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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选读(两汉\魏晋部分)[b]一.两汉文论[/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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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谈谈司马迁文学理论批评观对现实主义文学有哪些积极意义?[/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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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文艺理论批评观对后世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影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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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司马迁评价屈原时肯定了他的“怨”和直谏的精神,他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肯定他的“直谏”精神。这种对黑暗现实的怨愤情绪和对统治者的“直谏”精神是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后世的现实主义作家正是秉承这种精神,形成了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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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司马迁在著名的《报任少卿书》一文中说:“西伯幽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作也。总结出了“发愤著书”说。对后代受迫害的进步作家在艰苦险恶的环境下坚持文学创作是有力的鼓舞和激励。同时,唐代韩愈提出的“不平则鸣”说、宋代欧阳修提出的“诗穷而后工”说,都是受到过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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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东汉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里对司马迁和《史记》有很多批评,但也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在司马迁的创作中确实体现了“实录”的创作原则,例如他对当朝开国的最高统治者刘邦,既写了他统一天下的雄才大略和他知人善任、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眼光,也写出了他虚伪、狡诈、凶残的流氓无赖嘴脸。对当代“今上”的汉武帝刘彻,既表彰他打击匈奴、保卫国家的伟大功绩,也写了他加重税敛、穷兵黩武、任用酷吏的凶残和求仙访道、笃信方士的荒唐可笑。他的“实录”精神不仅影响了我国古代史学著作公正不阿的写作传统,也对后世许多现实主义作家坚持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创作精神有极大影响,杜甫的诗歌被成为“诗史”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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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司马迁的文学思想影响了我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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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结合《史记》的某些内容来看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应该理解为:《史记》有哪些内容体现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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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著名的《报任少卿书》一文中说:“西伯幽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作也。总结出了“发愤著书”说。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就是说作家由于身处险恶的环境之中,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施展自己的抱负,往往发愤著述,以发泄心中的愤懑,寄托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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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史记》的许多传记记载了一些历史人物,由于政治环境和其他环境的艰险困厄,其理想抱负不能实现,就常常以著书来寄托理想和信念。特别时《屈原列传》,写屈原由于受奸佞小人的迫害和昏乱君王的放逐,满腔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只能在其《离骚》和其他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苦闷,抒发自己的愤懑,最后自沉汨罗而死。这是“发愤著书”的一个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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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司马迁本人,也由于受到汉武帝的迫害,屈辱愤懑之情无以发泄,只能忍辱含垢,最后发愤写成《史记》,表彰正义,鞭挞黑暗,以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感情。这也正是他自己的“发愤著书”说的最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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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司马迁的“实录”与文学的真实性的异同。[/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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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录”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创作原则。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肯定了司马迁的 “实录”精神。根据班固的话,所谓“实录”就是以直接明白的言辞,记述事实的本来面目,既不虚假的美化,也不隐讳丑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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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文学的真实性的相同之处,是它们都以真实的笔触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既“不虚美”,也 “不隐恶”。但司马迁的“实录”必须以写真人真事为原则,只能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选择事件、组织材料、裁减史实、安排情节,不能虚构人物和事件;文学的真实性则是通过艺术形象从本质上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它不同于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可以在不违反本质真实的基础上,通过夸张、想象等艺术手法虚构人物和事件情节,构思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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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毛诗大序》对诗歌的抒情有什么认识?这种观点在文学史上有什么积极和消极的影响?[/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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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早在先秦时代就有“诗言志”的说法,《左传》里有“赋诗言志”之说,《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乐记》更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虽然说的是音乐,但已说明了艺术作品的抒情性特点。《毛诗大序》继承先秦典籍,特别是《乐记》的观点,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明确提出了“情志统一”说。(2)但《毛诗大序》又说诗歌创作要“发乎情,止乎礼义”,要求诗歌的抒情必须要符合礼义的要求,不能违反,对诗歌的抒情作用提出了限制和规范。(3)《毛诗大序》的这种对诗歌抒情的认识和规范的积极意义和消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明确指出了诗歌通过抒情来言志的特点,即“情志统一”说,强调诗歌是抒情的,虽然它在情志关系上更重视“志”,但也肯定了“情”在“言志”上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已较先秦“诗言志”说更进一步深化了。这对后世诗论家关于诗歌抒情的理论有积极影响;其二:提出了诗歌创作要合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即认为诗歌创作要从感情抒发出发,但不能超越礼义的规范。由此,在揭露和批判统治者和社会黑暗方面,就必须“主文而谲谏”,即要用委婉的文辞来表达谏劝的意思。这就没有脱离儒家“诗教”传统观念的保守性,限制了诗歌抒情理论的健康发展,仍然容易使诗歌成为礼义说教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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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浅述《毛诗大序》关于文学和社会现实关系的论述以及文学对社会现实生活的作用。[/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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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大序》认为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有两个方面:首先,文学艺术(包括诗歌)是现实政治、社会生活的反映。文章中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就是说,社会政治状况不同,所产生的诗歌便又不同的情感内容和风格特点,那么,反过来,从这不同的音乐(诗歌也是一样)就可以了解当时的政治好坏和治乱得失。又如,它还提出“变风”、“变雅”,认为这是“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衰败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生活在文学艺术(当然同样包括诗歌)上的反映,对文艺和现实关系作了明确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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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毛诗大序》很重视文学对于社会、政治的教化功用和诗歌的谏劝讽喻作用。在文学对于社会、政治的教化功用方面,文章说:“上以风化下”(统治者用文学艺术教育人民),“先王以是(指诗歌音乐等文艺作品)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指出诗歌是统治者教化人民的工具。在诗歌的谏劝讽喻作用方面,文章说:“下以风刺上”,“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形,以讽其上”。史官要收集民间的诗歌,以讽喻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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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毛诗大序》认为文学特别是诗歌有教育人民的作用,同时肯定了诗歌的讽刺社会、批评现实的作用,这就为后来进步文学家干预生活、批判现实、揭露黑暗提供了理论依据。这种观念为杜甫、白居易等许多现实主义的作家所继承和发扬,对我国古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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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浅谈《毛诗大序》所具有的民本思想倾向。[/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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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大序》是典型的儒家诗论观,先秦孔子、孟子等儒家大师,在接触到文学的作用时,常常表现出民本倾向。《论语》肯定了诗“可以观”、“可以怨”,就是说诗可以观察社会政治和道德风尚的状况,可以怨悱讽刺上政,对统治者进行谏劝。这就表现了孔子对社会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关心,是一种民本思想的体现。孟子则继承了孔子的观点,提出了“与民同乐”的文艺美学思想,这是他“仁政”与“民本”思想在文艺上的体现。《毛诗大序》发展了先秦儒家关注现实、关注民生的带有民本倾向的文艺观,成为两千多年来封建正统的文艺纲领。《毛诗大序》在论述诗歌的基本特征时,肯定了诗歌是以人的情志为出发点,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结果,认为诗歌是人们抒情言志的体现。另外,《毛诗大序》注重诗歌反映、批判现实,关注民生的政治社会功用,认为统治者可以“以风化下”,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下层人民可以“以风刺上”,并且要“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里,无论是教化人民还是讽谕谏劝,都是与社会民生有关,是关注社会民生的表现,带有一定的民本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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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分析评价王充“疾虚妄”精神对于他的文学观念的影响。[/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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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提倡真实,反对“虚妄”,他自述写作《论衡》的主旨是“疾虚妄”。(《论衡·佚文》)。所谓“疾虚妄”就是要求一切文章和著作内容必须是真实的,反对虚假妄诞的“奇怪之语”、“虚妄之文”,批判“好谈论者增益事实,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论衡·对作》)。王充着重探讨了书籍文章中的“增益之辞”。一方面,王充在解释《尚书》、《诗经》等先秦儒家经典和其它个别著作的“增益之辞”时,看到了文学创作中夸张、修饰的用心,认为这是“妥增”,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关系;但另一方面,王充又没有把这种正确的理解贯穿于对所有书籍和文章的夸张描写之中,对浪漫主义创作、神话、传说等也予以否定和批判,认为这是“妄增”,即说假话,这就忽略了艺术真实可以想象、夸张、虚构的特殊性,体现了他机械唯物主义的局限性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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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试论王充的文学发展史观。[/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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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之前和同时的文学家和批评家,多数思想保守,摹拟和复古成了时代风尚;汉代又是个经学章句大盛的时代,注经的章句往往下笔千言,语言艰深古奥,严重脱离现实。王充不满这种状况,他本着“疾虚妄”和“为世用”的精神,着重当代,着重实际,在《自纪》等篇中提出了表达自己的某些文学观的主张:主张独创,反对复古摹拟;主张言文合一,反对艰深古奥;在评价作者问题上,他指出,历史是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不能崇古贱今,向声背实,认为“古”一定比“今”好;后世超过前代,今人胜过古人,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些观点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了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体现了王充进步的文学发展观。同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也本着“疾虚妄”和“为世用”的精神,看重当代,看重实际,不盲目崇古信古,语言上他也摈弃古奥艰深的言辞,而采用当时的口语,这正是他对自己理论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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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汉部分我要强调一下,两汉里的重点是司马迁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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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二、魏晋南北朝文论[/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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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试述《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说在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重要意义。[/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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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在《典论·论文》里,从研究作家的才能与文体的性质的关系出发,认为作家个性对文学创作又重要意义,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可以看出,这里的“气”,是由作家的不同个性所形成的,指的是作家在禀性、气度、感情等方面的特点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精神风貌在文章中的体现。“文以气为主”就是强调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的特殊个性,要求文章必须有鲜明的创作个性,而这种个性只能为作家个人所独有,“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虽是父子也不能相传授,这就说明了作家创作的独特个性和不同作家文章风格的多样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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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先秦时代,孟子就提出了“气”的概念,提出了“养气”说,但孟子的“气”是指作家的高尚的道德品格在文章中的体现,曹丕是最早将哲学领域中“气”的概念引入到文学创作和评论中,并加以发展,“文以气为主”说,后世许多文论家、诗论家常以气论诗、论文,形成了传统,这当是受到了曹丕“文以气为主”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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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曹丕《典论·论文》提出的“诗赋欲丽”,作为文体论观点与前代文论有何区别?[/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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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学”,在先秦指文章博学,汉代时常指文献经典,在曹丕以前,文、史、哲一体,统统被称为文章,作为以诗赋为主要体裁的文学基本上还没有独立出来,即使是《诗经》,我们现在认为是文学作品,但在古代,很长时间,不被看作是文学,而是“经”。曹丕在其《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体的“四科八体”论,并且指出“四科”各有其文体特点,提出了“诗赋欲丽”的观点。所谓“诗赋欲丽”,就是说指出诗、赋应该辞藻华丽,讲究文采。这与以前的文论思想相比,曹丕看到了文学与其他的史学、哲学的文章的不同特点,指出作为文学的主要体裁的诗赋区别于其它体裁文章“丽”的美学特征,使文学逐渐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这对于诗歌等抒情文学的发展,有着特别深远的影响。曹丕《典论·论文》的“诗赋欲丽”的观点表明,文学自觉的时代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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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曹丕在《典论·论文》里对当时文坛有什么批评?这种批评有何意义?[/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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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曹丕在《典论·论文》里首先指出了当时文坛上的文人相轻的现象,说: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并举出班固轻视傅毅的例子。对于这种现象,曹植批评道:“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认为文章体裁多种多样,作家的才能各有所偏,只能善于写作与他的才能相适应的文体文章,不可能精通所有文体。因而提出了“文本同而末异”的说法,并且由此引出他的“四科八体”的文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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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典论·论文》里曹丕还对“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他在分析孔融等“七子”的文章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后说:“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暗于自见,谓自为贤。”在此,他发挥了王充反对好古贱今的思想,批评人们盲目崇古的不良倾向,主张客观和实事求是的文学批评风尚。在这里,曹丕似乎看到了文学创作的时代演变和发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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