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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第六章明清时期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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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明末清初社会与思想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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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末清初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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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封建制度的腐朽性更加明显暴露，官吏贪污腐化，宦官特务横行。在经济上，土地兼得严重，“苏松之田地，十九皆官田，”阶级矛盾困此而更趋尖锐。此外，资本主义萌芽有了进一步发展，“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愈富，贫者益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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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历史事件，则是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推翻了明王朝，汉族的官僚地引清兵入关，建立了清王朝，满洲贵族对汉人反抗斗争进行残酷迫害和屠杀，例如“物州十日”、“嘉定三屠”，激起人民反抗，康熙吸取了经验教训，调整了民族政策和经济政策，矛盾趋向缓和，生产发展，繁荣局面重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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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末清初思想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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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代表人是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他们有各自的特点，王夫之偏重于唯物主义世界观，黄宗羲侧重于社会政治思想方面，顾炎武开创了经世致用的学风，但他们受时代影响，有着基本的共同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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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资本主义萌芽影响，他们能够模模糊糊地憧憬到不同于封建主义的社会形式，透露出一点民主的气息。我们把此称作启蒙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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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抗清斗争，始终坚持了高尚的民族情景，至死不屈。明朝灭亡了，他们在观念中又不承认清，这样无形中解脱了封建束缚，能够无顾虑地思考问题，因而思想解放的因素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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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他们在理论上批判的锋芒，都是针对宋明理学的，但各人的学术渊源不同，批判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有从国家体制，有从世界观上，有从学风方面批判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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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社会观与道德观上，反对把“天理“人欲”对立，对于人个性解放作过一些发挥，但又特别强调气节和品质，提倡“行已有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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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者――黄宗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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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大冲，号南雷，世称梨洲先生。余姚人，其一生可分为三个时期：早年从事反对阮大铖之流的斗争，险遭残杀；中年招募义兵，集合同志抗清，设世忠营，在浙东四明山结寨防守，明亡后，总结教训，写成《明夷待访录》；晚年集中研究学术思想发展史，写成我国第一个学术史――《明儒学案》，接着从事《宋元学案》撰写，未完而逝，后由学生全祖望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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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在哲学上可取之处不多，其地位主要是政治思想，体现在《明夷待记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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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成于1663年，由于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指出了民主主义主张，一直被列为禁书，一百年后，有刻本印行，但数量很少，十九世纪革命兴起时，被秘密刻印、大量散布，民主主义者受其影响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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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有自己特别格调。即以理想和现状对比，他的理想是在托古的旗帜下阐发的，因此格调皆为“故者如此，今也如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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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共有《原君》、《原臣》等二十一篇，可分为政治，经济两方面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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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领域，分为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和民主主义思想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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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对封建专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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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封建君制制度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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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出“君主”是最大的自私自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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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以天下为主”，“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已，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所以天子是与“天下之人”根本对立的害人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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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抨击君主制的危害：“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种反君主的态度，是非常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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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抨击宋明理学“君臣之义无逃于天地之间”云：“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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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封建官僚制度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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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臣不过是君之爪牙，是统治人民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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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为臣者昧于此义，以谓臣为君而设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后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后牧之，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今以四方之劳忧，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不得不讲治之牧之之术。苟无系于社稷之存亡，则四方之劳忧，民生之憔悴，虽有诚臣，亦以为纤芥之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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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封建法制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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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封建社会“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这个法“藏天下于筐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所以“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这种“非法之法”，“足以害天下”。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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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阐发民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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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君，“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民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已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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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有人者出”的人就是“君”，它是为天下兴公利，除公害的人民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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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并不科学，但否定了君权神授论，同时提出了新的“君”的形象，是相当革命的，有了民主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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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关于臣，“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即都是兴公利、除公害的公仆，君臣关系是平等的，“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皇帝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要与宰相共同商议，然后交宰相执行。君臣都要以”万民之忧乐“为出发点”：“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也很有民主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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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关于法制思想，在立法上，他反对有利于一人一姓的“非法之法”，而主张实行保护人民“各得其私、各得其利”的“天下之法”。在法制和人治的关系上，主张“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云“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如果有法律“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网，反害天下，”这种法治思想的也有启蒙主义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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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反对压制舆论。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在士大夫中，出现了“清议”。黄宗羲认为清议是“正风俗”的动力，主张“天下之议论不可专一，而天下之人名亦不可专一也”。他把学校看成是“公其是非”的机关，这里的学校已具有代议机关的某些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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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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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情攻击封建统治者对财富的无穷浪费和超经济剥削，提出了“天下安富”、“遂民之生，使其繁庶”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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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的思想是十分进步的思想，但认为人类自私，则是错误的，应予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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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经世致用的倡导者――顾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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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1613―1683年），字宁人，世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青年时参加了“复社”，反对宦官权贵。1645年清兵南下时，他曾在昆山、苏州参加和组织了抗清斗争，失败后，北上山东、河北、陕西等地，考察山川、联络同志，斗争未尝松懈，至六十五岁高龄，还“独骑赢马上关西”，想在陕西起事，不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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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的后半生，是在仆仆风尘中度过的。每行，他总是二骡二马驮着书籍相随，停下来就了解实际情况，从事写作，其主要著作是《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炎武的思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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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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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分了“亡国”与“亡天下”，他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君主私有的。所谓“天子”不过是天下人把天下的大权“寄”在他手里罢了，封建王朝的更替，统治者“易姓改号”是亡国，人民可以不管它，而“率兽食人，人将相食”乃是亡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秀遗产，即以天下为已任的主人翁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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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对独裁和任意妄为，主持人民应通过“清议”参与政治，国家应行“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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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反对八股文取士制度，认为这是最坏的思想桎梏，严惩束缚了人的个性，只能培养出“囊政害民”、“立党倾轧”的无耻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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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的政治思想是激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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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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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气一元论，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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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而有体谓之物，散而无形谓之变，唯物也，故散必于其所需，唯变也，故聚不必于其所散。是故聚以气聚，散以气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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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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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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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陈亮、叶适提出“经世致用”，即学习经书，要达到治理现实，达到应用的目的，顾炎武继承并发展了此学风。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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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对清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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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认为清淡之风开始于魏晋玄学，至宋明清淡之风更甚，造成了“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造成“股肱惰而万事慌，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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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这样的学风培植了一些专尚浮虚空谈，“既不出户，又不读书”不顾国家安危的“面墙之士”、“无耻之辈”，口头上讲“天理”，行动上争当宦官的干儿子，又当奸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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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空谈学风“自丧之罪小，迷众之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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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宋明道学家的著作作了考查，认为所谓《朱子语类》，不过是把古人书中的辞句东拼西凑，都是“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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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坚持为“当世之务”的治学习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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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为要为“当世之务”服务，就是为现实服务。他指出：“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所谓六经指历史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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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坚持了这样一个治学目的，研究了要塞山川和风俗习惯，为抗清斗争作准备，写成《天下郡国利病书》。另一方面，又研究晚明经济政治状况，找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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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当世之务”就必须有创新精神，他提出要“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后人评论“凡炎武所著书，可决无一语踏袭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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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倡注重调查，注重事实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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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每到一处，都实地调查，并呼老兵逃卒进行访问，他所调查的主要有两项：①社会风俗，民生利弊。他考察出“南人困于粮，北人因于役”的结论。②地理状况，如考察山海关、居庸关、古北口、昌平、蓟州等地，又索查古藉，考察其军事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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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研究问题时，重视直接资料，重证据，并注意辨明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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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直接资料，他研究地方志书一千多部，还抄录碑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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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证据：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证一问题“列本证旁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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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辨明源流，做到“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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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者，说明他的学风是很严谨的，事实也的确是这样，一部《日知录》，写了32年，言之有物，根据充分，结论明确。这个书并不大，包括一千零三十七个小专题，少的几十个字，一般百字，几千字少见，有时一年内“仅得十余条”。他很反对七凑八拼，说这就象接机商，买些铜钱，再掺假掺杂，铸成粗劣的“新钱”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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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开创的学风对后世影响很大，但清人入关，稳定了封建秩序，一些学者丢掉了顾炎武为“当世之务”灵魂，?@入故低堆讨生活，不顾天下兴亡，这就是清代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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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乾嘉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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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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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是相对于“宋学”而言的，指研究四书五经尊崇汉儒的经说。因推崇郑玄，称郑学；作风朴实，称“朴学”；以考据为主，称“考据学”；因研究文字称“小学”；就时代而言，称“乾嘉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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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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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驱人物――顾炎武、黄宗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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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思想中有三个要点；①富于抗清民族意识；②为抗清而强调“经世致用”，强调实用，贵创造，重证据；为了“经世致用”，强调音韵训诂，主张读懂经书，然后以经书中的道理治理天下，解决具体问题；③反对束书不观，空发议论，反理学色彩很浓。这三个部分如七叶宝塔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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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奠基人――胡渭、阎若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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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康熙、乾隆之交人。当时统治秩序重新稳定，满汉矛盾渐趋缓和，明朝孤臣孽子死亡殆尽，抗清斗争已趋消歇，新的一代民族仇恨淡陌了，又受文字狱的钳制，不敢议论朝政、现实和历史，只好注经。聪明才智被引到古书整理、诠释上去，思想与顾、黄有所差别了。①反满意识渐趋泯灭，如黄宗羲的学生万斯同，参加了明史修订。胡渭，康熙?L给“耆年笃学”匾额，他视为不世之荣遇。毛奇龄早年抗清，失败后藏匿，但30年后却参加了博学鸿词科，得翰林院检讨，以邀取顾盼荣，所以章太炎批评他，“晚节不终，媚于旗裘”。汉家家已接受、依附清朝。②继承了认真读书的传统。阎若璩自题楹联：“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毛奇龄淹贯群书，博学多能，著作极多，被采入四库全书的就有四十多种。顾祖禹作《读史方舆纪要》一部三十卷，堪称巨著。③继承了反理学的传统，向儒家经典提出怀疑。胡渭（1653―1714年）作《易图明辩》，说易经本来是羲文周孔之作（仍错，它是古代长期积累的占卜文字）。五代时，道士陈抟造《河图洛书》，说它本是易经原文，长期失传，至他出，是龙马神鬼从黄河、洛河中负出，书中有太极图，宋人不疑，周敦颐有《太极图说》，胡渭《易图明辩》说河图洛书不过是道士的修炼书，是后代晚出。宋学受致命伤。阎若璩（1636――1704）著《古文尚书疏证》八卷，认《古文尚书》为后代（东晋）伪作。是篇考证意义很大，从此古文尚书之伪，铁证如山，不可动摇，朱熹说十六字心传得自古文尚书，现在古文尚书是伪作，十六字也就是伪造了，朱熹与经典的权威被触动，开创了疑古风气。李?b云：“?b南游时，客有攻辩《中庸》、《大学》、《易》以及三礼、三传者， 见之大怖，以为苟如是，则诬尽亡矣。急求其故，则自攻古文《尚书》为伪书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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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典型时代人物――惠栋与吴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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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栋（1697―1758），字定宇，江苏吴县人，20多岁中秀才，以后屡应不弟，闭户读书，专心经术。他的思想中没有了顾 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也没有多少反理学色彩。他专注于读古书讲究音韵、训诂、校勘、考证，作《九经古义》，贡献极大，如研究易经，就订正70余字。他消除了长期以来附加在古书上的误解和歪曲，从他开始，研究成了一门很发达的学科，人称小学，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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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字学，即正确地读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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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训诂学，即引用各种证据来解释古书文字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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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勘学，校正古书文字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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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考订学，考订古书的真伪、作者、年代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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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栋的另一特点是尊信和固守汉儒对经书的解释，即“凡古必真，凡汉皆好”，也就是以汉代经学大师许慎、郑玄、贾逵、马融的解释为准，反对以朱注为准。这样就正式打起了汉学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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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汉的目的是为了反宋。在一定程度上是思想解放的表现，但前途何在？惠栋找不到，当时的社会条件没有成熟到可以突破封建思想羁绊的程度，出于此即入于彼，仍旧在经学老框子里兜圈子，完全依汉人说话为准，表明思想界又走上歧路，思想解放又走上夭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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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栋之后有苏南人沈彤著《固官禄田考》，王鸣盛作《十七史商榷》，钱大听著《二十二史考异》，形成了以考据学为主的吴派。汉学成为时代学术主流。故梁启起说：“乾喜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灿然如日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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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峰――载震与皖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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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安徽休宁人，所撰《孟子字义疏证》、《礼记纲目》皆入《四库全书》。他的主要贡献①音韵训诂，发现了古代书籍音韵训诂的规律。②校勘、考证、如《考工记图》，即根据《考古记》而绘图说明。又如《尚书?尧典》有“光被四表”，他认为“光”应是“横”字，此后学生果然在古书中找到好几个例子证明了。③科学史上有成就，辑佚了古箕学多本，如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夏侯阳等，还整理了水经注。④思想是气化流行唯物主义世界观，也反对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主张“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指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他的反一思想闪闪发光，不属汉学范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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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学生多皖人，称为皖派。其中反理学的色彩有所抬头。主要原因是乾隆看到理学难于维系思想界，实行招安、汉学亦成官学，地位稍高，对宋学则相对贬低，故有反理学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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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延续――段玉裁、王念孙、焦循、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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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之后，吴派分化。一派继承音韵考据之学，方法更严密，成绩更突出，但不谈义理，放弃反宋学，代表人物是段玉裁（1735―1815），江苏金坛人，作《说文解字注》。王念孙（1744―1832）江苏高邮人，作《读书杂志》和《广雅疏证》，仅后书对汉代张楫《广雅》改正错字580，漏字490、衍字39、颠倒错乱132处、正文和音同字混淆者69，成绩巨大，其师戴震亦不及。另一派兼治音训练考据和义理之学，但议论渐趋平和，如汪中（1744―1794），江苏江都人，考证《大学业》不是曾子所作，还抬高子学地位，反对妇女殉节守节，超出汉学范畴。焦循（1763―1820）江苏甘泉人，著《易学三书》讲相错（对立物的统一）、旁通（事物按和谐的秩序发生变化）时行（变化的循环往复）等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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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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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嘉道年间政治腐败的显露及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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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在其盛世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百多年间，从中央到地方，很出了一些名臣、清官，在中央敢于直谏，地方为官以清廉著称，如汤斌、尹继善、于成龙、张伯行等。乾隆后期，以宠臣和?|为代表的中央大官僚们，受贿勒索成风，大臣们都明哲保身，如泥塑菩萨，端恭稳坐，碌碌无为。为了保住自己的高位，常以顺从、谄媚为事，对皇帝“多磕头少说话”。地方官吏则欺压百姓，敲骨吸髓，激起民变。嘉庆元年（1796）湖北襄樊地区发生白莲教大起义，蔓延到四川、陕西、甘肃、河南四省，长达九年，这是清朝由盛到衰的标志。白莲教农民大起义便是以两湖总督毕沅、巡抚福宁、布政使陈淮三人朋比为奸、敲诈勒索为主要原因的。洪亮吉上疏指出这是“官逼民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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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振镛，累官体仁阁大学士，卒谥文正。他给道光皇帝出主意，教他“中外奏章皇上无庸遍阅，但择其最小节目之错误者谴责之，则臣下震于圣明，以为察及秋毫，必无敢肆者。”道光帝就照着这样做，臣下有一极小错误，便严斥罚俸降革，弄到后来大家都矜矜于小节，无敢稍纵，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及洪秀全、杨秀清起义，还互相隐讳，莫敢上闻。下面报喜不报忧，上面皇帝自然闭目塞听。这种吹毛求疵的风气也延及科举考试，考试讲究卷子的书法，曹振镛挑剔破体帖字，不问文之工拙，但作字整齐无破体者，即置上第；若犯一帖字，即失翰林。这种重书法，不重真才实学的选拔人才的风气使末学滥进，豪杰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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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忧国忧民的封建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聚集在京师，对国势日益衰落、政治腐败黑暗极为担忧，常以文会友，诗酒唱酬，议论国家大事，抨击时政，成为风气。其中的人物有程恩泽、苏廷魁、朱琦、陈庆镛、何绍基、吴嘉宾、梅曾亮、宗稷辰、潘德舆、臧纡青、江开等，“一时文章议论，掉鞅京洛，宰执亦畏其锋”。他们的议论使京朝当权的贵族大官僚也畏惧三分。他们敢于直谏，最著名的是黄爵滋道光十八年（1838）上《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要求严禁鸦片。陈庆镛道光二十三年（1843）上《申明刑赏疏》，参劾琦善、奕经和文蔚，“一疏劾三贵人，九重为之动容，天下想望采风”，直声震天下。这种名士议政的风气说明乾嘉以来万马齐暗的沉寂空气已经逐渐冲破，封建士大夫中要求改革的政治势力相对增强，这也是经世致用思潮推动的结果。在文化思想方面，有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今文经学的复兴。今文经学自东汉以后沉寂了千年之久，清朝提倡今文经学的创始人是庄存与。庄存与（1719―1788）字方耕，号养恬，江苏武进人。乾隆时翰林院编修入值南书房行走，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这时，宋明理学，高踞庙堂，东汉考据学，如日中天，庄存与以今文经学，异军突起，独树一帜，他认为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者也，需要以经术有补益于时务，便以学术自任，开天下知古今之故，研究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他不守汉宋门户，兼采汉宋，剖析疑义，发挥微言大义，是为了取法致用，重在经世。他仅是提倡揭橥今文经学，内容还未充分发挥。刘逢禄、宋翔风是他的门人。刘逢禄（1776―1829）江苏武进人，庄存与的外孙，他将今文经学中的大一统、张三世、统三统、辨名分、定尊卑、明外内、举轻重等公羊义例，直接援以论政，用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就更为明显。龚自珍、魏源都受教于刘逢禄，都用今文经学讲经世致用，讲夏商周因革损益，讲据乱、升平、太平三世变革，为政治改革而阐发经义的治经方法更进了一步。士大夫以志节相砥砺，要求士人有廉耻，积极参与政治，寄希望于中枢大臣有作为。同时他们又拿起笔，议论时务。道光六年（1826）建慈仁寺为顾炎武祠，原来祭祀礼的祠堂是祭祀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这一改动也是晚清士林风气变化的一种迹象和征兆，说明人们正在颂扬顾炎武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传统。在学术研究方面，人们开始重视研究现实问题，尤其是外国历史地理和边疆地理。鸦片战争后，出现了一大批书籍，如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姚莹的《康??纪行》、徐继??的《瀛寰志略》、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夏燮的《中西纪事》、梁廷??的《夷氛记闻》等。还有包世臣论述漕运、盐政、银荒、鸦片等问题的作品，魏源为贺长龄编的《皇朝经世文编》等，究心于水利、漕运、盐政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学问，这都是学术研究经世的新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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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形势下，地主阶级改革派涌现出来，其中思想敏锐、言论激烈的首推龚自珍，著述丰富、视野开阔的是魏源。他们两位是晚清思想界闪耀明亮的双星，史称龚魏。下面我们逐一加以描述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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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龚自珍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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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1792―1841）字?i人，号定庵，更名巩祚，又号羽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祖父?A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父亲丽正，官至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母亲段驯（淑斋）是著名经学家段玉裁的女儿，著有《绿华吟榭诗草》。龚自珍出生于杭州东城马坡巷，7岁时，母亲便在帐外灯前教他背诵唐诗和清吴伟业的诗。12岁时，便受外祖父段玉裁指点，学习音韵训诂之学，为研究经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6岁到北京，常到住处附近法源寺中去游玩，叔外祖父段玉立（字鹤台）跟踪而至，一老一少，僧人戏呼为一猿一鹤，说明他少年性格豪放，不受拘束。21岁父亲任徽州知府，随行，在地方上看到政治腐败的现象，23岁便写了一组《明良论》文章揭露政治腐败，抨击专制，锋芒逼人。25岁时，父亲任苏松太兵备道，随父上任，以诗文一册请教苏州王岂孙，王说：“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担心他“口不择言，动与世迕”，加以劝告，龚不为所动。27岁中举，随后五次会试均落选，考场遭遇使他深受精神上刺激，说“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他说：“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萧，斗大明星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以落月自比才气被埋没，非常自负，又异常沉痛，对科举制度录用选拔人才的不合理极为不满。30岁任内阁中书，熟悉内阁档案，了解清朝典章制度演变沿革，著《东南罢番舶议》、《西北置行省议》。又任国史馆编纂校对，和徐松、程同文等地理学家研究西北地理。29岁时和魏源拜刘逢禄为师，研究今文经学，曾为清朝今文经学创始人庄存与写过碑铭，同宋翔风、庄绶甲等结识友好，可见他同常州学派（今文经学派）的关系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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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38岁中进士，仍留京任礼部主事，主客司主事等闲散官职，提过一些改革政治的建议，不被人重视。他和林则徐、魏源、黄爵滋等人同为禁烟派，议论激烈，得罪权贵，受到排挤。1838年，叔父守正在礼部做官，按例要回避，便借此辞职归里。他从北京出发到杭州，中经9000里，写成《己亥杂诗》315首，将他的一生经历全吟成诗，别具一格，是自传体的诗歌。他回到杭州任紫阳书院讲席，又到丹阳云阳书院教书，想到梁章钜那儿去参加抗英斗争，未成行。1841年暴卒于丹阳。他相信佛教，拜江沅（铁君）为师，深研佛理，崇天台宗，佛教哲理对他思想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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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在哲学方面基本上是相信天命的。他说：“儒家之言，以天为宗，以命为极，以事父事君为践履。”这是儒家的思想框架和理论体系，认为富贵和贫贱是命定的，是人力难以违抗的。而天道是变化的。“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一匏三变，一枣三变，一枣核亦三变。”“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这里说的是事物是变动、变化、发展的，这种变动是一正一反，相辅相成，变到后来又和开始时相同，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其规律为立一反一初。这种立一反一初的规律是一个合的命题，这是受《老子》、《易经》思想影响的，也和《春秋公羊传》治乱三世说有关。至于这种规律是回到原来的出发点，还是螺旋形上升，他尚未表达清楚，因此，可理解为朴素辩证法思想，也可理解为历史循环论。他还认为人们要认识事物变动的规律，掌握它，运用它，这是君和圣人的事，君和圣人要用主观努力来适应客观变动着的世界。“天用顺教，圣人用逆教，逆犹往也，顺犹来也。”他解释说：“生民，顺也。报本始，逆也。……乱，顺也；治乱，逆也。”这里又强调了人为，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在这天人相交相承的顺逆合一的运动中演进的。治理的原则是：“教王者上勤天，教子上勤父，教臣上勤国君。”这仍是儒家的忠孝伦理原则。而国君应当如何？他说：“吾欲吾君之通古今之故，实欲以自售其学；欲吾君之烛万物之隐，实欲以自通其情；欲君之赏罚予夺，不爽于毫发，实欲以自偿其功。”这就是要求皇帝通古今之故，烛万物之隐，在礼乐刑政赏罚予夺方面，即要明察秋毫，又要做得适当。这样，君便是懂得天命了。而对臣子和民来讲，又当如何呢？他说：“其言有嫉焉，有懑焉，抑亦有欷?[焉，抑亦似有憾于无如何之命而卒不敢悍然以怨焉！”人民可以有嫉妒、愤慨、感叹万分的时候，但是最终还是不敢有怨恨。因为这是命定的啊。他用天命束缚住了臣民的思想，可提意见但不准造反。传曰：“发乎情，止乎礼义。”龚自珍套用此话说：“夫我也，则发于情，止于命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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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董仲舒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奉天而法古。龚自珍相信今文经学，继承儒家正统文化，相信天命，相信天人感应说。但是，他则强调变化的规律，谈到人们用逆教来对付天的顺道，要求君要适应事物变动的规律进行政治改革，这无疑是进步的。他未敢突破忠孝伦理思想，不敢犯上，这是他的思想局限性。他只是一个改良派，是补封建主义之天的补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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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梁启超评论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由此可见他的思想影响的深远。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诗人柳亚子、高旭、苏曼殊都崇拜龚自珍的诗，柳亚子吟诗道：“三百年来第一流，飞仙剑客古无俦，只愁孤负灵箫意，北驾南舣到白头。”对龚自珍的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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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魏源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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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是与龚自珍齐名的今文学家，著名爱国者，维新思想前驱者之一，也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较有成果的历史、地理学者。他生活的时代，跨鸦片战争前后两个时期。在政治思想上，他与龚自珍、林则徐志同道合，坚决反对外国侵略，积极鼓吹社会改革，热心向西方学习，为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维新运动开拓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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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出身于地主家庭。早年从学于王守仁，后来跟刘逢禄学过《公羊春秋》。在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日趋加深的情势下，他逐渐转向“经世致用”之学。一八二二年，魏源中举。此后的十多年，他先是搞学术研究，后来从事经济方面的工作。他曾经为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一反过去汉学家们支离破碎、烦琐的研究方法，树起了一面新学风的旗帜。他在两江总督陶澍和林则徐的领导下，筹议、举办和主持漕运、水利、盐政事务，总结不少实际经验，以擅长经世之学闻名于当时和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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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爆发以后，魏源加入了两江总督裕谦的幕府，曾亲自参加了浙江前线抗英战争的筹划和指挥工作。一八四二年八月，清朝政府屈辱地签订了《南京条约》，国人愤激，上下忧心。魏源有感于“海警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遂写成《圣武记》一书。《圣武记》通过对清政府的一些重大军政活动的记录与评述，表明了魏源的爱国、民族立场，和反对侵略的思想，想以此激励清政府振兴武备，抵御外侮，挽救民族和国家。接着，他又受林则徐的嘱托，编辑了世界历史、地理专著《海国图志》，进一步扩充了《四洲志》的内容，并且较为全面地系统地阐述、发挥了包括龚自珍、林则徐的主张在内的有关政治、经济、科技、对外关系等方面的重要主张。魏源晚年任江苏知州，死于杭州。他的著作有《古微堂集》、《元史新编》、《老子本义》、《孙子集注》等。后人编有《魏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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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爱国思想和“师夷长技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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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在政治思想上的主要成就，是反对外敌入侵的爱国主义和与此相联系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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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亲自经历了鸦片战争的全过程。战争教育、惊醒了中国人民，也打开了一部分封建阶级知识分子的眼界。鸦片战争中，魏源有机会从前线抗敌斗争中，看到人民群众同仇敌忾、抗敌救国的英勇事迹。在人民群众抗敌斗争的影响和推动下，他坚持了民族正义，站在林则徐为首的抵抗派一边，极力主张抗敌救国。在浙江前线的抗英斗争中，着心留意军情，尤其注意总结内河防守的经验，努力筹思抗敌的大计。他称许人民抗敌斗争的英勇杀敌精神，和反侵略的壮举，是“揭竿俄报郅支围，呼市同仇数万师”。魏源极其憎恶穆彰阿、琦善之流的卖国投降言行，指责他们丧失民族大义，不以民族利益为重，误国害民。说他们是“全凭宝气销兵气”。怒斥他们搜刮民脂民膏，向侵略者赔款乞降的罪恶活动。投降派厚颜无耻地说，对侵略者要“结以恩德”，报以“仁慈”。魏源严正地指出，投降派的无耻谰言是“误人家国”。对于犯我边疆、侵我国土、渔肉我乡里、屠戮我人民的侵略者，绝不能讲“仁慈”、“恩德”，只能“以甲兵止甲兵”。他不仅揭露了投降派假口仁义、卖国投降的丑恶嘴脸，而且明确地阐明了以正义的武装反抗非正义的武装侵略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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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鸦片战争，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历史性转折与剧烈变化。中国从此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深渊。民族灾难，国家危亡，人民痛苦，把如何救国救民这个问题提到人们的面前。思想学术界，人心愤激，爱国志士与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议论抗敌救国，挽救民族危亡的大事。魏源认为，这是一个“凡有血气者所宜慷慨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的问题。他呼吁：应当深自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更好更有效地抵御外侮。围绕这个中心问题，魏源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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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魏源总结人民群众自发地抗敌斗争和他在浙江前线筹议、指挥抗敌战事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以我之长，削敌之短，致敌于死命的思想。他认为，敌人虽然船坚炮利，武器精良，但是它远离后方，供应不济；我们的火器船舰不如外人，但是有内河内地做凭借，与其战敌人于海上，不如诱敌深入我境内，在海口和内河上同敌人周旋。这样，就可以使敌之长处无可施其伎，变为不利；我则能发挥长处，避其所长，攻其所短，变不利为有利。因此，他说：“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同时，人民群众与地方绅商有抗御外敌的积极性，有助我们因地制宜。因此，他又说：“调客兵不如练士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他肯定了广东、台湾、澳门人民抗英斗争成绩，进一步发挥了林则徐“恃民心，用民力”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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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魏源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指出，对于外国侵略，一定要坚决抵抗，而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是盲目排斥。他认为，要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首先要了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这是战胜外敌，富国强兵的重要条件。他说：“欲制夷患，必筹夷情”。不了解敌情怎能制胜呢？魏源的著名口号是“师夷长技”，其目的是什么呢？他说：“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之长技以为我之长技。”这就是说，第一，是为了对付外敌的侵略；第二，是为我所用，引进外国“长技”，变成自己的东西。这在当时，是很难能可贵的想法。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和具有初步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要求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以便强国御侮的共同愿望。它对于闭锁孤处，固守传统偏见，囿于九州而不知“寰瀛之大”的保守势力、保守思想，起了震惊的作用；对于迂腐可笑的顽固派把西方科学技术看做“奇技淫巧”、“形器之末”的愚妄滥调，是有力的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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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魏源认为，为了强国御侮，不仅要学习西方，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发展本民族的军事工业，改进中国的国防设施和武器装备，加强国防能力。为此，他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和实施的方法。例如，西方的战舰、火器，以及“养兵、练兵之法”，都要学习。在沿海（例如广东）设造船厂、兵工厂，聘请法国和美国技师，传援技术，一方面造船、制作武器，另一方面，培养训练技术人材，包括教练驾驶战舰、“演炮之法”等等。此外，与国计民生相关的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锥、千里秤，等等，“凡有益民用者”，都要积极地学习、引进和制造。魏源在当时是眼光开放的，也是具有长远理想的。他希望引进先进技术，发展本国的工商业和国防，保卫国家，供给民需，使中国从落后的闭锁状态下转变为“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的繁荣强大的国家，使落后的东方中国赶上强盛的西方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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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魏源从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出发，特别指出了加强海防、边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他一方面揭露了英国从海上侵华的霸道行径，另一方面，特别揭露了沙皇俄国对外扩张的侵略野心。正确地指出：各个资本主义大国都想染指中国，事实上是纷至沓来。中国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危难局面。形势是十分尖锐的，“鄂罗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蚕食东南”。在对付英国从海上东侵的同时，一定不要忽视和放松对于从北面侵略中国的俄国扩张主义的警惕，在加强海防的同时，也一定要加强边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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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改革的若干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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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鸦片战争之前，魏源即从多方面揭露了清王朝所面临的深重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他认为，鸦片荼毒中国，引起白银大量外流，财政由此而困窘，这是造成国弱民贫的一个重要原因。“夷烟漫宇内，货币漏海外”，在资本主义侵略威胁下，清王朝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都已内囊空尽，岌岌可危了。魏源指出：从国内方面来说，这是清朝政府执行反动的内外政策和统治集团腐败无能造成的恶果。他在一首政治讽刺诗中写道：“边臣之瘾曰养痈，枢臣之瘾曰中庸。儒臣鹦鹉巧学舌，库臣阳虎能窃弓。申朝但断大官瘾，阿芙蓉烟可立尽。”他向人们说明：如不改变这种统治者玩忽朝政，厌理国事的状况，那末，根绝烟毒，御侮强国，不过是一句空话。御侮必先强国，强国必先改革内政。“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更法、改制，革新政治乃是势在必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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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提出了思想内容上比龚自珍的“更法、改制”更深刻的社会改革主张。第一，在政治上要改革弊政，这是当务之急。他明白地指出：中国对外反侵略的失利与失败，绝不象有些人所推说的那样，是“船炮之不若”，根本原因在于：国内政治不上轨道，官吏庸禄无能，政令虚设，人心积患。他认为，国家的命运“不忧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如果能够做到“官无不材”、“境无虚令”、平掉人心的“积患”，那末，“何患于四夷，何忧乎御侮”。非但不怕侵略者来犯，而且可以打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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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养人材、实施政令、平定人心这三点中，魏源特别强调平定人心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的积患可谓多矣，然而，主要的积患是两个：一是“人心之寐患”，二是“人材之虚患”。解决这两“患”的办法是什么呢？第一，要去人心之“寐患”，就得“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第二，要去掉人材之“虚患”，办事就要从实际出发，讲求功效，“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做到了这两条，“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国家就可以一天天强盛起来，政治就可以改观了。显而易见，魏源在当时还只能从现象上看问题，而不可能抓住问题的本质。但是，他对当时政治上的腐败无能和为改变现状所提出的办法，思想认识上有相当的深度，态度是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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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经济上，魏源主张改善对漕运、盐政、水利各项事业的管理。既要保证国家收入，又有利民需，减少浪费和中间剥削。这三件事，都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搞好了，可以得民心，反之，会失民心。魏源还特别重视发挥民间商业的作用，主张允许商民开矿，仿铸银钱，以解决国家财政困难。他还提出由海商运送漕粮，比官运要好，它可以减除官运的许多弊病，对国计、民生和海商三方面都有利。鉴于鸦片战争后银荒蔓延，财政窘困的局面，魏源建议，让商民开采银矿，并按西方仿铸银钱。在对外贸易方面，魏源支持从则徐的“互市”政策，除鸦片等毒品外，一般货物，应在开放的平等的原则下，对外通商。他的这些思想主张，在客观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显现出维护民族利益的爱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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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起来说，魏源的政治思想，在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占有一个较突出的地位，具有一定的影响。他关于反对外敌、改革内敌、学习西方三个方面的具体主张，代表他同时代的开明的地主阶级革新的思想，并由他做了较全面的总结、生发。他是在林则徐倡导下，“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爱国的历史、地理学者。他所著的《海国图志》，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较详尽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著作，刊行之后，“风行海内”。他所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在中国近代思想界受到重视，从此以后，数十年间，“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为书榘?А薄！熬?世致用”之学为后来资产阶级改良派所继承和发挥，魏源在其中有突出作用。他的爱国正义、开明世见、维新意向和务实避虚的思想与治学态度，对后世都是有积极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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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是地主阶级的改革派。地主阶级立场决定了他的改革建议和主张是有局限的。第一、他的改革主张，从根本上说来，是为了改善、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第二、他主张抵御外敌“用民力”，但在内政方面，当触及地主阶级根本利益时，显明地暴露出地主阶级反人民的立场，特别表现在他对待太平天国革命斗争的态度上。一八五三年，当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发展到江苏地区时，他积极地参加了高邮主持办团练的活动，组织地主武装，对抗农民起义军，在他的晚年留下了罪恶的污点。这是那个时代的不管怎样开明的封建阶级知识分子不可逾越的历史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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