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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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灭北宋后，与南宋在江淮间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后来，金建北京为中都，辽阳为东京，大同为西京，开封为南京，大定（今内蒙古宁城）为 北京，统治重心逐渐移向中原。此时，蒙古在塞北崛起。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不断向外扩张。  
  蒙古成吉思汗六年（1211年），成吉思汗率军攻金，攻占其西京大同府，然后率军东进，进逼宣德（今河北宣化），游骑入居庸关至金中都城 下。两年后，成吉思汗再次攻金。金兵重戍居庸关以拒之。成吉思汗乃留兵一部屯居庸关外，自率大军出紫荆关，破涿、易二州，再由南口反 攻居庸关的背后。破关之后，会合关外蒙古兵，围攻金中都。金人全力坚守中都，成吉思汗遂留精兵屯守城下，而分大军为三道，大掠河北、 山西、山东，连破金国九十余郡。三路大军会合后，又自大口进逼中都。金人纳赂请和，蒙古军才出居庸关退走。  
  经此掠扰，金主打算迁都汴梁。有人反对，认为一旦迁都汴梁，则北路都不可守；汴梁四面受敌，亦非长远之计；辽东乃金人故地，依山负海 ，其险足恃，要迁都也应迁回辽东。金主不从，执意南迁汴梁。  
  成吉思汗闻金主南迁，即派木华黎攻取金北京大定府，又派大军围攻中都。金救援不及，中都陷落。幽燕之地遂落入蒙古控制之中。成吉思汗 在河北建立行省，命木华黎经略太行以南。木华黎攻占东平以后，又分建行省，经营山东，以逼金国。  
  金迁都汴梁后，以重兵扼潼关，戍守黄河，众建城戍，专力守河南。蒙古借道于宋，经大散关、汉中，出南阳而趋汴京。金黄河防线遂被突破 。金主又自汴京迁往蔡州（今河南汝南）。蒙宋联合攻金，金亡。  
  金人放弃中都南迁，是其灭亡的开始。金主若能听臣下之言，凭借燕山险要，“聚兵积粟，固守京师”，或许还能勉力与蒙古抗衡。燕京一弃 ，河北门户大开，沿黄河守河南狭长一线，夹在蒙占与南宋之间，岂是长久立国之道！  
  蒙古灭夏、金、南宋，建立元朝，定都北京。元末政治腐朽，其统治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风雨飘摇。朱元璋建立明朝，并举行了成功的北伐， 将蒙古逐出塞外。蒙古退回塞北，残余势力仍很强大，时常扰掠明朝北边。  
  在朱元璋的时代，明朝北方国防采取的是塞前歼敌的防御方案，集重兵于长城一线，依托塞前大宁（今内蒙古宁城西）、开平（今内蒙古正蓝 旗东闪电河北岸）等据点，以逸待劳，聚歼来敌于塞外。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又采取塞前出击的方案，明成祖五次出塞亲征，寻歼敌主力 。明中期后，边防削弱，只得依靠沿长城一线的九座重镇作消极的防御，号称“九边”。“九边”中，在北京外围扼燕山险要的重镇是蓟镇、 宣府和大同。（见图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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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燕山外围本来还有大宁、开平、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等重镇作为燕山防线外围藩篱。“靖难之役”时，朱棣将大宁故地并给兀良哈 ，将大宁都司迁往保定。大宁内迁，东胜孤悬难守，不久也迁于内地。宣德年间，又将开平迁往独石（今河北赤城北独石）。这样，燕山外围 藩篱尽失，北京外围只有燕山长城一线单薄的防御，缺乏防御纵深，一处被突破，北京便受到直接威胁。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刺首领也先率军自大同入侵。土木堡（今河北怀来附近）一战，击溃明朝五十万大军，俘明英宗朱祁镇，随后又 以送还英宗为名大举进攻北京:一部经宣府趋居庸关，一部经古北口趋密云，也先自率主力出紫荆关，三路大军分进合击，进逼北京。明军在 于谦的领导下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瓦刺的这次入侵却给了明廷以极大的震动，显示出了明朝国防的脆弱。  
  明后期，鞑靼兴起。张居正秉政时，厉行改革，整顿国防。对鞑靼“外示羁糜，内修战备”，在西线以和议安抚鞑靼，在东线则分别以名将戚 继光、李成梁为蓟镇、辽东二镇的总兵，重点防守。其中，在燕山内侧的蓟镇以守为主，在燕山外侧的辽东则以攻为守。明朝北疆形势遂得稍 缓。  
  不过，这期间塞外的形势又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女真人正在悄悄崛起。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向明朝的统 治发起挑战。经过抚顺、萨尔浒两战，后金取得了在辽东的战略主动权；又经过沈阳、辽阳、广宁诸战役，尽夺明朝在辽东的军事据点。明朝 只能靠扼守山海关及宁远（今辽宁兴城）、锦州几处据点控制辽西走廊。（见图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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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死后，其子皇太极继位。他以武力迫降朝鲜，又征、抚兼施，消火察哈尔部，切断了明朝的左右两臂，保障了自身两翼的安全。然后 ，皇太极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明朝。他避实击虚，迂回入边，四次透过燕山山脉险要，攻入明朝腹地。  
  从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到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极先后四次率军攻明。他避开明朝以重兵坚守的辽西 走廊，从其西北迂回，在大安口（今河北遵化东北）。龙井关（遵化北）、独石口（今河北赤城北）、居庸关、青山关（今河北迁西东北）、 墙子岭（今密云东）等处取得突破，毁墙入边，大掠河北、山西、山东等地。但攻克北京和从山海关背后打通辽西走廊的企图却未能实现。  
  从这四次入边作战来看，明军只要坚守首都北京，扼守河北与辽东之间的主要咽喉——山海关，清军就算穿越燕山险要，透入河北，也不能站 稳足跟。所以，这四次战役之后，明、清双方都加强了以锦州、山海关一带的争夺。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1642年），明清两军主力在 松山会战，洪承畴所率明军主力全军覆没。这年十一月，清军再次迂回入边，突入长城，大掠河北。这次入边大大削弱了明王朝的战争潜力， 动摇了明王朝的根本，为李自成进军北京创造了条件。  
  当李自成攻陷北京的消息传来时，清摄政王多尔衮急率大军西进，争夺北京。他打算避开仍由明军坚守的山海关，由蓟州、密云近京处入边， 直趋北京。这时，形势急变。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降清，请求与清军联合进击李自成的大顺军。多尔衮立即改变进军路线，星夜兼程向山海关 趋进。在山海关，清军与吴三桂部协同，以优势兵力击溃了李自成所率大顺军主力，并跟踪追击。李自成退出北京，撤回关中。清军占领北京 后，以进攻大顺军为重点，迫击大顺军。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县九宫山被地主武装袭杀，大顺政权覆灭。清军又击灭 南明政权及起义军余部，统一了全国。  
  满清入主中原，决定性的一步当数山海关的打开。清兴自辽东，进入中原的主要通道是辽西走廊。虽然明朝在辽东的军事行动频频败北，但凭 借山海关及宁远、锦州等据点，始终控制着辽西走廊。清军虽然数度自西北迂回入边，但效果主要是扰掠性的。李自成进入北京后，没有及时 处理好对吴三桂的安抚和山海关的防御等问题，吴三桂举关降清，使清军争夺了几十年梦想打开的辽西走廊通道为之洞开，清军遂得以长驱直 入。农民军无法抵挡清兵之锋锐，一再败退，中原遂落满清之手。  
  明朝定都北京，却单靠长城一线扼守燕山险要，这种防御体系实在是过于单薄。清军一再地突破长城防线，大掠河北，即证明了这种国防体系 的弱点。明亡后，一批忠于明朝的知识分子如顾炎武、顾祖禹等对明朝的这种国防体系作了深刻的反思，对明廷放弃大宁、开平等燕山外围藩 篱更是提出了沉痛的批评。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写道:“都燕京而弃大宁、弃开平，委东胜于榛芜，视辽左如秦越，是自剪羽翼，而 披其股肱也，欲求安全无患，其可得乎！”他指出:“明代之都燕也，当法汉唐之成算，以开平、大宁、东胜、辽阳为河西、朔方之地。乃坐 而自削，有日蹙百里之讥，无乃与都燕之初意相刺谬乎！” [ 注:《读史方舆纪要》直隶方舆纪要序 ] 这种批评相当中肯。燕山虽险，但实在过于单薄，一旦被突破，明统治重心即 受到最直接的威胁。以顾祖禹之见，明朝定都北京，对于北京外围的防御，应当象汉、唐以河西、朔方等地作为关中外围藩篱一样，以开平、 大宁、东胜、辽阳为北京之外藩，以加固燕山防御体系。  
  在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上，河北和关中，犹如中原政权面向北方的两臂。对于关中而言，早在秦汉时期，便已认识到了经营关中外 围对于关中安全的意义。秦汉、隋唐均曾致力于经营河套、陇西、河西乃至西域，以巩固关中外围藩篱，确保关中的安全。而河北则主要凭恃 燕山山脉，扼险拒守，这种防御格局却显得有些单薄。历史上，凭武力强行透入河北并建立起政权的少数民族屡见不鲜，有时甚至是先已入据 河北的少数民族政权又受到塞外新兴游牧民族的侵逼。前燕之灭后赵、北魏之逐后燕、金之灭辽、蒙古之灭金、清之取明，均以塞外侵逼河北 ，契丹据幽燕之地，更是影响了五代、北宋几代政权的兴衰。即使是在中原政权强盛的时期，由这里发起的扰掠性入侵也是非常频繁。所有这 些，都与河北外围屏障燕山防御体系的单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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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南北对峙与东南根本  
  南北对峙之际，南方政治重心必集于东南。这一局面的形成实有其地理上的基础。  
  历史上的南北对峙多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除孙吴与曹魏（西晋）之间短暂的对峙外，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其它南北对峙如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南宋与金、南宋与蒙古（元）对峙时，北方政权都是少数民族所建。政治军事上的对峙是以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为基础的。  
  中国的疆域南北跨度很大，南北方气候、环境及人的习性差异较大，遂使南北双方军事特长上也有很大差异。  
  北方少数民族以游牧、射猎为业，男子皆精于骑射，平时游牧、驰猎，战时出征，可谓兵民合一；在战略战术上，以远程奔袭、骑兵野战见长；注重发挥个人的积极性，人自为战；生长北方，性习温凉，不耐暑热，故其对南方的作战主要是在秋冬时节。秋冬时节，秋高马肥，大地坚净，利于骑兵驱驰。  
  南方汉人以农耕为业，其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对水利的利用是其社会的主要特点。其治军、用兵亦与其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上的特点相适应。治军以组织、秩序和纪律见长。历史上的南方比较著名的军队如北府兵、岳家军、戚家军、湘军都是以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见长。在战略战术上，注重谋略，讲究部伍阵法，善于利用城市作为据点防守，利用平原地区的江河水道来进行运输。建立水师。南方对北方的主动用兵主要是在春夏时节。春夏时节，正值中国东部季风区的雨季，江河水涨，便于利用江河水道进行人力物力的运输、投送。  
  南北双方可谓各有所长，各有千秋。鉴于中原地区的气候和地形上的特点，南北双方在天时和地利上都可谓利弊半参。利于南方者不利于北方，利于北方者不利于南方。双方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长处，利用对方的短处。  
  在南北对抗比较稳定的时期，双方往往达成一种均势。双方之间的对抗在长江和黄河之间的某条中间线上稳定下来。任何一方只要越过这条中间线便会面临大的困难，也会遭遇大的抵抗。这条中间线，在东部地区通常是淮河——尽管南方势力偶尔能远达黄河，北方势力有时也能饮马长江，但双方大致在淮河一线稳定下来；在西部地区，则通常是以秦岭为界。  
  黄淮平原是南北交兵的主战场。这一带季节变化比较明显，既有旷阔的原野，又有纵横的江河水道。秋冬时节，大地坚净，旷阔的原野宜于北方铁骑驱驰，利于北方发挥其骑兵野战的特长；春夏时节，江河水涨，利于南方发挥其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因此，无论从时机还是从地利上，双方都是利弊半参，因而易于陷入一种拉锯式的角逐之中。  
  集南方之所长者无如东南。东南地处亚热带，雨水较多，河道纵横。长江、淮河呈东西向流过，横亘在南北之间，再加上它们的支流，遂形成一个密集的江河水网，足以缓冲北方铁骑的冲击力。从阻挡北方铁骑的冲力上来说，长江确是难以逾越的天堑。南方可以利用这些江河水道，构筑军事据点，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发挥自己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在整个南方地区，没有哪个地区能象东南这样有这么多的江河水道可以利用。另外，南方雨季湿热，北方人、畜皆不适应。这样，北方势力若越过淮河继续向南深入，便会面临气候和环境上的巨大困难，而发现自己陷入了弃其所长、就其所短的不利境地。  
  东南地区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长江下游太湖地区就是一个富裕的经济区，人烟稠密。西汉时，吴王刘濞便以“铸山煮海，国用富饶”，凭雄厚的经济实力招致天下亡命之徒；司马迁描述当时经济形势，称“吴，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 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 江南的开发本来相对晚于北方，但北方的历次动荡都会导致大量的流民南迁，流民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往南方，促进了江南的开发和江南经济的发展。  
  东汉后期的动荡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流民南迁高峰，“永嘉之乱”后，中原大族和百姓再次大量南迁。北方流民陆续南迁，促进了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到南朝刘宋时，在《禹贡》中被称为“厥田下下”的扬州已呈现出相当繁华的景象。南朝沈约曾叙述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感叹:“江南之为国盛矣！”他称赞会稽一带“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土地，亩值一金，（关中的）雩、杜之间，不能比也。”称赞扬州“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 注:《宋书》卷五十四 列传第十四“史臣曰” ] 刘宋大明年间，扬州人口密度是其它大州的数倍，仅会稽一郡的人口即能与当时的荆、江等大州相埒。隋唐时期，东南财赋为关中所倚重，扬州之富庶，常甲天下，当时号为“扬一益二”。隋开大运河、唐治漕运，都有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关中的意图。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经济上亦仰仗东南，重新开凿的大运河，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东南江河水道众多，交通运输方便，匮乏之物，也易于得到补充，再加上海运，其交通贸易的范围就更广泛了。这些条件为东南的政治、军事地位提供了经济基础。  
  古代东南地区民风劲勇好武，这也是立足东南的政权可以凭恃的条件。《汉书》地理志载东南风俗云“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 注:《汉书》卷二十八 地理志下 ] 春秋时的吴越能与齐晋等中原大国争霸、项羽率八千江东子弟而令秦人丧胆，都得益于东南地区劲勇好武的民风。《隋书》地理志述东南民风，谓淮南一带“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京口一带“其人本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浙东及江西一带亦颇与之同。 [ 注:《隋书》卷三十一 地理志下 ] 特别是淮南一带，为历代流民流徙往来之地，流民多结族而行，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这是一支可以利用的潜在的武装力量。东晋时谢玄、刘裕曾率以屡破北方强敌的北府兵即是这种力量的显示。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而与北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这跟东南政权的社会基础也有很大关系。  
  东南政权多为乔迁政权，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进文化的保全者。中原政权乔迁东南之后，中原先进的社会政治文化遂构成其统治的重要基础。在北方少数民族占领北方地区之后，东南政权大多能整合南方社会，统一江南半壁江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过，这里面还存在一个乔迁势力与当地势力结合的问题。孙吴立国江东，乃是淮泗集团与江东大族合流的产物；晋室南迁，也是中原王、谢、庾、桓等大族与当地顾、贺等望族相结合，才在江东立稳足跟。  
  自晋室南迁，中原士族和百姓纷纷避难江东，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入江东，东晋南朝保据江南，抗衡北方数百年，乔迁士族是一个重要的稳定性因素。随着女真和蒙古先后入主中原，赵宋王朝再度南迁，东南再次成为中原社会政治文化的荟萃之地。流风所披，影响深远。明清及近代，东南人物之盛，令人瞩目。  
  乔迁政权带有上述的那些优势，但乔迁政权本身又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历史上，立足东南的政权多以北伐、收复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却极少。立足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而很少能统一天下（仅明朝朱元璋为一例外），便跟乔迁政权的这种特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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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江淮防御体系  
  整个东南的防御格局是一个以长江和淮河为依托的多层次的防御体系。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多以建康（今南京）为政治重心。建康作为江南都会实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建康据险临江，交通便利，西通巴蜀、荆襄，东接三吴，北面两淮。巴蜀、荆襄足以屏护上游；三吴富裕，足以提供人力、物力支持；两淮地区为攻守进退之所，以攻以守，皆当以建康为根本。  
  建康本身“前据大江，南临重岭，凭高据深，形势独胜。”古代南京城周围山丘很多，如钟山、覆舟山、幕府山。孙吴最初建都于此，诸葛亮称“金陵，钟山龙蟠，石头虎踞，帝王之宅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 江南二 ] 晋室南迁，亦建都于此，其后，宋、齐、梁、陈频繁嬗代，但都不改旧辙；梁代经历“侯景之乱”后，改都江陵，但很快亡于西魏。五代十国中的南唐也建都于此；明统一全国后，也定都于此，后虽迁都北京，但金陵一直是作为陪都。在近代，南京还作过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的都城。  
  南方赖以对抗北方，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南方一些军事重镇的形成，都是以此为基础的。（见图2－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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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纵贯东西，延绵数千里，再加上其支流，将一片辽阔的地域联系起来。长江上通巴蜀、中经荆襄、东连吴越，上下游之间相互呼应，使整个南方地区的形势得以完整。另外，长江本身即发挥着阻挡北方铁骑冲击的天堑作用。魏文帝曹丕南征孙吴，兵至广陵，面对长江，不得不感叹:“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 魏纪二 ] 次年，魏主再次大举伐吴，见江水波涛汹涌，又感叹道:“嗟呼！固天所以限南北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 魏纪二 ] 两次亲征，都只得引兵退还。苻坚伐晋，以为自己拥兵百万，“投鞭于江.足以断流”，但终不能越长江而灭晋。  
  淮河与长江相表里，发挥着双重的屏障作用。顾祖禹总结道:“自南北分疆，往往以长淮为大江之蔽。”又曰:“江南以江淮为险，而守江者莫如守淮。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矣。”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九 江南一 ] 如果说长江的防御是纯被动的，那么，淮河则兼有防守和主动进攻两层意义。南方对抗北方，以守而言，则守淮河可藉淮南的广大地区作为纵深；以攻而言，则出淮北可以进取中原。淮河支流多源于淮北，特别是泗水，稍经开凿，即能连通黄河，从而使南方的力量能远投到黄河流域；而单守长江，则一处被突破，便已入其心腹。历代保据江南者，对于淮河与长江的这种唇齿关系多有论及，守江必先守淮的议论亦随处可见。如南宋吕祉言“江淮之险，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国于南，则守江以为家户，备淮以为藩篱。” [ 注:吕祉《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里论 ]  
  长江之守重在上下相维，淮河之守重在内外呼应。  
  南宋吕祉给宋廷上《东南防守利便》，特著“建康根本论”、“江流上下论”、“江淮表里论”三论，建议:立都建康以为兴王之基；屯兵江陵、襄阳、武昌、九江以固上下游之势；守江以治内，备淮以治外，表淮而里江，如此则中原可复。  
  山东和荆襄犹如东南的两翼，屏护着整个江淮防御体系。山东足以屏护淮泗上游，荆襄足以屏护江汉上游。前人曾言“欲固东南者，必争江汉；欲窥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 [ 注:《读史方舆纪要》江南方舆纪要序 ] 北据山东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荆襄以固长江上游，是为保据东南者的最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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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江防线  
  南方在长江沿线置列有一系列军事重镇，扼守长江的几处要点。古代长江下游易渡之处有二，一是采石渡，一是瓜洲渡，分处建康的上下游。江北之敌欲渡江攻建康者多出此两处。建康方面也加强对这两处渡口的防守，在这两处渡口的南岸，置兵戍守，立为重镇，这就是京口（今镇江）和采石。与此二地隔江相对的，东面是广陵（今扬州），西面是历阳（今和县），北方铁骑南下，往往东抵广陵，西抵历阳，故亦立重镇以守之。  
  京口即今江苏镇江市。最早孙权曾立都于此，号为京城，迁都建邺后，立为京口镇。自此以后，立国于东南者，均以京口为重镇。东晋时，郗鉴经营京口以挫苏峻之乱，遂建为雄镇，号称北府，与西府历阳、南州姑孰一起拱卫京师建康。桓温专擅朝政，视京口为眼中钉，曾谓“京口酒可饮，兵可用。”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二 晋纪二十四 ] 其帐下谋士郗超会其意，暗示其父郗愔将京口让给了桓温。谢玄在淝水挫败前秦苻坚大军，依靠的主要是京口的北府兵。桓玄自荆州东下，朝廷本欲倚北府兵以拒桓全，但北府将刘牢之举兵降附桓玄，桓玄遂入建康。桓玄代晋，刘裕、刘毅等据京口起兵反玄，因以灭玄。刘裕代晋后，有鉴于京口的战略地位，曾遗诏“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 [ 注:《宋书》卷七十八 刘延孙列传 ] 终刘宋一朝，无论是在对北敌的战争中，还是在内部政治斗争中，京口的地位都是举足轻重。梁末，陈霸先镇京口，王僧辨守建康，陈霸先袭杀王僧辨，亦据京口而发，并最终建陈代梁。隋灭陈之战中，贺若弼自瓜洲率先渡过长江，攻占京口，与自采石渡江的韩擒虎合围建康。唐初李子通攻沈法兴，亦自广陵渡江取京口。南宋偏安东南，主战派大臣力主经营建康、京口以图中原，如陈亮曾上书孝宗皇帝说:“京口，连冈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势力大略如虎之出穴。” [ 注:《陈亮集》中华书局增订本，卷一 ]  
  采石即今之采石矶，隔江与横江渡相对，其地突向江心，有比较好的渡江码头，是古代长江易渡之处。秦始皇巡视东南，即由此处渡江。孙策略取江东，也由此处渡江；后遂建为重镇。西晋灭吴之战中，吴丞相张悌率军至采石，渡江迎战晋军，兵败，晋上游诸军遂长驱直入，直抵建业。晋永嘉元年（307年），陈敏据建业起兵，晋扬州刺史刘机由历阳渡江讨之。东晋咸和三午（327年），苏峻据历阳起兵，率军自横江渡江取采石，东逼建康。咸康元年（335年），后赵石虎率军南下，游骑至历阳，东晋急增戍采石、芜湖、慈湖以备之。梁太清二年（548年），侯景起兵叛梁，自寿阳趋历阳，历阳太守庄铁以城降，并建议侯景说:“宜乘此际速趣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为备，内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据采石，大王虽有精甲百万，不能济矣。”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 梁纪十七 ] 侯景遂自横江渡采石，袭据姑孰，东下建康；先是，临川太守陈昕启凑梁主:“采石急须重镇，王质水军轻弱，恐不能济。”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 梁纪十七 ] 隋灭陈，韩擒虎兵出庐州，由横江济采石，陷姑孰，从右翼包围建康；此前，陈将樊毅提醒陈主说:“水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须锐兵五千、金翅二百，缘江上下，以为防备。”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六 陈纪十 ] 北宋开宝八年（975年），曹彬率军伐南唐，在采石大败南唐守军，占领采石，然后在采石架设浮桥，接应江北的宋军，宋军遂长驱直入，如履平地。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南侵，也试图从采石渡江，被虞允文击败。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袭取和州，准备进击江南，大军渡横江，夺占采石，遂据集庆（今南京），开创大明基业。  
  京口与采石虽同扼长江渡口，但在唐以前，采石的重要性有过于京口。采石附近，江面较窄，京口一带，江面较宽，且京口以北，河湖密布，北骑驱驰不易；采石以北，隔淮西而直面中原，敌骑驱驰，容易抵达。北骑南来，趋采石较趋京口为易。故前人有言:“古来江南有事，从采石渡者十之九，从京口渡者十之一。”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九 江南一 ] 另外，采石除去扼长江渡口外，还与姑孰、东梁山一道起着阻遏上游来敌。屏护建康的作用。唐以后，形势稍有变化，一方面由于泥沙冲积，瓜洲一带江面稍稍变窄，另一方面，随着大运河的开凿和政治重心的东移，这里是运河与长江、北方政治重心与南方经济重心联系的衔接地带，因而地位有所上升。  
  姑孰即今之当涂，地处建康上游，控御采石和东梁山二处险要，翼蔽建康。东晋南朝侨立豫州（或南豫州）于此，号为南州，与北府京口、西府历阳一道拱卫建康。顾祖禹称姑孰“控据江山，密迩畿邑，自上游来者，则梁山当其要害；自横江渡者，则采石扼其咽喉。金陵有事，姑孰为必争之地。”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七 江南九 ] 东晋初，王敦专擅朝政，自上游移镇姑孰；桓氏以荆州上游东逼建康，恒温、桓冲先后移豫州镇姑孰。刘宋元嘉末年，武陵王刘骏讨刘劭，兵至南州（即姑孰）而降者相属。因为，据姑孰即已夺梁山之险，撤掉了建康上游最后的屏障。梁山即东梁山，在姑孰西南三十里，挡建康上游陆路要冲。刘宋孝建元年（554年），刘义宣，臧质在上游起兵，东下建康，朝廷遣柳元景、王玄谟等将拒之，叛军兵至芜湖，臧质建议义宣说:“今若以万人取南州，则梁山中绝；万人缀梁山，则玄谟必不敢动；下官中流鼓棹，直趋石头，此上策也。” [ 注:《宋书》卷七十四 臧质传 ] 义宣未用，而尽锐攻梁山，为王玄谟等所败。齐永元元年（499年），陈显达据江州起兵，齐东昏侯遣将军胡松扼梁山以拒之。梁末，北齐萧轨与梁降将徐嗣徽等合兵攻梁山，陈霸先立栅扼梁山以拒之。梁山与采石共扼建康上游水陆两路，为建康上游最后的屏障。  
  与京口、采石二地隔江相对的是广陵和历阳，二地可谓两淮根本。北骑南下，自淮东来者，最终必趋广陵；自淮西来者，最终必趋历阳。南方有事北方，二地则是南方人力、物力的集结地，广陵足以策应山阳、盱眙，历阳足以策应钟离、寿春。  
  广陵即今之扬州，为淮东根本，翼蔽长江。北不得广陵，则无以渡瓜洲；南不得广陵，则无以争淮北。大运河开通以后，广陵扼长江与运河的交汇口，地位更加重要。西汉时，广陵为吴之国都，吴王刘濞据此，煮海为盐，铸山为铜，国用富饶，遂招天下亡命之徒以反汉。三国时，广陵为曹魏所有，曹魏黄初五年（224年），魏主曹丕亲率水军自寿春至广陵，欲攻江东；孙权屡争广陵而不得，故其在淮南方向的北伐屡出而无成，最终只得以长江为守。东晋时，广陵为侨立兖州的治所，刘宋因循之。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征发民丁，沿江数郡之兵俱集于广陵。孝建年间，竟陵王刘诞受孝武帝猜疑，出镇广陵，刘诞遂营广陵城垣以自固，孝武帝发大兵攻之，始克。梁末“侯景之乱”中，东魏趁利南侵，江北之地尽入东魏，广陵亦为北方所有。隋统一北方，谋并江南，先以扬州总管贺若弼镇广陵；平陈之战中，贺若弼率先渡过长江，攻占京口，从左翼包围建康。隋统一全国，为加强南北联系，开凿大运河，大运河在广陵附近汇入长江。隋炀帝废州置郡，以广陵为江都郡，经常临幸。隋末天下大乱，江都为李子通所据，李子通据江都称帝，国号吴。唐末藩镇割据，庐州刺史杨行密入据广陵，自称淮南留后，尽略淮南之地，建国吴，跨有江淮二十七州。吴后为南唐所代，南唐建都金陵，而以江都为东都。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后周与南唐激战于淮南，后周军乘虚袭占扬州，次年，南唐主请和，尽献江北之地，南唐国势遂弱。南宋建都临安，江淮防线当临安之北，金兵南下，必向两淮。扬州为淮东根本，赵范所谓“扬州者，国之北门，一以统淮，一以蔽江，一以守运河，皆不可无备。”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三 江南五 ] 元军突破荆襄防线，东下临安，两淮犹为南宋所守，李庭芝据守扬州。文天祥犹寄希望于两淮，建议宋廷分境内为四镇，将淮西并入淮东，建阃于扬州，截击元军之后，以图恢复国势，未果。明初定都金陵，扬州之与金陵，形势又几同于东晋南朝，后虽迁都于北京，但南北二京之间的联系、江南财赋的转输，都须藉大运河，而扬州扼运河之咽喉，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历阳即今之和县。自淮西方向南下趋建康，必经历阳。寿春、凤阳以南，巢湖当其要冲；巢湖以西，地形复杂，不利大军穿行；巢湖以东，山丘和河道较少，利于大军通行，北方势力南下，多出此途。历阳当此冲要。顾祖禹言:“自昔国于东南，未尝不以历阳为襟要；有事江南者，由寿阳、历阳来者十之七。”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九 江南十一 ] 南宋吕祉亦言:“历阳，建康、姑孰之门户。未有历阳多故而江东得以安枕者。” [ 注:吕祉《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里论 ] 孙策据江东，由历阳渡江。西晋灭吴，使王浑出历阳，渡横江。东晋时，苏峻亦由历阳渡横江，袭姑孰而下建康。后赵石虎掠淮南，游骑径抵历阳，江南戒严。梁末侯景叛乱，起自寿阳，并有历阳，再出横江而渡采石，遂入建康。隋灭陈之战中，庐州总管韩擒虎由庐州趋历阳，出横江而渡采石。宋金对峙，金兵南下，也往往径抵历阳。明初朱元璋取江南，也由历阳渡江，克采石、下太平（姑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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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伐的地理背景  
  自东南发起的北伐，真正成功的少，除了政治方面的原因外，也跟北伐的方略有关。以东南而北伐中原，进取北方，南北地理形势是其制定北伐方略的基本前提。  
  前面已经说过，东南立国，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其攻守、进退都是以它们为基础。这是江淮防御体系的正面。但无论以进以退，还须经营好东南的两翼。山东和荆襄是为东南之两翼，经营好此二地，进可以经略中原，退可以保障江淮防御体系的稳固。山东可以屏护淮泗上游，荆襄地区可以屏护长江上游。北伐作为一种进取的态势，尤须经营好两翼。其主要原因是，出淮河正面太远，其攻守往往失去依托，而山东、荆襄二地的山河形势足以作为屏障，也足以作为进取的依托。  
  南方北伐成功者少，除了受到内部政治因素的牵制外，北伐方略不当也是其北伐无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如祖逖北伐时，争于河南，而河南当时正是混乱和动荡的交汇之地。褚裒北伐，师出泗口而趋彭城，结果大败于代陂。殷浩北伐，意在北出许、洛，但先是有张遇据许昌之叛，以致自寿春出兵的计划受挫，后来移兵泗口、下邳方向，又有姚襄反目相攻。谢万北伐，由涡水、颖水北趋洛阳，却以燕兵势盛而仓皇退兵，招致士众惊溃，许昌、颖川、谯、沛诸城相次陷没。谢玄北伐，由下邳进据彭城，遣军渡河守黎阳，又遣刘牢之援邺城，他上疏请求自屯彭城以便“北固河上，西援洛阳，内藩朝廷” [ 注:《晋书》卷七十九 谢玄传 ] 的建议亦为朝议所不允。刘宋元嘉北伐，目标也只在收复河南，结果每次都是旋得旋失。梁代萧衍北伐，战于淮南，与其说是进取，不如说是自保。陈代吴明彻北伐，是趁北方内乱，乘时进取，但也止于淮河南北。南宋张浚北伐，意在屏护临安，其布势重在淮河正面，而在两翼担任主攻的岳飞、韩世忠二将则势单力薄。端平北伐，短时间收复二京，也只是重复了刘宋收复河南四镇的覆辙。  
  上述北伐方略上的不当，除了诸如战争指导之类的失误外，对于东南所面临的地理形势缺乏整体的经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上述北伐基本上都是出淮河正面，争于河南四战之地，攻守形势缺乏依托。这其中又以刘宋元嘉北伐收复河南之战和南宋端平北伐收复三京之战比较典型。这两次北伐最能反映出东南政权北伐中原时地理上的弱点及其经营上的不当。  
  宋文帝刘义隆为收复河南，先后于元嘉七年（430年）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两度大举北伐。每次北伐都是宋军趁春夏雨季北进，并迅速打到黄河一线，然后沿千里黄河列戍置守，元嘉七年占领河南后还设立了河南四镇:洛阳、虎牢、滑台、碻磝，意在凭河而守。但是，等到秋高马肥的时节，北魏铁骑南下，刘家在河南的防守便很快崩溃，所以两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北伐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刘义隆战争指导有误。这里，值得分析的是刘义隆北伐目标的选择问题。（见图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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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隆北伐，其志只在收复河南，但河南四战之地，即令能攻之，未必能守之。宋军攻占河南后，沿千里黄河列戍置守，兵力薄弱；黄河虽险，却并非不可渡涉，尤其是寒冬，河冰坚合，可以无船而渡。而且，早在元嘉七年，北魏就已将赫连夏逐出关中，这样，北魏以山西为根本，左拥河北，右据关中，虎视中原。那年，到彦之进兵之时，北魏正谋伐柔然，群臣们顾虑刘宋，崔浩断言:“设使国家与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 [ 注:《魏书》卷三十五 崔浩传 ] 所恃者乃在北魏对中原所拥有的地理上的优势。刘义隆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应该是如何遏止北魏咄咄逼人的南进势头，而不是河南的攻守。所以刘义隆北伐，每次都只图河南，实非长远之计。 倒是刘宋青州刺史刘兴祖上表所言进兵之策比较可取。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刘义隆趁北魏太武帝之死再谋北伐，刘兴祖上表言:“愚谓宜长驱中山（今定州），据其关要。冀州以北，民入尚丰，兼麦已向熟；因资为易；向义之徒，必应向赴。若中州震动，黄河以南自当消溃。臣请发青冀七千兵，遣将领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驱克胜，张永及河南众军宜一时渡河，使声实兼举，并建司牧，抚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军都（今居庸关），因事指挥，随宜加授，畏威欣宠，人百其怀。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为大伤。”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 宋纪八 ] 刘兴祖吸取了前两次争河南而无功的教训，建议自山东进兵河北，堵塞太行山诸隘口，将北魏遏制在山西以内。若河北底定，则河南自然落入宋军之手。这的确是北魏为之担忧的一种前景。元嘉七年北伐时，北魏崔浩曾对太武帝分析说:“臣始谓义隆军来，当屯止河中，两道北上，东道向冀州（今河北冀县），西道冲邺，如此则陛下当自讨之，不得徐行；今则不然，（宋军）东西列兵，径二千里，一处不过数千，形分势弱，以此观之，不过欲固河自守，无北渡意也。” [ 注:《魏书》卷三十五 崔浩传 ] 在崔浩看来，宋军若在抵达黄河之后，进攻河北，北魏形势就很危险，太武帝须亲自率军抗击，刻不容缓。由此可见刘兴祖所言进兵之策可谓极富胆略，且洞悉宋魏对峙的战略形势。不过，此策非雄才大略之主不能行之，刘义隆志望、见识均不及此，故未采纳。  
  刘家的北伐均以失败告终，还招致北魏的大举反击，尤其是元嘉二十七年的那次北伐，北魏反攻河南之后，大举南进，兵临瓜步，饮马长江。刘宋国力大损。  
  南宋端平北伐收复三京之战几乎是重演了一次刘宋元嘉北伐收复河南之战。蒙古为灭金，遣使联宋攻金。宋、蒙联军于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灭掉金国。根据协议，河南陈、蔡东南之地属南宋，陈、蔡西北之地属蒙古。开始南来对于这次联蒙攻金还比较慎重，灭金之后，宋军即马上撤还，增戍江汉地区，以防蒙古南侵。但此后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南宋君臣的初衷。蒙古灭金之后，置一汉人为河南道总管，统领河南，蒙古大军则于当年盛夏到来之前空河南而去，往北方温凉之地避暑，辽阔的中原几成军事真空。这一局面使得南宋君臣顿起侥幸之心。淮东安抚使赵范等人建议“乘时抚定中原，守河据关，收复三京（开封、洛阳、商邱）”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九十二 三京之复 ] 宋理宗和右承相兼枢密使郑清之都力赞此议。宋军遂在战争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于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进兵河南，占领汴京和洛阳。蒙古窝阔台汗闻讯，即命大将塔思率军南下。蒙古铁骑南下，宋军一触即溃，根本无法固守河南，迅速败退而归。和元嘉北伐一样糟糕的是，南宋的军事行动引发了蒙古军的大规模南侵。次年六月，蒙古军兵分三路大举南进。南宋两川、江淮及荆襄均被残破。幸赖孟珙、余玠等名将苦心经营，南宋才得以在东南继续偏安。  
  取得一定影响的北伐，都是从两翼的经营着手。如恒温北伐取得一定影响的都是自荆、襄出兵:桓温先自江陵，经襄阳、入武关，进抵灞上，震动三辅；后又自江陵北进，出伊水，击败姚襄，迫降周成，收复旧都洛阳。岳飞北伐也是自荆襄出兵。岳飞自襄阳北进，相继收复颖昌、郑州、洛阳等地，乘胜进至汴京附近的朱仙镇，准备渡河收复河北。  
  自东南发起的北伐，在布势上能体现出对东南地理形势作整体经营的最典型的战例是刘裕北伐后秦之战。刘裕在东晋义熙五年（409年）北伐南燕，使山东回到东晋的版图，确保了淮泗水道的安全；又在义熙八年（412年）派朱龄石统兵入蜀，平定焦纵，使四川回到东晋的版图，确保了荆襄上游的安全，并将荆襄经营为日后北伐的一个前进基地。在国内，他镇压了卢循起义，消火了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等反对势力。东晋政局稳定，事权归一。  
  义熙十二年（416年）八月，刘裕趁后秦国主姚兴死后诸子内讧的有利时机北伐后秦。其进攻部署大致分三个方向:淮河、山东和荆襄。淮河正面，王镇恶、檀道济率步军自寿山向许、洛方向进攻，沈林子、刘遵考率水军溯汴水西进，作为后继；荆襄方面北上之军分为两路:朱超石、胡藩率军从南侧进攻洛阳，沈田子、傅弘之率军一部趋武关，作牵制性作战；山东方面，王仲德督前锋诸军由彭城溯泗水，开巨野泽入黄河；刘裕自统大军待水路开通后，由泗水入黄河，再沿黄河西进。（见图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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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作战，布局宏大，几个方向的进攻配合起来，足以撑开全局。自荆襄北上的朱超石、胡藩有力地配合了对洛阳的进攻；沈田子、傅弘之则率先自武关攻入关中，牵制大部秦军，有力地配合了潼关正面的进攻。山东方向，王仲德开巨野泽，打通由泗水入黄河的交通线路，是晋军主力通行之路，也是晋军粮草装备的运输线；另外，刘裕主力入河后，针对北魏在黄河北岸屯兵十万的严峻形势，马上在山东置立北青州，以向弥为北青州刺史，镇守碻磝（今山东东阿西北），掩护由泗入河之路，且监视魏军行动，保证后方的安全。由于刘裕处置得当，攻后秦之战遂得以顺利展开。这次北伐，一举收复了关中和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  
  明初朱元璋北伐则是自东南发起的北伐中惟一彻底、惟一成功的北伐，也开创了以东南为基础统一天下的先例。  
  元朝统治暴虐，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早已摇摇欲坠。朱元璋在扫平南方群雄、统一长江中下游地区之后，即举兵北伐元朝。（见图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