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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论“初唐四杰”的入蜀行踪及蜀路行旅诗论“初唐四杰”的入蜀行踪及蜀路行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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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试图从交通与文学的角度，对“初唐四杰”的入蜀行踪及蜀路行旅诗进行探讨。全文共分三节，第一节概述唐代蜀路交通，并介绍入蜀四道的走向；第二节分别介绍四杰的入蜀行踪；第三节研究四杰蜀路行旅诗反映的行旅心态、艺术成就及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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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初唐四杰；蜀路行旅诗；交通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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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国力强盛，威震四夷。太宗贞观元年（627）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等十道，又可见其幅员辽阔，奄有四方。与之相应唐代的水陆交通十分发达，驿道众多，馆驿林立。唐代文化昌盛，文人们因漫游、入幕、出使、赶考、赴任、遭贬等种种原因，往往长期处于旅途之中。或乘轻舟于江上，或骑蹇驴于山阴，其间多吟诗题壁，诗酒唱和。因此唐代地理交通与文学的联系也远迈前代。巴蜀作为唐都城长安的大后方，出入其间的文人非常多，这当中有一个著名的文人群体——“初唐四杰”，或漫游，或出使，或遭贬，与巴山蜀水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为一名异乡求学的蜀人，我不禁为之诧异而好奇。下文将先概述蜀路交通，再分别介绍“四杰”的入蜀行踪及他们的蜀路行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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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孕育了三星堆文明的巴蜀大地自古以来就是一片神奇的沃土。她物产丰饶，号称“天府”，又四面环山，易守难攻，开明氏十二世因之以成帝业；直到秦惠王遗金诓五丁开山，才令张仪、司马错一举而吞蜀地。故事虽属子虚，但透过传说的迷雾，却能依稀窥出蜀路的“难于上青天”及先民们开凿通道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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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巴蜀以西以南在古代长期远离华夏文明的中心，因而古代先民们主要是通过开凿四川北部的巴山、秦岭来沟通巴蜀与中原。但要在黄鹤难飞，猿猱愁攀的群山中开出路来又谈何容易。从战国时五丁凿开石牛道的传说算起，自秦汉六朝以迄隋唐，四川北部与中原的交通暨川陕交通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发展，形成了著名的入蜀四道——凤兴、褒斜、骆谷、子午四条谷道，下分别简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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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兴道（又称嘉陵道、陈仓道、故道、散关凤兴道）的开辟远在先秦，其后历代续有修凿。其基本走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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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微北至凤翔府——西南至宝鸡县西——渡渭河，入散关——凤州——兴州，东南行至百牢关（西县）——兴元府；西南行则金牛——三泉县——漫天岭——利州——剑州——绵州——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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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回驿——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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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散关凤兴道的重要性仅次于褒斜道。它入蜀虽然迂远，但道路较为平直，沿途州郡城镇也较其他谷道为多。在唐前期，只有此道被定为“驿路”。杜佑《通典》卷一七五载：梁州“去西京取骆谷路六百五十二里，斜谷路九百三十三里，驿路一千二百二十三里”，“驿路”即指此道，也即人们常指的汉中通秦川驿道。据严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图考》卷三所考，唐室三帝四次南幸的来回路线，除德、僖宗南去兴元府经骆谷道外，其余六次均经散关凤兴道。又由于此道路面较平坦，兼有嘉陵江水运之便，它又是战争中频繁使用的一条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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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斜道因取道褒水、斜水两谷道而得名，先秦时也已开辟。它比凤兴道近捷，并直接联系汉中。黄盛璋先生说：“从唐人诗文中考索，入川四道中占次数最多的就是褒斜”， 可见其重要性。褒斜道有新旧两道之分，旧道不经由凤州、散关，而从郿县直达关中。新道（唐宋褒斜道）则接故道北端与秦汉褒斜道南端，形成散关——褒城线（新道唐前期并未开凿，故后文并不述及）。其基本走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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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郿县——褒斜谷道——褒城——七盘岭——西县——金牛成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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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斜道道路较险峻（特别是旧道），历代文人经过此道时留下大量的题诗及题名，形成一道宝贵的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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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谷道（傥骆道）见于记载晚至三国。公元二四四年，魏曹爽伐蜀即自骆谷出。其基本走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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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鄠县——盩厔县——傥骆道——洋州——兴元——金牛成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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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谷道唐前期虽经开凿，但未尝置驿；中唐之后因其入蜀最为捷近，地位骤升。德宗避乱南郑，僖宗逃乱入蜀皆由此道。唐代文人走骆谷道也很频繁，元稹在元和四年（809）奉使东川便由此道，并留下著名的纪行组诗《使东川》。而骆谷南端的骆口驿更是被无数文人骚客所题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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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午道始开于西汉末。《汉书》卷九六《王莽传》载：“王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其基本走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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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兆府长安县——子午谷、子午关——金州安康——洋州——兴元——金牛成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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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午谷道在入蜀四道中，位置最靠东面，行旅也少，故最为冷落。仅唐初及玄宗天宝年间因上贡荔枝而置驿（蜀中产荔枝的涪州经子午道至长安最近），唐代文人题咏子午道的诗文也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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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四谷道是陆路入蜀的主要通道，由北向南又可大致分为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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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为北段，即长安至凤翔间的道路，四条谷道分别在凤翔府、郿县、盩厔县、京兆府长安县汇入北段的大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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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为中段，即上述四条谷道的主体部分，自西向东，分别在汉中盆地的三泉县、金牛驿、褒城、兴元府、洋州与通往蜀中的驿路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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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为南段，即金牛——成都道，由汉中、利州、剑州、绵州、汉州至成都，全长一千三百四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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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提及的是，唐人出入巴蜀除经上述四条谷道外，往往还走水路。唐代蜀中水运很盛，杜甫诗谓“门泊东吴万里船”，即可为当时景象作一注脚。很多人出蜀入京不走川陕谷道而喜经峡江至襄阳或江陵，再改陆路由蓝田——武关道北上。唐代文人在江行中或早发，或夜泊，或为饱览两岸风光而欣喜，或因备受颠簸之苦而忧伤，也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行旅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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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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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四杰”是唐初一群官小才大，名高位卑的诗人。他们努力变革六朝以来纤巧绮靡的文风，针对“上官体”仅限于应制咏物的流弊，将创作题材“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 四人中卢、骆年长，王、杨同庚而年后，其名次排列说法不一。 此处仅据最流行的“王杨卢骆”的顺序分别叙述其入蜀行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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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勃 勃（650—676）， 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幼聪慧，十七岁即举幽素科，旋为沛王（李贤）王府侍读。高宗总章二年（669）五月，因戏为沛王作《檄周王鸡文》，高宗斥令出府，遂入蜀，时年二十岁。五月二十六日，王勃自长安漫游蜀中，弥月而至。他在《入蜀纪行诗序》中用优美的笔调写道：“总章二年五月癸卯，余自常（长）安观景物于蜀。遂出褒斜之隘道，抵岷峨之绝径。超玄溪，历翠阜，迨弥月而臻焉。若乃采江山之俊势，观天地之奇作，丹壑争流，青峰杂起，陵涛鼓怒以伏注，天壁嵯峨而横立，亦宇宙之绝观者也。……嗟乎！山川之感召多矣，余能无情哉？爰成文律，用宣行唱，编为三十首，投诸好事焉。”可惜这组纪行诗今已多不存，仅《王子安集注》（下简称《集注》）卷三的《散关晨度》、《晚留凤州》、《始平晚息》、《扶风昼届离京浸远》、《普安建阴题壁》诸诗中，当有其入蜀纪行之作。陶敏、傅璇琮先生《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即据上引诸诗考得王勃入蜀行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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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始平（今陕西兴平）——扶风——宝鸡——散关——凤州——经普安（今四川剑阁）入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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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勃入蜀第一站是绵州， 现存唐写本《王勃集·登绵州西北楼走笔诗序》及《集注》卷七《绵州北亭群公宴序》据考当为其离绵州时作。大概八月左右，王勃来到梓州。（《集注》卷二《涧底寒松赋》：“岁八月壬子，旅游于蜀”）他曾登临梓州玄武县（今中江县）的庙山，作赋吟诗；又与玄武县尉邵令远、鹿弘胤等同游玄武山圣泉，并有诗、序。从八月到第二年春，他纵情山水，足迹遍于梓州的玄武、郪县、飞鸟、通泉诸县，一时梓州碑记，皆出其手。总章三年（670）夏，王勃来到益州。他至金堂县游三学寺、昌利观，写下《游梵宇三觉寺》、《寻道观》等诗；在德阳县，与当地贤达宇文峤、郎余令等宴集，有诗序……王勃往来于蜀中的益、绵、梓诸州，以其出众的才华迅速地融入到蜀中文人圈子中。九九重阳节那天，他与刚罢新都尉的卢照邻及玄武县尉邵大震（令远），同游梓州玄武山。登高远眺，持螯赏菊，各写下一首《九月九日登玄武山旅眺》。归益州后，在什邡县，有诗及序送柳明；至成都游武担山，有诗及序。到这年闰九月，王勃已客游蜀中一年有余。他在《别人四首》（其四）中写道：“客子常畏人，何为久留滞？”一抒其羁旅之思。高宗咸亨二年（671），王勃与卢照邻又一次相聚。他们在三月的上巳日于成都曲水宴集，拈韵作《三月曲水宴集诗》，王勃得“烟”字，卢照邻得“樽”字。后还曾同九陇县令柳明（太易）共游仙居观等地，并多作碑记。六月癸巳，泛舟剑州梓潼南江。至本年九月，王勃则已返回长安准备参选，其返京路线今已不可详知。从高宗总章二年（669）五月离京至咸亨二年（671）九月返回，王勃共漫游蜀中达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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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杨炯 炯（650—694？），华阴（今陕西华阴）人。十岁举神童，二十七岁应制举，授校书郎。后为崇文馆直学士、东宫僚佐。武后光宅元年（684），以太子身份继位的中宗李显在位仅两月即被武后废为庐陵王,作为东宫僚佐的杨炯自然受到冷落，他的从父弟杨神让又参与了徐敬业、骆宾王本年讨伐武则天的行动，结果事败遭诛。第二年（685）夏末或稍后，杨炯因坐杨神让事遭贬梓州（治今四川三台县）司法参军。太子李显被废及杨神让遭诛的接连发生，使他平坦的宦途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改变。他“带着国事的忧虑和私情的郁愤，行走在去梓州的崎岖道路上”。 现存《杨盈川集》对其入蜀道路语焉不详，只有三首写三峡的五言古诗《广溪峡》、《巫峡》、《西陵峡》当为其入蜀途中所作。 骆祥发先生即据此认为“杨炯当是从洛阳南下，再沿长江水路而入蜀，然后经涪江北上”，到达梓州。 此说应大致符合史实。与王勃的漫游蜀中不同，杨炯乃因事遭贬。或是为了避祸远灾，他在梓州比较沉寂，较少出游，仅写了一些祭、铭、赞等“应景”文字。他在《司法参军杨炯自赞》中写道：“游宦边城，江山劳苦。岁聿云征，小人怀土。归欤归欤，自卫返鲁”，流露出思归的情感。武后垂拱四年（688）左右，杨炯自梓州归京。归京行踪已不可考，大约在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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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卢照邻 照邻（633—683？），字昇之，号“幽忧子”，幽州范阳（今北京市附近）人。幼年游学于大儒曹宪、王义方。二十岁左右任邓王（李元裕）府典签，邓王以司马相如目之。卢照邻在高宗龙朔至咸亨间曾多次入蜀，其入蜀次数及各次时限，学者说法不一。或谓可考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龙朔二年（662）左右出使，“栖栖以赴蜀”（《释疾文·粤若》）。《卢照邻集》卷二《大剑送别刘右史》据考当作于此次入蜀时，大剑指剑州普安（今剑阁）的大剑山，知其乃走陆路入蜀，但为入蜀四道中哪一道已不可知。第二次是乾封元年（666）春奉命出使益州。其《晚渡渭桥寄示京邑游好》云：“我行背城阙，驱马独悠悠……途遥日向夕，时晚鬓将秋……一赴清泥道，空思玄灞游”。渭桥，当指便桥，即西渭桥，在咸阳西；清泥道，即清泥岭，位于兴州长举县西北（在今甘肃徽县南），为长安入蜀之地。则似为此次入蜀时所作，所走路线应是凤兴道。入蜀后至绵州与当地官员以诗赠别，并从钟阳驿（在今绵阳市西）出发前往益州。 大概于乾封二年（667）秋返京。其《还京赠别》云：“一去仙桥道，还望锦城遥”。仙桥道指升仙桥，在成都城北，今名驷马桥，为从成都出川必经之地。又有《至陈仓晓晴望京邑》，陈仓，属岐州，在今陕西宝鸡市境，当其自益州使还途中作。观地名，其返回长安亦经凤兴道。第三次是乾封三年（668）左右，出为新都（属益州）尉。至总章三年（670），“秩满，婆娑于蜀中，放旷诗酒”（《朝野佥载》卷六）。重阳节与王勃同游梓州玄武山，第二年三月上巳又与王勃在成都曲水宴集（详前述王勃条）。咸亨二年（671）秋，自蜀北归。前后约十年左右奔波于长安与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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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骆宾王 宾王（623？—684），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出身寒门，七岁能诗。初为道王（李元庆）府属，后历任奉礼郎、东台详正学士，曾从军出塞。高宗咸亨三年（672），姚州（在今云南省）地区发生少数民族动乱，唐王朝立即发兵征讨。骆宾王亦在军中，掌军中书檄。他在《从军中行路难》中记载了唐军经蜀入滇的经过：“长驱一息背铜梁，直指三巴逾剑阁。阁道岧峣起戍楼，剑门遥裔俯灵丘。邛关九折无平路，江水双源有急流……途危紫盖峰，路涩清泥坂。去去指哀牢，行行入不毛。”诗中涉及了一系列蜀路地名：铜梁，即铜梁山，在今重庆直辖市合川县南；三巴，泛指今川东地区；剑门，在今四川剑阁东北，为蜀中门户；邛关指邛崃关，在雅州荣经县（今四川荣经县）西南；九折指九折坂，在荣经县西；江水双源指江水经岷山而分为两股；紫盖峰指紫盖山，在夷陵（今湖北宜昌）东； 清泥坂即清泥岭，位于兴州长举县西北（在今甘肃徽县南）；哀牢即哀牢山。上述地名似乎只是虚指，并未指出详细的行进路线。单从地名上看，似乎唐军兵分两路，一从川北经剑阁南下，一从湖北顺江而下从巴东入滇，都已不可详考了。姚州军事结束后，骆宾王归长安，旋即出使巴蜀。《畴昔篇》云：“脂车秣马辞京国，策辔西南使邛僰。玉垒铜梁不易攀，地角天涯渺难测。……阳关积雾万里昏，剑阁连山千种色。蜀路何悠悠，岷峰阻且修。回肠随九折，迸泪下双流。”邛即邛州（治今四川邛崃）；僰，古国名，即戎州（治今宜宾西南）；玉垒、铜梁、岷峰（岷山）皆四川境内山名；地角天涯指成都附近的地角石和天涯石；阳关指四川之阳关；双流即今成都双流县。可知也是泛指蜀地山水。骆宾王在蜀中曾漫游一段时间，《畴昔篇》自叙云：“华阳旧地标神制，石镜峨眉真秀丽。……云气横开八阵形，桥影遥分七星势。川平烟雾开，游戏锦城隈。……寻姝入酒肆，访客上琴台。”可知他遍览了峨眉山、石镜寺（在武担山）、八阵图遗址（在四川奉节）、七星桥、相如琴台等蜀中名胜。在咸亨四年（673）秋，骆宾王自蜀返回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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