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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来中国大陆近代史料整理及考订述评
骆宝善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当代无史。五十年前，史学界对于清末民初历史研究（即他们的当代史）并不甚重视，学术著作不多，那些政治宣传为目的的史籍，对史料与史实的要求亦不甚近切。所以，史料的发掘与整理考订，自然提不到日程上来。从四、五十年代之交开始，全国兴起一个学习近代史的热潮，史料的整理刊印与考订也随之成迫切。本文之作的目的，即对二十世纪后半叶五十年来中国大陆近代史学的这两方面做一简要述评。
壹、关于近代史料之整理与刊印据本人所知见的不完全的书目，这五十年间，中国大陆出版的近代史资料书籍和专集有五、六百种，并有专门的杂志刊印新发现、新整理的资料。谨略分以下若干类，综述如下︰
（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五十年代初，即决定由中国史学会编辑这套「丛刊」，由中国历史学界名流出任编辑委员。他们是︰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邵循正、白寿彝。每一种「丛刊」的编者也都是权威学者、教授和资深编辑担任。可见其重视程度。这套「丛刊」包括《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 《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北洋军阀》十二种，《北洋军阀》由不同编者和出版社发行了两部，故共十三部，大部分在六十年代以前出版，共计在三千五百万字以上。它们在国内外的作用和影响，为世所公认，勿庸赘述。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史料的不断发现，资料选择的视野拓宽，余地扩大，有某几种资料需要做较大的增补，有的历史事件有单独选编一种的必要。至八十年代末，中华书局决定出版《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辛亥革命》四种「续编」，以及新增《清末教案》和《立宪运动》二种。从其出版规模、编选计画来看，续编、增编六种，总字数将在三千多万字。全部正、续、增编十八种十九部，总计在六千万字以上。其规模也十分可观。但即使如此，它们也未能包罗近代中国的主要历史事件的主要史料的精选。这在后文将有所论列。
（二）以历史事件为内容的专题史料在上述「丛刊」以外，从鸦片战争到护国运动、北洋军阀各个历史事件的专题历史资料书籍有六十多种。其中关于两次鸦片战时期者有三、四种，关于太平天国时期者有二十余种，关于中法、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者有十余种，关于辛亥革命时期和北洋军阀者有二十余种。这些专题史料，大都价值甚高，足补「丛刊」之不足，或为「丛刊」所未能涵盖。有的其部头之大，亦足可敌「丛刊」者。例如《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仅其「简辑」即有六大册。
（三）官方档案及个人档案史料官私文书档案是份量最大、记述相对最为可靠、价值相对最高的史料，其中大多数是原始文书，亦有经官方或个人整理过的。其出版方式，或经过校点整理，或原始档案影印，部头都十分巨大。经校点整理出版的有道咸两朝《筹办夷务始末》、《光绪朝东华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义和团档案史料》（正续编）、《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吴煦档案史料》、《盛宣怀档案资料》（三种）等等。直接影印出版者，如《清史录》、《光绪朝朱批奏折》、《履历档》、《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黎元洪卷、徐世昌卷、吴景濂卷等四种）等等。此外，还有以《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为总题陆续出版的清代档案资料。前文提到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十八种，每一种亦都大量选择整理辑入了相关的官私档案史料。
（四）专业门类的史料专业门类的史料以经济史资料最为完整，份量也最大。还专门成立有由知名的经济史权威专家组成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委会，其成员为有︰陈翰笙、范文澜、千家驹、狄超白，巫宝三、吴承明、严中平、陈振汉、孙毓棠、王毓瑚。已出版的史料有四、五十种。其中又首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以《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为总名的八种资料最为系统。 「丛刊」包括近代工业、农业、手工业、外贸、外债、铁路、航运等方面的基本资料，「丛刊」以外，又有陈真、姚洛合编的一部《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四辑）。此外，举凡外债、公债、货币、盐务、商会、华侨投资、银行，亦分别辑有资料专集。有关外国在华经济活动的资料集亦有若干种。其内容主要是经济，但不完全是经济史资料的还有海关档案的整理，有以《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为总名称的资料丛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等。上海、北京、山东、四川、无锡等各地方分别辑有各类工业、企业的资料专集。天津、苏州的商会分别辑有大型的《天津商会档案汇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等。上海是旧中国的工商业基地，许多企业在这里创建，或成型发展，是整个中国近代工商业是的缩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以《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为总称的多种企业史料，为专门的上海经济史系列资料。中华书局出版的以《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丛刊》为总名的多种资本主义工商业史，亦大都以上海的工商业为主体。关于近代外交、哲学、思想史、教育、学校、学术、文化、出版、书目、社会构成、自然灾害等各方面，均有资料集若干种出版。中华书局等出版辑印有《清人书目题跋丛刊》、《清代学术笔记丛刊》、《清代江河洪涝档案史料丛书》、《教育科学丛书》等系列资料。
（五）近代人物全集、文集、日记、年谱、未刊函札、笔记和史料性专著中华书局等出版有《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清代笔记史料丛刊》 、《近代笔记史料丛刊》、《清代历史资料丛刊》、《走向世界丛书》、《年谱丛刊》等等。近代人物全集、文集的整理出版，可分三种情况。其一为旧集点校或影印出版，如《刘坤一遗集》、《锡良遣稿》、《左文襄公全集》、《张文襄公全集》等。其二为在旧集的基础上，增入新收辑的内容重新编订者，如《曾国藩全集》、《李鸿章全集》、《孙中山全集》等，这一类集子其内容比着旧集有着十分重要的丰富和扩大。其三为编者广事收集、整理编订者。这一类居于多数。如《龚自珍全集》、《林则徐集》、《魏源集》、《洪秀全集》、《郭嵩焘集》、《曾纪泽遗集》、《郑观应集》、《康有为全集》、《严复集》、《谭嗣同全集》、《唐才常集》、《张謇全集》、《蔡元培全集》、《章太炎全集》、《黄兴集》、《廖仲恺集》、《朱执信集》、《王国维全集》、《袁世凯奏议》、《熊希龄集》、《蔡锷集》、《陈炯明集》等等。还有一批重要人物的选集。日记有《李星沅日记》、《翁同和日记》、《李兴锐日记》、《荣庆日记》、孙宝瑄《忘山庐日记》、《郑孝胥日记》等。年谱有《孙中山年谱长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严修年谱》等。函札有曾国藩、李鸿章的未刊信札、《汪康年师友信札》等。史料笔记、笔记小说则有辑印的《近代稗海》多集。
（六）翻译史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每一种都有选择地翻译了东西方国家的有关档案或著述。 《中法战争》（续编）即辑入法国档案三百余万字。莫理循的《民国政情内幕》，从英国蓝皮书译出的《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以及义和团资料、辛亥革命资料等三种，前述《中国海关密档》均为大部翻译史料。此外仅有若干翻译的史料。总体来说，翻译史料的种类和内容都较少。
（七）专门史料杂志《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四年创刊，已出版一百期，每期约十五至二十万字，还有以「专刊」的名义出版的史料专书二十余种。它以首次发表为已任，不重复刊载已经刊布的资料，所以，其史料价值也较高。近年创办的一批全国性或地方性的档案史料杂志，如《历史档案》、《民国档案》、《档案与历史》、《北京档案史料》、《内蒙古档案史料》、《云南档案史料》、 《天津历史资料》等等，则是刊布史料的新园地。此外，许多社会科学杂志、学报及报纸，也时有刊载新发现的史料。这些史料篇幅长短不拘，但内容十分丰富，为历史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新鲜的为以前所不知或知之不详的历史资料。它们往往是填补空白、论定某些历史过程、历史事件的确证。
（八）影印报刊由于年代久远，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报刊，保存既少，且不便供读者阅读利用，从五十年代开始，就有选择地影印了一批有影响、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报纸、期刊。例如期刊有《清议报》、《新民丛报》、《民报》以及本世纪初留日学生办的一些期刊，报纸有《申报》、《大公报》、《盛京日报》、《民国日报》等等，公报有《临时政府公报》、《临时公报》、《政府公报》等等。中国近代史资料之多为世人所公认，五十年来，由于特殊的历史需要，整理刊印或影印数量也特多，而且除影印出版者，大都经过了较为认真的校勘整理，嘉惠学林，利便研究和运用，整理者勾沉爬梳，辛劳备尝，功不可没。史料整理虽不完全等同于史学研究，但也无可否认，这是五十年大陆近代史学的一项重要成绩。五十年来的史料整理与刊印，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七十年代以前（主要是「文革」以前的五、六十年代），可谓是以近代史、近代经济史两套资料「丛刊」为代表型的资料整理与刊印时期。其特点是按一定的需要选辑、摘编，即所谓「摘其所要」。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现象所反映的实质却是「以论代史（或带史）」，为政治服务的史学模式。八十年代以后，大套、完整的史料陆续刊印，乃至完整的影印，其数量虽不及前个时期，其份量之厚重，则完全超迈过以前。这是近代历史学逐渐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研究环境宽松的一种反映。近代史料的整理、刊印的数量和化去的劳动都是巨大的，但却掩盖不了史料整理的严重滞后现象。这就是，一方面最大部头的史料都是史料的收藏或保管单位整理的，另一方面则是这些史料收藏或保管单位还有更大量的史料未能初步整理、编目、编号，而碍难利用，甚至秘不示人。这已经是所有正常和成熟研究环境早已不存在的现象了。整理出版固然是一大善事，明确职责范围，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清理所有卷宗、资料、图籍，最快捷、准确地提供读者利用，才是善之又善者也。
贰、关于近代史料之辨伪与正误一般说来，辨伪和正误，应包涵两个方面意思。一是考订伪造的史料、和纠正史料中对史实的误记。二是订正人们对史实的误解，即那些根据自己的认识和需要，做出的有悖于史实的解说和论述。近代史资料的大量发掘与刊布，为对以往的许多传统成说的订正与辨伪提供了广泛的依据。
据粗略的统计，五十年来，发表的近代史料辨伪、考订方面的文章在七百五十篇以上。此外，在许多专篇论文及论著中正误与辩伪之文字，也随处多有，不可枚举。谨按历史顺序举要概述于后。
（一）两次鸦片战争时期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内部并没有禁烟的严禁与弛禁二派之争，只是禁烟的方法、方针之不同︰更没有弛禁发展为投降派、严禁发展为抵抗派的自然脉络。林则徐的著名奏折《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鸦片以杜弊源片》并非促成道光帝决心禁烟的依据。琦善并非弛禁派─投降派的代表人物，他与林则徐既非宿敌，亦无政见之分歧。鸦片战争前琦善是个颇为清廉的封疆大吏，民间有「白脸包公」之说，与林则徐均为政声颇好的官员。琦善在直隶总督任上与林则徐同亲样，是实行禁烟的。英军进逼到天津后，琦善对林则徐并无落井下石、宿意打击报复之举。关于鸦片入口和白银外流的数量。据统计，一八三○到一八三九年，鸦片进口数量平均每年为二万四千箱，最高年份一八三八年到一八三九年为三万五千箱，每年白银外流估计为五百万或六百万。比马士在所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和《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统计数字偏低，但更接近实际。 「穿鼻草约」，史书论为琦善卖国投降的主要罪证。可靠史料表明︰琦善主持广东军务期间，在同义律的谈判中，英方确曾要求割让香港，琦善始终拒绝。直到琦善被革职锁拿解京，亦始终未在义律的草约上签字盖印。所谓《穿鼻草约》或琦善与义律签订的协定是不存在的。史书据时人的记载说，琦善到广州后，一反林则徐抵抗措施所为，尽撤国防设施，虎门形势吃紧，关天培告急请援，而琦善拒不发兵，致使关氏以数百名老弱残兵迎敌而牺牲。征诸档案记载，琦善是积极支援关氏抗敌的，调至虎门前线的援兵有数千人之众，史书记述不实。鸦片战争每次战役的结果，前线大吏均有奏报上报清廷，英方亦有记载。双方数字差距甚大。事隔久远，准确数字已无可考核，但双方数字相较，中方的数字误差应属更大。例如三元里抗英斗争，广东大吏奏报数目为此役歼敌二百余人，显系虚报。后人笔记小说一则记述，谓英法联军兵抵北京时，西郊谢庄猎户冯三保与其女冯婉贞率众杀敌百余名，史书据以称为人民群众抗敌典型。据考，此事公私文书不载，经调查北京西郊无此村庄，亦无文中描述的以打猎为生以及设伏杀敌的地理环境。此类道路传闻，不足为信。广州人民的反外国人租地斗争，曾参与其事的梁廷在其所著《夷氛闻记》中记载为起于一八四四年，征诸当时中外交涉的文献以及反租地的文告，应为起于一八四七年。关于林则徐的政治生涯，某些史料记述林氏曾于一八三○年同龚自珍、魏源、黄爵滋等一些京官组织宣南诗社，称该诗社是一些中下级京官议论时政的带有某种进步意义的政治性组织。征诸史实，这个诗社只是嘉庆年间一些京官的雅集形式，至道光中业已名存实亡了。且诗社根本与林、龚、魏、黄诸人无涉。林则徐晚年，死于赴广西巡抚上任途中的普宁馆舍，确系老病加之道途劳顿所致，并非遭仇人谋害中毒致亡。龚自珍确系暴病死于丹阳，中人毒害，某种桃色事件之说无据。
（二）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天国作为近代一场农民战争载入史册，进而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学问，准确说来，是首先从史料的订正出发而奠下基础的。太平天国起义的准备时期，洪秀全、冯去山等建立的敬拜上帝组织，并无「拜上帝教」、「拜上帝会」的名称。富有人家出身的韦昌辉，是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主要一员，而不是混进农民革命领导核心的地主阶级份子。甲清朝官方记述、制造的伪误太平天国以秘密结社形式起于边远省份，官府乃至当地士绅，对其内幕及准备发动的真实情形，都知之甚少。又因洪秀全姓洪，早已在江南各省活动的天地会党自称洪门，洪姓与洪门偶然巧合。清政府得到的首批关于太平军的情报，来源于军旅之中前线将帅的战报，多系捕风捉影，把太平军附会为天地会的不实误传之词。例如︰洪秀全是传洋教的外国人；是信洋教的天地会党首领；洪曾师事天地会党首脑朱九涛；朱九涛是广东会党老万山领袖；太平天国如天地会一样以复明为宗旨，供奉天德王；太平天国中有一位与洪平起平坐的天德王；直到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的最高首领都被称为是韦正即韦昌辉，而不是洪氏，洪秀全亦被记为洪泉等等。洪秀全之死，经过曾国藩删改刊刻的李秀成供状，谓为服毒自杀。长期以来亦被史书作为叙述洪氏结局的依据。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李秀成供状原稿套色影印公布，两相对照，曾氏删削李供之处，不辨自明，准确印证了幼天王、洪仁玕供状所称洪为病死之说。乙当时和太平天国失败后文人们制造的伪误太平军兴，一些参加清军前线戎机的文人，以其所经历之事，记为文字，但有故意颠倒情节，致使真假参半者，如《发逆初记》、《丁守存日记》等有些一时流落太平军控制区域的文人，以其所见所闻，形诸文字，夹杂许多不实的传闻、附会和歪曲，如说，太平军进军长沙途中，西王萧朝贵父母同居违犯军纪被斩首。太平天国诏书表明，直到太平天国末期，西王父还在天京过着优裕的养老生活。洪宣娇的误传尤为曲折。征诸史实，洪秀全并无此妹。此人即萧朝贵妻杨云娇之误传。杨氏生有儿子萧有和。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萧有和袭西王爵为幼西王，为太平天国的亲贵重臣。有太平天国诏书为证。杨氏便以幼西王娘的身分深居王府，未再有露面的机会，其事迹亦不显。太平天国失败，杨氏不知所终。洪秀全故乡花县官禄在民国初年纂修的《洪氏族谱》打破女儿不入谱的惯例，将洪以洪秀全之妹的身分序入谱系。从而被史家据为信史一条，以书写洪其人其事，乃系以讹传讹。还有后世文人伪造关于太平在国史事的记述，其著名者如《太平天国战纪》、《江南春梦庵笔记》、《磷血丛钞》等。学者魏源、文人钱江，时人误传曾入太平军中为官，钱江还被会党的文告封为「三法大司马」。石达开率众出走，世传石有伪造天王密诏以蒙骗部众。后来，石氏兵困大渡河，世传又有《石达开致骆秉章书》（或《石达开致唐友耕书》）。研究者们考明，「密诏」说来自太平天国文献《吉庆元朱衣点等六十七将领缕陈军情请准暂居原职共图报效本章》，吉等的奏章确为一件重要史料，但谓石氏伪造密诏，则是讨好洪秀全的不实之词。石致骆或唐书，实为一篇，乃时人或后世伪作。本世纪初出现的石氏诗多首，乃分别为梁启超和某些革命党的冒名之作。这又是另一种目的的伪作。太平天国的钱币、文凭也多有被后人伪造者。丙会党的附会之作江南各省天地会、小刀会等引太平军为同道，乘时而起，甘效前驱。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与要求，奉洪秀全首脑，冒用太平天国名义发布文告，有吊民伐罪的檄文，有阐明主张的告示。其最具代表性者，如天地会的《讨大清檄文》、《安睦百姓告示》、《太平天国正命天王告示》、《太平天国敕谕》、《奉天承运皇帝诏》、《大司寇郭晓谕》。 《大明皇帝殿前大元帅檄》、《万大洪晓谕》、《平满统兵大元帅杨秀清晓谕》、《平满大元帅洪告示》、《天地会诏书》、《开国定远侯刘晓谕》、 《六言告示》、《天地会檄文》、《天地会军衔》、上海小刀会的《太平天国招讨大元帅刘示》、《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刘示》）、《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左元帅陈示》等。这些文告，对太平天国来说当然都是假的，但对会党来说，则确实无误是真的，而且是主动皈依太平天国的见证。辨正了史实，也区别开了太平天国与会党在复明宗旨上的区别。丁近人的伪作五十年代以后，太平天国学大兴，一些伪造的资料亦乘机而出。最具代表性的即是有人公布了一批当时两广天地会起义的文件，其中有大成国首领陈开的供状《陈开自述》、《大成国隆国公黄鼎凤告谕》（即《黄鼎凤〈约法十二章〉告谕》）等。随着广东天地会起义钤盖印记的原始文告成批发现，起义军所建立政权的年号、设官的称谓及其印记图式文字等准确资料相继被考订清楚，上述那些文件中伪造的痕迹暴露无遗，加之这些文件对起义军政权制度方面违反史实的表述，它们被断定为是后人的伪造。
（三）洋务事业兴办时期按照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趋势，洋务运动应该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进程中向西方学习的一个阶段，而不是长期以来定性为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的结合「努力把衰朽的封建统治制度按照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要求而纳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模子里去」的产物。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曾国藩、李鸿章等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但并不是「丝毫没有民族思想」，又「甘心充当」西方侵略者的「忠实代理人」，或者是帝国主义者「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选拔和培养的代理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清廷议建近代海军，议定只先行编练北洋一支舰队，并无同时建立「三洋海军」「四洋海军」之说。中国近代经济史遗留下来的资料（尤其是各种统计资料）极不健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中国兴办近代新式工业企业的资料亦然。纯粹商办或民办企业，则由于规模小、存在时间短、兴办人不注重资料保存、社会不重视、当时新闻媒体不发达诸方面原因，不仅缺乏系统资料，甚至已无踪迹可寻。所以，有关此一方面的论述，大都语焉不详，偶有提及，也往往不甚准确，重要的订正有︰ 甲关于中国最早兴办的商营使用机器生产的工业，六十年代以前，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论著大都认为是一八六三年的上海洪盛碾米厂，并编入中学历史教科书。也有论者认为是一八六一年福州开港以后，有商人开办的机器砖茶厂。经考核查实，不确。乙六十年代以后，发现了陈启源一八七二年在南海县创办、经营缫丝厂的资料。进而考实陈氏所用的蒸汽机并非从外国进口的，而是自己设计在广州制造的。陈氏不仅是经营家，而首先是工程师，他设计了缫丝厂的蒸汽炉。广州的陈联泰机器厂负责制造并安装了这个蒸汽炉，继昌隆一些机器设备与零件，也由该厂制造。陈联泰机器厂最初使用的动力是仿造的木制脚踏车。该厂虽然还未使用机器动力，但却用仿制的近代设备，建成并装备了一家蒸汽缫丝厂。它完全称得上是广州的第一家商营近代机器生产工厂。丙略早于陈联泰，一八六九年，上海的发昌号铜铁机器车房已使用近代车工作，与此同时，天津也创办有德泰机器厂。据此，研究者论定︰近代中国商营最早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当属上海发昌号，它同广州、天津最早的机器厂，构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批商营机器工厂。它们是从机器制造开始，而又同中国的传统手工业有着紧密的联系的。丁六十年代以前，有关史籍均谓，祝大椿于一八八三年创办的源昌机器五金厂为我国早期商办机器工业中规模最大、历史最早、资本最巨、是当时唯一的一家能制造各类机器的工厂，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具有代表地位。据查实该厂完全是子虚乌有。戊我国第一家民营机器造纸厂是上海机器造纸局，该局一八八二年筹设，一八八四年开工生产，而不是一般史籍所说的伦章造纸厂。我国最早自建的电报线路，不是史书通常所说的一八八○年建成的天津电报局，而是一八七七年在台湾建成的旗营----台湾府----安平段线路。史书据《李文忠公全书》一八八二年《试办织布局折折》，论定中国第一家棉纺织工厂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办于一八八二年。但据资料考实，这家纺织厂创办于一八七八年，开车生产在一八九○年。李折应奏于一八八○年，吴汝纶编李集定为一八八二年失实。光绪中，编练北洋海军，正值清廷「三海」（即西苑的南海、中海、北海）修缮工程和颐和园修缮工程相继兴工，执掌颐和园工程的醇王奕同时又掌海军衙门，挪用海军建设专款，修建园林，成为近代史上清廷奢侈腐败的最大丑闻，当时即遭舆论界抨击，称耗费巨资，谓三海工程挪用二千余万。史籍据为信史。据原始档案核实，十年中挪借海军经费四百三十六万余两，约占十军海军收入总数的百分之十强，且是分年挪借，分批归还。颐和园工程，当年御史即多有弹章。谓挪用海军专款有六百万至八千万两许多说法，且各有其据，但都不准确。据原始档案核实，颐和园全部工程估价的统计为三百一十八万两。光绪十年至二十一年上述两项工程进行十年之中，海军衙门收支大体的平衡的，而且有盈余。说明园工款子亦是挪借，而非无偿移用。慈禧太后掌政同光两朝四十余年，祸国殃民系叶赫那拉氏的报复行动之说，纯属小说家言。慈禧入选后宫时，其父尚健在，且为四品实任官员，家道并非十分败落，传谓吴棠之助云云，亦系不实之词。
（四）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时期刘永福晚年，由人帮助记述的著名回忆录《历史草》，唐景嵩的《请缨日记》，刘、唐二人对同一事件的某些记述虽不尽相同，但亦均被据为信史。征诸《中法越南交涉档》、《大南实录》等档案，尤其作为档案保存下来刘永福本人在当时的文书、正式报告，刘、唐的记述与重大史实的不符随处可见。例如︰ 甲同治七年，刘永福初次得越南政府赏授官衔，越南的实录记载为赏九品百户，而《历史草》则说为「七品千户」，刘写给唐景嵩的履历又说是八品百户， 乙同治十二年，第一次纸桥战役，刘永福率黑旗军袭杀安邺，《历史草》记述有许多处失实。安邺所率法军只有二十来人，被黑旗军击杀者十来人。 《请缨日记》称刘永福以此役之胜而获授越南三宣副提督亦误。丙《历史草》说同光之交，逸入越南的李扬才、黄崇英都已经「勾通法兵」、「私通法夷」，不实。丁光绪八年初，越南方面召刘永福回后，《历史草》称越南统帅对黑旗军忌功吝赏，失实。戊光绪九年，唐景嵩入越说刘氏抗法。 《历史草》详记唐曾说刘代越称王，《请缨日记》则谓说刘上、中、下三策。唐记应近乎实际。己光绪九年，刘永福率黑旗军力歼法将李维业大胜。刘在战后第二天的战报颇近乎实际。 《历史草》则极大地夸大了战果。又，是年八月的山西之战，《历史草》亦十倍夸大战果。庚光绪十年正月，滇督岑毓英会晤刘永福，《历史草》不提岑氏确有整顿黑旗军之事，失实。辛关于北宁之战失败事，《历史草》把临敌逃将党敏宣说为救城勇将等，失实，但清军将领多人指责刘见死不救，则是诬词。壬光绪十一年正月宣光左育之战，《历史草》称歼敌五千多人，为黑旗军千百战斗以来从未有的胜捷。均失实。此战实为黑旗军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败挫，刘氏几已溃不成军。马尾之役，法领事照会闽督何璟后不久，即开炮轰击。何告总署、清廷电报内容，符合历史实际。中日甲午战争关系较大的史实考订有︰ 关于战争的发动。日方称七月廿五日中国军舰首先炮击日舰，日本海军编写的战史更具体写明是七时五十二分，济远舰首先向日舰发炮，日旗舰吉野以左舷炮向济远轰击。尚存的《济远航海日志》详细载明︰七时四十五分，日舰吉野发炮轰击济远，七时五十二分，济远自卫还击。时间只差七分钟，但辨明是日军挑起海战。中国运兵船「高升号」被日舰击沉，是因该船起航时间泄密，致使日军可事先布置围击。泄密的渠道，是日本特务从天津军械局搞到的情报，而非史籍所说天津电报生出卖开船时间的情报给日本。关于黄海海战及李鸿章下令「保舰避战」事。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说，开火前日舰队曾悬挂美国国旗迎面开向北洋舰队，不可信。海战中北洋舰队的队形，英人泰莱称为「诸舰横列」的被动挨打的一字横列阵形，不合实际。致远舰被日本鱼雷击中而沉没之说不确，当系被日舰炮火击沉。姚锡光说，光绪二十年七月，日军占大连湾，旅顺军港危机，丁汝昌亲赴天津见李鸿章，请以海军全力援旅顺，决死战，李痛詈丁说︰「汝善在威海守汝数只船勿失，余非汝事也」。此为论者论定李鸿章「避战保舰」的主要证据。征诸李电稿和盛宣怀档案，大量文电都说明︰黄海大战后，李即电催北洋舰队赶到大连湾布防，随后，又布置保卫旅顺的作战任务，并严饬丁汝昌不得撤离威海。李电令丁︰「寇在门庭，汝岂能避处威海，坐视溃裂。速带六船来沽，面商往旅拼战，渡兵运粮械接济，成败利钝，姑不暇计」。丁到天津后，李采纳了丁在外海寻找战机的建议，支持丁的援旅行动。姚记与事实完全不符。关于几位海军、陆军将领的论定。史籍称北洋舰队右翼总兵、旗舰定远管带刘步蟾，是个贪生怕死之徒，乃不实的污词。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以临阵脱逃罪名被正法是冤杀，罪不当诛。牛庄之战魏光焘、李光久闻警惊慌失措，弃军逃走，系不实之词。抽鸦片说，更无所本。卫汝贵以纵兵淫掠杀戮，遇敌辄避走，平壤兵败，锁送北京正法。 《清史稿卫汝贵传》对他做了「丧师失地，遗臭邻邦，然求活，何其不知耻哉」的定谳。论者称，卫之论死为甲午战争中最大的一桩冤案。
（五）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八十年代以前，中国近代史关于戊戌维新运动的论著，引据的最主要资料有康有为《公车上书记》、《戊戌奏稿》、《康有为自订年谱》，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等。但随着《杰士上书汇录》、毕永年《诡谋直记》，以及一九○八年为策划康有为上摄政王书，梁启超致康有为密札的发现与公布，人们发现，上述康、梁诸著述不尽可靠，存在许多重要的失实之处，而且这些不实之处还是出于人为的有意作伪，因而根据它们所做的论断亦成为空中楼阁。在此之前，研究者们根据王照等人的著述以及康、梁著述本身的破绽，曾经有过疑问，新资料的发现与公布，使真相大白，疑问迎刃而解。公车上书，史籍多据《康南海自编年谱》的记述。资料和档案证实，康令梁撰写的公车上书，并非集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的公议，也没有四月八日向都察院呈递之事，康、梁也未再集合各省举人有递呈之事，更无都察院拒绝代呈之事。向都察院所递条陈的举人，远多于《公车上书记》所附的题名录。 《公车上书记》亦并非天下传抄，而是康党在沪自谋刻印的。公车上书中，康党的活动，仅是其中一个细流，康党欲领导这个运动只是一厢情愿。习惯上称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有乖于史实，系惑于康党的夸饰宣传。关于《戊戌奏稿》及戊戌变法的纲领。抄本《杰士上书汇录》三卷的发现，使《戊戌奏稿》纂改原奏折情形完全辨别清楚。 《戊戌奏稿》所说已非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的基本思想和主张。因而，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的著述所称引的戊戌变法的纲领︰「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之说是十年之后之改造。核之原折，乃是︰「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围园劫后实有其谋，甚至有杀后之意。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说袁起兵之事，亦属确有，而非袁的诬害。袁世凯告密引发初六日晨西太后由颐和园回宫实行政变之说，系不实之词。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到处传扬说奉有光绪帝两道衣带密诏，纯为自我编造。谭嗣同下狱后，梁启超谓，谭有致康、梁啮血遗书各一通，并于谭氏死后不久发表，后收入《谭嗣同全集》。乃系梁启超、唐才常等人合谋的伪作。 《正气会序》一直被认为是唐才常所写，并收入近人编定的《唐才常集》。其实，该文并非唐氏之作，而是丁惠康的手笔。自立军起事失败于一九○○年八月底龙泽厚、文廷式向张之洞的告密之说，史书均据为信史，论定龙、文为叛徒。其实，这是一桩被颠倒了的冤案。龙泽厚是自立军起事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不是事前投敌的叛徒，而是起事失败后被清廷追捕的要犯；清方的来往电报证实，不是龙出卖了唐，而是唐在狱中供出了龙。再后，《苏报》案发，本与龙氏无涉，但章致函邹容、龙泽厚，以大义相招，龙即刻自动投案，在公堂上，龙正气懔然，大节无亏。文廷式本以参加戊戌变法等事得罪清廷，自立军起事前，确曾秘密到过武汉、长沙，但其时尚无自立军发难之议，因而无密可告。以后文氏参加上海国会，自立军起事失败，被捕的唐才常之弟唐才中，供出文廷式乃孙文之革命党，清廷才决心搜捕文氏。不是文氏告密，而是唐某攀供。
（六）义和团运动时期研究者已考订明白「扶清灭洋」是地主阶级份子提出的口号，而不是长期以来认为的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义和团的口号。山东义和团并未战略转移到京津地区，京津地区的义和团均是在当地人中发展起来的。所谓洋人照会一事。庚子年间，中外关系紧张，恽毓鼎、袁昶等均以亲历记述，谓有江苏粮道罗嘉杰者，传送洋人照会一通，要求太后归政等四款，从而激怒了慈禧决心对外国宣战。据考，所谓这通照会，来源不明，渠道不正，档案无任何记载，当或系不实之误传，慈禧下令宣战，当另有所据。庚子围攻使馆诸问题。攻打使馆者主要是清军，而不是义和团。开始围攻时间是六月二十日。六月十三日，不是义和团发动攻击使馆，而是使馆内的外国人开枪击杀路过意大利使馆附近的义和团。清军对使馆的猛烈进攻持续的时间长达二十多天，即六月二十日至七月十三日，八月十一日至十四日，而不是论者所说仅只六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数天。六月二十五日以后，清军对使馆实行「明攻暗保」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攻打使馆的决策者是慈禧太后，而不是载漪、荣禄，董福祥猛攻使馆，停火以后再恢复进攻，均是奉西太后的旨意，而不是其他。义和团在北京，并没有得到清政府「月赐太仓粟」的接济。清政府曾奉西太后之命，向义和团发放粳米二万石，赏银十万两，但并无经常按月支拨。义和团的粮需是自己募捐的。 《景善日记》系英人白克浩司伪作。
（七）辛亥革命时期辛丑条约以后，清政府颁行新政，是戊戌变法的继续，是实际的改革，而不是史书论定的「假维新」。一九○○年史坚如就义，世传有致妹遗书，乃系后人伪作。关于本世纪最初几年留日学生及早期留学生运动。本世纪最初几年，留日学生人数，冯自由等的记载认为一九○一年达一千五百人，一九○二年增至数千，一九○五年逾万人，一九○六年以后增至二万多人。诸说均不足信。研究者考实，一九○一年为二百至三百人，一九○二年达五百至六百人，一九○三年为一千三百余人，一九○四年二千四百人，一九○五至一九○六年，有据可查的数目是八千多人。无超过万人的年份。 「逾万」之说，当系指历年留学生总数。一九○三年（癸卯）元旦有留日学生团拜会，表达排满情绪。冯自由等有文字记述其盛况。但是他们的记述多有不合实际之处︰第一，团拜会是在正月初二，而不是初一。第二，参加的留学生人数千余是夸大其辞。第三，在会上发表排满演说者只有马君武，而无刘成禺。第四，载振此时不在日本，不可能出席这次集会当面挨骂。第五、孙中山此时不在日本，不可能成为集会演说的策动者。第六，宗室长福并没有出来反对排满演说，而是鼓掌赞同。一九○三年五月，留学生团体军国民教育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冯自由的记载也有多处失实︰第一，其性质始终是公开的留学生爱国团体，而不是革命排满的秘密团体。第二，秦毓鎏等人要求改变宗旨的意见并未得到全体会员认可，相反导致了组织的分裂。第三，暗杀团并非它的附属组织，而是在它瓦解之后一部分具有革命思想的会员建立起来的秘密团体。一九○五年在日本东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是留日学生中革命志士共同建立的以孙中山、黄兴为领袖的革命政党，而不是传统所谓以兴中会为核心、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联合。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是中国资产阶级两个派别关于建立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两种政治体制的论争。君主立宪派并不是站在封建大地主、大买办立场，敌视人民革命的反动派。 《新民丛报》的停刊并非导源于同革命派论战的失败。 《龙华会章程》是陶成章在一九○八年拟定的革命协会章程。既不是订立于一九○四年，更与哥老会无关。关于萍浏醴起义的史料问题。有起义文告二篇︰《中华民国南军革命先锋队都督檄文》和《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布告天下檄文》。史书信为研究这次起义的纲领性文件。研究者论定，二文均非起义军文件。还有一篇《魏宗铨传》，其对起义的记述亦多不实之词。此外，史书长期流行一说，安源六千矿工参加起义为主力。据查，当时安源矿工总共只有三、四千，虽确实多参加会党，但由于当局控制严密，并未能全部参加起义，「六千」、「主力」之说均为无据。武昌起义推黎为都督，或谓是立宪派的策划与倡议的结果，或谓是革命党人仓卒的决定，使黎有一个偶然的机遇。二说均为不明实情之臆断。早在武昌起义半年之前，革命党人蒋翊武、孙武等就讨论了推黎为临时都督问题，并分析了以黎任都督的数方面有利因素。推举黎出任都督是革命党人的主动，而非立宪派的策划与倡议。在武昌首义逼黎元洪出任临时都督的同时，以群龙无首，有革命党人蔡济民为首成立谋略处，作为决策机关，主持军政府工作，并且实际上成为临时最高政权机关之说。考诸史实，这样一个「谋略处」根本不存在。其时有参谋部一机关，「谋略处」或系一些人误记而讹传，而被史书所接受。武昌起义期间有所谓立宪党人汤化龙致清廷密电一事，说汤一面参加湖北军政府，表示拥护革命，另一面又密电清廷，谓「湖北军兵变，化龙决不从逆」，史籍大都据以立论。其实并非事实。可能系林敬之为连甲发过的一封密电的辗转传讹，成了汤氏密电。还有所谓汤寿潜告密秋瑾，亦不符史实。此外，还有许多具体的人和事的订正。例如，邹容并非拒俄义勇队发起人之一。乐府《奴才好》的作者是蒋智由，不是邹容。一九○五年黄兴并没有回湘策应马福益，运机械履险之举。陈天华并未参与《军政府宣言》的制定。辛亥三二九起义时，革命党人理发师陈镜波不是清方侦探，此乃胡毅生的栽诬。宋教仁没有参预《临时约法》起草。蔡锷出京，并非秘密出走，而是事先都得到袁的批准。
（八）关于孙中山资料之订正关于孙中山家世源流，确凿资料证实，香山孙氏来自东莞孙氏，亦非客家人。广东紫金客家人之说非是。 《辛亥革命四烈士谱》收录有孙中山致徐锡麟信一封，系冒孙之伪作。孙中山有手书「山田良政君碑」及碑文，而「山田良政先生墓碑」及碑文则是仿孙手书之伪造。有一些孙中山的重要照片是伪造或被误解。孙中山与康德黎、乔义生合影，纯是伪造。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合影，是集体照片的局部处理。题为《孙大元帅蒙难一周年纪念》与永丰舰官兵合影照片，通常解释为孙中山在广州蒙难一周年时同永丰舰官兵合影。实误。原照片为孙中山偕宋庆龄于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四日登永丰舰接见官兵，欢迎永丰舰南归广州军政府建制时所拍摄。是日既非孙氏蒙难登永丰舰之周年纪念日，孙亦无周年重登永丰舰与官兵合影纪念之举。孙中山步出国民党一大会场照片，侧旁并行一穿短上衣者，长期被误指为李大钊，并被解释为此乃国共合作的象征。尤属误解。近年新闻媒体称首次发表孙中山临终前的照片一张，身旁仅只有孙科、邹鲁等三数人。其实，此乃二十年代的油画照，并非孙氏弥留之际的遗照。研究者还试图用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概念赋新的解释，认为「半封建」就是向半资本主义的进步，来修正「半殖民地半封建就是在封建主义之外加上帝国主义」完全是「历史的沉沦」这一传统的理论模式。真实是史学的生命，也是史学的力量所在。而史实的考订则确保真实的基础，是历史学的严肃性和科学性的维护。史实考订不是历史科学的目的，而是科学的历史的出发点。梁启超曾说︰「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可言」。信哉斯言！但也就是梁氏本人，亦坦认他的《戊戌政变记》为后人提供了某些「不确」的史料。说明倡导与实行的相去之远，也说明史料考订的任重道远。五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的近代史学开始建了一个颇具权威的体系，论者把它概括为「一、二、三、四」。即「一个中心」︰革命史；「两条路线」︰中国人民实行革命路线，统治阶级实行对内镇压、对外投降路线；「三次GC」︰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义和团反帝运动、辛亥革命；「四个价值取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武装斗争。然而，正是五十年来，近代史研究者们锲而不舍地对史料的广泛发掘和整理、考订，才发现这个体系并非不无可议之处，按照这个体系对近代史的表述和论断，并非完全与确凿的史料相符，因而有所献疑乃至修正。这应该是五十年来近代史料整理与考订的最主要成绩和对近代史学的发展最突出的贡献。丰富的史料宝藏的广泛发掘与深刻的研究，足以令人有充分理由预期中国近代史学的繁荣。

fengzhi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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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_1990

[em:15] 感人啊

晨月

好像挺多啊，跨专业的学生复试时最好看那些书呢？毕竟时间有限。请教了

youngru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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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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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沛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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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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