琢笑春冰 2006-6-4 14:36
民办教育问题:民办学校为什么哀鸿遍野？
[size=6]Sample Text [color=Navy]Sample Text
80年代:应运而生，意气风发
中国现代政治家中，最令我敬仰的就是邓小平先生。不幸出生于旧官僚地主家庭，从小就饱受社会歧视之苦，在别人的冷眼中艰难长大。没有邓公给我脱掉头上的黑帽子，我很难挺起腰来做人。我这半生还能有机会做点事，主要是托邓公的福。有人曾问邓小平同志在长征期间做了什么，他的回答是“跟着走。”他不仅在长征中如此，在后来治理国家时也如此，他习惯于跟着百姓走。这不是贬低小平同志，而是称赞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从来尊重百姓的创造，他曾说过，所谓政策，就是要将百姓自发的创造合法化。人们称小平同志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其实小平同志的伟大之处，正在他不设计，他放权让利，给基层和百姓空间，让基层和百姓去设计，他只是鼓励和保护基层和百姓的自我设计活动，打破禁锢百姓积极性的条条框框。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自己的创举，这样的创举得到了小平同志的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就这样开始了。“不敢为天下先”，正是小平同志之所以伟大的地方。官员不来强行领导人民向前进，百姓才能学会自己看方向自己走路啊！这样的社会才会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社会。如果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能体悟邓公的精神和原则，任民自主，开放探索，中国的教育不会如此落后。中国的民办教育是那些有志于教育事业的前辈们自己看路自己走出来的，但二十多年来，这条路崎岖不堪，大家都走得太艰难，政策时好时坏，我们时时紧张，就怕坏天气落到头上，就怕遇到教育行政部门这个栏路虎，但是，教育行政权力之嘴总是无处不在，各民办学校都有被咬被伤的痛苦经历。用一位专家的话来说，我们民办教育是步步跨栏，步步冲卡，稍有不慎就摔倒。从小吃苦太多，养成了我凡事如履薄冰，谨小慎微的习惯，现在斗胆写这本册子，实在是因为内心不平、激愤难受，才来这样冒触怒教育行政部门之大险。
民办教育不是政府教育部门设计出来的，而是百姓自发搞出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民办教育应运而生。这个“运”是什么？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公立教育不能从数量上和结构上满足人们的教育需求。需求带来供给，人们教育需求的提高和多样化教育需求的出现，给民办学校带来了空间。改革开放后民办教育再现中国，是顺应社会需求的结果。从我的了解看，1977年恢复高考后，高考补习的强劲的社会需求就出现了。一些老师为了挣点钱，开办高考补习班，这就是我所了解的中国民办教育的开始。1981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始，学生复习需求迅速增加，高考自学考试复习班雨后春笋般出现。从高考补习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复习班的力量中，成长出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民办学校。一些退休教师成了中国民办教育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他们贴出广告，收点学费，租用教室，利用晚上或周末休息时间，组织教师授课，为学生提供考试补习或复习的服务，赚取一点微薄的利润，从一开始就走的就是市场化的路。80年代初期，这样的补习班遍及中国各地，不用多少资金，不用固定场所，不用登记，不用上税，自主收费，自主招生，那真是一个政府管制宽松、民办教育大发展的阶段。河南郑州胡大白兴办民办教育的经历很有代表性:1981年冬天，郑州中文系讲师胡大白因公被烧伤，办了残疾证。1984年，胡大白以30元起家，租教室，请老师，满大街贴招生广告，办起了自学考试辅导班。这就是现在的黄河科技大学的由来。另外，中华社会大学的创建也很有代表性。1982年，年已花甲的于陆琳等人从人民大学借了1000元钱，在别人的账户上开了个户头，在北京租了两处四合院共1000平米，就这样开始招生，中华社会大学这靠1000元开办了起来，到现在仍有在校生几千人。当时由于受到一些政策障碍，于陆琳上书彭真，彭真和胡耀邦都给予支持和肯定。1000元钱，租的1000平米四合院，几个退休老人，就这样开办了大学，成为首批国家学历文凭考试试点校。现在听来，简单不可思异。进入门槛如此之低，政策如此之开放，不可想象！但是，这就是时代精神！如果按照教育行政部门现在的“规范化管理”规定，这样的大学不可能出现。现在的门槛越来越高，仅就建筑条件而言，要举非学历高等教育，必须有固定、独立、相对集中的土地和校舍。校舍一般应包括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含实习场所及附属用房）、校系行政用房及其它用房五项，学校建筑面积标准为:文法财经类学校每生10平方米，理工农医类学校每生16平方米。学校的质量，不在外在的条件，重在教师的质量，而教育的质量是很难考评的。一个讲师的水平就一定比一位教授差吗？学校的质量，应当由教育行政部门来把关呢还是由市场来把关呢？上世纪80年代的精神就是，让社会自己来把关吧！这种开放进取的精神，在我们现在的教育行政部门中早已枯竭！他们现在只会借规范管理之名，拉高进入门槛，压缩教育供给，以维持自己利益系统的垄断利益。
社会有这种教育服务需求，有人愿意并能提供这种教育服务，供给和需求互相促进。80年代初，整个社会充满着改革的精神，对新生事物持有一种开放和支持的态度，这类民办的补习班、辅导班、幼儿园、职业培训学校、特长教育（如文艺）学校和民办高等学校得到了政府的认可。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通过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规定:“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彭真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提到:“国家一定要用足够的力量举办教育事业，同时又要发动各种社会力量，包括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其他社会组织以及国家批准的私人办学者，采取多种形式和依靠广大群众来举办教育事业。”彭真的报告肯定了“私人办学”，强调依靠广大群众来办学。也就是说，民间走在前面，政府跟在后面予以法律上的规范和肯定。以后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规定》和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都鼓励社会力量办学，80年代中后期，民办教育进入第一个发展高峰期。到1988+1年，仅北京、上海等十几个大城市，各类民办学校已有2000多所，在校生达到了300多万人。300多万学生的不同的教育服务需求在民办学校中得到的实现。这是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和放权让利精神的体现。
90年代:层层设卡，层层突破
1992年小平南巡，强调“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针对民办教育“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强调要“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我与许多民办教育的同仁一起，正是在这种充满开放热情的氛围中，大胆地闯入了教育领域。这时的教育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出现了一个流动性极高的中产阶级群体，他们收入相对较高，但却无时间和精力照看孩子，他们希望孩子有一个学习和托放的地方。寄宿制学校又应运而生。寄宿制学校要建设宿舍，意味着更大的教育资本投入。因此，在其它形式的民办教育的总量和多样性继续发展之外，有资本的公司和个人进入教育，就成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民办教育的特征。而且，针对这类家庭孩子处于基础教育阶段的特点，大量的资本进入了中小学这类基础教育领域，大规模、高规格、高收费的民办学校成批出现在中国。我们南洋教育算是首批进入基础教育领域的投资规模最大的民办寄宿学校。新的教育需求结构再次带来新的教育供给结构。1999年6月15日，全国第三次教育会议召开，江**、朱镕基总理等中央领导高度肯定民办教育的作用，朱总理甚至动情地说，解决中国教育供给的问题，除了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之外别无它法。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我们南洋决定收缩在其它领域的业务，将所有力量集中起来干教育。
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民办教育大发展的年代，也是民办教育与教育行政部门摩擦开始加剧的年代。为什么会这样？我最近想了许多，归纳出以下几条原因。第一，民办教育的发展已开始侵入到了传统公立学校的地盘上，竞争生源和教师，对公立学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教育行政部门开始站在公立学校立场，利用行政权力来限制和对付民办学校；第二，民办学校数量和规模已日趋膨胀，教育行政部门已不得不重视，力求将其纳入行政统治范围。但是教育行政部门过于简单地试图用管理公立学校的老思路和老办法来管理民办学校，摩擦因此而出现。民办学校与教育行政部门的矛盾开始普遍出现，表现在人事权、财权、课程权、招生权、收费权等等方面。旧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与新兴的民办教育内在特点不相适应的状况日趋明显，整个社会对民办教育配套的环境也没有出现，谁听谁的呢？当然是胳膊扭不过大腿，只有民办学校听教育行政部门的，但是，按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定办，民办学校开始面临重重困难。无论在土地、融资、税收等方面，民办学校皆面临打压。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民办学校开始抱怨说，在民办教育“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中，中央只管“积极鼓励，大力支持”前两条，而教育行政部门只管“加强管制”最后这一条，中央与教育行政部门嘴里出来的不是一个味道的气。谁更管用，不是中央领导的开明讲话，而是教育行政部门的红头文件。我开始体会到了中央与部门的微妙差别，中央管方向，这往往是正确的，部门只顾自己的利益，这往往是不公平的。教育部门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与政策化，这从90年代后期开始突显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1994年《教育法》中有关民办教育是公益事业，民办教育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规定就开始构成对民办学校的重大制约。因为是公益事业，所以不能抵押贷款，这就无法从银行融资。因为不以营利为目的，民间资金进入有限。1997年《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也沿用了《教育法》的原则。这些规定，把民办学校逼向了收“储备金”、“集资款”等风险极大的融资活动。与此同时，控制民办学校的招生、聘请教师、收费、广告等恶劣行政行为也愈来愈多。教育行政部门千方百计控制民办学校发展，管制愈来愈细愈来愈密，民办学校的日子愈来愈难过。每次民办学校的同仁们开会，除了抱怨还是抱怨。
21世纪初的民办教育:教育权力资本围剿，民办学校哀鸿遍野
如何描述2000年以来中国民办学校的状态？我只能用“哀鸿遍野”这四个字来形容。今年8月份，我到河南、山东等地考察了数十天，民办学校真是万户萧条，惨不忍睹。商丘立博学校，学生最多时2000多名，于2001年倒闭。商丘南开附中，最多学生数1000多名，于2003年8月倒闭。洛阳凯通外国语学校，学生最多时1200名，于2003年2月倒闭。洛阳育良中学，最多学生数700多名，2001年倒闭。另外倒闭的学校还有洛阳三明中学、焦作市新世纪学校、开封盖亚学校等。现在仍有一些民办学校挣扎于死亡线上。洛阳市光华学校，最多学生数约2600名，现在只有学生约300。郑州市亿龙学校、先锋学校、绿荫学校、国栋学校等学校最多学生数都在1000名以上，现在普遍只有200~300名，根本不够维系学校的正常运行。河南如此，山东也如此。济南致远学校建校十来年，校舍设备精良，颇有声誉，最多学生数1000多名，刚于2004年春倒闭。老牌名校齐鲁私立学校因生源锐减，于2003年秋天被公立重点学校“济南市铁路第一中学”兼并。建于1999年的聊城市文轩学校，最多学生数2000多人，现已被聊城市公立学校聊城一中收购。位于潍坊的英才学府成立于1993年，2000年时还有学生数1500多人，今秋开学仅余学生100来名，只好卖掉了学校。孔阜中英文学校2001年建校，260亩地，1.2亿投资，2003年秋学生不足40人。情况还好的就是山东民校的大哥大“双月园”，投资3亿多，占地560亩，最多学生数4000多人，现在仍有2000多人，减了一半左右。刚于2003年建成的泰山国际学校一片冷清，设计3000人的能力，现在招生人数不到300人。
按山东、河南的情况，我粗略算了一下，2000~2003年，中国民办学校倒闭一半以上，还活着的也只剩不下几口气了。二十多年发展起来的中国民办学校如此迅速地全面崩溃，原因是什么呢？道理很简单，我在前面已零散分析过，这就是中国教育权力垄断资本（官商勾结）的全面出笼。
就我的接触而言，全国人大对中国民办教育的理解最为深刻，对民办教育的发展最为关注和热心。1996年底，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民办教育列入了1997年的立法规划，由科教文卫委员会负责起草。1998年，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其列入五年立法规划。为了制订好《民办教育促进法》，全国人大组织了许多次的调研、考察和讨论。每次重要讨论，都以开放透明的心态，组织各部委、各专家和民办教育的负责人共同研讨。我多次参加这样的讨论会。全国人大F过程的公开透明，平等参与，讨论协商令我激动不已。我从中看到了中国政治公平、民主和清明的一面。虽然我对民办教育事业的信心日趋减弱，但是，当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时，我内心激动不已，心想，虽然存在这么多的问题，便我们终于有了一部不错的法律，教育事业，应该还可以再干下去。这部法律解决了多年困绕中国民办教育的几大问题。例如，第五条:国家保障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第三十五条:民办学校对举办者投入民办学校的资产、国有资产、受赠的财产以及办学积累，享有法人财产权。第四十八条:国家鼓励金融机构运用信贷手段，支持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第五十一条: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我们政府还是能够着眼大局、与时俱进的。
我的兴奋并没有能持续多长时间。当教育行政部门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细则》和《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随后出台时，我的心一下子就冷透了。这两个文件，把全国人大多年辛辛苦苦制订出来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变成了民办教育破产法。我担心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教育权力资本全面出笼了！我知道，原有的真正的民办教育完了。
进入民办教育以来，我一直高度紧张地关注着公立学校的转制问题。教育领域的权力资本化，化公为私，一直都是在偷偷摸摸的进行，但规模都不算大。早在1994年，教育行政部门就已开始进行“民办公助”和“公办民助”的试验，小步推进部分公立学校进行转制探索。我明白，这就是化公立学校教育资源为权力关系人私人教育资源的试验。我想，无论如何，教育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公立学校承担着公平的基本责任，别的经济领域可以采取股份制等形式来完成所有权改造，但教育部门一定不敢在公立教育资源私有化上打主意，这可是牵动千家万户的大事。即便在最资本主义化的国家，公立教育与私立教育的管理也是严格分开的，谁都不敢忽视公立教育承担的社会公平职能。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和公立学校的校长们再贪再坏，恐怕也不会大规模把公立学校的优势教育资源占有已有吧！历朝历代，相对来说，学政往往是干净的地方。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不敢胡来吧！我清楚得很，公立名校是纳税人的钱养肥的，在应试教育上具有绝对的优势。只要公立大学开办民办“独立学院”的政策一放开，真正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就完了。“名校办民校”的政策一展开，真正的民办学校就倒大霉了。要么是经济上完了，要么是被公立学校收编，民办教育承担的素质教育探索的功能完了。不是经济上死了就是精神上死了，更有可能的是经济与精神的双重死亡。我真的没有想到，教育行政部门做事如此肆无忌旦，如此胆大包天，如此急迫地要瓜分公立教育资源，如此没有底线！教育行政部门以国家赋予的行政权力来谋取自己的垄断利益，竟然如此不顾国家政权大局！他们胆大妄为到我不敢想像的地步。有教育部门这样腐败透顶的行政机构在管制我们，我怎么还敢搞教育？《教育法》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行政部门过去用《教育法》来管制我们民办学校，对民办学校的收费严加控制，不顾民办学校的市场化性质，就怕民办学校多收了学费。而现在，教育行政部门以政策的形式大力保护公立学校以民办的名义赚取利润，自己也参与分成，这时他们早已忘了还有一部以规范公立学校为目标的《教育法》。马克思关于法不过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的论断，我切肤般痛地体会到了。这是利益控制下的意志，这样的黑色意志和利益竟能如此轻易地变成堂堂的教育法律！
81年前（1923年），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的校长，他的辞职宣言中称“我决不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当今中国教育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赶得上蔡先生的一分一毫。蔡元培先生以自己的辞职来抗议当时政府教育部门对教育自由与教育独立的压制，他出于精神的苦恼而辞职。81年了，与当年蔡元培先生的处境相比，今天中国教育界承受着更大的双重的压力，精神的压抑与经济的压抑。这双重的压力摧毁了一个个学校，摧毁了一个个教育梦。我无德无能，不愿再承受这无理的压制和破坏，不愿再在这种无意义无希望的状态下过艰苦而无聊的生活。我选择了离开南洋，我选择了对教育行政部门的抗议、批判和我对教育官僚们最强烈的咒诅。
破碎的教育梦－－《教育炼狱十年》后记
任靖玺
我是一位热爱教育事业的人，南洋教育十二年，十二年风风雨雨，并没有消磨掉我对教育本身的热爱，但却愈来愈强化了我对当今教育制度的憎恨。近一、二年来，我总希望有时间和机会将自己经教育炼狱折磨出来的想法整理出来。但身在南洋，一来诸事烦多，静不下心来，二来作为南洋教育集团董事长，为南洋事业的利害关系考虑，许多话只能憋在心里，不敢表达出来。2003年12月25日北京中亚财富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入主南洋后，我开始思考本册子的写作。从2004年7月15日我彻底地退出南洋时候起，我开始写作此册子，用了整整90天的时间，在2004年10月15日写作完毕。
本册子是我多年苦闷郁结、发愤而作的结果，十二年的南洋教育生涯使我明白了一点:如果听任这种垄断腐败的教育制度继续存在下去，就是放任罪恶继续存在下去。这样的教育制度不改，中国的教育就没有希望，中国的教师和孩子就没有希望，中国社会和政治文明的良性发展就没有希望。多年来，我们从事教育尤其是民办教育的同仁们都压着一肚皮子的怨气，大家对中国教育行政的溃烂现状都有许多痛切的看法，但是，出于种种可以理解的原因，很少有人站出来公开呐喊和抗议。我在思考和写作本小册子的过程中，也时时处于担心、犹疑、紧张甚至害怕的心态中，数次停笔，不想再写下去。家人和少数好朋友知道我在写这样内容的册子，为了我好，也真诚地劝我要明哲保身。他们说，你已退出了南洋，南洋与你无关了，你还参呼什么教育。教育事业，这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是社会的事，你一个人鸡蛋碰石头，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好好的日子不过，惹什么麻烦！你们搞教育的人，谁不难受，这些问题谁不明白，人家都能忍，就你不能忍？家人和朋友们说得并非没有道理，但一想到南洋十二年的苦日子，一想到当前愈来愈邪门的欺压百姓的教育制度，我就有一种硬被人欺负虐待的感觉，我总感到嗓子里卡了块硬骨头，不吐出来实在是难受。中国教育存在着这么根本性的弊病，总得有人来说啊！
那些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教育行政官员们如果看到了这本小册子，他们一定会很不高兴。多年来，我给他们中的许多人当面提过建议，但管用吗？他们也许并不明白，其实他们让全中国的学校、教师、家长和孩子们很不高兴的日子已经很久了！他们也许并不明白，他们利用国家赋予他们的权力干了太多不该干的事。他们也许不明白，他们就坐在自己制造的师生家长积怨的火山口上。也许，他们会从这本小册得到一些真实信息，也许，他们会知道自己的面目在百姓眼中并不好看，也许，他们会因此而收敛一点，但是，我对这些“也许”并不抱什么奢望。我在教育行政部门里也有一些很有想法****朋友，本书的一些观点其实也受惠于他们与我的交流，但是，这些有想法的官员们根本左右不了教育垄断腐败恶化的趋势。这么多年来，针对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研究教育的无数专家们也提出过不少优秀的报告和建议，但最后都变成了成吨成吨的废纸，有什么用呢？教育部门的一些官员屁股指挥脑子，头脑已变得僵死干硬，他们习惯于只认自己的特权和利益，不顾百姓的权利和利益了。我不愿再对着他们的耳朵说悄悄话，如果我再这样做，我会感到耻辱。这本册子，表达的是我们南洋和民办教育的苦难和气愤，表达的是我对中国教育管制制度和一些教育行政官员的批判和诅咒，他们的管卡压不断将一个个充满激情和希望的民办学校推向困境。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和私利，不顾中国民办教育的死活，不顾中国教育的整体发展，不顾千千万万百姓对教育革新的渴望。中国要发展，教育必须变革；中国要发展，就必须打破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权的垄断和侵占；中国要发展，就必须还教育自主权于社会、于学校、于教师和家长；中国要发展，我们就必须遵循邓小平先生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方针；中国要发展，我们就必须走蔡元培先生倡导的“教育独立”与“教育自由”之路。在此，我想借本后记再对他们说最后一句话:虽然你们高高在上，有本事宣判任何一个学校的存亡。但南洋在法律上与我已无关，你们不能因为我和这本小册子的关系，而去为难南洋的校领导、教师和学生们。如果你们这样做，将是罪上加罪。至于你们如何看我，如何对待我，我不在乎了！随你们便吧！天地茫茫，人生苦短，天地之间转瞬即逝的我，该了的要了，该做的要做，随你们便吧！
[/color][/size]
[[i] 本帖最后由 琢笑春冰 于 2006-6-4 14:38 编辑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