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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底张维迎在郑州参加“2007光大高端经济论坛”活动，接受《郑州晚报》等媒体的专访，分析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时他语出惊人 ——因为收费太低。一个多月以后，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一次《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演讲时也发表了类似观点。这等“惊人之论”把本就颇具争议的张维迎和茅于轼推到风口浪尖，媒体上充斥了谩骂和讽刺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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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为穷学生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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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4ej6MZuT2N 　　在讨论这一争议之初，我们回顾一下张维迎所提供的方案（茅于轼的与之基本相似，以下略过），这是我们论证方案的可行性的基础。11月26日的《郑州晚报》比较完整地报道了张的发言，张说“北大本科生一年的成本是20000元，一年的学费4000元，剩下的16000元都是政府在补贴，这是穷人在补贴富人。为什么不让富人多出些钱呢？比如说，学费就可以收20000元，贫困家庭的孩子就给他全额奖学金，这就是富人补贴穷人了。现在不让富人交钱，当然穷人就上不起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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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C!Fi:f Jp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张方案的一个明显的前提，即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远不能满足目前高等教育规模的总支出，这一事实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得到改变。在这种情况下，除开高等教育其他筹资途径外（向银行贷款、卖地等），向学生收费是唯一较为有效的筹资途径。而这部分学费不是富学生提供就是穷学生提供。张维迎提供了一个由大学进行高等教育再分配的方案，通过设置高学费标准、给穷学生补贴（或者学费返还）等方式来完成富人高学费、穷人低学费的目标。从方案初衷来看，这个方案无可置疑地是为穷人考虑。8V6O9UoS\qjI

3nR WPvXj 　　时下媒体对这一方案多有攻诘之语，从指责张维迎的论证逻辑到挟民意以批高学费的祸国殃民等，矛头直指高等教育收费的种种不足。张维迎的方案到底是否有效、是否适用，我们完全可以讨论，但众多评论文章大多完全否定了张的方案，认为高学费是导致穷人读不起书的重要原因，以此试图证明当下的部分经济学家代表了富人的利益，而且在否定的同时大多数人给出的方案，认为高等教育是公共品，是政府的分内之事，高校也因此应该降低学费、由财政买单教育支出。高等教育是否是公共品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既是竞争性消费又有排他特征），就算高等教育是公共品，政府现在的预算中也很难实现这一支出（财政收入是稀缺的，其高等教育的支出与基础教育、医疗保障等存在竞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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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低学费由政府财政负责高校费用，意味着纳税人为高等教育埋单，中国当下还没有财产税，富人也有多种方式可以避税，因此纳税人补贴有很强的累退特性。而现在的高等教育中，能够走进大学读书的学生，富裕家庭的比例要高于穷人家庭的比例。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担负的高等教育的本质也就一定是穷人在补贴富人，这不仅表现在高等教育方面（同样纳税，但富人读大学的机会更多），更在基础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挤压了穷人的福利。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到底是谁在帮穷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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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为高等教育买单之弊,yG~.t'IYF6|

[8Q1OA A9Xh;M2y 　　众多评论文章在指责茅、张两人的同时，给出由财政负担高等教育的方案。时至今日，高等教育的入学率是不可能降低的，如果不收或者少收学生学费，那只能让政府财政扩大给高等教育的投入，财政担负高等教育的实质是读大学的人对未读大学的人剥削，而未读大学中的人群，穷人比富人更多。这种例子在公共政策中屡见不鲜，如有利于现有房客的城市租金控制、有利于有劳动力的最低工资等，这种现象之所以可以形成，就是因为读大学（或者可以读大学的人）获得了经济上的收益，并且有渠道形成舆论影响，从而使这些政策得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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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XJ/kc9U{Lh 　　除非财政为高等教育买单的额度快速扩张，否则新的大学潜在入学者就被挡在大学的门外，高等教育的增长速度堪忧。无论在什么国家，都需要控制公共支出，较高的纳税人补贴会严重限制高等教育的供给，从而限制高等教育的入学人数。而按教育部部长周济的公开说法，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过15%，刚刚达到教育大众化的底线，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目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大多都在50%以上，中国离教育大众化还有长远距离，按这种思路达到当前发达国家教育大众化的水平不知要到什么时候，而这明显是不利于穷人的。1m3Q:F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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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仅由政府财政买单高等教育，势必挤压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等的建设，而这些对穷人家庭来说，比高等教育更重要。基于一般均衡，高等教育的支出与其他领域的支出存在互动，我们可以就此进一步指出，纳税人补贴高等教育还恶化了穷人在医疗、基础教育等多个领域的福利，这将导致穷人更难进入大学。如果高等教育入学率会由收入不平等决定，而高等教育的不平衡又将产生收入不均等，两者的互相影响会产生隔代效应，即穷人家的孩子因为没钱而上不了大学，长大以后仍然会是穷人，也就是所谓的龙生龙、凤生凤，社会层际间的流动性下降。@fl+FR6Hu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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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评论者引用欧洲国家的免费或低价高等教育，事实上，据英国教育和技能特别委员会的统计，到2002年，英国81%的白领家庭的孩子进入了大学，而劳工家庭的孩子只有15%进入了大学。而且过度依赖纳税人补贴已经导致了严重的高等教育质量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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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如果由财政担负高等教育的大部分支出的话，无法解决高等教育的偏好显示（即谁更愿意、更有能力进大学读书）。高等教育是公共提供的私人物品，而且高等教育具有非常高的个人回报，如果高等教育不设门槛、免费（或者低价）提供，势必导致消费过度，这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原因之一。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宜读大学的，但如果由财政担负高等教育人为压低了教育的成本，这扭曲了家庭对子女的培养策略。近些年来，在扩招和高学费的背景下，唯教育论的声调已经减弱了很多，高昂的学费和为数众多的大学毕业生，让家庭开始核算对教育投资的边际收益。在衡量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之后，高等教育（包括研究生教育）已经不再是应届高中考生的唯一选项，这对于劳动力的分流好处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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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人读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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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 }+g.XI(O6{*f+Z;Y3c 　　是多了还是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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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几年，是高校扩招的几年，因为财政投入不足，也导致了学费的疯涨，那么现在穷人读大学的机会是多了，还是少了？事实上，自扩招以来，从不同层次家庭收入的新生来看，中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入学率稳步上升，从城乡角度来看，乡镇级的家庭学生入学率也在缓慢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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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教育科学研究所胡瑞文先生提供的数字，我国1998年招收大学生108万，其中农村子弟40万，占37%；2005年招收大学生447万，其中农村子弟230万，占51%.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农村子弟上大学的绝对数字上升了近6倍，比例也增加了，第一次超过了城市青年。2005年8月6日《法制晚报》报道，“据国家有关部门1996年的调查统计，当时在校大学生中特困生就有几十万人；1999年，560万在校生中，贫困生有100.5万人； 2000年则增至142万人。近7年来，贫困大学生的人数和比例呈迅速增长趋势，目前高校贫困生总数已高达320万人，其中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的特困大学生是100多万，数字惊人。各高校贫困生的平均比例达25%.”之所以有这么多学生抱怨读不起书，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高等教育中贫困学生比例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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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p2A2p 　　因此，不管从理论分析，还是从统计数据来看，自90年代末高昂的学费都没有降低贫困学生的入学率，还增加了贫困学生的入学机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学费可以无限制的上升，低收入家庭可以负担的学费有其底线，学费高过这一底线后，低收入家庭眼看子女肯定无望读大学的时候，甚至提前结束了对其子女的教育投资。高校收费改革实施以来，一些农村地区甚至出现了初中辍学率回升的状况。:p6|p)oG R

Y0eot]^#wG 　　但如果从政策的阐述方式和表达艺术上来看，茅于轼和张维迎两位先生无疑是失败的，政策之所以可以推进并不仅仅是因为其理论和经验上的合理性，更依赖于政治过程的支持，一个设计精巧的方案如果无法被公众认可，也就失去了其价值，政策必须得到政治过程的认可已经成为现在机制设计的必要条件。张维迎说，“剩下的16000元都是政府在补贴，这是穷人在补贴富人。为什么不让富人多出些钱呢？比如说，学费就可以收20000元，贫困家庭的孩子就给他全额奖学金，这就是富人补贴穷人了。”张维迎的表述在情感上就无法让富人接受。如哈佛大学每年学费是4万美元，不可谓不高，但其对家庭收入为6万美元以下的学生免除学费，对家庭收入为6万—18万美元收入的学生酌收学费，这种减免穷人学费的表述尽管其本质与富人多交钱没有区别，但误解和争议则要小得多。这不仅是一个策略问题，也是政治正确的问题。3sV e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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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笔者认为，作为一个方案，张维迎的表述并无不妥之处（当然部分媒体断章取义者除外），也挑战了常人思维的底线。从长远来看，要使“对富人高学费，富人补贴穷人”的政策有利于中低收入者，需要一整套的政策规划来保证公平合理，否则初衷很好的政策最终只会适得其反。同时还需要考虑当前教育机构的体制，高校作为富人向穷人转移支付的桥梁，是否可以以低成本、有效的方式完成这一任务，仍存在疑虑。目前我国的教育领域的制度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落后的会计准则、行政效率低下、资金违规使用等，近些年，挪用公款、贪污腐败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如天津大学原校长单平挪用1亿元炒股，南开大学的4亿元资金在违规使用中被贪污、挪用等。在目前的这种状态下，以高校为中介的转移支付的效率有多高，富人多缴的学费是否可以有效地到达穷人的手里，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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