如所周知，史观与史料乃是史学得以成立的两个基本要素，二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中国史学在20世纪经历的变迁，以史观和史料二项足可涵盖。史观派与史料派各自担承一方面的任务，均致力于史学的创新；双方的冲突与融汇，事实上就构成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总体图景。

王学典还从“范式”变迁的角度来对20世纪中国史学演化大势进行宏观把握。“范式”（Paradigm）概念本为美国科学史家库恩所创，后经港台学者的推崇、提倡而受到大陆学人的青睐。依此而论，那么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史学经历了两次范式变迁：本世纪初叶实证范式对正史范式的取代以及40年代史观范式(义理范式，又称为“年鉴范式”)对实证范式(考据范式，又称为“乾嘉范式”)的取代。简言之，20世纪中国史学变迁史主要是“实证”与“诠释”两大“典范”此消彼长的冲突史。大体说来，“年鉴范式”的塑造者是唯物史观派，“乾嘉范式”的主体则是史料考订派。  

王学典用力最勤、创获最多的是关于唯物史观派史学的研究。他认为，唯物史观派这一新的史学形态的出现及其演变，不仅因其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支持而具有突出的社会史意义，还因其对中国古老史学传统的深刻改造而具有不可轻忽的学术史意义。通过这一学派的努力，中国史学界实现了与西方最新社会科学门类如经济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初步整合，中国传统史学也由以在“义理”层面上初步完成了它的近代化转型。就这一点而言，史料考订派是无法与史观派相提并论的。如此，唯物史观派的学术史意义主要体现在下列五个方面：在学术理念上，强调史学与生活、时代、社会的联系，特别注重释放史学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在历史理念上，也即从研究对象的取舍上看，注重经济因素在历史进程和历史变迁中的作用，开拓了社会经济史领域，填补了“食货之学”的空白——这是唯物史观派对20世纪中国学术的最大贡献；从治史路数的取向上看，追求跨学科研究，力求方法创新；在价值立场上，“从下往上看”，书写民间历史；在学术嗜好上，聚焦于历史关节点，关注大规模社会变动。殷周之际、春秋战国之际、秦汉之际、魏晋之际、明清之际这些历史上大关节、大转折点之所以能得到相对透彻的清理，都与这一学术嗜好密切相关。王学典凭借深刻的洞察力，穿透了唯物史观派坚硬的意识形态外壳，将其学术内核提炼出来了。

他还特别强调，唯物史观派史学本质上是跨学科史学、社会科学化史学。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包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都是一种社会学的理论、方法。用唯物史观来指导历史研究本身就是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跨用。再者，《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社会发展理论实质上是一种人类学理论。我们长期以来用它指导对中国历史的分期和阐释，也是一种借鉴早期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跨学科研究。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先秦卷）即是一个范例。他充分而广泛地利用了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经济学、考古学所提供的成果来阐释、清理中国的史前社会，把神的传说还原为人的历史，在吕振羽的研究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翦伯赞认为，传说中的“九头十纪”时代，与地质学上的冰河时期相当，是中国历史的起点。传说中的女娲造人、盘古开天，说明了中国人种的起源，这有“北京猿人”作证。传说中的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时代，暗示了摩尔根的人类学上的蒙昧时代的历史内容。传说中的神农、黄帝、尧舜禹以至整个夏代，暗示了人类学上野蛮时代的历史内容。通过对社会科学方法的借助，中国上古史的演化序列被较为明确的揭示了出来，这一千古未解之秘由以得到破释。  

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术已不可能维持其旧有的传统形态，其中尤以历史学所受到的冲击和改造为烈。中国史学逐渐成为世界史学大家庭中的一员，对中国史学的评估再也无法脱离世界史学的大背景。基于此，王学典把中国的唯物史观派置于整个世界史学的潮流中加以观察，通过与现代西方史学主流法国年鉴学派比量，进一步论证了唯物史观派的学术史价值。他指出，中国的唯物史观派重视重大问题研究，重视宏观整体研究，重视长时段研究，重视社会经济史研究，主张“从下往上看”、关注民间社会和下层民众的历史，大规模借用其他门类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都与法国年鉴学派的治史理念、为学旨趣、作业方式如出一辙。假如“年鉴学派”在“二战”后成为西方的主流学派不是偶然原因所致的话，那么中国的唯物史观派后来从边缘向中心的跨入，也应主要看作是现代中国学术自身演变的逻辑结果。法国年鉴派是20世纪世界史学的主流，具有相当的学术含量；将中国的唯物史观派与之比较，认定二者之间的相通之处，则充分证明了唯物史观派决不只是纯粹的“政治史学”，其学术意义同样不可低估。这一论断极富原创性。此前虽已有研究者注意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法国年鉴派的相似之处，但他们始终认为中国的唯物史观派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有本质区别。王学典则突破了这一认识上的“瓶颈”，从较为纯粹的学术角度，肯定了唯物史观派与法国年鉴派的共性，从而使唯物史观派的知识价值清晰地呈现出来。

王学典对唯物史观派学术史意义的发掘和总结为唯物史观派今后准确地自我定位，在旧有的基础上创辟出新的局面指明了道路。他指出，在90年代西方史学奔涌而入和国学重光复兴这两股巨流的夹击之下，独领风骚几十年的唯物史观派遭遇了一场比较严峻的合法性危机，有的学者在勾画20世纪学术史的版图时有意无意贬低唯物史观派学者和唯物史观派对现代学术的贡献。唯物史观派的作品固然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属性，但自它产生之日起，无论这一学派自己还是它的对手们，都过分渲染和强调了这一点，仅着眼于它的社会史含义，没有看到或充分估计到这一学派的学术史含义。唯物史观派史学要想生存下去，必须为自己的存在重新立法。重新诠释自己的学术史，挖掘自身传统所固有的学术含义，是这种“立法”工作的内容之一。同时，本来属于民间的唯物史观派必须重新回到民间来，确认自己的民间身份，这是唯物史观派史学克服目前合法性危机的前提性选择。这种对唯物史观派的学术内核所进行的发掘，对此派学理合法性的重建，为人们预测唯物史观派的前景和走向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

唯物史观派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究竟占有何种地位？换言之，在近百年来的学术演进或知识增长中，唯物史观派史学究竟是否提供以及提供了哪些为其他学派所没有提供的真知？在《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重塑》 一文中，王学典进一步确认现代学术史上唯物史观派存在的知识论意义，并提出恢复唯物史观派在现代学术史上的本来面貌。除了继续强调唯物史观派史学在填补“食货之学”的“衰微”之空白、把中国史学带入了社会科学化的新阶段、对“历史上的小人物”作用的发现等业绩之外，他进一步指出，通过唯物史观派史学，中国史学界事实上在观念层面完成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化转型；他还大胆提出，要对学术史叙事革命史化进行反思，应当恢复冯友兰、陶希圣等人在唯物史观学派的席位。王学典再三强调，唯物史观派的学术史业绩就不仅无法回避，还必须给予充分的估量，因为这事关整个史学的未来路向。

王学典还专门从几个方面具体考察了三、四十年代唯物史观派出现的变动。他认为，进入40年代后，在二三十年代冰炭难容的两大学派已壁垒松动，呈现出若干逆向运动的迹象。尽管各自的治史旨趣并未发生根本转变，他们的交流与融合已然初现端倪。对三、四十年代唯物史观派史学所呈现出的新气象，他通过“方法”和“材料”、“一般”和“特殊”、“致用”和“求真”三组对立的范畴，敏锐地捕捉了到40年代中后期两大学术流派相整合的若干动向，对唯物史观派史学观念的变动作了考证和分析。他通过大量令人信服的实例指出，在抗战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在史观派史家中间出现了一种向主流学界公认的史学准则、学术规范认同和靠拢的趋向：在方法与材料的关系上，在强调方法的同时，开始肯定和提高材料的地位；在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道路的关系问题上，在继续强调“一般”的同时，更加突出“特殊”；在治史旨趣上，在继续强调“致用”的同时，也更加推崇“求真”等。这些变动都应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对于与唯物史观派并立的以胡适、王国维、顾颉刚、傅斯年等为代表的史料考订派，王学典将其治学风格概括为“乾嘉范式”。史料考订派在20世纪的前50年的史学界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尽管此派史家各有特色，但从总体上看，他们都奉以材料整理为宗旨的实证范式为圭臬，以材料考辨为治学核心，因此完全可以归入同一学派。近20年来，关于这一学派的个案研究已略显铺张，但在总体概括、系统归纳上却尚显不足。王学典将史料考订派学派的治学主张和实践作为一种范式来把握，不但注意到其具体示范性成果开启的新门径和留下的待解决的问题，还涉及到这一学派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他将“乾嘉范式”特征归纳为：矜尚考史但不著史的为学基准，怀抱“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治史理念，奉行以小见大、小题大做的作业方式，擅用穷源毕流、竭泽而渔的“清儒家法”，推崇“以事实决事实，决不用后世理论决事实”的致知门径。至于史料考订派的学术得失，尽管拥有前不让乾嘉后不见来者的辉煌，但也在学坛上遗留下了难以抹掉、不可小视的负面影响。在国学复兴的90年代，被视为学术偶像的国学大师几乎是清一色的史料派学人。人们对这些大师的态度从先前的不屑一顾到现在的顶礼膜拜，从一个极端走入另一个极端。王学典没有尾随时下的流行见解，而是在与史观派的比照中既肯定了他们超迈前人的方面，又暴露出其徘徊于传统格局中不能自拔的缺陷。

此外，他还基于社会学的视角对史料考订派进行了重新考察。这集中体现在《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一书中。该书以顾颉刚及其弟子即闻名中外的“古史辨”派为中心，对民国时期的学术师承进行了社会学的研讨，从顾颉刚的学术造诣、影响和品格谈起，次及他的育才之方，然后选择若干个案，再现学术授受的具体情景，在学术界第一次专门将学术接力中的“师承”因素作为考察对象。作者对“师承”关系、人脉关系的研究，突破了以往专注于学术思想的惯常思路，开辟了一个研究现代学术的新方向、新领域，足以带动相当一批研究成果的出现。由于顾颉刚是中国现代学坛的著名领袖，他的学问本身即具有覆盖广阔的特质，其弟子又遍布众多领域，本书也因之具有了较高的学术容量和信息含量。从中国上古神话到民国时期顾颉刚、胡适、傅斯年之间的治学冲突，从两汉今古文经之争到北大、燕京和清华诸校的学术风气，从《春秋左传》的真伪到康有为的“托古改制”，从《禹贡》的年代到历史地理学的创立，从孟姜女的传说到民俗学的形成等等诸多艰深的学术论题均为本书所包容，简直可以说是一部别开生面的民国时期学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