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了解当代儒家大师牟宗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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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牟宗三为新儒家代表尚可，称为儒学大师则扯远了，儒学本是为己之学（实践的向度），古人如吴康斋《日录》所云之“日夜痛自点检且不暇，岂有工夫点检他人？”故蕺山评其学是“多从五更枕上汗流泪下得来”（《明儒学案师说》）。罗念庵亦倡：“今惟实行实修，乃学者首务”。（《寄尹洞山》）可见并不以理论建树称道其学。
而牟宗三之学显然是将儒学哲学化了，其人也自谓其行事作风颇似魏晋时人，光进行理论的建构就称之为儒学大师，看来一年中国各个高校不知道要盛产多少大师了，况且其理论建构也过于思辨化，而将儒学本身的生命之学遮蔽。

乔松

你说的很好。牟宗三包括整个港台新儒家都有这种过于思辨化的倾向，而且牟本人也说他是不做工夫的。这样一来，儒学变成了一种纯观解的理论，这恰恰是先儒所极力反对的“口耳之学”，而非“身心性命之学”了。但在今天的形势下，牟先生这样做，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不过，你也放心，中国的高校出不了你说的大师。因为就从理论思辨的角度讲，中国的高校里也没人能构建牟先生那样的理论体系。大概中国的高校，只是搞笑而已。
你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个很大的问题。熊先生说过，治哲学要“思修交尽”。这个提法与我国传统的只讲实践和修养的工夫就有不同。不同之处在于他把思辨提到和修养同样的高度，这在中国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牟先生如此重视思辨，也有祖述熊先生的思想的原因。但“思修交尽”这个提法的实质意义在于，思辨能否在中国哲学中，获得合法性，获得合法地位。如果按照我们传统的观点，那是不可以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到底可以还是不可以？我的看法是可以的。就算不可以，思辨也不应当被全盘抹杀。思辨和修养相比，也应当有其一定的地位。如果你读读《传习录》，你看阳明给他的弟子讲学时，最讲不明白的就是工夫这一块。阳明证得良知，本是千辛万苦、九死一生中来，他的一生都在做功夫，一生都是工夫。但弟子们没有这种生命体验，没有这个工夫，又如何能理解他的良知呢？所以，这个时候，最好就辅以思辨，再结合修养实践，这比单纯的修养，效果要好的多。
这只是我的一点不成熟的看法，还请兄台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