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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记北大哲学系97研二三怪人发信人: gygy (gygy), 信区: Tri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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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记北大哲学系97研二三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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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站: 新一塌糊涂 (Sat Feb 23 10:39:58 2008), 本站(NewYTHT.Net XinHuT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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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桌饭后闲聊时，同事朋友知悉我出身北大哲学系后，常常会问起一个问题：“你们系有什么怪人？”大概在世人的眼中，学哲学的人里面，怪人总是比较多。其实，北大哲学系首先是“北大”的一个普通学科，其次才是哲学系。也就是说，在那里读书的人一多半看重的是“北大”，这些人一般来说，都不是“怪人”。我们那一届，大概可以称为“怪人”的，也不过两三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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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系里面，专业分得很细，各专业之间的课程很多是完全不重合的，比如我这个学中哲的，从来没怎么上过马哲、逻辑、美学、科学哲学的课，另外出于爱好（而非必修）听过宗教、东方哲学、伦理学、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这是两个不同专业，专攻现代西方哲学的外哲所跟哲学系是半分开的）。不过大体说来，学马哲、科哲、东方、伦理、美学、逻辑等专业的人多数是外校考来的，他们奔着“北大”而来，对专业不是太在乎，有的之所以分在该专业完全是调剂的结果，这些专业少数的北大生无一例外都是保送生（好专业没保送上，只能将就一下，毕竟可以省却考试之苦），真正想来求学问的，大都是在中哲、西哲和宗教。但这里面，并非没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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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怪人：办学堂的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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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宿舍四个人，三个学中哲的，另外一个叫逄飞，专业是马哲，而他之所以分在马哲，是调剂的结果，他原来报考的是中哲或者西哲。逄兄是我们那一届的第一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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逄兄出身吉大哲学系。据他讲，他本科毕业后来到北京，本来没打算考研的，他只是想来找一个地方讲学，看看有没有人听，以此来验证自己的学问。他之所以考研，只是为了寻得一个暂时栖身之所，毕竟有一些生活上的事要面对。他对大多数的北大教授都是非常不屑的，他说，北大只是一个寓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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逄兄的哲学思想奠基于谢林、黑格尔，擅长使用逻辑严密的长句子，后来又深受禅宗的影响，不时来几句让人需要想上半天的短句子。更为关键的是，这不止是逄兄书面语的风格，也是其日常口语的风格——这在我接触的哲学系同仁中，尚无第二人。逄兄喜独居，在燕东园一带租一陋室，喜煮白菜豆腐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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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宿舍里，逄兄用书架将自己封闭在宿舍的一角，书架两边有自写的对联，大意是关于静心养气的，记不清了。逄兄哲学思想由西哲转入中哲后，即以中国哲学慧命延续人自署。逄兄是极为看不起那些学术匠人的，经常会在私下臧否北大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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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的时候，他本来打算去一家私立“渤海大学”的，后来证明“渤海大学”是一场骗人把戏。那个年末，准确说是冬至那一天（据逄兄后来告诉我），逄兄在未名湖边沉思，并下定了独立办学堂的决心。随后，他在北京各大高校贴出海报，征召有志青年，共同组建了“一耽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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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耽学堂的运作方式是组织大学生（包括部分硕士生和博士生），到北京各中小学校进行传统教育，其中在小学主要是读经，包括三字经、大学、论语等，在中学则开展传统文化讲座。教课的大学生都是义务的，用逄飞的话说，这个行动最主要的意义不在于听课的小学生，而在于去教课的大学生，在于“锻炼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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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个行动完全是独立开展的，逄兄一开始是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他就靠原来积攒的一点点生活费支撑了最艰苦的日子。后来，影响大了以后，渐渐有热心传统文化的人士提供一些资助，提供资助的人有大学教授、企业界人士，也包括不少港台人士，其中有著名的南怀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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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姑且不去探讨逄兄的行动到底能否产生真正的作用，他的这份心劲和勇气就让我自愧不如，并且我也相信，在这个日益商业化的社会里，能够真正把这样一份理想化的事业坚持下来，是大多数人所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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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佩服他的同时却不是完全赞同他的理念。虽然我不完全赞同他的理念，但我对他坚持并践行自己理念的行为永远保持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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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怪人：当官的武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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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宿舍的大哥之所以毕业5年后又回来学中哲，主要是因为他和中哲的几个导师关系好（在我看来）。他是北大哲学系88级的，与王丹同级，据说当年他们俩的宿舍是斜对门。在89那一年，他是“最冷静”的一个，不赞成游行，并常劝说同学不要去，他是89一代人中的异数。而按照他的逻辑，他之所以成为异数，是因为那时其他人都不正常，只有他自己是正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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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系研究生里面，北大哲学系本科出身的并不多，我们老大虽然是货真价实的哲学科班出身，却是最不“哲学”的一个人，他对任何形而上学的、虚玄的东西都不感兴趣。学术方面，他认为唯一的学问就是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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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喜做事。班内大小事物、宿舍内大小事物，从不嫌烦嫌累。并常引孔子之言以自许：“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老大做事极稳重，从未见其有急噪之时，其所管理班内账目条理之清晰，让人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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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极重责任。其弟住我们宿舍，老大一个同学混得不如意，老大也帮他找到住处，并每天让他来宿舍一块吃饭，还有老大原来一个朋友的弟弟来京打工，也在这里依老大而吃住。老大不厌其烦，一体承担，所以我们宿舍每天是极其热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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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是北大武术队一员，每天起床极早，练拳不辍，友人皆称其为武术家，让我这个每天睡懒觉的懒虫经常“自惭形秽”，但却从未想过效法其行，于是我们宿舍几个人每天的生活时间往往差别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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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毕业时，成为浙江省选调干部的一员。老大自言：“我最爱吃，当个村官，每天吃吃喝喝，最合我意。”我知道，老大这种人做官肯定是极为负责的，也是绝对不会贪污的，但我却不认为他会成为一个好官，因为他是一个坚持原则不允许有例外的人，而我认为，正确行使权力，最本质的要求恰恰不是无条件地严格执行法律与规定，而在于依仁心、依大局允许和处理条例之外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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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做学问的“老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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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是很准确,我们还是习惯把本科同样在北大读的人称为“老北大”。老北大里面，真正奔着学问来哲学系读研的人中有三个人值得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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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由哲学系本科保送上来的先刚，读的是西哲。先刚是有几分哲学味道的人，人很瘦，少与人交往，桌上床上一尘不染，书桌上方挂一哲人画像，但我不记得是帕斯卡还是笛卡儿。康德等人那些大书，先刚都能读得下去（我们研究生班里，完整读过康德任何一本书的人不会超过3个），学问也颇得教授们器重。我们那一届北大人中，有一个后来名气颇大、叫余杰的人，那时经常以一种请教的态度来拜访先刚老人家。先刚毕业后到德国留学了，哲学界的人常说，不去德国枉学哲学，先刚是我们那一届里面走上正规哲学路的第一人。先刚留在我印象里最深的却是他的一句口头禅，“听老婆的话跟党走”，我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喜欢这句话，这也许正是哲人之所以为哲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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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是由历史系保送上来的王献华，读的基督教。他原来是他们系学生会主席，来以后是我们班党支部书记，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大概是 “油”，北大的习气在他身上沾染最多，不论好的和坏的。他知识面广，认识人多，而且很能说。他的床上和书桌上永远是乱成一团，他的书本来就多，因此床上留下的能睡觉的地方实在是少得可怜。他的样子可能最给以怪人印象，其实却是最“正常”的一个人。献华之所以选择读基督教，我想主要原因是认为读基督教最有前途，喜欢不喜欢尚在其次，更谈不上信仰。献华虽然有点“油”，待人却很诚，我们是很好的朋友。献华毕业以后去以色列了，读基督教就要去以色列，是他的眼光，也是他的勇气。献华爱说的一句话是“人间正道是沧桑”，我同样不太理解他为什么喜欢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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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要提的是一个叫顾卫宇的女孩，我们班女生好象只有4个（实在抱歉啊，我跟女生同志们交往太少），其中3个是保送的，只有顾卫宇一人是自己考过来的。她来自物理系，我们班开第一次班会的时候，辅导员告诉我们，顾卫宇会8门外语（当然至少有一半肯定谈不上精通）。我们面对顾卫宇同志别无选择，只能高山仰止。当然高山仰止还有另外一层原因：顾卫宇同志除了形象不敢恭维，而且对自己的形象从不收拾。我们由此便会想当然地认为，对外表不太重视的人，精神生活一定极为丰富或者高超，不是我们这些凡人所能企及的。研究生3年，除了见面点头以外，我和她说过的话肯定不超过10句。由于她和我太隔膜了，她毕业以后去哪我也已经没有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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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3个人我认为严格讲还不算“怪人”（对顾卫宇同志，我因为太不了解，无法评判），因为他们的行为虽然跟一般人有点不一样，但都还在人之常情之内。如果要算，各自算半个怪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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